吴重庆在其新著《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下文简称吴著）中，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对“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结构及其性质做出了新判断，给予了当前农民行为逻辑和农村基本社会秩序的新概括。“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作者在农村调研中的顿悟，也是学术传承与对话的结果，它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有密切的渊源。
一
“熟人社会”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经典表述。费孝通将“熟人社会”定义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信息层面来讲，在熟人社会中，农民之间相互知根知底，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凭咳嗽声、脚步声和敲门声就能判断对方是谁。人们的信息是透明和对称的，谁都无法保留秘密、无法蒙混过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清楚对方怎么行为，会出什么样的牌、说什么样的话。熟人社会里压根没有私事，没有隐私，权力和利益结构也是明确且固定的。
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构建的具有差等序列的关系网络。它是以血缘为基本连接纽带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讲究长幼尊卑、男女秩序。它既有内外之别，也有亲疏远近之分。前者是指血缘内部与外部的分别，同一血缘内部所有人都是“自己人”，而血缘之外则是外人，或是“熟悉的陌生人”。后者意味着即便在一个“自己人”认同单位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差别的，血缘关系越近，关系越紧密。反之则关系疏离。
在交往规则上，熟人社会也有其独特性，首先是“伦理本位”，其次是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最后是追求“做人”与“相处”的关系法则。这些规则皆与陌生人社会交往的“法治”相差甚远，它们使熟人社会被凝结成紧密的生活与伦理共同体。
随着革命和市场对农村的改造，传统农村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农民的行为逻辑逐步改变，学界出现了对熟人社会及其行为逻辑的不同描述和阐释。其中包括贺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概念表达的是在非传统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一级，农民由于交往的非密集性、非高频度性而导致相识却不熟悉的状态。它是对农民间熟悉程度差异的描述，是对信息不对称的刻画。除了空间的扩大导致信息的不熟悉以外，社会流动、职业分化、阶层变动、血缘地缘淡化等缘故，也导致农民间的交往频度减少，交往时空缩小，交往深度降低，以及农民隐私权逐渐兴起，即便在自然村、小组内部，农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大大降低，相互之间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从这一角度来讲，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熟人社会的量变。吴重庆看到了熟人社会的变迁，也意识到量变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无法囊括熟人社会的所有变化，尤其是社会结构、行为逻辑等质变层面。他开始寻找再概念化的着力点。
二
“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从农村的“空心化”里生长出来的概念。在村庄“空心化”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之间，吴重庆找了个中间变量将二者勾连起来，它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角色。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依据该理论，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有一定数量的行动主体在其中交互作用，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如果缺少足够的行动主体，社会系统就无法运转，就会出现病态现象。
中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流动出去的青壮年劳动力，正是农村活跃的主体。这些人流出后，村庄就出现了“主体不在场”的状况，导致村庄的“病态”。吴重庆总结了这种“病态”的几种表现：“舆论失灵”、“面子贬值”和“社会资本流失”。舆论、面子和社会资本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它们的流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转向和变迁。这里的逻辑是，无论是舆论发挥作用，还是面子机制运转，抑或是社会关系起作用，都有赖于村庄中青壮年之间高频度、长时段的交往活动，有赖于由于人多形成“人多势众”、“唾沫星子淹死人”的集群效应，以及由于“面对面”生活而不得不在乎对方的存在、不得不相互提供和利用资源的“给人情”、“买面子”的机制。如今，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时间不在村庄里生活，他们可以轻易逃脱村庄的惩罚，就无法形成相互之间的压力，无法相互利用彼此的资源，更无法生发深厚的交往和友谊。一言以蔽之，人都不在村了，舆论自然就失灵了，人们就不在乎人情面子了，相互之间的支持网络也就越来越松散了。叙述到此，熟人社会似乎已然解体。
但是，吴重庆笔锋一转，说熟人社会还是存在的，因为常年流出的青壮年总会间歇性地回到村庄，尤其是在重要节庆的时候。此时，熟人社会原有的特征又会周期性地呈现。这确实没有脱离他的理论逻辑——主体回来了，他们又开始了密集的交互作用，村庄原有的结构又开始运转，村庄舆论又可起作用了，人情面子还是要讲的，宗亲关系又重要了起来，熟人社会就又有了。吴重庆重点讲述了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呈现的几个方面，诸如农村纠纷年终算总账、通过“夸富”寻求认同，及参与重要节庆的宗族活动寻求宗族认同。
分析到此，“无主体熟人社会”对当前农村社会性质做出的新判断也就呼之欲出了：与“半熟人社会”强调信息不对称不同，它强调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的在场与否，强调行动主体的角色与交互作用。当行动主体完整行动的时候，就会形成健全的社会系统，熟人社会就是个运转良好的结构；当行动主体缺席时，系统就会出现问题，原有的结构就会崩溃，或者不起作用。“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行动主体长时间缺失的社会，问题不断；也是个行动主体短时期内聚集的社会，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凸显，也是问题。
“无主体熟人社会”首先是个描述性概念，它清晰地勾勒了农村社会流动带来的与传统熟人社会不同的症候。根据我的农村调研经验，“无主体熟人社会”能够囊括农村的“空心化”、民工潮、“三留守”、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工返乡、村庄凋敝、治理瘫痪、恶人治村、“城乡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抛荒等现象。这些现象与问题都与农村青壮年流出或返乡有密切关系，“无主体熟人社会”完全可以将之纳入自己的描述范畴。当人们看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农村社会的这些现象和问题。反之，当人们遇到这些现象时，就会联想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
更重要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还是个解释性的概念，它在中观层面建构了对农村诸多问题的解释体系。中观概念是介于高度抽象的宏观概念与描述性的微观概念之间的中层理论，它既关注微观社会问题，又能提出理论假设。所谓解释性，就是将概念本身内含的诸多要素作为中间变量，经过排列组合后，以推导出某些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建构解释链。作为中层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至少包含了“革命运动”、“革命后的市场经济”、“农民流动”、“村庄空心化”、“舆论缺失”、“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失”、“农民返乡”等理论构件，以及由这些要素可以直接推导出的“血缘地缘关系淡化”、“社会关系原子化”、“阶层分化与竞争”、“个体化”、“无根基化”、“交往规则变化”等概念要素。通过选取这些要素，对它们进行有机组合排列，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推理链条，最终就能推导出被解释的政治社会现象。这里的推导过程一般要在三步或三步以上，方能称得上是要素之间的“链式”联系。一旦解释的链条拉长，解释本身就会有广度和纵深。因此，“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包含诸多现象和解释链条的理论框架。作为例子，运用该理论对以下三种农村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混混进村。混混进村在中部农村较为凸显，首先与该地区青壮年流出村庄有关，它使得村庄没有抵抗外来混混的力量。青壮年流出后，村庄出现了舆论失灵，引混混进村的人感受不到村庄舆论的压力，因而敢于这么做。同时人情面子等传统行为规则失效，人们不在乎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很自然地援引混混等力量进村博弈。
传统复兴。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方面村民的个体意识高涨，另一方面宗族复兴迹象明显的悖论现象。论其缘由，首先，个体意识高涨与农民主体外出闯荡有关，务工经商和资本主义市场形塑了农民个体，所谓成功者皆在于个人，而非宗族。其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虽然身体在路上，却得给灵魂找到一个归属，既成的归属是村庄和宗族。最后，农民不可能在外出时经营自己的归属，而必须在返乡后，因此重要的节庆回家也就成了他们经营归属、参与村庄竞争和获得认可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们对参与宗族活动，参与传统信仰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传统复兴势在必行。
伦理失序。据调查，农村伦理失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的不赡养及对老年人自杀的正面化，二是一些农村地区对失足女性持正面态度。这也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得到解释。首先，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为了在村庄竞争中胜出。其次，农民外出后，村庄的伦理道德减弱，舆论压力减少，这就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参与竞争提供了可能。最后，农民只要能够在村庄竞争中胜出，直至最后搬出村庄，就更不在乎村庄的舆论压力了，于是竞争的手段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村庄伦理也就逐渐淡出村庄竞争和村庄生活。
除了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以外，吴著还强调了实践的一面。这是其理论基础的自然推演。“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隐含着行动主体与结构的交互关系性，行动主体在结构中行动，又重塑和强化结构。结构规范行动主体的行动，又依赖行动主体的行动而存在。当行动主体缺失的时候，结构也就散架了，由结构支撑的系列社会功能也不再存在。所以，吴重庆主张通过社会建设，以重建行动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达到重建熟人社会的目的。
三
调查发现，行动主体的在场与否固然重要，但农村的变化绝不止于行动主体是否在场，农村行动主体本身的特征和性质也在发生巨变。在某些区域农村，即便大部分青壮年在场，由于农民行为逻辑的改变，村庄也与传统熟人社会有了质的区别。譬如，吴著中提到的无主体导致舆论失灵，但在许多中西部村庄，即使主体在村，舆论还是失效，面子还是不值钱，子代对父代仍不孝顺，老年人自杀还在加剧，“笑贫不笑娼”大行其道，等等。这便是说行动主体不在场对某些现象能够做出解释，却不能解释农村社会的一些基础变迁。所以，吴著意义上的“无主体”依然属于熟人社会的量变范畴。
然而，“无主体熟人社会”却是能够表达熟人社会的某些重要质变的。根据我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农村社会的巨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村庄主体性缺失、公共性缺失和归属感缺失。村庄的“无主体性”会带来村庄公共性的缺失，二者共同作用会导致村庄缺乏归属感。三者皆失的农村就构成了质变的“无主体熟人社会”。
主体性是指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与特征。村庄的主体性，是农民对自己在村庄里的角色、地位、作用、能力的自觉地体认与感受，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自己当作村庄的主体来体验的一种精神状态。在实践中，农民会清晰地区分“我们村”与“他们村”，会对“我们村”、“我是村里人”有种自豪感和荣耀感，会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我们村”的名誉，会为建设村庄及在与其他村的竞争中主动贡献力量，而不是逃避责任，搭他人便车。对有损“我们村”形象和声誉的人或行为予以谴责或惩罚。在有主体性的村庄调查时，农民在说到村里那些不雅的人或事时，会很气愤地说“我都觉得脸上无光”、“连我都感到耻辱”等。这种村庄主体性使得每个人都主动参与村庄建设、维护村庄声誉、践行村庄规则、恪守村庄信仰等。破坏村庄基本道德、情感和规则的人，则会被边缘化，甚至遭到“社区性死亡”。
所谓村庄主体性缺失，就是农民丧失了“村庄是我的村庄”、“我是村庄里的人”的主体体验和感受。如此，农民不再有对村庄的责任，不再有村庄的荣耀感和自豪感，也不再有对村庄其他人的义务和情感，而是只为自己、为私利着想，行事不讲感情、不讲人情面子，只讲利益、只讲公事公办；不再遵守村庄规则和道德，不再为村庄贡献力量，而是普遍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也不再事事为他人着想，不再在乎他人的看法，而是我行我素，靠力量博弈生存；村庄的生活不再有长远预期，在村庄交往中就不会再忍让和克己复礼，等等。简而言之，没有了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性，熟人社会就会解体。所以，一旦村庄的主体性缺失，即便没有人流出村庄，也会出现吴著所列的几大问题。这是很多村庄的普遍遭遇。
公共性与私人性相对，说的是熟人社会的生活和交往在公共规则约束下展开，并形成公共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得熟人社会向着良性方向发展。公共规则包括道德、共识、常例、原则、程序、信仰、常识、故事、情感等，它既规范着村民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也规定着村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进而使整个村庄充满公共性。
村庄的公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民行为具有公共性。不管是个体农民的行为，还是农民群体的行为，都是受村庄公共规则规训和约束的，只有在公共规则范围内的行为才会受到认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考究，不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情感、友情、知识、偏好等，而是援引公共的规则。譬如，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在上人情礼金时，会依据亲疏远近有一定的标准，关系相近的一般会上相同数目的礼金，不会因为私人交情而上更多的礼金。酒席上菜的数量、分量、内容也是有规定的，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有区分。
其次，农民的交往内容和效果具有公共性。在私人性的交往中，交往的内容一般是与私人事务相关，其结果是加深私人间的理解，拓展私人间的关系，增进私人间的情感。村庄的交往除了有私人性的一面外，还有公共性的一面，其交往所涉事务一般是涉及村庄层面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村民在一起闲聊的话题中窥探一斑。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农民闲聊谈论的话题一般包括婆媳关系、家庭矛盾、老人赡养、村庄道德、村庄间竞争、村庄道路、宗祠修建、礼仪礼节、感情送礼等，这些话题中有私事，也有公事，但都援引公共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带有公共性。在这些交往中，其效果是彰显和强化了公共规则，否定了私人性的行为和想法，使村庄的是非、对错、黑白的观念更加明确。公共性的交往不在于人多人少，也不在于时间与场合，即便是两个人在卧室里聊天，也能达到公共溢出的效果。
最后，村庄生活具有安全感和可预期性。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按规矩出牌，按惯例思考问题，极少有常识之外的事情发生，村庄生活因此有预期和安全感。
村庄公共性产生的前提是农民对村庄有主体性。只有当农民具备村庄主体性时，才会在意村庄，才希望村庄变得更好，才会遵循公共规则和主动经营村庄。当农民的村庄主体性缺失时，村庄的公共性就会减弱，人们就不会为了村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维护村庄规则而得罪他人，相互之间就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大家在一起不说村里的事情，只谈国家大事、国际战事，或者专心致志打牌，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这样，村庄的公共规则就不再起作用，私人的偏好、打算就会堂而皇之地介入村庄生活与交往之中，重塑村庄评价体系，农村的交往就纯然变成了消磨时间、加深私人感情、建构私人关系的方式。
归属感是一个人精神和灵魂栖息于某地的体验。在传统熟人社会，宗族与村庄既是农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农民的归属，是世俗化与神圣性的统一体。农民既在其中获得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与合作，使生活得以展开，也在其中参与社会性竞争，获得面子、荣耀、尊严、承认和成功的体验，同时还在其中获得宗教般的关怀，使生命有意义和价值。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说，虽然身体在漂泊，但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在，灵魂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放。无论漂泊的身体多么孤寂、多么劳累，无论归途的路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可以想念、可以回望，心灵总是平静的，苦难总是可以承受的，生活总是有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吴著中归乡的农民热衷于在重要节庆中参与大型宗族活动、大办“夸富宴”，也只有赋予人生归属的意义才能得到解释。
农村对宗族和村庄有归属感的条件是熟人社会具有主体性和公共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民还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宗族成员当作自己人、把自己视作村庄和宗族的当然成员的时候，当村庄的公共规则还起作用，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村庄还是生活和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宗族与村庄就仍具有归属的意义，就仍能为农民提供归属，农民也仍愿意归属其中。当农民不再对村庄有感情，村庄本身又乱七八糟时，农民自然恨不得赶紧脱离村庄，何谈归属之有？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归属都没有了，村庄便无法承载农民的灵魂；农民的身体和灵魂都处于漂泊状态，就真的成了“无根基”的人了。
四
综上所述，“无主体熟人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一个是“无行动主体”层面，一个是“无主体性”层面。前一个是吴重庆展开理论想象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农民行动主体的不在场，可谓“身体不在村”，后一个是我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进一步想象，指的是农民主体对村庄熟人社会的情感体验的缺失，是为“人心不在村”。
“无行动主体”与“无主体性”是一个整体，只有将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才是完整的，对农村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才会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力度。这样，“无主体熟人社会”就不仅囊括了“身体不在村”的理论内涵，还包含了“人心不在村”的理论逻辑，从而既能解释广大中西部“空心村”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也能解释人心不在村的“非空心村”现象和问题。进而，在农村社会建设上，不仅是要在留下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上下功夫，还要在农民“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这就需要重建农民的横向联系，重构不仅有行动主体，而且有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熟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