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上海社保案的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其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而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上海历来被看作是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腐败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惟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其中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企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不仅仅存在于国企当中，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今年年初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7年中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这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如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共挪用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就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这次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它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今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并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今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使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此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此案如此，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在网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之所以会如此，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即，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这两者的价差一项，国库损失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今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到房地产的腐败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到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而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如前两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于是，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定、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参加。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