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一章所说，我们试图在本书中，通过建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个具有一定抽象性和包容性的中层概念，来为乡村治理的研究提供一个范式。在这一章中，我们试图借本书的研究，说明经验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系，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经验的热潮，有一场热烈的以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目的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一、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本土化
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状况仍不能让人满意，农村研究方面的情况尤其糟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等几大学科的中国农村研究都缺少对中国经验的足够关怀和同情性理解，也未能形成有解释力的概念体系。相反，因为社会科学本土化提出多年[1]，社会科学本土化进展很小，学界对本土化的信心越来越不足，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如应星批评我们这些从事田野调查并希望通过经验研究形成本土化学术体系的农村研究者为反西方和反理论,教育我们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相当多的层面都已经西方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深入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不深刻地理解西方世界，不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科学，我们也就难以真正地理解中国今天的乡土社会”。应星认为，当前社会学想像力“更大的阻碍更可能来自（从事田野调查的）朴素经验主义”。[2]应星的观点十分有趣，在今天中国学界，几乎一律在与西方对话，一律向社会学习，一律不做经验调查的情况下，做田野调查的学者反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更大障碍[3]。更大的问题是，即使现代中国已经在相当多的层面都已经“西方化”了，整个中国社会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被“西方化”了，及我们能够“西方化”到那里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否要走自己的路及中国农村有无独特及有多少独特的东西。孙立平教授领头的包括应星在内的学术团队强调实践社会学，认为深度个案调查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4]。孙立平等人在农村经验研究上浅尝辄止的做法及看起来很细致深入实际上只是走马观花的调查，得出的结论离中国实际甚远[5]。
再如2005年12月，《开放时代》召开第二届“开放时代论坛”，讨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参加会议的人类学者在发言中认为，当前中国人类学界存在过度本土化的问题，缺少对国际人类学界提出话题的回应能力。以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界，目前已是中国学界与国际交流最为频繁的学科，人类学论文的国际化程度也非常地高。倒不是中国的人类学家都在西方刊物上发表论文，而是他们发表的论文，几乎没有不引证西方文献且试图与西方对话的。人类学这种高度与国际接轨的学科，竟然会发出中国人类学目前过度本土化的抱怨，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状况堪忧。
那么，中国社会科学是否需要本土化？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本土化。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是社会科学的产生源自时代需要。社会科学是19世纪以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正如孔德将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一样，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快速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相对脱离了伦理学、哲学的将社会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不仅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源自于时代需要，而且西方社会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时代变动有关。离开了经验现实，离开了时代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立场问题）。一般的社会科学学者不讲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只有马列主义讲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科学到目前为止，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科学以由人组成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非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相对自然现象来说，社会是由具有自我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组成的，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社会变得异常复杂，社会科学往往难以完整把握住社会现象的全部本质。在具体经验中产生的社会科学，往往是以一些想当然的前提来建构起社会科学理论大厦的。将社会科学的一些具体结论拿到其他的经验场域，这些具体结论就会显得可笑。源自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形成的西方社会科学，在移入中国经验中时，就很容易显出其中的想当然，例如，刘国光对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借用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批评，就很切中要害[6]。再如，黄宗智认为，“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理论大多把现代早期以来的西方设想为单向整合于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但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际明显不符合这样的逻辑，而进入近现代，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之下，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由于现代西方势力和理论一直产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7]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根本不在于其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就是阶级性。
当前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不完全同于马列主义的阶级立场，而是社会科学背后有国家利益。无疑，在当前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社会科学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而往往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金耀基早就指出，“西方的学术优势与西方的政治优势不是毫无干连的，而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学术上求独立或扫除学术殖民阴影毋宁是政治上独立的精神支柱”。[8]梁孝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是为了解决居于世界休系的西方国家问题。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它总是从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其中不可避地渗透着控制被压迫者和其它殖民国家的因素”。[9]中国的社会科学要为中国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近代史共识”[10]服务。
就当前社会科学的国别差异来说，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和小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新兴国家，宗教信仰不同的国家，国际阵营不同的国家等等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社会科学在其国别发展中的不同语境及需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社会科学可以较少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危机，因为其存亡危机大都不存在。在发达国家，社会科学可以关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科学对诸如同性恋、女权、弱势群体的重视等等。相反，对于发展中的大国，如何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应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严峻问题，甚至如何回应民族存亡的危机，都成为社会科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发展中的大国，社会科学尤其要面对与国家发展关系密切的那些结构性的重大问题。
除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压力，而产生的应对民族存亡危机的问题外，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的时代问题。先发现代化国家可以将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危机向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嫁。欧美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大都通过向外殖民来获取原材料和市场。因此，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科学可能只是对并不十分紧张的内生、外扩型工业化的描述与总结，这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恰好相反。这是从发展时序上讲的，我们不能将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照搬到今日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中来。从横向上讲，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要研究其时代未被解决或正在面临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或正面临的问题，却可能与发达国家不同。这种不同既与发展阶段的不同有关，又与相对的国际处境不同有关，还与文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有关。也因此，西方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可能与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关注的问题完全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存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更重要，中国社会科学一定要与之对话的逻辑。中国可以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中有用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落后和先进，而只存在是否合于自己国家的国情，是否真正做到了本土化。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不同之处。
三是中国本身是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十分不同的国家，这种不同可以用一组词汇来表述：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3亿人口，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5000年文明，使中华民族具有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其典型是宗教差异（享延顿称之为文明的冲突）。中国是有960万平方公里的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就使中国的任何变动，都会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因此，中国不能假设自己的发展会有一个不变的国际环境。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就是“中国出口什么，什么东西就降价；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东西就涨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丧失了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外殖民的条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就不得不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大国的限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给中国公众以公正的期待，给政权合法性以特殊的要求，并事实上形成了中国与其历史及其他国家十分不同的新传统，等等。此外，联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还可以有更多关于中国具体的经验性的东西。
因此之故，中国是一个巨型的独特的任何外来理论都不能轻易解释的经验整体，这个经验整体有其内在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方面来理解中国这个巨型的经验整体，和其运转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科学要从外面吸收理论营养，却要以解释中国自身的经验为要，这个解释中国经验的工作，因为中国经验本身的巨大复杂，而需要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做长期的研究。中国经验为本位，不同的理论视角进入进来，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进行建构，并不断地回到中国经验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检验。最终，关于中国经验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个可以较为能够解释中国经验，从而也较为能够回应中国时代问题的社会科学，就终于有望建立起来。
以上所论三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在1930年代反对教条主义的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毛泽东认为，理论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他在《实践论》和《反对教条主义》等论著中，有大量精辟论述。温铁军在总结自己20多年农村研究的经验时写道：“长期在基层的摸抓滚打之中，我有过很多被书本上管理论迷惑，又被大量的实际调研所解惑的经验，于是才逐渐不惑。我认为，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11]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是1980年代开始重新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开始阶段，总有一个大量引进、模仿和吸收的过程，这个时候，引进工作是第一位的，与中国经验结合是第二位的，且与中国经验的结合，总有一个逐渐到位的过程。1980年代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恰如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样。但归根结底，马列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需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结合。当前引进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也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当前引进过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应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且事实上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中发挥作用。不过，引进过来的社会科学从发挥作用到发挥正面作用，还有一个西方科学与中国经验结合的过程及结合的好坏，也就是社会科学能否本土化的问题。弄不好，引进过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可能如王明的教条主义一样，不仅不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反而有害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看当前中国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误导，就知道社会科学本土化确是一个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需要由众多学科、学者来讨论的问题。
此外，经过1980年代以来20多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目前中国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立场、观点、方法乃至各种具体结论）都已相当不错，但与中国经验和实践的结合却做的不好。
二、中国经验的两种境界
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并非仅仅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而是有着很多经验研究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两种不同境界的经验研究，一种是将中国经验分拆开来进行研究，一种是将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进行研究。
就第一种经验研究来说，又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是以理论切割经验，尤其是以西方理论切割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经验研究，比如以五阶段论来套中国历史的研究。二是用中国经验检验西方理论，以片断的不完整的中国经验去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典型是当前国内社会学界的对话式研究。这两种表现看起来方向相反，一是用西方理论来切割中国经验，一是用中国经验去套西方理论，其实质却完全一样，就是将中国经验当作可以随意切割，可以离开具体语境的材料，而完全不顾及中国经验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历史与现实整体。就中国经验切割成为碎片，将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中的某些片断材料及其中的内在逻辑。
举个例子，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一文中，对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进行了系统清理。可笑的是，杨小凯在短短数万字里，却在数十处指责中国近代史中的决策者“不懂现代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无知”。在杨小凯看来，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没有做过一件正确的事情，而英美自近代化以来，就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情。杨小凯的所谓现代经济学成为为“强者为王、弱者为寇”辩护的强盗哲学和神学。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失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犯下前无古人的深重罪行，都是少数人不懂得现代经济学，不懂得西方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借用苏力的话说，在杨小凯那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部作用只是证明我们（特别是作者）的伟大，我们祖先的愚昧”。杨小凯的做法“不仅有太重的自我吹捧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隐含了很危险的话语霸权，隐含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无视民众的观点”。[12]与杨小凯无条件吹捧的所谓现代经济学相反，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早已证明，“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实质上是其走向世界体系的中心霸权，并依靠其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维护其霸权的过程”。“社会科学对普遍性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控制的、剥削的、压制的关系。同时，也为边缘国家虚构了一条普世的道路。这里面包含着将其他国家纳入自身霸权机制的中心国家视角”。[13]
与杨小凯犯同样毛病的是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借对历史教科书的指责，否定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革命史，无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荒谬地认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遵守国际公约（国际规则）造成圆明园被焚的后果。
与将中国经验分割开来相反，还有一种对待中国经验的办法，是将中国经验视作整体，视作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由不同层面和不同部分综合构成的巨型系统，并对这个巨型系统心存敬畏。这就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和时间来研究这个巨型系统及其中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层面，从这个巨型系统中产生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中国近代以来因为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总题下。
那么，如何进入中国经验的总体呢？别无他法，就是要进入到实践中去，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马列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来看待实践，理解实践，总结实践，就是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路线，就是对经验的敬畏和对实践的重视，是对经验和实践的同情性理解。相对于杨小凯在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时一口一个“对现代经济学的无知”的指责。黄宗智在总结自己数十年研究体会时写道：“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拧出其近现代实践中可取的传统及其逻辑，并明确其理念。同时，也可以根据中国自己近现代的理念来对过去和当前的负面实践做出总结和批判。这样，从准确地认识实践出发，再提升到中、高层理论概念，才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社会科学和理论并为中国选择多合适的道路”。[14]
举例来说，同样是对新中国经验的总结，老田认为，新中国建设中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就是一方面国家要快速工业化，就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科层化），一方面缺乏民主制约的官僚系统又容易产生自身的腐败和严重的官僚主义。这难题被老田称作“毛泽东难题”，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试图通过运动来解决这个难题。无论毛泽东等人应对难题的办法，是否最好，新中国在不长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却是事实。有人说，如果选择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办法，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难题。老田说：“民主并不能自动提供日常监督机制，而且一人一票式的多数并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自由在认识论上的根基在于意识形态需要多元化，以满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自由在政治上的含义是各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上述都是在精英群体内部的事情。而自由之于精英阶层和弱势群体关系而言的意义在于：不能损害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条件，这是精英阶层所必须把握的‘自由必须以他者自由为限度’的底线。因此民主与自由能够行得通的前提是资源足够，阶层矛盾不能在生存保障线上发生，在现实中社会阶层矛盾变成非对抗性矛盾的西方社会基础是一致对外的种族主义。把民主说成是可以抑制有组织的少数，或者说成是可以替代日常监督的作用，甚至宣称竞争性的党团内部会为了共同利益而协调一致地努力治理国家（实现全民利益一致并不比在党团内部实现政治利益一致更加困难，政治是经济利益最集中的领域，在越重大利益面前就越难以实现协调一致），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毛泽东难题就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说服和教育、甚至是通过发动群众使用‘批判的武器’来促使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避免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发生的、对极端化精英主义进行清算的‘武器的批判’过程。”[15]毛泽东因此用发动群众搞运动的办法来试图克服官僚制的弊病。还有人指责毛泽东不懂现代政治学，甚至将毛泽东发动文革理解成为中央的权力斗争，是根本没有进入对新中国现代化两难处境的考量中。新中国的现代化，是有着特定初始条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标共识（数十年战争和百余年的民族屈辱史所决定的）的，而非杨小凯所谓缺少现代经济学知识造成的[16]。
温铁军早就指出，20世纪中国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中国20世纪的“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17]，温铁军在解释中国之所以选择人民公社时也十分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国际的约束条件[18]。有人以为，只有分田到户才能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因此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搞错了。毛泽东之所以要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因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学，是理想主义带来盲目决策的后果。这样的指责，有多少对新中国历史的基本了解？
因此，在如何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上，的确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一种境界用西方理论将中国经验切割成碎片，中国是什么，谁也认识不了，中国只剩下处处大错。中国历史与现实一无是处。另一种境界是借西方理论来理解中国经验，尝试揭示中国经验的内在逻辑。吴重庆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含义应恰当地理解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树立起中国问题的主任意识和相关分析概念，借鉴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论，发展出对中国人的行为及中国社会的组织具有确切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19]西方理论服务于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同时以实践来检验和重构源自西方的理论，最后形成中国本土的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展开争论的中国社会科学。
经验是复杂的，也是自在的。将经验作为整体，要理解经验和实践，或要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或者要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在不同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及要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非均衡状况的目标，我们就要从调查中产生问题，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实践与理论知识的碰撞，并因此决定需要借用何种学科、什么学派的理论知识（视野、观点、方法）。理论服务于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目标决定方法。要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必须让理论服务于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中国经验是本。而要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就势必采用第二种境界的中国经验。在当前对中国经验的研究相对不足，而引进过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处于强势的背景下，进行中国经验研究的具体方法，就更需要有对宏观结构性问题的关注，对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视，就需要反对经验研究的过于学科化和技术化，而需要强调使用质性的深度访谈法。
若从此角度进入对当前中国经验研究的方法讨论,则当前看起来最为科学及最为精确的那些研究方法（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数量模型等），恰恰可能是最远离中国经验整体，最不能有效掌握中国经验整体的研究方法。有经济学家批评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流行数学模型时，认为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成了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游戏，这些玩数学模型游戏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能否与国际同行交流，而不关心能否解释中国复杂的经济现象。这些玩模型的经济学家事实上也不可能解释中国复杂的经济现象。
中国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要有一个深刻的本土化过程，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来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科的西方社会科学，从而重建中国的社会科学。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中仍然存在着分科太细的严重缺陷。分科严重且越来越细碎的研究，被纳入到了整体的未被中国社会科学反思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中国经验就不可能真正提出自己的问题。
产生自西方经验并服务于西方现实的西方社会科学，具有较高的逻辑自洽性，较完整的理论推演体系。也正是因此，建设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就会较为困难，因为看起来总是显得粗糙。不过，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逐步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有益营养，来建构适合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就象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一样。短期来看，“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因为刚造出来的船太粗糙，样样不如人。以本土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却因为可以不断地回到本土经验中吸取营养（而不是如引进的学科化的西方社会科学，不仅很难从本土吸取营养，而且总是要从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交流中获取自信心），而可以缓慢、幼稚但却正确有力地生长起来。假以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的滋养，假以智慧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粗糙的社会科学会逐步变得精致，较少解释力会逐步变成较多解释力，较为具体的研究会逐步在更高层次上得以抽象，较少概括力的理论会逐步增加其概括力，具体的研究成果会引出方法论层面的反省、反思和发现。总之，以本土经验为基础，逐步生长起来的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在吸收西方社会科学营养的基础上，主要通过与中国经验的反复沟通对话，在中国经验和实践基础上反复讨论，就可能成为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大树。如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就有了提供给世界社会科学的大礼。
之所以要有学术自信心和反对西方的学术霸权，之所以要强调以中国经验为基础为本位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包括农村研究，都过于注重西方理论，并以西方理论来随意切割中国经验与实践，理论缺少对中国经验和实践起码的同情性理解，就更不用说能为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了。也是因为只有从中国经验和实践中吸取营养的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够茁壮成长起来。
三、中国经验的话题选择
如果确立了从中国经验的内在逻辑来展开理论研究，并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路数，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如何选择中国经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如前面讨论的问题重大，却并非无关紧要。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发展中大国，能否突出中国经验及突出什么样的中国经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当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国经验话题选择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指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历史经验是过去了的实践，这些过去了的实践，不但构成了当前正在展开实践的基础，而且往往活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构成了正在展开实践的一部分。现实则是指正在展开着的实践，这些正在展开的实践，因其正在展开，而需要有广泛的田野调查。也因为实践仍在进行着，可以对当事者进行访谈，田野工作就特别容易有效地进行。因为实践中各方的关系正在展开着，却又未完全展开，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为田野工作的理论成果（和理论争论）提供实践检验与参照。
显然，如果强调中国经验，首先要强调的恰恰是正在展开着的中国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方面，正在展开着的实践可以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提供最为丰富全面完整的经验材料，并能在不久的时间即为基于实践产生的各种理论争论提供检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反复无穷，就会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建构出来。另一方面，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只有从丰富的现实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社会科学，才会最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相对来讲，历史经验虽然也十分重要，却应是第二位的。之所以说历史经验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中的重要性次于现实经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历史资料往往不够完整，不够完整的经验材料，会留下过大的理论想象空间。理论想象空间过大，使各种现有理论都似乎有理。在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十分发达和完整的情况下，不完整的经验材料往往难以建构出自身的运转逻辑，从而容易掉入到已有理论的陷阱中。不完整的历史经验材料往往在构成反证方面作用颇大而在建构方面的作用不足。历史经验次于现实经验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历史往往也是活的历史，认识历史也会有助于认识现实，但历史毕竟已经成为过去的实践，认识历史只是有助于认识现实，而不等于认识现实。
当然，这并非是说历史研究不重要，而是说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比，现实的经验研究更重要，也因为现实经验的易得性，而更容易建构出理论。可惜的是，当前中国学界，普遍有一种过于注重历史研究，而忽视现实的田野经验的倾向。在农村研究方面，关于解放前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众多，构成了秦晖所说“农民学”的主体，却很少有人对当前正在展开的农村实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再以法学为例，当前法学研究中的经验传统一是法史学，一是法社会学。法史学重历史资料，法社会学重现实资料。十分明显，在经验的法学研究领域中，法社会学远不如法史学兴旺。即使是成功的法社会学著作如苏力的《送法下乡》，其田野工作也严重不足[1]。
为什么当前中国学界会出现经验研究偏向历史资料，而忽视现实的田野资料？这就要联系到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同时引入进来的西方汉学所凸现出来的问题意识。
新中国建立以后，因为中西学术交流曾有中断，西方学术界很少能够从中国现实中获取足够的经验材料，尤其很难在中国进行大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相反，西方一些大学图书馆或研究机构，往往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历史资料。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名下，由西方汉学家及海外华人学者努力，中国历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并开始形成学术传统，其中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海外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确定了中国经验研究的话题，这些话题因上述原因，被更多集中到了历史经验上面，而对现实的关注较少，尤其缺少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现实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因其无法从中国现实中获取田野资料，而不得不着重研究历史，就因其进入中国时的事实上的强势地位，而使中国学界跟随这个西方汉学“不得不”的不足，而造成国内历史研究强于田野研究的的现实。
本来当前中国以现实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应该有更高的水平，更多的成果，事实却是中国学术界更多高水平的成果却是从历史经验中取得的。这是对中国经验的一个反讽。
二是现实经验中何种经验被凸显出来。
当前中国的农村研究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一部分现实经验被学术界所关心从而被凸显出来，而农民却不关心这些被学者热炒的话题。而农民所关心的话题。却迟迟得不到学界应有的关注。
当前学界尤其关注的农村研究中，有以下若干经验虽被学界吵得过热，却不为农民关注，且事实上并没有构成中国农民生活中的大事件。例如，目前农村研究中关注富裕农村的土地征用问题，被称为农民问题之首[2]，村民自治尤其是民主选举，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农村爱滋病村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远不是当前中国农村的首要问题。而真正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问题，如农村水利问题，农村灰色化问题，六合彩问题，闲暇生活质量问题，环境问题（面源污染问题），村级负债问题（不是当前已经形成高额负债之后的关心，而是在形成高额负债前缺少学界的预警），其他还有种种不合理的达标升级，招商引资等等，中国学术界都缺少足够的研究。
造成此种偏向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学术界的新闻化倾向，即学术界以农村热点为基础来展开学术研究，随着热点的出现和消失，而不断地转换话题。在引起大众关注的话题中倾力投入，而对构成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不予关注。农村研究停留在表面。民主选举因为与民主这个好词结合在一起，因为有着由草根民主向上递进的预期，而被学界选择性地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富裕地区土地因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增值，土地纠纷频发，为土地而上访事件占了农民上访的大多数，因此，这些只占中国农村极少数的富裕地区的农民土地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农民的首要问题。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正确，因此要被凸显出来。总之，那些在西方被注明应予关注的问题，很快便在中国学术界的农村研究中凸显成为重点问题，而真正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真正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的经验，却被忽视了。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话题选择来看，当前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不能真正从中国经验里面提炼出理论，并回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因为相对缺少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对引进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科引进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科学自然而然的西方中心倾向，造成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也是接受技不如人现实的过程，在西方社会科学话语面前，中国学者丧失了自信心[3]，这就更加难以通过大量经验研究，来建构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以弥补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的鸿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因为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优势，来自西方的话语选择机制还会持续地在中国经验研究中产生话题的选择。中国学界应该注意的则是要将个别的经验置于其生长的整个语境中。或者说，中国经验是一个整体，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我们必须深入到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中，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
四、如何进入中国经验
那么，如何可以进入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经验自身的逻辑之中？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曾尝试通过提出并论证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概念，来建构一个理解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理论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有待从实践中加以检验的推论。虽然在形式上，我们采取了从历史到现实的写作进路，但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是在大量农村调查中逐步认识到了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及其与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差异的内在关系，然后提出村治模式的概念，并试图以村治模式来描写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结构。通过村治模式，可以在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之间建立联系[4]。有了区域性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具体地说，我们以为，进入中国经验研究的一种可能的路径可以如此展开。
第一，储备理论与方法。通过阅读各种可能对于理解中国经验有用的文献，为深入进行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准备和方法准备。阅读文献的目的，是为经验研究作理论和方法储备，是建立经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武库”（借用王绍光的说法）。虽然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不一定所有理论和方法都有机会使用，但只有有了充足的理论和方法储备，经验研究才有了可供选择的方法“武库”，才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以真正用锐利的武器进入到经验中发现经验自身的逻辑。
第二，半结构性访谈。在对经验本身还缺少深入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经验研究的有效方法是半结构性访谈。所谓半结构性访谈，是进入经验研究时，是有目的、有预设、有框架、有理论及方法准备的，是有一定结构性目标的，但真正进入到经验研究之后，却不能过分强调结构性目标，而要允许超出框架和预设的经验知识进入，允许经验本身复杂逻辑的自主展开。具体如，在访谈中，要允许访谈对象主动地讲述与问题相关的但有了重大发挥的话语。调查者的心态是开放的，思维是发散的和联想式的，调查者通过访谈对象“偏题”的讲述，发现问题，产生顿悟，形成对经验的重新认识与把握。经验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经验本身的逻辑，而不是仅仅为了完成一个外在于经验所设计出来的学术课题。一个软的半结构性的框架，是真正进入经验研究的第一步，在访谈过程中，逐步摸索经验自身的逻辑，逐步形成新的问题意识，并逐步形成了新的半结构性的经验研究框架。
第三，发现“意外”。因为是半结构性地进入经验研究，就必然允许经验研究具体主题的偏离。进入现场时，是为了研究经验现象A，在调查访查中却意外地发现了经验现象B，发现了经验现象B与经验现象A之间可能的内在逻辑关系。在进一步的经验研究中，就可以容纳对经验现象B的研究，由A到B，由B到C。在经验研究中，不仅要允许这种“意外”，而且正是这种“意外”，才是经验研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发现，最为重要的经验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上说，经验研究的核心就是寻找这种意外的研究。一些意外形成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经验的视角与框架，从而重组了经验的逻辑，从而使我们可能建构起有效把握经验自身逻辑的理论体系。允许经验本身按照其内在逻辑往前走，经验现象容纳得越多，经验本身越可能被真实地展示出来。一方面，所有研究都不可能包容全部的经验现象，因此必须要有学术分科和研究分工，并因此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未被有效呈现出来，中国社会科学严重依赖从西方引进理论的情况下，要相对打破学术分科，要强调综合的跨学科及非规范的经验研究，要防止技术性研究对经验逻辑呈现构成的困扰。经验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因此，这种允许经验本身逻辑呈现出来的研究，特别警惕那些以问卷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以僵硬学科分工为依据，以结构性框架为手段，以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为目标的经验研究。半结构性的访谈，允许经验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前走，由A到B到C，最终，我们就可能将中国经验的整体逻辑搞清楚，从而最终形成真正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
第四，反对仓促建立体系化的理论。在最终形成对中国经验本身的有力理解之前，在经验本身的逻辑未被有力呈现出来之前，以半结构性访谈为基础的中国经验研究的成果，不应以体系化的方式来表述，因为经验研究还未完成，经验自身的运转逻辑还未被研究者所发现。我们认为，经验研究不主张仓促建立一套大理论的架构，而主张在半结构性的经验研究中，保持机敏，注重枝节的、感悟的、细小琐碎的发现，主张以一事一议为主题的随笔写作，主张以调查报告为形式的尝试性解释体系（中层理论）的建构。在充分占有经验资料和对经验本身的逻辑有充分理解之前，若以体系化的方式来撰写经验研究成果，必然会陷入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的困境。当前国内学界，尤其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普遍存在这种两张皮的现象。其原因是先有了理论的框架，然后再去寻找对应的经验资料来验证理论。在寻找经验资料时，因为已有强大的理论框架和明确的理论预设，而不能允许经验说话，即不能允许经验本身的逻辑被展开，从而造成经验材料被生硬塞入理论框架中的严重问题。这些研究不是从经验研究中自然而然长出来的，而是从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预设及想象中造出来的，这就必须产生经验研究中理论与经验资料两张皮的问题。
经验研究要在沿着经验逻辑往前走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对经验的理解，并逐步积累细小琐碎的成果，最终才可能形成对经验的体系化的理解。
脆弱的、很少的的经验资料，和没有让本身逻辑呈现出来的经验研究，很容易被强大的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预设所吞噬，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通病，这种的经验研究，看似经验研究，却只是伪经验研究。
第五，个案调查与区域比较。经验研究有两种相当不同却很相关的进入方式，一是个案调查，二是区域比较。个案调查的核心是深度访谈，是深入到小社区内部的逻辑中去，通过对小社区本身逻辑的强有力呈现，来恢复经验的本真性。区域比较则是通过控制一些变量来讨论区域差异的原因，从而发现经验本身运作的内在逻辑。区域比较的重要之处是，通过差异来提出问题，产生研究视角。正确地提出问题是进行经验研究的一个关键，而区域比较容易显示差异从而容易形成学术敏感性，从而使正确提出问题变得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