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修与蔡元培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严修与蔡元培，都是进士出身，都进入翰林院，都去了东洋或西洋，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并进行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开始办学。就清末时期而言，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从事于思想革命。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

顺便地说一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一词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后来大多是反清的。

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

严修与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学问精深，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他于188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1903年8月，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

允犹翕河义(典出于《诗?周颂?般》，指允水、犹水合流为黄河)

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

兰州新设官书局应排印何书议(《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旧例也。”)。第一题仍比较传统，叶昌炽此时在兰州，似乎也是颂“时周之命”。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经济系、政治系、金融系、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第三题是有所指的，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主要来源是西安。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兰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又如何比较，如何回答?叶作为一省学政，须在各府、州进行科、岁两试。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所出的生古题为：问地为球体行星之一，其体皆有尽界而浮于空中，所见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线，试言其理

问巩昌石刻上溯汉魏，下迄宋元，年月书撰，或存或佚。各举所知以对

哥舒瀚论

所出的童古题为：问空气流动而为风，由于冷热涨缩，试言其理

问巩昌陇右名区，人文所萃，前贤撰述，文献足徵。试以四部条例其目，并论其著书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维论

其中第一、二题是“策”，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特别说明“两策任择一题，无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问古人以兵战，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试申言其意(《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这样的课题出发，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与冯桂芬、江标、费念兹、张之洞有交往。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地平钱、风和“学战”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他不是新学的一派。他这么做，是其职务使然。他所出的题目，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读了这一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昌炽日记，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即两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乡、会试皆试策论。叶不能不变。1906年，清朝又废学政，改设提学使，叶也就不再做官，返回乡里。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地理总校，民国后不再出仕。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有一点欣慰，但认为不会长久。

叶昌炽日记中所描写的这一年，1903年，清朝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清朝通过了“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的教育体制。后一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朝在开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即“甲辰恩科”会试。考题大变。第一场史论(五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题)：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三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大学》)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易?系辞下》)

从考题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与原来的科举会试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以今天的知识水准来判断，第一场史论，大约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据史实来回答，出题者另有其意在内;第二场西政与艺学，属政治家和各行专家讨论的问题，且也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第三场四书五经义，实际上也潜藏着对当时国政的新解。用这样的题目来选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经国济世之才?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两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这两百七十六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们是同乡。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奉天，今沈阳。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

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

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