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来的2021年，对中共来说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一方面，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挫下如何应对内外变局进入新发展阶段，成为中共必须面对的一道课题；另一方面，今年也是中共成立百年，作为世界最大政党，中共将如何借此契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给出说法，以及铺垫2022年的二十大，备受各方关注。围绕疫情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共百年，末谈君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
来源：“末谈国是”公众号；作者：吴婷
从社会学维度看疫情应对
Q：人们回看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时，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维度进行多方面的总结和反思，比如政治学维度的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效能之辩，经济学维度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除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维度，亦很需要从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维度进行思考与总结。你作为社会学家，结合各国抗疫情况，如何从社会学维度总结与反思这场疫情？
黄平：目前确实多数的讨论集中在政治学、经济学，还有国际关系方面，毕竟这场疫情严重冲击了各国的治理体系，考验了治理能力；经济层面的影响也很大，包括就业与民生等；还有对国际关系也有直接影响，至少原来各类国与国之间的活动受到明显限制等。但是，怎么从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维度来思考，确实是很好的问题。
严格来讲，这次全球性大疫情直接挑战的不只是经济增长、就业、公共治理或者国际关系的变化，它也切实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新增添了变数，在这个大变局下的大疫情，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日常的社区生活与管理，人际间交往方式与互动等，这都是社会学的维度。
比如武汉抗疫那一仗，能够那样打下来，除了体制的力量、政策的作用，社会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其中社会层面的组织和管理，个人层面对社会规范的的适应、遵从、配合，包括要不要配合隔离，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要不要勤洗手等，这些都与社区相关，也与社区中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相关。
其实不只是内地，香港、台湾等华人社会，也包括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这方面也与欧美民众与社会的应对方式很不一样。我过去很多年做内地和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社区研究，结合这次疫情，我认为对于社区以及它在防疫抗疫中的作用，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这三点比较重要，需要给予更多关注或重视。
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这几个方面恰好是传统意义上社会学、人类学在做社区研究时需要注意的，“社区”不是简单的行政划分或物质建设。至于现在大家都面临的疫情防控，整个亚洲社会或东亚社会相对而言都控制得比较有特点。
这里面，就有上述这些“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是几千年的传统、几百年历史积淀才形成的，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些新的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新变化，都成为了这次防疫抗疫中的“基层组织”或社区治理的特色，也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恰好是社会学乃至人类学过去一直在研究的，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就能说明或理解的。
Q：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既有体制的优势，也得益于信息科技变革带来的便利，尤其是大数据的使用。确诊患者的行程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排查，健康码的大面积推广和使用，都离不开大数据。而大数据的背后，则是民众对隐私权的出让。在疫情危急关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当中国从战时状态走出，进入日常状态后，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避免发生诸如成都确诊女孩因个人信息泄露遭遇千万人网络暴力的情况，就显得尤其迫切。你怎么看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曾谈到，中国亟须建立灾害防控的正义伦理，对此你怎么看？
黄平：其实并不是由于这一次疫情才导致民众要不要出让隐私和隐私权问题，我们早已经生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客观地说，民众最有隐私的时代其实是信息最不发达的时代，在现代社会，我们早都已经日益将自己的各类信息出让或公开了。
比如，任何人去银行开一账户，或者上网网购一次，某种程度上都是一次隐私的出让或个人信息的泄露，那还要不要出行？要不要上网？只要回答是，这些都得如实填报。记得1985年我去英国的时候，无论是办个居住证件还是开个银行户头，都要填很多过去在国内生活几乎无人问及、因此自己也无需记在心里张口就能说出的信息；到了1995年我在美国，即使是使用新的微软系统也必须提供更多基本信息。
人类从部落、狩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日益信息化的社会，意味着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本来人就是群居的、社会的，即使在文明的早期，如今更是日新月异，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与个人信息的私密性之间，越来越形成一种张力，我们越是在信息化的社会里，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敏感，导致社会治理方式与传统的治理方式不是简单的延续，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守旧，更无法倒退。在这样一个日益信息化的时代，各类信息瞬间产生于各个角落，也瞬间传播到各个角落，真可谓信息爆炸，很多时候连真伪也无法辨识。
冷战后的这一轮全球化，与前两轮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它除了资本、商品、服务等，还增加了科技和信息的多向流动。
前面的两轮全球化，第一轮是英国或欧洲主导的以工业化为标志，第二轮是二战以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而如今这一轮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信息瞬间产生、瞬间扩散，而且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全球大疫情来了，我们是利用信息、迎着信息时代来动态地掌握和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还是以保护隐私为由，给病毒传播与蔓延大开方便之门？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一开始也按传统办法，有的还认为可以靠“群体免疫”，不必要求居民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对中国的做法进行批评乃至嘲笑，但是后来随着病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他们也开始既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也掌握个人的行动轨迹。
至于说背后的伦理问题，其实任何事都会有伦理问题，包括病人看病吃药，医生治病医病，都有伦理问题。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一个的悖论，多数人和多数社会，最终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去顺应时代，而不是做鸵鸟或者当鲁滨逊。把自己关起来锁起来是保护不了自己的，应该去迎头面对这些个悖论，才能在顺应它们的同时还塑造它们，这不是简单立个法就能解决的，更不是宣布用法律保护隐私就能解决的。而且，即使是道德与法律，也只能在嵌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才能生根、生效。
“转嫁危机”不可持续
Q：你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乡村建设的问题，中国能克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有观点认为得益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的温铁军老师在《八次危机》中通过分析中国的历次危机和经验，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说，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我们知道，中共在毛时代提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一直还在进行中，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只能是阶段性的，没办法长久。结合中国这么多年的实践，你怎么看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
黄平：这是一个真问题，温铁军经过多年的研究总结出来的这个认识，是很有洞见的。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不如他系统。在我看来，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社会为主、农民为主，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迁就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也发生在农村，主体是农民，核心是土地。
在由农业向工业转变的过程中，一直到195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但是按人口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进入到九十年代，农村人口仍然是多数。进城的农民工也不是完全城市化，他们的工作、生活虽然已经在城市，但是福利、保障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与城市居民一体化。人们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多年来形成的，改变需要时间和实践，恐怕也得是渐进式的，因为涉及的人口多，面积广，时间长，是个利益格局的调整，不是一跺脚就能解决的事。当然，已经看准了的，就得抓紧做，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该改的，就得果断改。
我们该怎么理解“转嫁”问题呢？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不像英国和欧美一些国家，他们在早期阶段用殖民侵略的方式向外转嫁和扩张，资源从殖民地来，商品向殖民地去，人也可以大量转移到美洲、非洲、亚洲，到了美洲还事实上“可以”（不是伦理上“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去对待印第安人、像对待奴隶那样去对待非洲人，还有用《排华法案》对待华人与亚裔，但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已经没有机会这样去转嫁了，即使不谈伦理（伦理上中国传统文化亦不会如此）。这个是大背景，也是为什么只能走内生式发展，过去很长时间只能强调自力更生，甚至“对内转嫁”。
中国1911年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接着内忧外患不断，1949年建国才真正独立自主，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根本轮不到中国向外转移了，连正常的经济贸易交往也被封锁。那怎么办呢？工业化必须要搞，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小、农村大，城里人少、农村人多，如果只是城市和工业出了问题，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发展出现“马鞍型”，那确实可以向农村转移，农民也承受了这个转移，几亿农民一人少吃一口饭。
1949年建国后也有过对对于统购统销的争论，客观上，既然要实现工业化，又没有其他积累的来源，那农村和农民就是被迫的甚至是痛苦的选择。之前的几轮“转嫁”可以说都是迫不得已。但确实像你说的，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七十多年下来，特别是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高速发展，整个东南沿海起来了，大中城市起来了，很多县城也慢慢起来了，这样就有了更多的化解能力和选择空间。
回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为什么农业现代化还提的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相对而言农业农村农民仍然发展滞后，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才能解决好粮食生产与供应，才能保证工业和城市，只有通过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才能有效缓解环境污染令生态恢复，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才有基础，才有意义，否则仍然是二元结构，而且农村不发展起来，没有乡村振兴，城市这一元也不可持续。
其实毛泽东当年《论十大关系》，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剖析，已经讲过其中的辩证关系，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条件真正做到。但是今天不仅已经具备了条件，而且也具有了紧迫性，当前“十四五”规划以及乡村振兴计划等，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就包括在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自觉主动解决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些问题解决得越好，“转嫁”问题就越不需要，即没有必要通过一方面受损来换取另一方面发展。
Q：立足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国情，“十四五”规划以及2020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你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后疫情时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平：要说乡村振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觉得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发展缓慢，农民进城难，以及农民占多大人口比重，这些是很明显的事情。最大的挑战，或者挑战之一，还是刚才说到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人口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好几亿人在农村，目前虽然经过上下一心共同努力解决了全面脱贫，但下一步整个广大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涉及到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地域，它的动力和空间在哪里才是大问题！
我觉得，首先，需要在新发展阶段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乡村振兴，而不是一般地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其次，要激活整个乡村的动力和创造性，而不是几亿人等政策、等资金、等机会，等“帮扶”，乡村（不是狭义的农村）本身就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巨大的潜在市场，那里的人（不止是农民）也有巨大的需求和发展的潜力，怎样激活、怎样用好？说到底，“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城乡的格局一定要打破，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这样来乡村振兴，而不是继续城是城、乡是乡，在不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的前提下“缩小城乡差距”，当然，缩小差距本来就是中国的长远目标，也不仅是城乡之间，还有工农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等，而且，要让乡村宜居、宜人，使人觉得生活在这里有尊严、很骄傲，甚至被羡慕，那样来搞乡村振兴就不一样了。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至少在很长时期内，乡村的振兴，使得乡村也会在更高层次上成为中国巨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在双循环的过程中既是发展重点，也是发展余地，这样，“大有大的好处”就在更高意义上显现出来了。
Q：早在200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你就提出中国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按照你当时的说法，“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着社会大转变，一个新的挑战是怎样重新建立国家权威，新的治理模式如何与动态、开放和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时代相适应。中国如果走出一个在治理体制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模式，中国社会和整个世界必将更加和谐。”你同时也提到，需要把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放在历史的过程中加以认识和探讨，还要把它纳入当今时代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增强，利益也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来探讨。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探索出了新的治理模式？
黄平：如你所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提过，今天这个问题更迫切了。实际上，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有自己的道路，近代以来，不管是借鉴学习他国经验，还是从中国传统治理中继承，还是自己的创造和创新，中国都在走着自己的路，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走了不少弯路，但路毕竟是中国人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其中有的东西是过去几千年就有的，无非是如何继承和扬弃、如何发扬光大；有的是学习借鉴他国他人的，无非是如何对待他山之石，而不是照猫画虎；有的是百余年来艰难曲折中琢磨探索出来的，现在要把它们总结提炼升华到自觉意识和理论的高度。
而今天已经不只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各个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信息化的、大流动的社会，利益多样、诉求多元化，文化也多样化，价值取向也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都纳入进来，那么，所谓的不确定性，其实就是题中应有的东西，时不时出现黑天鹅灰犀牛什么的都不奇怪，还有人用“陷阱”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可能的风险也不奇怪。
中国至少由于是大一统、大社会，多元一体，所以它的治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所包含的包容性与学习型，还有“大我”“小我”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中有他、他中有我的思维与交往方式，体现到治理上更强调平时日常的协调与沟通，这些都为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现实资源，以此来治理一个几十年来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和最稳的势头往前发展的社会，这在人类史上是罕见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情况下，不仅学者爱讲的自由与公平、隐私与秩序等，而且城市与乡村、个人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经常呈现为矛盾与张力，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平衡、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这次全球大疫情就是一例。
所以，大社会、大一统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大有大的好处”，但在这样的基础上或大背景下，还必须适应高速的信息化，甚至是信息瞬间爆炸的时代，同时又是利益诉求多样化、文化价值多元化，这样，不确定性不仅是“外部原因”导致的“蝴蝶效应”，故社会治理也不能吃老本。
现在为什么这么强调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都要现代化、都要创新呢？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很多信息技术不仅发展快，而且应用也快，一旦被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应用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快就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当然社会的治理方式就得适应这些变化。
因为，一方面整个世界都已经越跑越快，越来越为我们所不认识，恨不得过去的知识越来越不管用了，“世界正飞速远离我们而去”；另一方面所有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不断改进和更新治理方式的问题，尤其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又突然来了个百年大疫情，只看各国如何应对和每天都有疫情蔓延新情况就可见一斑。
百年大变局“变”在哪里
Q：我们也一直很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概念后不久就进行了具体阐释。很显然，习近平主席2018年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说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或者说没有具体地感知到大变局。但2020年席卷世界的这场疫情，让人们切实感觉到，大变局真的来了。
黄平：的确是这样。观察这个百年未见之世界大变局，我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分析，一个是时间，百年嘛，当然首先是时间的维度；另一个是空间，世界大变局，空间的维度。
从时间上说，狭义就是1918年至2018年这一百年，过去这一百年没闲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层面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数不清，国家范围区域范围的事也层出不穷，而世界层面的大事呢？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可以说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起码有两场世界大战，中间一次大萧条，俄国和中国两场革命，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还有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等。当然二十世纪也是一个发展的世纪，一百年前世界上称得上发达的国家没有几个，如果算人口就更少，到2018年，发展起来的国家，富裕起来的人口，已经令前人今人乃至后人都刮目相看，其中，中国和印度十亿以上的人口大国的高速或快速发展，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
从空间维度上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最发达的是西欧，加上在经济意义上已经强起来了的美国，那时就这两个地方变化大。十九世纪末的西欧以英国为首，到1945年战争结束，西方世界的权力棒从英国的手中交到了美国的手中。所以在空间意义上，二十世纪发生了一次西方世界强权的空间转移，从西欧转移到了北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东移现象，一开始是傅高义那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中所讲到的，接着是东亚，不只是一个日本，还出现了“四小龙”“五小虎”了，虽然这并不是西方所担心的“权力转移”，但是出现了整个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再就是人口最多的中国发展起来了，一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是稳居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
那么，既然二十世纪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今天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又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不仅是冷战格局已经没有了，世界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西方主导世界秩序乃至主宰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虽然美国仍然在西方世界中最强，无论过去四年出现了多少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还灵不灵？用我个人前几年的斗胆说法是，西方世界包括美国（那时特朗普还没上台），正在出现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精英失职，所以世界上也开始了国际关系重组、国际格局重构、国际秩序重建、国际规则重写。
例如七国集团（G7），在2007年至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触发世界经济危机后，其作用明显不够了，这样才又有了二十国集团（G20）。当然联合国还在，它还是最合法的，但是原有的联合国框架，能不能有效解决我们今天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其中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非传统的，既包括最重要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也包括非传统的问题与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我们正在面临的各种传染病蔓延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
目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就是个例子，它只是传染病中的一种，此前也有非典、埃博拉，以后还会有什么，或新冠还要猖獗多久，其实都很不确定，而背后的问题是原有的机制体制、秩序规则不够、不足、不灵，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西方主导的世界不再或正在消逝而去，尽管这个“消逝”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会带来更多危机与风险。与此同时，非西方世界，非西方力量，也是百年来首次具有这么重要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我认为，这就做出百年未有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
所以，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有过那么一段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哪怕再回到1945年以前由西方列强主导，或者由西方七国集团来主导，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不能主导有两方面，一个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不只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还有很多非西方的中等中性国家也发展起来了，有的比金砖国家发展得还要快、还要好，但是他们不在狭义的西方世界西方俱乐部里，至少不在七国集团里。二是西方霸权背后那一套逻辑，丛林法则、零和游戏、单边主义、胜者通吃等，不再是主导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哪怕有的国家仍然坚持这一套，但是明显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得不到拥护了。
而中国提出的主张，从当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改革开放后的互利合作共赢，再到现在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越来越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和很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或重视，甚至还写进了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人类的确再也玩不起零和游戏了，走不起赢者通吃的道路了，连所谓最强的国家，如果一意孤行要按丛林法则搞单边霸权，很明显会把自己也搞掉，甚至第一时间就把自己搞掉。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可以说很多。比如，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都没有过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最要害的华尔街发生了金融风暴，一开始也就是经济高度虚拟和泡沫化，后来两房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台，居然引发了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它的力度、性质，比此前几次更甚，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拉美的金融危机，都与2007年、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不可等量齐观，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在最核心、最发达、最要害的地方和领域发生的，而且还影响到欧洲，影响到亚洲，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令很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
这两年许多人又在担心新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又要来临，在这次大疫情之前，金融界、经济学界、银行、政府的财政部门讨论得多、担心得多的都是新的金融风暴是否要来，如果要来会在哪里爆发？结果，却爆发了大疫情。
其实呢，在多种共同挑战面前，包括金融风暴的挑战，气候变化的挑战，病毒流行和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也包括恐怖主义的挑战，各个国家、社会、团体、民众，在最大的生与死挑战面前，在安全还是不安全面前，反而显得都在同一条船上，理性的选择是只能是同舟共济，外面是惊涛骇浪、波涛汹涌，不知道哪里还有大漩涡，这艘船首先要保证方向对，第二还要保证行稳致远。
Q：除了你谈到的这些大变局，还有一个不太容易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的变化。过去百年，民主、自由等作为普世价值，无疑已经形成了某种话语霸权，第三世界国家也发生了几次民主化浪潮。基于此，威权体制的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不民主，故而是个另类。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初，中国的封城举措等也招致了西方世界不少批评，还几乎演变为一场追责与索赔闹剧。但当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后，民主好像不管用了，反倒是国家治理效能成了最直观的评判标准。对于以治理来替代民主，作为评判标准，以及通过实践来破解民主形成的话语霸权，在你看来是否有可能？
黄平：这个问题可以再专门说，今天不展开。首先，民主是近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各国治理的一种政治模式，但是具体的民主形式各国不同，连英国与美国也不一样，更不用说欧洲内部的差异就更大。
在“民主”的名义下，可以是共和制，也可以是联邦制，保留了君主或国王的议会制，废除了或没有过国王的三权制，以及总统制、内阁制、多党制、两党制等。
其次，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或制度，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具有道德的含义，更不赋予谁以此指责甚至干涉别国选择治理方式的资格或“职能”。
再次，1945年以后，恰恰是冷战中的另一边被叫做“民主世界”，如东德叫“民主德国”，西方则自称“自由世界”，所以，过去百年“民主”并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更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西方的学术与舆论界把“民主”与自由一块儿说成是“普世价值”，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情。而且，非常吊诡的是他们把自法国革命以来写在旗帜上的“平等”删掉了或忘掉了，今天西方发达社会尤其是美国不平等成了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最后，中国从建国第一天起，甚至在建国之前，就一直在追求民主，比如建国前毛泽东著有《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那是非常严肃的著作和目标，建国后不仅称人民共和国，而且国家的最基本政治架构也一直由人民民主原则作为支撑，其特点就是通过各界和多方的民主协商（也叫协商式民主），以求达到最大共识，而不是欧美意义上的党争式民主，当然更没有美国那样大资本大财团直接用金钱推出代表自己的议员乃至官员。
中国的民主发展按照自己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情况来设计和推进，其社会效果或以结果为目标来衡量，可以看到几十年下来，不但经济更发展了，生活更改善了，而且社会更开放了，参与更广泛了。
这样来看，就不是简单按照某国某时的某特定样式去套用并断言中国是威权。老实说，要说“威权”，还真没看到过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或总统有美国及其总统那么大的权力，包括动用军力和对外决策的权力，也没有看到过有哪个国家的财政部门有并非政府部门的美联储那么大的印钞权和货币发行权。
姑且不说这几年美国太特别的情况，比如总统任意退出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随时任免高层官员，就是在正常年代，也非外界以为的“一人一票”，直到四年前乃至最近这次大选，人们才发现原来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果并不取决于竞选人获得多少普通人投票。这不是简单的谁优谁劣、谁好谁坏，一定要说优劣，也要由历史或时间实践去判断，引用被传为美谈的周总理回答基辛格时的话，“法国革命到今天还不到二百年，要评价它还为时过早”！
中共百年与社会主义
Q：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中共百年。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目前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了。要总结百年，社会主义无疑会是关键词。放在百年的时间周期中，该如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挑战？
黄平：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社会主义，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百年，另一方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1840年以后，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从苏联“十月一声炮响”中学来的。在这之前，中国也在探索，也在寻求救国之道，也试过其他许多可能。可以说谁也没有想到，1921年十几个人开会成立的一个小党，经过近三十年的艰难历程不仅拿下了全国政权，而且一路来走到了今天，也没想到1978以后的改革开放居然给中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与活力，更没想到今天的中国会是这个样子，夸的说是“中国奇迹”，贬的说是“中国威胁”，中性一点叫“中国现象”。尤其对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是唯一的延绵不断，而且正在走向复兴。这些都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分不开，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不开。
近代以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或者共产党没有坚持搞社会主义，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最基本的事实总是要看的，最基本的道理总是要讲的，是不是还是老话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后来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她的不断发展，无论这个发展中还存在多少问题，还会有多少预料到或无法预料到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齐在中国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发现不能照抄书本，1949年以前和建国初期不能照抄苏联，改革开放以来也没有照抄“四小龙”照抄日本照抄欧美。照抄谁都是教条，一定会走不通，包括今天宣称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
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最先发源于西欧，包括共产党，最早也是在欧洲兴起来的，都是欧洲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资本逻辑和资本统治的批判与反抗，都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这样说，社会主义就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定有“中国特色”，其中包括它延续和继承了自己漫长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和制度遗产。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主义制度、道路、思想体系之外，也可以或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特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也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成功了，说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照抄书本或照抄别人的，就会脱离实际、脱离农村、脱离基层、脱离民众，闭门造车或者拍脑袋搞的东西一定是行不通的。
所谓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中央当然是国家的象征，但一个社会真正运行得怎么样，还是要看基层怎么样，看民众怎么样，小到乡村、县城，中到大城市和省，大到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百年，可以说真的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来的。
至于治理十几亿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没有缺点、毛病和短处，没有曲折、弯路和逆流，那才不正常，何况过去百年中经历了多少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包括百年前那个起点，或者建国时那个起点，走到现在，如果不是被傲慢、偏见、无知所遮蔽，选择性地忽略忽视治理中国的事实和成就，那就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正当性。
至于说它是个案、特例，不代表普适性，一直以来中国从来不将自己的制度、道路和思想强加给别国，不仅不强加给西方，也不强加给邻国。其他国家和地区要走什么道路，由他们的人民和社会自己去选择和摸索，而不是照抄别人就能成的。
其实，连美国也没有照抄英国，日本也没有照抄德国。至于普世与否，也不是自己宣扬和标榜的。这里有个普遍与特殊、个性与共性问题。我一惯的说法是：任何事物，如果它所经历的时间越长、跨越的空间越大、所涵盖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如果这个命题成立，如果把“中国现象”看成是十几亿人在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程中走到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不能简单说它只是个案特例，更不能说只有西方的道路才代表了“普世价值”。
Q：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靠此，中国才在过去百年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可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挨骂”。虽然实践很丰富，最后被证明也是成功的，但就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黄平：我同意，伟大而丰富的实践之外，怎么说清楚说明白，不但说事，还要讲理，甚至论道，这里面就大有文章，我们还没做好，这不仅是经验现象层面是否能让别人或听众接受或承认事实，而是背后的道理得说得理直气壮，听得心悦诚服。
过去的革命解决了“挨打”，后来的建设和发展解决了“挨饿”，现在要解决“挨骂”，不是要跟着骂人者说顺着骂人者言，而应该在所谓的话语方面，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方面，有主张、有依据、有正当性、有合理性。
现在中国在西方主导的舆论环境中还是弱者，我们自己也定位还是发展中国家。蓬佩奥说出那么多荒唐的话，居然还是有人听、有人信，除了摄于美国压力，也有歪理老说就成了理的一面。这个层面，的确没必要与之一般见识，但是自己的叙述方式，自己的言说渠道，叙述与言说背后的理、论、道，这个不是外语好不好，资金多不多，就能自然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