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海形势的特点
《领导文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南海其实并不平静，尤其是美国在南海的动作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消停。在您看来，2020年南海形势发展呈现出那些特点？
吴士存：当前，南海形势虽总体维持可控局面，但已经开始发生较大转变，即加快由“趋稳向好”向“动荡不安”、由“总体可控”向“可能的局部失控”、由“共识大于分歧”向“分歧多于共识”转变。具体来讲，疫情暴发后，南海形势呈现出了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美国政府把南海问题视为赢得美中大国竞争的重要筹码，已公开彻底放弃在南海有关争议上的“中立”立场，在疫情暴发后更是全方位加码搅局南海。
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高调发表南海政策声明（以下简称蓬佩奥“7·13”南海声明）称，中国对美济礁、仁爱礁、曾母暗沙等南沙岛礁没有任何合法的领土或海洋权利主张；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在靠近越南的万安滩、靠近马来西亚的南康暗沙、文莱专属经济区和印尼纳土纳岛附近的水域中提出的任何海洋权利主张；美方将对中方在南海的行为采取措施。而早在199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南海政策声明，这一声明标志着美国开始介入南海问题。蓬佩奥“7·13”南海声明亦标志着美国南海政策的又一次调整，明确了一边倒地支持菲、越、马、文等声索国的新政策。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把南海问题作为全面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在美中全面对抗竞争的框架下调整其南海政策。受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南海地区大国竞争的态势愈演愈烈，海上形势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第二，以中美两军对抗为主线，域内外国家积极参与的南海军事较量日趋白热化。2020年上半年，美国派出了近3000架次军机、60多艘次军舰进入南海活动。美军除了几乎每日出动数架各型侦察机或轰炸机在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对中国实施近距离侦察、威慑外，还上百次地冒用他国民航电子代码、雇佣商用飞机执行军事任务。2020年全年美军在南海开展的单、双、多边军事演习平均每月1次，出动了包括“罗斯福”号、“里根”号和“尼米兹”号三艘航母在内的主力作战舰机，其中7月份在南海的两次双航母编队联演规模实乃冷战后罕见。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法国等盟友都积极配合、参与美军在南海的军事部署，纷纷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
第三，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死灰复燃”已成事实，对南海形势发展的负面影响“井喷式”显现，新一轮南海“法律战”正在拉开序幕。2016年7月12日之后的较长时间内，在中国与菲律宾及东盟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对南海形势发展的负面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但2020年以来，越、马、菲、文、印尼及美、澳、日、英、法、德等域内外多个国家接二连三拿仲裁裁决说事。在始于2019年12月12日马来西亚外大陆架划界案的“外交照会战”中，越、马、菲、文及印尼在提交联合国的多份照会或公开声明中均援引仲裁裁决，或为自身权利主张披上“法律外衣”，或给否定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找理由。美、澳及英、法、德五国也先后就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有关问题的国际法地位向联合国提交照会，除了重提仲裁裁决外，还质疑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和将南沙群岛作为整体主张海洋权利的国际法基础。
第四，美国利用域内部分声索国合谋遏华有增无减，且日益明目张胆。试图利用南海议题推动与各声索国及印尼构建以遏华为目的的“亚洲版北约”。
当然，进入2020年以来，南海形势的发展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
一方面，对于美国意图利用南海有关争议编织“遏华网络”，有关声索国采取了相对务实、理性的立场，中国与声索国间的海上分歧和矛盾得以避免卷入中美南海地缘政治竞争的漩涡之中。美国一直在寻找机会，利用南海问题激化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等声索国间的矛盾。但庆幸的是，南海周边国家对于美国的诱惑和笼络并不“感冒”，普遍坚持中立和“不选边站”的政策。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万2020年9月表示，马来西亚不会在中美较量中做出选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8月下令菲律宾军队，不许参加外国海军在南海的军演，以此向外界表明菲无意在中美南海竞争中选择任何一边。声索国的“中立”“不选边站”立场令美国“联合遏华”的诉求应者寥寥，中国与各声索国间的海上矛盾也因此得以管控在对话、合作的正轨。
另一方面，某些域外国家能源公司开始退出南海争议海域的油气活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争议海域的单边油气开采活动一直是导致南海局势持续紧张升温的重要因素。但受近期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遭受重创，以及南海争议海域单方面油气活动的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越南等声索国在南海单边油气开采活动中所依赖的域外国家能源公司正逐步退出在南海的油气项目。失去了域外国家能源公司支持的越南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单边油气活动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而因单边油气活动导致的海上紧张局势也有望得以缓解。
《领导文萃》：从公开报道看，南海沿岸部分国家2020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还是有一些“小动作”。那么，据您观察，越南、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域内国家2020年以来在南海表现出那些新的动向？
吴士存：越南是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因而2020年以来在南海问题上可谓“小动作”不断。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2月、3月、4月，分别有311艘、511艘、379艘越渔船进入中国广东、海南、广西的内水、领海及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活动。4月2日、6月10日，越渔船两次在西沙群岛海域与中国海警舰发生冲突。针对中国实施的休渔禁令，5月8日越外交部发言人称，越方抗议中方单方面对南海实施禁渔令；越南渔业协会向越政府递交文件，反对中国颁布2020年南海捕鱼禁令，建议越南各职能机关采取强力反制措施。
此外，菲律宾方面，2020年6月菲政府派遣2艘护卫舰和3艘施工船进入中业岛附近海域作业。6月9日，菲中业岛海滩坡道（码头）工程项目竣工并交付菲国防部验收，菲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桑托斯、陆海军三军司令和西部军区司令等登岛出席工程验收仪式。同日，中国“粤茂滨渔42212”船静泊南沙群岛礼乐滩海域从事灯光围网作业，遭遇七艘菲律宾渔船围攻，中方船只撤离时钩到一艘菲渔船，致该船倾斜入水，中方船长担心遭菲多艘渔船围攻而驶离现场。
中美南海较量的本质是什么？
《领导文萃》：美国声称在南海拥有航行自由利益，那么您认为美国在南海究竟有哪些利益诉求？
吴士存：199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南沙群岛与南海政策声明》，提出美国在南海拥有“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利益”；2010年7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公开表示美国在南海拥有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等“国家利益”；2020年7月13日，蓬佩奥南海政策声明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对南海的利益诉求。
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智库机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具体至少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维持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稳定。包括：履行对菲律宾等西太平洋盟友的安全承诺；维护和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太平洋安全体系，包括美国与条约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关系；维持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区域力量平衡。
第二，捍卫所谓“不以武力或胁迫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原则”。美国认为，在美国所领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中，不以武力或胁迫来解决国际争端是其核心原则。美国必须确保南海争端按照其设想的方式解决。换言之，美国试图在南海地区扮演“警察”的角色。
第三，维护所谓“海洋自由”原则。美国认为，“海洋自由”有时也被称为“航行自由”，不仅包括商船通过国际航道的自由，还包括军用船只和飞机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对海洋及其上空进行合法、自由应用的权利。美军在南海他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内具有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权。
第四，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南海航线安全。美国认为，东北亚地区的石油与商贸运输都严重依赖于南海航路，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超过80%的原油运输都需途经南海，南海对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第五，维护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美资跨国能源公司在南海的巨大商业利益。
《领导文萃》：中美间的外交角逐和军事竞争已经成为南海形势发展的主线，但事实上美国并非南海争端当事国。那么，中美南海较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吴士存：中美南海博弈的实质是美国坚持海洋霸权和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霸权与主权之间的矛盾。从美国的视角看，南海是维护其在西太平洋海上霸主地位不可或缺的海域和实现美国式海权的重要咽喉水道，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和牵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在中国看来，南海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归纳来讲，中美南海之争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海上规则掌控权之争。美国提出的所谓“海洋自由”“不以武力或胁迫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原则表明其有意主导地区海上规则构建。2020年7月15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公开称，在“准则”磋商过程中，中国“迫使”东盟国家接受对各自国家利益的限制，而美国在南海利益也面临威胁；中国试图通过“准则”将南海主张和“军事化”行动合法化做法将不可接受。在美国看来，中国与东盟十国间的“准则”磋商将对其在本地区的规则掌控权构成挑战，尤其是中国将利用不对称性力量优势获得地区海上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因而，美国为了维护在地区海上规则构建问题上的利益诉求，有必要通过与越南等国的内外合作来对“准则”磋商进程施加影响，尤其是避免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落入中国之手。
第二，力量对比优势之争。“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区域力量平衡”事实上即确保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压倒性力量优势地位不受挑战。美国认为，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海军实力的提升等正在改变地区已有权力分配格局，其在南海地区的力量优势地位正在遭到侵蚀。美国纠集其盟友和伙伴国开始向南海地区集结优势兵力，增加在沿海地区的常态化军事部署，加大在这一海域的动态力量投射，就是为了巩固在本地区的压倒性力量优势。
第三，地区安全架构的主导权之争。双边同盟体系是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之后，美国开始搭建包含双边军事同盟、多边安全合作在内的新的安全架构。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不断扩大的地区影响力和对其他沿岸国的力量优势将令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失去对其提供安全保护的信心，将逐步“蚕食”目前由其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
后疫情时代南海形势会如何？
《领导文萃》：面对美国在南海咄咄逼人及部分声索国“小动作”持续不断，您认为南海形势是进一步巩固“趋稳向好”，还是转向“动荡不安”？
吴士存：受国际和地区大环境及域内外各种变数的影响，南海形势再度动荡不安，由“治”到“乱”转折的趋势可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逆转。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这么几个因素：
第一，“准则”磋商的“窗口期”日益缩短，声索国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集中爆发。“准则”磋商虽不涉及争端各方的领土和海域划界主张，但不可避免地会与争端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产生关联。同时，“准则”磋商也事关重构基于规则的南海地缘政治版图，域内外相关方必然会有不同的政治考量和利益诉求。目前，“准则”磋商已经进入单一磋商文本第二轮审读，即将进入第三轮审读，但这也标志着相关各方间的矛盾和分歧将渐渐暴露出来。某些声索国也会充分利用“准则”达成前的这段窗口期加速推进“准则”原则、内容或精神宗旨所约束或禁止的单边行动，如争议海域的单边油气开发等。
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但在美国眼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准则”磋商“缺乏透明度”，是对其这一目标的挑战。譬如，“准则”磋商中有关争议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内容都是美方在南海问题上重要利益所在。因而，美国与某些声索国“里应外合”、干扰“准则”案文磋商进程的力度将只增不减。
第二，声索国南海政策调整的挑战。越共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召开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对于越南而言将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为全力保障会议顺利召开，越南近期在南海问题上会采取相对保守、谨慎的态度，但其对南海油气、岛礁主权等利益诉求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菲律宾将在2022年上半年迎来又一轮的权力更迭，未来菲律宾南海政策将如何发展还存在较大变数，而杜特尔特式的务实主义南海政策将面临更弦易张的考验。倘若菲律宾新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争议海域油气开发、海上务实合作及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等问题上“倒行逆施”，中菲海上分歧和矛盾再度激化或将不可避免。
第三，中美南海博弈的加剧。2020年5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提出，“作为全球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正在推回中国的‘霸权主义自信’和‘过度主张’。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包括在南海，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美国正在为地区盟友和伙伴发声，并提供安全援助，帮助他们提升能力，抵御中国利用其军事、准军事和执法力量胁迫和在争端中取得胜利的企图。”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第一战略竞争对手”，因而为维持对西太平洋地区秩序的主导权地位，是不会容忍中国挑战其在南海地区军事力量的压倒性优势的，也不会放过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契机。
第四，其他域外利益攸关国也将继续参与南海的地缘政治角逐，在南海规则和秩序重构的过程中谋求利益最大化。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甚至英国、法国等域外国家“染指”南海将会加剧大国在南海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复杂态势。出于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目标的需要，日本希望借助美国“印太战略”，进一步增加在南海的军事和“准军事”存在，除了增加海上和空中自卫队在南海的常态化存在之外，还可能在南海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领导文萃》：在“后疫情时代”，南海形势具体将如何发展？越南、美国等区域内外各方在南海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动向？
吴士存：疫情结束之后，南海地区秩序重构将随着“准则”案文磋商进入“深水区”，力量分配格局加速变化而进入关键阶段，越南、美国等区域内外各方出于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大化的需求，将加快调整各自南海政策。在越南等声索国看来，这是其“浑水摸鱼”的机遇，而美国政府也可能在大选结束后继续拿南海问题做文章。
第一，美国在南海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以更加多变、更为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中美南海军事较量陷入长期“拉锯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南海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升温的态势短期内难有根本性转圜。除了常态化的航行自由行动、使用传统方式实施海空抵近侦察及威慑、加大纠集区域内盟友及伙伴国在南海开展联合军演等军事活动外，美军还将采取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保持在南海对中国的高压态势。伴随着美军在南海保持高强度、高频率、多手段对华军事活动，中美两军海空力量在南海“短兵相接”式的战术层面较量在较长时间将成为一种常态，海上紧张升温的安全形势难盼缓和。
第二，以美越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美与域内声索国里应外合，将是影响南海形势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加之海上有关争议再度升级的影响，菲、马、越等国可能会渐渐融入美国“印太战略”的布局之中，提升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其中，越南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黑天鹅”，如向美军开放金兰湾作为补给基地，建立情报共享机制，甚至开展海上协同作战等。菲律宾在2022年上半年实现国内权力更迭后，不排除重新巩固并强化与美国军事同盟关系及在南海问题上协作的可能。
第三，相较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新一轮南海法理斗争的尖锐程度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受美国背后操纵、国内反华亲美势力掣肘，越、马等其他声索国的鼓舞，菲杜特尔特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模糊”“暂时搁置”的立场所面临压力与日俱增，且难以指望即将出现的菲新政府延续这一政策。倚仗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的支持，越南在挑起中越法律战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将是大概率事件。仲裁裁决的“死灰复燃”和越南提起南海仲裁的叠加效应，将使得南海法理斗争形势严峻程度超乎寻常，尤其是中国南海断续线与历史性权利、南沙群岛整体性及西沙群岛领海的国际法基础及南海岛礁法律地位等问题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第四，“准则”案文磋商、海上务实合作将步入“艰难期”。一方面，争端国间在“准则”限制什么、限制谁，以及适用海域范围、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何监督实施、是否设立执行机制等关键问题的分歧将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美、日、澳等域外国家在南海岛礁军事设施部署、争议海域军事活动和油气开发等问题上各有关切和图谋，将通过各种渠道对案文磋商施加影响，加上仲裁裁决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因而“准则”磋商难以一帆风顺，且如若挑战应对不当不排除陷入“持久战”或僵局的可能。与此同时，仲裁裁决实质上已掏空了争端方间在南海争议海域开展海上合作的基础，因而随着菲、越、马等声索国重提仲裁裁决，中国与声索国间的油气共同勘探开发等海上务实合作将面临难以预料的困难。
中国的应对之道
《领导文萃》：面对南海形势“再度动荡”的可能，在您看来，中国在南海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吴士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以来都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线维权挑战、法理挑战、规则制定挑战、舆论与话语权建设挑战。这四大挑战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就目前而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挑战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中美在南海爆发小规模海上冲突，或出现局部海上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目前，中美两军在南海接触最为频繁，美军“任务式指挥”体制赋予了一线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之中美双方业已建立的海空危机管控机制，因美方的单边主义和冒险行为而局部“失效”，两军在南海频繁相遇而导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第二，“准则”案文磋商过程中某些声索国和美国将保持默契，并与中国针锋相对，干扰“准则”磋商进程，并把“准则”可能难以如期达成共识的责任“甩锅”中国。
中国在2018年11月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就提出了三年内完成“准则”磋商的愿景，受到东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某些声索国为了在“准则”案文磋商博弈中实现自身在南海利益诉求的最大化，将拒绝接受甚至抵制中国推出的合理诉求与主张，并单方面提出过分要求；而美国则透过域内某些声索国达到干扰“准则”磋商进程、与中国展开地区海上规则制定竞争的目的。美国及某些声索国在“准则”磋商问题上“逢中必反”的立场势必会影响“准则”磋商进度，加之2020年“准则”案文磋商计划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得不暂时推迟，实现“准则”磋商“2021愿景”面临挑战，前景不容乐观。
第三，台湾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在南海问题上“开倒车”。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台湾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切割大陆、呼应东盟、迎合美日”的立场，不仅对域外国家在南海的挑衅性行为装聋作哑，对域内国家的侵权举动更是视若无睹。未来四年，民进党当局为获得美国对其“台独”理念的支持，抵消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不排除其把南海问题作为讨好美国的筹码。
一方面，台湾当局可能会迎合美国，最大限度压缩中国大陆南海权利主张的需要，调整南海断续线和历史性权利主张。美国一直希望台湾能放弃南海断续线主张。南海断续线是两岸在南海一脉相承的权利主张的重要基础，倘若台湾当局采取“退缩”立场，则必将对中国大陆南海主张带来难以预料的挑战。
另一方面，2016年5月以来，岛内不时传出把太平岛租借给美国的信号。台湾目前实际控制的太平岛地处南沙群岛“心脏”位置，距离美济礁约130公里、永暑礁约170公里、渚碧礁60公里。有关信息显示，目前太平岛周边港口可停泊最小3500吨，甚至万吨级以上舰船，岛上拥有可供起降C-130运输机的机场跑道，具备美军部分舰机停泊条件。在此背景之下，随着美国在南海逐步推进实施“印太战略”，民进党当局可能会以“人道救援”“国际合作”的名义，向美军开放使用太平岛。一旦美军进驻太平岛，无疑将对中国大陆在南沙群岛的安全构成威胁。
《领导文萃》：面对来自声索国和非声索国、区域内和地区外的军事、外交、舆论等多方面挑战，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吴士存：中国当务之急是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被单边主义、冒险主义“牵着鼻子走”，赢得中美南海博弈的主动权，防止掉到美国所设计的、利用南海问题打乱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战略布局的陷阱之中。
第一，排除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准则”磋商，让“准则”真正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准则”将有助于规范、约束区域内外有关国家在南海的单边油气勘钻活动、军事行动、岛礁占领等行为，同时也会就管控分歧和潜在危机、增进互信及开展环境保护、海上人道搜救等海上务实合作做出制度性的安排。中国应抓住“准则”磋商的契机，给域内外各方在南海“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建立起一套行为规则和规范，以此约束有关声索国海上单边行动，同时降低南海形势发展中的美国等域外因素的影响。
第二，推进在南海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建设，提升管控海上形势发展的主动权。
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以民事化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为导向，推进南沙岛礁设施建设，回应国际社会诉求，彰显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中国可以陆地面积较大、建有机场跑道的南沙三大礁（美济礁、永暑礁、渚碧礁）为载体，发挥2020年4月18日设立的南沙区的行政管辖功能，在南沙岛礁开展科研、教育、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民事化建设。其中，美济礁可以考虑发展旅游观光业，打造成为“国际旅游开放岛”。
在硬实力层面，中国要整合现有海上力量，着眼于未来海上战争样式的变化开展海上能力建设。针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在南海常态化的军事部署、频繁的军事活动和针对中国的海空军事行动，中国有必要从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需要出发，推进在南海地区的反侦察、反威慑、反情报搜集能力建设，加快形成战略威慑力，以达到维护在南海主权、海洋权益、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多重目的。
第三，推进落实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通过海洋治理合作做大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的共同利益“蛋糕”。中国应抓住疫后南海沿岸国家对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加速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提升在海水养殖、海洋科研等海洋经济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还可就防止海盗、航道安全、海上搜救等与海洋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与有关沿岸国建立治理合作机制。
第四，把应对新一轮“法律战”作为涉南海各方面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越南就中越海上有关争议诉诸仲裁或司法，以及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负面影响继续扩大，新一轮南海“法律战”似乎在所难免。中国有必要从人才储备、相关法条的研究、利弊得失的权衡、证据链搜集等方面，提前做好预案，尤其是应加强对历史性权利和南海断续线的研究，从国际法语境对南海历史性权利提出更具说服力、更加全面、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叙事表述。
第五，探索建立大国南海竞争潜在冲突风险防控机制。中美两军已建立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等危机管控机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两方对某些内容的各自解释可能会产生冲突，因而中美有必要探讨在南海建立更为有效、稳定的新机制，以防止两军在南海出现擦枪走火。
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来源：中国南海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