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已经来临。今后大国争夺、博弈不再是自然空间，而将日益进入全新数字空间。面对纷繁复杂的挑战，未来国家之间关系是菜单式的合作，以问题或议题为导向，组成不同的伙伴关系，用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2008年爆发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是一场全球性灾难，按理说西方七国集团（G７）理应当仁不让地将其摆平，奈何其能力不足，资源捉襟见肘，暴露了意识形态联盟的尴尬。二十国集团（G20）应运而生，不负众望，发挥了挽救世界经济的关键作用。G20由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组成，但这并未妨碍国际合作，反而形成了强大有效的力量，成功遏制危机，让世界经济转危为安。

其启示在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日渐式微，难以为应对新挑战、新风险提供答案，反而成为加强国际合作的阻碍与羁绊。只有五湖四海齐心合力，方能化险为夷。同样的，在疫情威胁面前，挥舞意识形态大棒也无济于事，犹如堂吉诃德高举长矛大战风车。最佳的出路仍在于全球联防联控、团结协作。人类面临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核扩散、难民危机、贫困等，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人是看客，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必不可少。

然而，还是总有一些国家和一部分人仍按捺不住在国际关系中投射意识形态争端的冲动，企图以此划线而治。上世纪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可谓登峰造极，冷战崩溃时曾一度触发“历史终结”的喧嚣。有的国家躲进意识形态的茧房，享受着“历史的假期”，然而好景不长，各种危机挑战纷至沓来、接踵而至。诸多研究报告发现的悬念多于答案，惊悚多于淡定。蓦然回首，才发现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一个自我麻醉的伪命题。

不仅如此，“颜色革命”恶果随处可见，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恐怖袭击、金融风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此起彼伏，令人焦虑不安。那个曾经熟悉的世界似乎被新的形态所覆盖。西方学者警告，自由国际秩序最根本的基础在发生动摇；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这意味着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步向终结。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指出的“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并非危言耸听。法国总统马克龙担忧，西方世界霸权已近终结。英国苦苦追求“脱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意识形态黏合剂无法将英国与欧洲大陆粘贴到一起，而利益的取舍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的虚幻认知。

意识形态偏见与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杂糅，成为话语霸权的伪装，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陷阱，将贻误自我革新的良机。即使在西方内部，不平等、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突出，并且正在造成比过去更加严重的撕裂。精英日益脱离民众，乱象丛生，已经敲响西方民主制度失灵的警钟。近年来，欧洲国家所吸取的深刻教训是不能寄人篱下，因此欧洲领导人发出了“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呐喊。

环顾全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交织。信息革命影响突飞猛进，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扩散与多元化加速演变，国际格局进入加速调整和演变期，全球治理的难度与紧迫性有增无减。

数字时代的来临打破传统的地理空间经纬，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时代的安全必须是共同安全，而非单方面的安全。过去国家之间的竞争是自然空间，今后竞争的舞台则是虚拟空间。前者是有限的，后者则是无限的，巨大而浩渺。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动员力已经大大缩减，不可能再一呼百应。

恰如自然界的多样性是其本质特征一样，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同样需要保持多样性。世界70多亿人，多姿多彩，社会生态更是一个百花园，国家之间的利益与亲疏不可能完全由意识形态来定义。再者，利益越来越多元化，挑战风险亦然，要实现自身发展、有效应对风险，靠意识形态没有出路。需要看到，在威胁更趋多元化、分散化之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壮大让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包容与平衡，而且成为问题的重要解决者，扩大了国际社会解决复杂挑战时的工具箱。世界的变局，核心在于国际体系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安排需要与时俱进的更新，以适应各国更为广泛的生存、发展与安全需求。

总之，世界不再等待，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从不退缩，创造美好生活的灵感从不枯竭。蜷缩在意识形态的茧房，无异于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甚至是在故步自封。大疫及其引发的各种危机当前，只有摘下有色眼镜，才能创造共赢的未来，而非回归零和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