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论预算理念——微观有绩效不等于宏观有绩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6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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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 (进入专栏)  

近年来,我国预算草案的编制质量和精细化程度都在不断提升,这是一个重大进步。然而,相关文件越来越多,其中也蕴含着风险。风险在哪?纵览这些文件资料,感觉是钻到森林里,看到了很多树木,但森林的整体情况如何呢?宏观整体情况有些看不清楚。

针对“十四五”规划、中期预算规划和2021年的年度预算,我们应该关联起来考虑,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考虑“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规划也好,预算也好,其实都是计划,计划是针对未来的,而未来是不确定的,是充满风险的。也可以说,规划和预算都是一个虚拟的事物,都是一种对未来的模拟。这种模拟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核心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风险”。如果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风险缺乏准确判断,我们制定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很可能是难以实现的。

问题导向是针对“已然”,而风险导向是针对“未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所以,编制面向未来规划和预算的核心理念就是风险,要基于风险来观察、分析和判断,并形成以风险为导向的预算编制审查理念。如果说预算不是风险导向,预算的作用很可能就不是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而是适得其反。

以风险为导向来编制审查预算,需要统筹收入支出大盘子,考量有多大的赤字?定多大的债务规模?支出向哪些方面倾斜?以及支出进度怎么把握?这些预算安排就是针对风险的,哪方面的风险大就向那些方面倾斜。

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的预算编制执行。为积极应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对原有预算安排进行及时调整,通过大量压缩一般性支出来保障疫情防控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就是预算编制是跟着风险走的。从总量来看,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支出力度?从结构来看向哪些方面倾斜?哪些增加?哪些压缩?都必须跟着风险走。

而这些风险都是老百姓需要面对的公共风险,最终会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包括法律的责任,也包括道义的责任。这些公共风险一旦产生、暴发,就需要政府去对冲,并按照公共风险应对要求来调整预算。


1

用风险分析框架来审查规划、预算


2021年以及“十四五”期间,未来的风险会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一个风险的情景图?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情况下产生了大量僵尸企业,政府为避免企业大规模破产引发经济社会动荡风险,制定了包括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在内的“六稳六保”政策。但这种阶段性的政策安排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会抵冲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些企业必须淘汰,有些企业则需要给予适当支持。但对政府而言,这种界限是很难分清的,如果简单延续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会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这些都是政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也就是产生的新风险。


从风险的分析框架来看,审查规划、预算应围绕三个概念:一是公共风险,二是财政风险,三是债务风险。


公共风险是指社会公众需要面对的风险,可能在经济领域,可能在社会领域,可能在生态环境领域,也可能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些公共风险一旦发生,也会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责任。一旦成了政府责任,这些风险就会进一步演变为财政风险。但财政多支出能不能形成财政多收?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形成一种矛盾和冲突。比如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财政必须增加支出,但疫情不仅冲击了经济和社会,还导致财政大幅度减收。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责任毫无疑问是不断扩大的,但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从而很可能形成政府的债务风险。


当政府的公共责任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同时政府拥有多少资源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就导致预算编制也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状态。所以,今后的预算到底应当怎么编制?存在哪些不确定性?哪些风险会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哪些风险可以由市场主体自己承担?这些问题都需要弄清楚。


从现实来观察,我国地方政府有一种大包大揽的倾向,就是对风险缺乏科学的判断,未能区分哪些风险应当是企业承担的,哪些应当是家庭承担的,哪些应当由政府承担,在个体风险和公共风险没有得到有效区分的情况下,政府就直接全部承担了。政府担当体现在财政上,就是需要提供更多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公共责任就会定位不准,就容易出现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没有看到风险,或以为是市场风险、个体风险,实际上,这些风险可能会悄悄转化为公共风险和公共责任。但这种转化有一个过程,因为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拟的,损害的可能性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感觉到。在风险问题上,很容易判断失误,尤其在缺少风险理念和风险分析框架的情况下,一旦判断失误就会加大未来风险。


所以,规划也好、预算也好,在对其进行编制、审查时就需要综合考虑怎样对未来的公共风险情景进行分析?怎样对公共风险进行排序?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风险类型不同,但可以相互转化。比如说,金融风险可以转化形成财政风险。这些风险如何转化,又是与我国的公共管理体制机制直接关联的。


在编制规划和预算时,如果对未来的风险没有一个风险地图或风险情景的分析图,针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状况,通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系统性风险来注入确定性就是盲目的,就很难有针对性。我国的一些措施以及体现在规划、预算中的风险对冲思路、办法、措施,很可能就是无效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如何应对未来的风险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和具体图景。


现在各地方的预算报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未来的风险问题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做深入分析。那么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国编制的规划、预算怎么对冲风险?怎么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这些在规划及预算编制内容中都没有得到清晰体现。


从这一点来看,怎样进一步强化风险的理念、思维,更多运用风险的方法来编制规划、预算,显得尤为重要,而不仅仅只是定目标。如果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这些目标可以实现,而到时候又无法实现,这本身就带来了风险。我国当前面临的财政风险,比如赤字率、债务等,都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公共风险转化的结果,最终变成了政府的公共责任以及政府财政的压力。


我国现在财政压力和收支矛盾突出,为什么会突出?如果像企业一样,政府少花点钱就收支平衡了。问题是有些刚性支出不能减少,为什么会成为刚性支出?那是因为政府的公共责任。为什么变成了政府的公共责任?因为威胁到全体老百姓的生存和基本民生,影响到老百姓的未来预期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共风险问题。


针对当前这些问题,要倒推分析,不能仅停留在收支矛盾突出这一概念的表象上。为什么突出?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要了解为什么变成了刚性支出?这个背后隐含着政府的公共责任。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很多事情都是政府来干,投资也是政府冲在前面,而对民间投资乏力的问题考虑不多,把它简单归结到了市场失灵上。


事实上,如果民间投资不能有效增加,民众没积极性,政府投资再多也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否则,我国也就无须搞市场经济了。现在我国预算政策的核心是什么?是要调动大家防范化解风险的积极性,激发内生动力,而不是遇到风险政府就冲在前头。政府应当是殿后、兜底的。现在很多方面的事,政府都是冲在前面。如果政府倒下了,整个社会就散架了。


从财政的角度来说,政府应该是社会最终损失的承担者。当企业、个人无力承担风险损失的时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公共风险和危机,由政府去兜底,而不是由政府来包办。在编制预算时千万不能有包办的想法,而是应该有分担、最后兜底的原则。当社会其他主体没有办法了,为避免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政府再去兜底,维持经济、金融、社会的稳定,这就是注入确定性。如果政府处处冲在前面,多干事、多上项目、多搞投资、多刺激消费,按照这么一种思路,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对冲风险,很可能是在制造风险。


2

以公共价值为核心完善预算与五年规划的衔接


2021年年度预算和“十四五”规划两者怎样衔接,现在还缺乏一个转化的中间环节。“十四五”规划怎么转化为财政的“十四五”规划,财政“十四五”规划怎么转化为三年滚动预算,转化为三年滚动规划后又如何对接年度预算。应当说,2021年年度预算需要先对接中期财政规划,然后对接五年的财政规划,五年财政规划再对接“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中间应当有一个转换。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转换是无法有效对接的,很可能就是两张皮。这样编出来的预算和规划就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碎片化的。预算就是预算,规划就是规划,预算编制很可能被各项任务牵着鼻子走,盲目被动地花钱,甚至是为了花钱而花钱。


人们常说,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什么走呢?项目是跟着规划走。但规划又跟着什么走?如果再深层次追问一下,就会发现新问题,其实是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应当跟着价值走,既不是经济价值,也不单纯是社会公平价值,而应当是公共价值。这个公共价值怎么分析判断可以进行探讨,但是项目本身不能是目的,不然就变成了为上项目而上项目。


所以,现在所说的“资金跟着项目走”只对了一半,还应该继续探讨项目应该跟着什么走?如果这个不明确,资金跟着项目走也是盲目的,一些地方搞了很多项目,以后不一定有效果。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以及空间的维度来判断的话,项目的价值如何?恐怕需要进一步论证,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项目编出来就行了。


一些地方政府的发改部门提出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的重要性是不是同等的?在时间布局上是不是一样的?实施周期是否相同?从地方整体需要出发,哪些项目更加重要?有没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序?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考虑的问题。


公共价值是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价值的综合,单一维度的价值都不是公共价值,最终要落到人身上来,而不是物。公共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公共风险的对冲而注入的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编制、审查规划、预算的风险分析和价值导向是等价的表述。

3

坚持整体观发挥预算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现在的规划编制、预算编制做得越来越细,但细化的过程不能变成碎片化,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防范风险的角度看,我们不仅要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还要看到一片片森林之间的联系以及树木之间的联系。其实预算的各科目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但是缺少深度分析,编制预算时往往就成了填预算科目的表格,填的方式就是基于既得利益,基数加增长。


怎么样把预算科目匹配到具体项目?怎样建立基本支出之间、项目支出之间的内在关联?资金、资产与资源如何有机结合,统筹配置?资产与负债如何有效匹配?这些方面的内在分析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样的预算编制才能更加科学,钱才会花得更有价值,预算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对应。在公共领域,预算应该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财政应对资金、资产和资源等财政资源的配置发挥统筹性作用。但是,现在的预算是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预算在资源的宏观配置上效果怎么样?


目前,学界谈绩效,总习惯于谈具体项目,这是一个微观的绩效理念。微观项目有绩效,但是从宏观来看,是不是应该干的事呢?如果不该干这个项目,再有绩效也等于零。所以微观绩效、宏观绩效不是一回事,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微观有绩效不等于宏观有绩效。


总的来说,现在的规划编制、预算编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理念上怎样进行调整?在方法上怎样进行更新?还有许多工作和研究需要深入。


刘尚希.树立以风险为导向的预算理念[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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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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