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刑法第205条，属于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犯罪，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不仅仅是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行为特征所反映的那么简单，本罪的保护法益也并不仅仅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隐藏在虚开行为背后的是骗取国家税款，因而本罪更主要的保护法益是国家税款安全。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上，始终存在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一明是本罪所具有的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性质，因而可以归属于经济犯罪（法定犯）。一暗是本罪所具有的骗取国家税款的性质，因而又可以归属于财产犯罪（自然犯）。总之，本罪兼具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也是法定犯和自然犯的双重属性。由此出发，才能深刻把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本文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沿革和规范构造为切入点，对本罪进行文本分析与规范考察。
一、罪名形成的演变过程
一个罪名的产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说，犯罪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法律现象，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派生物。在1979年刑法制定之时，我国尚未建立增值税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刑法中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伴随着增值税在我国的推行而产生的犯罪现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入罪、入刑到入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曲折演变过程：
（一）1994年：司法解释入罪
1994年我国实行税制改革，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增值税替代传统的税种。199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增值税暂行条例》，由此确立了增值税制度，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即成为计征增值税的依据和抵扣税款的凭证。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其特点在于实行价、税分离，税款抵扣，明确规定纳税人计算增值税的应纳税额时，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发票只限于在购买货物时，从购货方取得，在发票上注明增值税税额和货款数额，纳税人据此抵扣税款。增值税制度将纳税人之间的纳税义务和纳税权利（抵扣权）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套纳税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机制。税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它对国家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增值税推行以后，由于当时增值税专用发票采用手工开票的方式，相对于实施金税工程以后的税控机开票方式，缺乏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和抵扣进行监管的有效手段。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不法分子为牟取经济利益，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功能，大肆骗取国家税款，严重破坏国家增值税征管制度，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各地陆续爆发了数额达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万的税案，震惊全国。然而，在当时的刑法中并没有将这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惩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1994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伪造、倒卖、盗窃发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第2条明确指出：“以营利为目的，非法为他人代开、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50000元以上的，或者非法为他人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额累计在10000元以上的，以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以下简称“虚开行为”）入罪。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规定中，司法解释将代开与虚开相提并论，尤其是对代开、虚开行为规定以投机倒把罪论处。其实，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投机倒把行为之间并没有性质上的共通性。即使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投机倒把行为违反的是工商管理法规，而代开、虚开行为违反的是税收征管法规。因此，将代开、虚开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实际上是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入罪。这在当时刑法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背景下，似乎并不是问题。当然，这也反映了投机倒把罪的口袋罪性质，成为应对各种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现象的兜底罪名。
那么，司法解释以类推的方式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入罪时，为什么选择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不是其他犯罪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当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类型中涉及发票相关犯罪。我国1979年刑法对投机倒把罪采取了空白罪状的立法方式，其投机倒把的具体行为由司法解释加以明确。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规定了八种投机倒把的行为类型，其中涉及发票相关犯罪的共有两处：一是倒卖发票，二是为从事非法倒卖的人提供发票，从中牟利。这里的倒卖发票本身就是投机倒把行为，而为从事非法倒卖的人提供发票，就其行为样态而言包含代开发票，它是投机倒把罪的共犯行为。应当指出，我国当时尚未推行增值税制度，《解答》所称发票是指普通发票而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虽然违反税收征管法规，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难以入罪的。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发票这一联系因素成为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唯一纽带。
显然，代开、虚开行为并不是为他人倒卖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目的在于骗取国家税款，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何对这种为他人代开、虚开方式，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不直接规定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单纯的为他人代开、虚开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利用代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则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换言之，投机倒把罪只是对为他人骗取税款而非本人骗取税款的代开、虚开行为的刑法评价。作为这一解释结论的佐证，可以参考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第5条对骗取出口退税款行为做了规定，其中第5条第1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采取对所生产或者经营的商品假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处骗取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此，《补充规定》设立了骗取出口退税罪，只是其主体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处骗取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单位犯本款罪的，除处以罚金外，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于那些不符合第1款规定的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行为，根据《补充规定》以诈骗罪论处。既然如此，在我国刑法没有单独设立骗取增值税罪的情况下，对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诈骗罪论处，应该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司法解释并没有采用这一逻辑进路。
（二）1995年：单行刑法入刑
通过司法解释将虚开行为入罪，缺乏必要的正当性。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接着就启动了立法程序，并于1995年10月30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以单行刑法的方式设立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虚开行为入罪的正当性问题。
关于《决定》的立法理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保障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家税务总局对当前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犯罪的一些新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听取了税务、法院、检察院、公安等有关部门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并征求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意见，拟订了《关于惩治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决定（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此后，法律委员会于1995年10月10、17日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最后在1995年10月30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决定》，完成了立法程序。
在《决定（草案）》审议过程中，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律草案文本进行了重大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罪的立法逻辑，并将对此后的司法适用产生了不可轻忽的影响。以往我国刑法学界在论述本罪的性质与特征上，对此未能引起高度重视，这是令人遗憾的。笔者认为，《决定（草案）》的修改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代开并入虚开概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些委员提出：草案中规定的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发票中代开一词含义不清楚，在实践中，代开行为有合法代开和非法代开两种情况，对合法代开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非法代开实际上已包含于虚开发票之中，应当删去本决定中的代开一词。由此，《决定（草案）》中的代开一词被删除，其内容并入虚开。事实表明，代开是一个内涵模糊因而容易混淆的用语。因为，代开根据是否有货，可以分为有货代开和无货代开，只有无货代开才能归入虚开的概念，有货代开虽然违反发票管理制度，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虚开。正因为如此，《决定》颁行以后，我国刑法学界围绕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以本罪论处的问题一度较大争议。
第二，虚开行为解释条款。《规定》将虚开限定为为他人虚开，并不包括为自己虚开。在这种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惩处的重点是惯常性地从事虚开活动并作为经营活动的所谓开票公司。因此，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额（以下简称“虚开数额”）作为本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具有其合理性。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实际上是他人骗取国家税款的共犯行为，因而这一立法规定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具有专业化、职业化的特定，是为不特定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虚开，在这种情况下，将虚开行为单独设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有些案件中，司法机关难以查明他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具体数额，对此应当直接以虚开税款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在有些案件中，司法机关不仅能够查明虚开税款的数额，而且还能查明他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对此，应当选择其一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他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可以理解为虚开行为的犯罪结果。当然，这是一种间接结果而非直接结果。由此可见，在这种立法逻辑中，只有虚开是构成要件行为，而他人骗取国家税款只能是本罪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然而，《决定（草案）》取消了对虚开只能是“为他人”的限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些委员提出：对为自己虚开或者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也应当严惩。因此，草案修改稿增加了对虚开行为的解释条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之一的。”在这种情况下，虚开不仅包括为他人虚开，而且包括为自己虚开。如果说，为他人虚开是他人骗取国家税款的共犯行为，因而属于共犯的正犯化。那么，为自己虚开就是自己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因而属于预备行为的正犯化。至此为止，只要将本人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排除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外，都还在可合理解释的范围内。
第三是加重构成条款。在笔者看来，对《决定（草案）》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加了本罪的加重构成条款，即《决定》第1条第2款：“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考虑到《决定》第1条第1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因而第2款的规定可以说是本罪的死刑条款。之所以增加这一条款，是因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些委员和部门、专家提出，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规定从重处罚。这一意见落实在文字上，就是对本罪增加了加重构成条款。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该款规定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带来方向性的扭转。即使是《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该条款，其影响仍然存在，对此将在后文专门加以分析。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这一加重构成条款，则无论是为自己虚开还是为他人虚开，都可以将他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骗取国家税款数额解释为是虚开行为的结果，因而以该结果作为加重对行为人处罚的根据，这就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结果加重犯。然而，在规定了加重构成条款以后，在为他人虚开情况下，骗取国家数额尚可以解释为是虚开结果。而在为自己虚开情况下，骗取国家数额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是虚开结果，而只能解释为本人的行为，因而这就不是结果加重犯而是行为加重犯。在行为加重犯的情况下，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就成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加重构成要件的行为，因而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质发生重大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虚开行为，而是包含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由此而使本罪与诈骗罪之间发生整体法与部分法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议，最终形成正式文本。《决定》第1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此而使虚开行为的入罪获得明确的法律根据。如前所述，这一罪名是沿袭《规定》以虚开行为为中心的刑法评价方式，因而错过了在刑法中单独设立骗取增值税罪以规范这种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机会。此外，《决定》第5条第1款还规定对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依照《决定》第1条的规定处罚。此后，司法解释将该行为明确为独立罪名，即虚开专用发票罪。应该指出，这里的虚开发票罪并不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第205条之一的虚开发票罪。而且，这个虚开发票罪的存世时间很短。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该罪名就因被合并而消失。
（三）1997年：刑法典入法
在《决定》颁布以后仅仅不到两年时间，适逢1997年刑法修订，因而《决定》实施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它只是具有过渡的意义。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吸收了单行刑法的内容，包括上述《决定》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由此形成修订后《刑法》第205条的规定。
《刑法》第205条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三种行为合并为一罪。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这是一种选择罪名的立法方式。所谓选择罪名是相对于单一罪名而言的，在单一罪名的情况下，刑法只规定了一个构成要件行为，因而罪名不能分拆使用。在选择罪名的情况下，刑法将数额构成要件行为规定在同一罪名之中，这种选择罪名既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使用。也就是说，本罪的罪状将三种虚开行为规定在同一法条，这三种行为可以分别单独成为一个罪名。就此而言，可以说《刑法》第205条规定了三个罪名。这三个罪名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同时实施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并不实行数罪并罚。对此，我国学者在评论时指出：“从立法技术上看，刑法的规定与《决定》相比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是就《刑法》第205条本身来说，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他可以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都属于专用发票。因此，如果能将罪名规定为虚开专用发票罪，将进一步增加罪名的涵盖性而且更体现罪名的科学和简洁性，使我国刑法分则的罪名立法更加完善。”应该说，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虽然《刑法》第205条规定了三种虚开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将三种虚开行为合并规定在同一法条，对罪名的使用带来一定的不便。需要指出，在本文中，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于其他两个罪名间或论及。因此，只有在同时涉及三种虚开行为的时候，才使用罪名的全称。
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名演变过程来看，1994年初开始推行增值税制度，随之出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现象；1994年6月出台司法解释，规定虚开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1995年10月出台单行刑法，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7年3月刑法修订中正式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纳入刑法典，前后不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可以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个在极为紧迫的情况下，为满足惩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观需要而出台的应急性罪名。司法解释的仓促和刑法立法的匆忙，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成为留有遗憾的急就章。
二、保护法益的类型归属
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在犯罪归属上加以区隔，在刑法中分别规定在分则第三章和第五章。然而，存在某些具有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双重属性的犯罪，主要表现为经济诈骗罪。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这是一种财产犯罪。我国同时又在刑法分则第三章设立了经济诈骗罪，主要包括以下罪名：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等八个罪名；第六节危害征管秩序罪中规定的两个罪名，这就是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第八节规定的合同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经济诈骗罪中，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显形的经济诈骗罪。这些犯罪的特点是在罪名中明确标示为诈骗罪，它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这里的特殊是指手段特殊，例如合同诈骗罪；或者对象特殊，例如贷款诈骗罪。在刑法理论上，将经济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之间界定为特别法和普通法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此外，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骗取出口退税罪，也属于特殊诈骗罪。第二种类型是隐形的经济诈骗罪。这些犯罪的特点是在罪名中并未标示为诈骗罪，但就其构成要件内容而言，就是一种诈骗犯罪，例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刑法》第224条之一的规定，该罪的罪名虽然标示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但其核心行为是通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因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行为是诈骗，只是罪名上没有予以明示而已。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显形的经济诈骗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之于隐形的经济诈骗罪，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疏离和隐蔽的经济诈骗罪。由于法条表述的关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诈骗性质往往被虚开行为所遮蔽，因而不为人所认知。从《刑法》第205条的罪状描述来看，本罪的实行行为不是诈骗而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刑法》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虚开具有四种情形：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当行为人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行为。当行为人为自己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当行为人为自己骗取国家税款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当行为人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介绍他人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行为。因此，上述四种虚开形式，其实可以概括为两种：为自己虚开和为他人虚开，其中，为自己虚开是诈骗罪的预备行为，为他人虚开是诈骗罪的帮助行为。应该指出，虚开行为，无论是预备还是帮助，它都不会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损失，只有本人或者他人通过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款抵扣这一诈骗的实行行为，才能最终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在为自己虚开的情况下，本人抵扣税款，因而从诈骗的预备转化为实行，在《刑法》第205条已经将虚开这一预备行为设置为独立罪名的情况下，行为人就同时具有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两种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如果刑法将具有牵连关系的两种行为规定在同一罪名的构成要件之中，则转化为包容犯。包容犯是法条竞合的一种形态，表现为整体法与部分法的竞合。在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他人抵扣税款，因而从帮助转化为实行，在《刑法》第205条已经将虚开这一帮助行为设置为独立罪名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虚开行为就同时具有本罪的正犯和诈骗罪的共犯的双重属性，是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不同于法条竞合，它不以具有竞合关系的两个行为规定在同一罪名的构成要件为前提。
根据本罪的保护法益进行分析，如果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仅仅是虚开行为，则它只是一种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行为，可以归属于经济犯罪。然而，如果本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包含虚开和骗取国家税款这两种行为，则本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本罪同时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和国家税款的安全，因而具有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罪是一种隐形的经济诈骗罪。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保护的双重法益之中，两种法益对本罪的不法性质的决定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只是表层的保护法益，国家税款安全是深层的保护法益。可以说，在表层保护法益和深层保护法益之间存在位阶关系：侵害表层保护法益未必侵害深层保护法益；但侵害深层保护法益，则必然侵害表层保护法益。因此，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说，只有侵害国家税款安全这一深层保护法益才能决定本罪的不法性质。
三、构成要件的行为结构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这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界定带来重大影响。这里的第2款规定是指：“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笔者对本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为逻辑出发点的。那么，第205条第2款被删除以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是否也随着发生变化呢？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此，笔者分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之前和修正之后两个阶段，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进行论述。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205条的规定，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就是虚开行为。如果仅仅如此，则本罪就是典型的预备行为正犯化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如果在虚开以后，本人或者他人又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骗取国家税款的，就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通常来说，正犯的处罚都要重于预备犯或者帮助犯，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以正犯论处。例如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就包含了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行为，这是网络诈骗罪的预备行为。如果行为人在发布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以后，未及实施即告案发，则对行为人以本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发布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以后，又继而实施了网络诈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又如，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客观行为表现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如果仅仅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应当以本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不仅实施了上述行为，而且实施了网络诈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以诈骗罪论处。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一种单纯的前置化立法模式。
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种更为特殊的前置化立法例。这主要是因为1997年修订刑法时，保留了《决定》的加重处罚条款，这就是《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将骗取国家税款设置为该罪的行为加重构成。对于实施前款的虚开行为而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以本罪论处而不是以诈骗罪论处，并且规定了死刑。在这种情况下，骗取税款行为就成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本罪的加重构成中，就同时具有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
如果仅仅从《刑法》第205条第2款文本进行分析，骗取税款行为只是加重构成要件，因而这一规定与《刑法》第239条将杀害被绑架人规定为绑架罪的加重构成如出一辙。在绑架罪中，基本构成是绑架行为，属于单行为犯；而加重构成中同时包含绑架行为和杀人行为，属于复行为犯。因此，在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中包含了故意杀人罪，由此而使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形成整体法与部分法的法条竞合关系。根据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原则，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当以绑架罪论处。这种立法现象，在我国刑法中称为行为加重犯。我国学者指出：“行为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罪的过程中，实施了基本犯罪之外还实施了其他行为，而由法律规定相应加重的独立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对照行为加重犯的概念，完全可以将《刑法》第205条第2款归入行为加重犯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虚开是基本行为，骗取国家税款则是加重行为。当行为人在虚开行为的基础上又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就加重其法定刑，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将《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行为加重犯，是以基本犯是单行为犯为逻辑前提的。换言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基本犯只能具有单一行为，这就是虚开。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应当质疑的。如果仅仅考察《刑法》第205条第1款，当然可以得出本罪的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只是单一的虚开行为的结论。《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了三个罪刑单位，即：第一个罪刑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二个罪刑单位，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三个罪刑单位，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三个罪刑单位都是以虚开为中心的：第一个罪刑单位是基本犯，第二个罪刑单位是加重犯，第三个罪刑单位是特别加重犯。就上述规定而言，可谓文字严密，逻辑严谨，无可挑剔。然而，《刑法》第205条第2款插进来以后，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第205条第2款可以分为三层含义：其一，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其二，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里关 键是第一层含义。根据第2款规定，本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具有两个行为：第一是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行为，第二是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其中，前者是基本行为，后者是加重行为。那么，上述两个行为的主体所向何指？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形进行分析：第一是为自己虚开。在这种情况下，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主体当然是本人。第二是为他人虚开。在这种情况下，骗取国家 税款的行为主体是他人，本人为他人虚开的行为是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行为。因此，仅就第2款规定而言，完全符合行为加重犯的特征。根据行为加重犯的原理，在行为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包含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中。第二层含义，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问题是：这里的数额、情节和损失的主体又所向何指？当然是国家税款，即，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特别巨大，骗取国家税款的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税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显然，这是本罪适用死刑的罪量要件。第三层含义，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法定刑最主要的是增加了死刑，而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都只起到陪村作用。因此，《刑法》第205条第2款规定完全可以称为死刑条款。
第205条第2款规定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依附于第1款规定，因而必须将其纳入第1款进行统一考察。《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死刑条款是对第1款三个罪刑单位的补强，因此，第2款可以确定为第四个罪刑单位，刑法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由此形成四个罪刑单位的层级：第一层级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法虽然未规定数额和情节，但司法解释对此做了规定；第二层级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第三层级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四层级则是规定了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以上规定除了第三层级的特别严重情节和第四层级的情节特别严重存在一定的重合以外，仅就数额规定而言，可谓层层递进。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问题：前三层级的数额和情节都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和情节，而第四层级的数额和情节则是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和情节，两者之间明显不协调。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界定为行为加重犯，除了虚开行为以外还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那么，第1款规定的三个层级的虚开行为，是否同时也伴随着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呢？显然，从刑法文本的字面表述来看，似乎并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但司法解释则在其他严重情节中包含了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例如，199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千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①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的；②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虚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①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30万元以上的；②虚开的税款数额接近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③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对比以上对数额和情节的规定，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中的三个层级中，除了虚开数额以外，国家税款数额表述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而不是直接表述为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也就是说，第1款规定的三个层级的国家税款数额相当于第四个层级的造成损失数额，而不是骗取国家税款数额。
如前所述，《刑法》第205条的虚开行为可以分为为自己虚开和为他人虚开两种情形，在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是他人骗取国家税款，因而对于虚开者来说，可以认定为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但在为自己虚开的情况下，是本人骗取国家税款，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是本人骗取行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三个层级中，同时都包含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因此，基本犯不再是单行为犯，这就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第2款规定的并不是行为加重犯。因为行为加重犯中的行为是指他行为，即基本犯所不具有的行为。例如，我国学者指出，行为加重犯的行为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超出基本犯罪行为性质的更为严重的行为，第二种是基本犯罪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无论何种情况下，上述四个层级都包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国家税款这两种行为，因此就属于复行为犯。当然，这也不是单纯复行为犯，因为在第1款规定的三个罪刑单位中，还可能包括帮助行为的虚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为他人虚开行为和他人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这就不是复行为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法》第205条的行为结构具有复合性，同时容纳了单行为犯和复行为犯。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是否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观点。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角度提出：如果第1款规定不包含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那么，在为自己虚开并且利用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认定为诈骗罪而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虚开发票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再用虚开的发票骗取国家税款，属于加重行为。《刑法》第205条对此没有规定，这是一种立法缺陷。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情况属于一罪同时触犯数法条的法条竞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又实施骗税行为的，完全符合牵连犯的特征，依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在以上三种观点中，只有第一种观点肯定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包括骗取国家税款，然而只是在加重行为的意义上确认。因此，《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三个罪刑单位中还是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只是第2款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至于其他两种观点，则均否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我国刑法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中，对于本罪第205条第1款的客观构成要件一般都只是确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并没有论及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从《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文字表述上不能得出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结论。然而，从对于本罪的数额和情节的司法解释，以及从第2款将骗取国家税款作为本罪适用死刑条件规定反推，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第1款规定的构成要件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结论，而且第1款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一刑期正好和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相同，因而本罪的刑罚也能够容纳得下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司法解释而论，1996年《解释》第1条明确地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数额并列为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因此，并非只是虚开而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本罪论处，而且虚开并实施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也以本罪论处。换言之，虽然《刑法》第205条对本罪的实行行为表述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根本没有涉及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司法解释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和结果都一并包含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中，这是一种包容犯的规范构造。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在本罪中的地位存在某种模糊认识。例如，在司法案例中将骗取国家税款称为抵扣税款并且讨论了抵扣税款在本罪构成要件中的含义，存在行为要件说和行为对象说的差异。行为要件说认为，抵扣税款并已造成税款损失是本罪的行为要件；而行为对象说则认为抵扣税款只是对虚开发票的性质的要求，即虚开的是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因而抵扣税款属于行为对象的内容。其实，这里所论及的抵扣税款就是骗取国家税款，因为这种抵扣税款是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的，因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如果以此界定抵扣税款，则它就不可能只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性质，而是行为人所实施的一种行为，因而行为要件说显然是正确的。如果这种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包含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则对于在实施虚开行为，同时又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就应当以本罪论处。只有在本罪构成要件中并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对于这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才能以诈骗罪论处。然而，对于虚空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利用该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例，而是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例如，上海新客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志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8日，被告人王志强注册成立以其一人为股东的新客派公司，王志强系法定代表人。王志强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让英迈（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先后为新客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分别于开票当月向税务局申报抵扣，骗取税款共计82965.81元。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新客派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82000余元，被告人王志强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与单位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本案中，被告人王志强的行为是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用以抵扣税款。由此可见，王志强同时实施了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但司法机关对其只是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对于骗取税款的行为并没有另外认定为诈骗罪。这种司法认定，从刑法教义学上分析，存在两种解释路径：第一种解释路径是牵连犯的法理，认为王志强同时实施了两个行为，其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其二是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这两个行为之间互相独立，同时构成犯罪，但两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按照牵连犯以一罪论处。如果根据这一法理，则不能得出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包含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之中的结论。第二种解释路径是包容犯的的法理，认为《刑法》第205条第1款虽然没有明示包含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但因为第2款规定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应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根据当然解释原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应当包含在《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规定之中，这是刑法理论上的包容犯。如果根据这一法理，则可以得出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包含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之中的结论。从司法案例来看，似乎更接近于包容犯的理解。如果这种情形理解为包容犯，就会出现正犯行为被预备犯所包含，以及正犯行为被帮助犯所包含这样一种本末颠倒的立法例。当然，这一结果在《决定》审议的时候，在虚开行为之增加为自己虚开的内容，以及专门设立加重处罚条款的时候，已然埋下伏笔。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本罪的行为结构做出以下描述：《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虚开行为，可以区分为为自己虚开和为他人虚开两种情形，这两种虚开行为的性质有所不同，因而构成犯罪的行为结构存在重大差别，应当分别论述：
第一，在为自己虚开的情况下，当行为人只是实施了虚开行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本来属于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因为刑法将该预备行为设立为犯罪，因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此时，行为人实施了单一的虚开行为，因而属于单行为犯。如果行为人为自己虚开，同时又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此时，行为人分别实施了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因而属于复行为犯。在上述情况下，当行为人只实施了虚开行为的情况下，只有虚开税款数额，应当分别数额一般、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三种情形，以此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因而不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可以排除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而如果行为人不仅实施了虚开行为，并且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则存在两个数额，即虚开税款数额和骗取税款数额。根据刑法对量刑幅度的规定，主要是以虚开税款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骗取税款数额只是补充性的标准。在行为人同时实施了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存在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
第二，在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当他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本来属于预备犯的帮助犯，因为刑法将这种帮助行为设立为犯罪，因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此时，行为人实施了单一的虚开行为，因而属于单行为犯。如果行为人为他人虚开，他人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这种情形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这是一种必要共犯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这两个行为，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分别实施了上述两个行为。就此时的行为结构而言，仍然属于复行为犯。在上述情况下，当行为人只实施了虚开行为而他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只有虚开税款数额，应当分别数额一般、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三种情形，以此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因而不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可以排除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而如果行为人不仅实施了为他人虚开行为，并且他人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则存在两个数额，即虚开税款数额和骗取税款数额。根据刑法对量刑幅度的规定，主要是以虚开税款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骗取税款数额只是补充性的标准。在虚开行为的实施者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实施者构成本罪共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存在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综上所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构成是较为复杂的复合结构，它同时包含单行为犯和复行为犯。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其动因是废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死刑。在修正前，根据《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在《刑法》第205条第2款废除以后，其法律后果并不仅仅是废除了死刑，而且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行为，是否仍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在于：《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是否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上述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果认为《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废除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但对于该款行为仍然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只不过从适用第2款因该款废除而改为适用第1款。按照这一观点推论，则第1款当然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反之，如果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因此该款行为就不能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按照这一观点推论，则第1款也就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对于这个问题，张明楷教授认为，从《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该款中没有规定虚开发票并且骗取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情形，换言之，这两种情形也仅成立本罪而不可能另外成立新罪，说明本罪行为可以包含逃税和骗税行为；由于立法机关删除《刑法》第205条第2款只是为了废除本罪的死刑而没有改变本罪的性质，所以在第2款被删除后，即使虚开发票并且骗取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的，也仅成立本罪，可见本罪实际上包括了骗取税款的内容。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完全赞同。《刑法修正案（八）》废除《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立法意图是取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死刑，并没有改变本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结构。当然，既然《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同时包含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对此应当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中予以明确。
从以上对《刑法》第205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的文本分析来看，以虚开行为为中心的罪名规定方式存在逻辑上缺陷，由此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偏差和刑法理论上的混乱。为此，应当根据刑法文本，结合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并采用刑法教义学的解释方法，重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教义学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