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新时期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把握发展主动权、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良性双循环和实现“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否请您描述一下这一变局如何影响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

张宇燕：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全球态势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百年变局的理解可以从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人口结构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多边体系瓦解与重建、美国内部制度颓势显露和中美博弈加剧等维度进行。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因素，比如人类仍生活在核时代。正是这些“变”与“未变”，构成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谈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问题，他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百年变局之中，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出现了许多影响我国发展的安全问题，关于安全，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中文“安全”一词在英文中对应“security”和“safety”两个单词。“security”所指的安全大多与有目的、有意识的主观性威胁相关，比如对方的故意行为给己方带来风险与挑战。而“safety”主要指客观存在的风险，例如管理上的疏漏、规则不完备、特定人员的懈怠等带来的风险或潜在的安全隐患。为此，“security”可以称为防御型安全，“safety”则被称为管理型安全。

我们还可以从安全与风险的关系出发对安全问题加以讨论。风险的类型多种多样，比如与可控型风险相关的安全问题。它们与管理型安全类似，我们可以通过建章设制对此类风险进行管控。另一类是战略风险，即我们事先知道存在风险，但是愿意主动承担这类风险。比如“一带一路”建设等“走出去”的过程中带有一定的风险，这种战略型风险伴随的安全问题是我们比较得失后愿意主动面对的。最后是与外部风险有关的安全问题，此类风险是难以预防和控制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的外部风险。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安全问题的研究，增进对安全概念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现在如此强调安全，是因为安全问题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吗？

张宇燕：注意安全问题不代表不开放了，而是表明我们想要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目前中国不仅要继续改革开放，同时还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当前，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话强调的关键是开放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两者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

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人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关心车闸灵不灵呢？那就是想骑得比较快的时候。如今中国更加关心安全问题和骑自行车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想要深化改革、更加开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就必须更加关心安全问题。中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有人将其解读为中国正走向封闭与保守，这是一种误读。在我看来，中国关心安全问题意味着中国想更加开放，一个国家越关心风险的时候，往往越是想要主动承担一些风险的时候。

全球化仍是人类发展大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造成了世界产业链一定程度上的断裂，一些国家出现了保证产业链安全的呼声，甚至主张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在此背景下，这对未来全球产业链重塑产生何种影响？对中国的产业安全产生哪些影响？

张宇燕：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为了控制病毒传播，物资、人员和服务等要素的跨国流动陷入停顿，从而突出了现有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各国应对产业链危机的举措依次出台，本国、双边或区域等小范围“自力更生”局面便有可能逐渐形成，其惯性将延续到疫情结束，乃至最终常态化。

相对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上的断裂更值得警惕。冷战后20年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全球铺开并创造了巨额贸易收益。中国从中获益颇丰，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基地。在此次疫情中，中国成功控制住病毒的传播，显示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大增。有鉴于此，带有浓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保证产业链安全的呼声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在美国出现，甚至主张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

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同时恐怕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借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

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从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不同势力或集团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

中国将会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未来五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虽然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了各种阻力，但仍然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各个国家的相互依存度依然会不断上升。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行进在平坦笔直、两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阻路段，而我们现在就正处于崎岖道路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正致力于解决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自给能力不足等“卡脖子”的问题，但我们可能需要在别人的赛道上竞争，在获得真正的成功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该如何自处？

张宇燕：我以美国断供华为为例谈一下这个问题。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相关技术和产品。2020年9月15日，美国对华为的新禁令正式生效。在此之后，台积电、高通、三星及SK海力士、美光等主要元器件厂商将不再供应芯片给华为，从而给华为的正常生产带来了较大困难。我们想要真正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苦练内功、弥补短板、开拓市场。仅以华为为例，除了欧美市场外，它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除欧美国家以外的市场，同时华为在产品价格上具备较大优势，不可能一下子被打垮。中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人又是如此聪明，因此我一直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充满信心。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有很多企业一窝蜂地涌入半导体等“卡脖子”技术行业，是否会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张宇燕：从经济学上来看，在一种商品短缺、未来预期收益很高的情况下，势必有很多企业会同时涌入市场，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少数。在我看来，在没有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下，更多企业的参与意味着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其结果是效率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好自身作用十分关键，特别是在防止资源无谓浪费方面。

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情况下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张宇燕：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两部分是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注重经济内循环绝非闭关锁国，即使是内循环，它实际上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双循环。从产出来看，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达15%。同时，中国在积极吸引全球投资，意味着这一比例将长期保持甚至还会有所提高。从地区层面看，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国加入全球最大自贸区，中国还积极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些均显示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与对外开放的决心，表明中国积极与国际经济贸易投资规则接轨，推动实现全球要素的有效配置。

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优势首先要从国内着手。我们需要在国内建立统一大市场，大家在市场规则下实现公平竞争。只有通过国内公平竞争，那些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才能脱颖而出，才能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为全球资源更有效配置作出贡献。在国内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十四五”规划已经描绘得非常清楚了。在更高水平开放中，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拓展，我国具有显著优势的产业、产品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与优化，从而成为全球产业链上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进而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输入不竭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方多次强调“十四五”期间要把握发展主动权，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中国威胁”的嘈杂声音，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张宇燕：这种威胁是一种臆想。中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意在通过自我发展来成功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国更多强调自身目标的实现与互利共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同时意味着很多事情不能等，必须要主动出击、主动作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正是由于中国主动采取行动，才及时控制住本国疫情并为全球抗疫作出巨大贡献。繁荣往往来自有效、有序的竞争。正是在竞争与合作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全球的资源才得到了有效配置，从长期来看才能够提升全人类共同的福祉。

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在参与全球分工时可能会存在溢出效应，给一些国家的部分企业带来竞争压力。当然，这种压力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企业中的一部分也会感受到来自外部竞争的压力。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即成功与胜利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当一个人要追求胜利的时候，就必须要打败对手或敌人。中国追求的是自我成功以及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目标是成就自我，惠及他人，而非战胜对手、打败敌人。

主动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如何丰富和完善对外开放理念的？

张宇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势必要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发展及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虽然安全风险越来越多，但中国依然会坚持改革开放，不会因为不安全因素的增多而退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有4条直接涉及对外开放，其中包括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除此之外，还有7条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比如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等。这些目标或任务本身，就是中国力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加大开放的明证。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签署，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释放了何种信号？对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有何意义？

张宇燕：RCEP的签署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一个逐步走向封闭的国家，怎么可能签署一个更高水平的自贸协议呢？另外，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这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更高的目标，高水平开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世界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规则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