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致使世界经济遭遇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衰退。中国经济以其结构性优势与韧性,有望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改变上年显著贬值走势,5月份后持续升值,1-10月数据提示年平均汇率或大致企稳。今年我国经济增速虽因疫情冲击低于潜在增速,然而外部世界经济总体深度衰退,二者结合形成一种少见的“衰退式追赶”特点。随着疫情防控进展与疫苗大范围接种,明年世界经济或许会普遍复苏,然而中国经济较快追赶格局有望在后疫情时期持续展开。
根据IMF秋季“世界经济展望(WEO)”报告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速为-4.4%,其中我国经济正增长1.9%,美国经济收缩4.3%,两国实际增速相差6.2个百分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初约为7,从5月开始由贬转升,到10月下旬升到6.7左右。1-10月平均汇率虽仍比去年略贬,然而与去年平均汇率贬值4.38%比较已不可同日而语;如11-12月能维持温和升值走势,全年平均汇率有望企稳。再考虑今年我国GDP平减指数与美国相差无几,估计我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增速会比美国高出6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汇率折算美元GDP约相当美国67%,今年该指标有望达到71%以上。换言之,今年我国对美国总量追赶或收敛速度在4%以上,显著高于2012-19年该指标的均值2.3%。
在推动形成衰退式追赶提速这个经验事实的诸多变量中,两方面因素发挥了基本作用。一是借助体制特有社会动员能力及其实现特定目标的较高执行力,我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新冠疫情虽然较早在我国大范围爆发,年初对我国经济运行造成了严峻冲击,然而得益于强有力的全社会范围系统配套的干预措施,疫情肆虐局面得到较快控制,为经济和社会秩序稳定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比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经济运行受到更大程度拖累损害,显然是今年中美经济增速差距加大的单个最重要成因。传染病国际流行对大国经济增长绩效直接造成如此明显不对称影响,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的极为罕见现象。未来疫情风险如果不能因应疫苗接种及其它公共卫生措施而完全消除,这个比较疫情经济学变量对后疫情时期国际经济增长表现仍会具有解释作用。
从今年我国前三季度经济运行表现看,我国疫情防控相对有效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经济社会秩序较早恢复常态化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出口与外贸超预期恢复和增长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积极作用。今年3月世卫组织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之后,当时较多预测观点认为,外国疫情普遍流行打压需求会大幅拖累我国年内后续出口,成为不利于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变量。实际情况是全球需求确实大幅萎缩,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较早恢复正常供给能力,国际市场部分需求转移到我国,前3个季度取得合计出口增长1.8%的难得成绩。如疫情对生活方式改变带动笔记本电脑、家电出口分别增长17.6%、17.3%,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8287.8亿元增长37.5%,医药材及药品、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分别增长21.8%和48.2%。
另一点因素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有关:宏观经济运行对刺激政策反应较为显著灵敏。针对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对经济运行造成的罕见冲击,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早先已实施“六稳”宏观经济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快速出台各种救助性与刺激性的“六保”宏调政策举措,宏观经济不同部门很快出现较强响应。如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房地产虽面临各类追加调控措施抑制作用,开发投资仍取得5.6%较高增速,对整体投资恢复正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
宏观经济整体较快复苏同时,高科技行业与改善民生投资较快增长显示国民经济结构高度化进程仍在持续。如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9.1%,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1.2%、9.3%,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0.4%、16.9%、16.8%。社会领域投资增长9.2%,其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20.3%、12.7%。从工业生产角度看,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9%、4.7%,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2%、14.7%。
依据目前国际主流机构预测,2021年各国经济将不同程度普遍复苏,像今年这样绝对意义上衰退式追赶的观察现象便不再会重现。然而依据对中美以及全球经济中长期增长展望及其驱动因素分析推测,外部经济增速有所回落环境下我国经济较快追赶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展开。如IMF预测明年经济增速,中美分别为8.1%和3.5%,两者相差4.6个百分点;明年美国名义GDP以及中国用汇率衡量的美元GDP分别增长5.36%和10.98%,暗示人民币实际汇率甚至大约1个百分点,中国上述可比名义GDP增速比美国高出5.62个百分点。
IMF还提供了对成员国某些宏观经济指标截止2025年预测。数据显示到2023年我国用市场汇率折算GDP规模将达到19.513万亿美元,当年欧盟GDP预测值为18.839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总量规模将第一次超过欧盟。2025年中国美元GDP规模将达到23.03万亿美元,是美国当年25.783万亿美元的89.32%,是当年欧盟20.301万亿美元的113.44%。依据这个长期预测,2020-2025六年间,我国对美国总量年均追赶或收敛速度约为4.56个百分点,大约是2012-19年同一指标值2.3个百分点的两倍。
任何预测都可能因为未来不确定因素发生偏差。IMF上述数据或可被看作中位预测,对中美两国经济相对增速或中国经济未来追赶速度仍存低估或高估可能。例如,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最近辉瑞报告疫苗研制试验取得重大进展,后续大规模推广接种能否顺利推进及其效果如何?又如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经历了罕见的民意对立甚至程序性困难,年底能否顺利实现大选后政府权力传承交接,新政府能否较快弥合国内政治与族群对立并如期稳定局势?这些因素无疑对美国能否实现预测的经济增速反弹具有重要影响。
就我国情况看,基于有关“改革状态相关的潜在增速”经验[1],如能在农地制度、户口政策、更好保护激活民营经济长期发展积极性等方面实施必要改革,更有效释放城市化增长潜力并更多用市场性手段有效应对房价高企问题,同时稳妥实施宏观政策应对需求冲击与金融风险,应有可能在未来5-10年实现年均4%-6%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持续追赶派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境外投资者对我国资产增持意愿趋势性上升,国家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方针实施,有望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重回长期升值轨道。上述条件下,我国经济未来追赶速度可能超过上述预测水平。
内外新环境下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会派生多方面复杂影响。经济保持中高速较快增长是实现国家十四五以及2035年远期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也将为逐步缓解和化解阶段性外部环境矛盾压力提供必要条件。另外,与衰退性追赶相联系的疫情时代背景,为创新提出更为广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为探索创造包含有效防范应对新人兽共患病与新型传染病的新发展模式提供了现实契机,有利于推进全球合作并缓解国际矛盾对立。
然而与新世纪初年全球经济繁荣环境下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经验比较,未来新一轮经济追赶提速会面临新的挑战。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困难增加与社会矛盾激化,中国在总量追赶加速以及中高端产业市场竞争力提升,会对发达国家近年已开始的对华政策调整引入更多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追赶会面临更为特殊的外部环境风险。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后进大国追赶提速越是接近某个临界点,大国相互博弈过招与利益矛盾强度会随之上升,需要把实力与智慧结合起来坚定而冷静应对。
新一轮追赶提速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影响与新世纪初年比较也会显著不同。虽然会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产生边际利好效果,然而难以出现世纪初我国需求跳升推动形成超级商品牛市景气行情。前几年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广泛合作取得重要成果,然而发展中也出现投资项目与债务可持续等方面问题需阶段性调整。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市场互动关系的一带一路国家会从中国追赶提速中普遍获益,特别是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与联系较紧密的周边邻国如东盟成员国等,在分享中国经济追赶积极影响方面会有近水楼台之便。中国发展顺风车效应是刚刚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协议的重要助推因素之一。
笔者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开放宏观经济评论集[2],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世纪初年宏观经济强劲增长及其原因,考察了退出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宏观经济背景以及延续到十八大以后经济调整过程。我们看到,新世纪最初十余年我国开放经济超预期追赶,快速改变了世界范围经济版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再造了我国发展外部环境条件,突出表现为近年中美关系转折式变化。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重估对华战略,中美关系以及我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关系,进入深度调试与转型期。
随着近年内外环境深刻快速演变,中国经济巨轮驶入波涛汹涌与暗礁密布水域,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面对短期事件纷至沓来与历史格局加速转变的罕见形势,本书收录文字对中美关系、国际治理改革、经济潜在增速、若干部门经济与政策等问题提出观察和评论。今年经济运行呈现的衰退式追赶经验事实及其前景,则为未来经济增长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观察视角。
本文为卢锋教授新书《未来的增长 中国经济的前景与挑战》自序,获作者授权发布。
[1]参见“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之谜”的分析讨论,本书第七章.
[2]卢锋《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