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突然收到广州涂四益兄弟的短信，四益兄弟在短信中告诉我说，武汉大学李龙教授去世了。我不大相信，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李先生一向身体健朗的，虽然已到八十高龄，但行事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心想毕竟四益兄弟人在广州，对武汉事不一定知之切实，大概误传了吧。但次日微信朋友圈里许多朋友们纷纷表达了对李先生的哀悼。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慢慢相信，李先生真是的远行了。忽而感到一种大寂寞、大茫然浸透了我的全身。我知道，四益兄弟之所以将李先生远行的消息传给我，是因为我与李先生在十四年前有一段学术公案在，不过我同时觉得，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时间潮水的巨大力量早已将人们的记忆淘洗净尽无人知道了吧。但是我昨晚上读到了当年李先生的弟子、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教授追悼李先生的文字，我又感到，当年的那段学术公案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淡去，似乎嵌在了一些人的记忆中。特别是当我感到对李先生和李先生的诸亲友诸弟子构成了一些伤害，这使我感到十分内疚。我内心中突然涌出写一篇文章的愿望，对当时心境略有说明，李先生或有所谅解，但又觉得自己是否矫情。犹豫良久，心里终究有一种声音催促我说，还是写写吧，也算是为李先生送行吧。
其实我跟李先生平素并无交往，算起来，二十多年来我与李先生仅有两次面对面之缘。我从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那年，1998年，重回湖北大学哲学所工作，因哲学所并入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且同时成立了法学系，当时的学院领导江畅教授对我寄予厚望，任命我为第一届法学系副主任，当时并没有任命主任，大概过一段就任命我做主任，我也颇有些意色扬扬，且努力得很，不懂法学，就常常大清早从汉口跑到武汉大学法学院听各种法学课。我记得电话联系李先生，表达了听他法理学课的愿望。他虽然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接纳了我。我上过李先生家里听过一次法理学课，李先生似乎是给硕士生上课，讲经济与法律之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见李先生。李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法理学家，但李先生极和蔼可亲，反复对我说，很浅的，其实你没必要听。但我从哲学到法学，心中已决定系统了解当今中国法学的知识状况。我后来又去听了黄进教授的国际法课，余能斌教授的民法课及余延满教授的债法课。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一清早上赶来珞珈山听债法课，不知何故老师竟没来。等到八点多，学生们有些慢慢散去了。我很失望，也拟离去。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学人对我说，我也是研究民法的，是从台湾过来访学的，如果大家愿意，我可以为大家讲讲。我听了很高兴，连忙对大家说，大家留一留，台湾朋友给我们讲课！有几个人留了下来。原来是台湾民法学家赖来坤先生，他对民国民法典极熟悉，每一条每一款无不知之甚详。赖先生话语铿锵，视野开阔，令我大有好感。赖先生连讲三个多小时，意犹未尽，中午又盛情邀请我餐叙。至华灯初上时方分手。赖来坤先生虽然仅一面之缘，至今难忘！ 第二次与李先生的见面是湖北大学法学系拟邀请一些著名法学家来讲学，以促进系里的学术空气，当然李先生为首选，李先生也欣然同意，于是又有机会见面。记得李先生讲话时声如洪钟，音韵优美，特别强调古希腊政治家梭伦改革对民主的重大促进作用令我印象殊深。
但是我主持湖北大学法学系工作不足一年即有远遁之想，适逢广西大学来武汉招人，一拍即合，1999年竟飘然去了南疆。实旨在一心一意力耕法学故也。法海何浩瀚，欲济无舟楫，决定从学案入手，关注当代学人理路，进而勘验中国现代秩序之知识生成脉络。此意已定，随读随写，并无章法，且南疆天辽地阔，颇得闲适。由评点当时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晖兄长之法律信仰说为嚆矢，我之批判锋芒逐渐波及法学界诸流派诸人物。特别是2004年后与邓正来教授相遇，更加速了我的批判的力度。不过我之批判，谨守哲学义，即为澄清知识前提、追溯论说基础，决没有侮辱人格意。但我偏处南疆之远，自以为不在人事网络中，故笔端难免率性挥洒。但批评李先生纯属偶然。李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辈学者，至少从人情上来说，我也会有所顾及，实在也从未想到针对老人家，然而竟写出针对老人家的批评文章，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一连竟撰成四篇，计数万言，真是未曾料到。其中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学术公案，即使我现在说出，也不可能有人信。此真乃我人生一希遇事也。
说起来无人会信，似乎连我自己也不会信，此事实与李先生的大弟子、我的好兄弟任职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徐亚文教授有关。缘起大略是，2006年是我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杨祖陶先生八十寿诞，但杨先生为人低调，并不张扬，与师母在平静中度过了八十岁生日。我感念师恩，也顾影自怜飘荡在文化的荒郊野地，回思自己入师门十三年的经历，禁不住起笔撰成《杨门十三载记略》一文，为杨师八十寿。中有“青山绿水，无以解忧，蓝天白云，益增怅惘”之句。此文刊于网络，颇有些反响。大学亚文兄从网上读到了拙文吧。不期一日晚得亚文兄短信，且将上十六字传来。亚文兄似乎深刻体会到了我的孤独心态，又来短信说“兄弟回珞珈吧，我们一起建学派！”但我回说珞珈回不去了，因为珞珈山上的法学大人物们我都已一一批判遍了。亚文兄忙问批判李先生没有？我说没有，亚文兄便说只要没有批判李先生，就可以回！那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亚文兄言语诤诤，永难忘也。
次日到法理教研室枯坐，回思半世飘零，徒增慨叹，与其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何如独自飘荡，自有终局。便想昨晚亚文兄之言，暖固暖心矣，践行则何易。遂起笔草成一篇针对李先生的小文《必须将政治动员与法学研究严格区分开来——试评武汉大学李龙教授的“人本法律观”》。因与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相熟，他的学术批评网站经常刊载我的小文章，这篇也照例刊载在他的学术批评网上。玉圣兄的学术批评网是个著名网站，我的小文章当日刊出，很快不少人就获知了。亚文兄当然很快也在网上看到了，忙顿足说，兄弟，你批我老师啦！我半开玩笑地对亚文兄说，此乃破釜沉舟、自断后路之法也！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篇小文《必须将政治动员与法学研究严格区分开来——试评武汉大学李龙教授的“人本法律观”》其实带有很大的玩笑性质，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我原先只想到如果有朋友看到拙文，多会一笑了之的，而且根本不可能入李先生之法眼，即使偶然看到，自然一定会报之哂笑的。但我没有想到，这篇带有玩笑性质的小文章在杨玉圣兄的学术批评网上刊出后，竟引发了很大的“骚动”，一些人借机攻击李先生，不怀好意。但当我看到当时邓正来教授的博士生孙国东的批评我的长文《也谈“学术与政治”——由魏敦友教授对“人本法律观”的批评想到的》、《切勿让“学术为本”流于一种意识形态——就学术与政治和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答魏敦友教授》，我忽然又来了劲，接连撰写了《再评“人本法律观”——对2007年法理学年会（武汉）的简短回应》、《学术阐明事理，道理范导政治——谈谈我和孙国东博士的四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学术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等文，而且应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华中法律评论》邀请，在其创刊号上将我的长文《意识形态、学术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建构》连同孙国东博士的系统论文《迈向一种政治哲学化的法律哲学——从韦伯的得失和中国法学的时代使命说开去》重点刊出，从而使我与孙国东博士的论争达到了高潮。这里应该提一下已于2013年初即英年早逝的邓正来教授，他当时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工作，大概感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自说自话，没有真正意义的学术批评吧，所以我和国东博士的相互诘难之所以持续那么久，是与他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
一转眼十四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恍然一梦。国东博士追忆李先生的文章中涉及的当年那段学术公案其实只点到了表相，国东不可能知道我最初撰文的玩笑性质。我强调我撰文的玩笑性质，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什么，只是想表明当年的实情。其实我从李先生处受益良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因为我的率性对李先生造成了一些伤害，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十多来我深感内疚，一直试图找机会向李先生解释，但是我没有机会，现在更加没有机会了。记得2010年应香港中文大学於兴中教授之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开会，我初到香港中文大学时，遇到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过来的范忠信教授，忠信兄长马上叫我过去谈话，告诉我说他不久前和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校长到武汉大学看望李先生，李先生颇有些不快，说魏敦友批评你们是假的，批评我才是真的！我听后极不安，老人家真是因为拙文而动怒了呀。2011年，我应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弘毅教授邀请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作短暂访问，恰巧遇到不久前从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的涂四益兄弟，言谈之间四益兄弟也言及当年我对李先生的批评颇使李先生不快，并告诉我李先生近来身体似不大好。我连忙说找机会去武汉去看望李先生，四益兄弟断然阻止我说，你绝对不可以去！
孰料我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后，竟然有机会重新回到武汉沙湖之畔。沙湖离东湖并不远，当我傍晚在沙湖之畔徘徊之时，我自然会想起李先生。李先生以八十高龄，还奋战在现代中国的法学园地，是当代中国学人的一个标杆，令我肃然起敬。但我没有机缘去看望李先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李先生健康长寿。忽闻李先生遽归道山，本以为十四年前的那段学术公案已随风逝去，无人再会忆及，但读国东文，知对许多人而言那是一段难以抹去的伤痛记忆，但又觉得有还原当年的实情之必要，并无他意，惟愿先生亲友弟子知之而释然，惟祈先生得此真情，颔首而笑之，往生路上，风和日丽！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5-11
20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