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数字科技的应用催生了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出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数字技术运用给人们带来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并推进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数字科技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治理的神奇发展，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及特征。相关规律及特征可从数字技术价值的实现逻辑、数字技术扩张的演进之路、数字科技引导的转型过程、数字经济务实的效益原则四个方面来进行总结。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崭新形态

数字科技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催生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的出现，体现了数字技术价值的实现逻辑。数字经济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数字经济超脱于知识经济，利用了更加丰富、更强功能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诸多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突破了信息和知识标志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如果说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期，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主要发挥着工具、技巧、方法的作用，那么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技术及其积累的数据本身成了价值的主体和核心。以往，任何一个产品，用过一次，价值就大幅下降；现在，数据用过一次后通过分类，数据就可实现增值，再使用一次，数据完成重组编号，价值就更高，有了再次利用的价值。数据成为最具价值的生产资料和要素，它能助人化解不确定性，有效提升规划和行为的成功率。面对重要的数字资源，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防止数字资产独占，禁止个人数据滥用，确立数字资产所有权。

数字技术及其价值实现得到了扩展

遵循着数字技术扩张的演进之路，以数字科技为起点，人们正在梯次实现着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治理。

一是数字科技。随着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万物互联等数字技术的逐渐发展和融合，它们成了数字世界的基础，这些数字技术越运用越普及，发挥出了它们深厚的运用价值和潜在的延伸价值。

二是数字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率先实施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扩散，包括基础网络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信息通信设备终端和软件产业等，推进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在各大产业的运用，或者通过信息产业的传导，放大了数字技术的价值实现，包括工业、农业、金融服务贸易的互联网和数字化。

四是数字社会。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之后，各种数字产业、数字服务、数字平台为社会生活提供产品和服务，使社会各方面呈现出数字化应用及其数字化场景。

五是数字治理。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带来一些新业态、新行业、新岗位，过去的常态业务和岗位需要调整和整合，相应的带来了大量新的有关决策、规划、管理、监督和安全等方面的工作，这就需要相应的职业道德、规则和法律予以规范和治理，数字治理应运而生。

数字技术及其价值实现还得到了四个扩展：第一，数字技术的价值，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向信息通信和互联网产业扩展；第二，数字技术的价值，信息通信互联网产业的价值，通过产业数字化，向一二三产业扩展；第三，数字技术的价值，由经济领域数字化向社会文化领域数字化扩展；第四，数字技术由生产力的功能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兼有的功能扩展。

把数字经济虚拟和快捷的特点最大化

从数字科技引导的转型过程来看，数字科技向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扩展，需要企业、政府、社会及相关单位的协同，数字社会转型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基础设施三个方面。我国的新基建就是以数字技术为主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型。近些年的转型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别是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人们在接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惠的同时，也在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工作方式中逐渐接受了数字技术，大大缩短了转型过程，推进了数字化步伐，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规模发展做出了特别的铺垫和准备。

未来，我们还需做更多扎实的工作，特别要整合相关资源，避免重复浪费，注重针对性配备设施，讲究实际和效用，为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留有改造和扩容的余地。配合观念、监管转型，展开相应的企业数字管理、政府数字治理和社会数字治理，对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反馈，做好统筹，及时改进和完善。

从数字经济务实的效益原则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在信息产业、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运用和价值实现，都有着虚拟和快捷的特点。如何把相关特点最大化，最大程度地促进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用数字技术武装制造类企业，包括政府推动的新基建，由过去纯粹的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以及虚拟与物理融合的空间转变，在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等环节，部分或全过程地实施数字控制，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步伐。

其次是实施数字虚拟与实体制造的融合运用，包括人机协作及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比如共享经济中的订单、支付等环节可在数字空间内完成，而具体的生产、物流、供货在线上统筹支配，与线下物理空间相应对接，通过人机协作、机器与机器衔接，让数字技术应用得到进一步扩展。

再次是规范数字制造的管理模式，革新企业经营监管方式，让企业内部管理决策链、生产制造链、客户服务链反应更加敏捷高效精准，降低监管成本，缓解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对称矛盾，提高管理效率，最终以实际效益及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来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效果。

邵春堡，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发《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