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老逝世了，我并不感到意外。九十多岁的老人，这两年一直住在医院里。终归是一天天往人生的尽头走去。几周前与内子谈起，已有淡淡的不祥预感。四月上旬至五月中，南行养疴，先后在南京、扬州、常熟、苏州、上海、杭州逗留，多处看到朴老的字。没想到回京不久，就传来噩耗。座落在北京南城东绒线胡同内南小栓胡同一号那所温謦的宅院，这几天一定悲戚肃穆而忙碌罢。我知道我应该却不必前去打扰。陈邦织先生也需要安宁。更没有想写悼念文字。但是，当看到报上朴老遗体火化的消息，遗嘱中有如下的字句：“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花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我感到虽不一定却有必要写点什么了。
我与朴老相识，是1974年的秋天，经李一氓先生的介绍。当时正参加《红楼梦》新版本的校订，遇有版本校勘方面的疑问，常向氓老求教。一次谈及佛学问题，氓老说：“我不懂佛学，你去找赵朴初。”于是写了一封信，并打了电话，荐我前去拜谒。从此便有了在南小栓胡同一号听赵朴老谈“缘”说“法”的机会。只不过时值四逆横行，国运少安，每当谈讲学问之余，难免议及时事。朴老的习惯，对国运兴衰的观感，常寄之以诗。且边吟诵，边随手书写，与友人共赏。1975年，社会上忽有评《水浒》之举，朴老以《读水浒传》为题，成诗四句：“废书而长叹。燕青是可儿。名虽蒙浪子，不犯李师师。”恰好一天我在，他用铅笔写在一张薄薄的稿纸上，笑着看我赏读。当发现我领会了三四两句的“今典”意涵时，他朗声大笑。这首诗1978年出版的《片石集》中没有收录，我保留有当时的手迹。
惊心动魄的1976年，是我与朴老接触最多的一年。总理逝世，举国同悲。清明祭扫，共讨逆贼。那是民意群情得以充分表达的历史时刻。然而“四五”运动，惨遭横暴，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风云变色。朴老写了一首《木兰花令》抒写愤懑的情怀：“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一改惯常的温柔敦厚的诗风，几乎是金刚怒目了。他特地用宣纸写一小幅送给我，我知道这首词实含有对青年对后学的激励勖勉之意，相期不管风云如何变换，也不更易人生定念，即使是已经归去的春天，也会披着新装重新走来。
新时期开始以后，朴老预闻国政，担负日重。我问学写作，又凭添许多庶务，便自知不该多去打扰朴老了。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都很少见面。但朴老1977年给我写的一幅对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始终挂在我的书房里。对联附题识：“十年教训，得此一联。天道作自然法则历史法则解。与犹亲也。无亲而常与，非正则不奇，相反相成之理，不甚然欤。”1987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正伏案写作，猛一抬头，看见朴老联语的题款是“一九七七年九月”，倏忽之间已过去十个年头，抚今追昔，不禁感慨顿增。遂信手草一信寄给朴老，感谢十年来这幅联语对我的激励，同时坦告，此时的心境更喜欢王国维的两句诗：“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没过几天，朴老就以狷淡秀美的笔墨，写来了静安诗句，下款署“丁卯中秋”，一个更加不容易忘记的日子。
1990年《中国文化》创刊一周年研讨会，朴老于百忙中参加了，并讲了话。他赞同我们确定的“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的办刊宗旨，勉励我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要想办法把刊物办好。前此的一年，具体时间记不得了，我与朴老曾见过一面。在朴老家里。象往常一样，朴老坐在背南朝北的单人沙发上，我坐在旁边长沙发的右侧，近膝倾谈。但这次朴老面色凝重，很少笑容。他慢吟着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我知道，《论语》里讲这个故事，下面还有柳下惠不能枉道事人而三次被黜的记载。因此我提到了柳下惠。但朴老如同没有察觉，仍喃喃念诵：“殷有三仁焉！殷有三仁焉！”
最后一次见到朴老，是1998年5月，端午节的前一日，《世界汉学》创刊的时候。提前打电话给陈邦织先生，安排下在北京医院会面的时间。已经很久没见过朴老了。此前的一次是1996年2月，纯属偶然。我随内子探视冰心妈妈，吴菁说赵朴老就住隔壁。下楼时见朴老的房门开着，不由回身，迟疑地轻轻走了进去。朴老合衣、穿着鞋、闭目仰卧床上，双手挽脑后，在安祥小息。注目致意片刻，正欲离去，朴老醒来，认出是我站在他的床前。迅即坐起，问这问那，欢悦非常。不一会邦织先生回来，我便告辞了。朴老一边送一边自言自语：“故人情呵！故人情呵！”朴老这句话，几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里。
《世界汉学》创刊座谈会朴老未能出席，因医嘱不宜离开医院。但他为这本新刊物的出版题写了贺语。本来以为随便写句什么话也就是了，陈邦织先生拿过来他常用的那种薄薄的稿纸；可是朴老不要，伸手去取宣纸，并拔开了毛笔的笔帽。略加沉吟，写出诗句：“汲古得修绠，开源引万流。”末署“世界汉学创刊志庆，赵朴初敬贺。”并亲手压上刻有朴初二字的阳文图章。令我感愧惊喜的是，为《世界汉学》题词，朴老同时还想到了他喜欢的《中国文化》，两联诗句，各指一刊。笔者十余年的微薄而艰辛的努力，朴老只用两句话，即概括无遗。这是朴老最后一次对我的勖勉，也是我终其身命也不敢或忘并永远愿为之努力的为学轨则。
我和朴老最后这次见面，他还并非偶然地讲起了佛教的“因缘”与“因果”。《中国文化》第十四期上刊有庞朴先生笺释方以智《东西均》的文章，题目为《黑格尔的先行者》。朴老一边翻看一边说道：“方以智、黑格尔，已经晚得多了。辩证法是从释迦牟尼来的。佛教讲缘，缘就是条件。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条件，都有其成因。因上面还有因，可以不断地追上去。但要问最初的因是什么？回答是没有的。佛教不承认第一因，也不主张有最后的果。我们讲事物的因果，是指在长河中截取一段，这一段有因有果。万事万物，无始无终。”朴老说着哈哈大笑，说他在讲佛学了。他写的《佛教常识问答》，我自然读过，但当面聆听“因”、“缘”、“果”的讲释，确为生平第一遭。
听朴老讲释佛理，讲者心悦，我亦欢喜。如同这次诵读讲者之遗嘱，心生大欢喜，应知去来处。朴老停止了呼吸，却没有死。他的爱心，他的善念，他的慈悲，将永留人间世。
“花落花开，水流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