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告别风云变幻的２０世纪，心中难免产生依依惜别的深情。倒不在于我特别喜欢恋旧，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凡人，不可能穿越时间隧道，现实时间的一维性决定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演。但回顾自己数十年的哲学追求，竟然生出好大的遗憾，我不禁扪心自问：哲学究竟是干什么的？
这个问题在哲学界没有、也不可能有定论。哲学原本是追求智慧的学问，但每当一些具体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去的时候，还留在哲学界的学者都会发出类似的感慨，难免生出点失落感。直到今天，哲学家仍然在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但由于这是思想最活跃的领域，眼观世界的哲学讲坛，可以说没有比这一行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了——学派林立，群雄激辩，方法与标准全无定论，到了当代，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气势日盛，更显出一种不确定的乱象。而中国的哲学家在整个２０世纪，由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事件迭起，社会表面上一次次的改道转型，因而还存在着其他社会难以理解的各种心态、情结甚至病症。这就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反思哲学本身时，更难以平心静气地理出个头绪来。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提出一些并不系统的看法，纯属一家之言，以期引起同行的回应乃至批评，也算是献给２１世纪哲学家的一件礼物。
◎做大师的奴仆,还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在当代中国，一些被称为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的人，究竟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恕我直言，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教学，大多数人都只是在复述少数几个思想家或哲学大师的片断理论或思想，而且往往是不准确的复述。外文和古汉语好的，还可以看外国和古代中国哲人的原文，否则便只能看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著作，而大部分人连这种翻译过的原著读得都很少，只是复述几部教科书的话。所谓的研究成果，大概80%以上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
即使是那些认真读原著的学者，大多也只是在复述前人或外国人的思想。其中一小部分人是杰出的翻译家，外文与汉语俱佳，对于哲学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有一小部分人是了不起的转述者或阐述者，可以将几个哲学大师的著作和思想转述得比较贴切，让国人能够较准确地理解其原意，提供若干视界，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可是，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洛克、康德、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孔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还有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等一共数十位哲学大师，我们的下意识里是否想到过要与他们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恐怕从来就没有。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在精神上把自己放在奴仆的地位，只是解释别人的思想，从来没有把大师们的语境也拿过来，与他们哪怕是当作身边的朋友一样辩论辩论。看看我们的哲学课堂吧，师生之间没有平等的探讨和辩论，教师只是一个劲地转述或解释别人的思想，学生大多充当了录音机的角色。在这种缺乏讨论的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下，更难产生创造性的思想火花。
我这里决没有贬低那些杰出的翻译家、思想转述和阐释者工作的意思，没有他们的工作，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了解大师们的哲学思想。我也无意贬低广大哲学教师们在传播哲学方面的成绩。我更不希望哲学工作者没有什么专业训练和知识基础便狂妄地与大师们乱辩一通，否定其杰出的思想成果。而只是想从更高的要求来提出问题：仅此便足够了吗？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翻翻数十年写的论文和著作，当中究竟有多少（哪怕是一点）是发自自己真诚的思考，说了别人没说过的话，在一两个问题上提出了可以启发自己和别人的创见呢？实在是寥寥。当然，我们不可能奢望一个社会的杰出思想家灿若群星，但如果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都不思创造，那我们还能责怪谁去为“哲学贫困”的现状负责呢？整个２０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出一个可与上面提到的那几十位大师齐名的哲学家，日本及其他东亚社会也是如此，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思索吗？
造成这种“创造匮乏症”的原因也许很多，有人归咎于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有人责怪现实缺乏产生大师的社会环境，如长期极“左”思潮留下的余悸，哲学家罕有闲暇和自由的活动空间，新思想不受当权者重视，甚至受到压制，等等。可是，学者本人的主观原因是否存在呢？看看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即使是那些毫无敏感性的纯学术研究，比如本体论、人文主义、科学哲学，也罕见与大师们平等讨论的习惯，学者缺乏一种渴望创新的激情。“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某些人的口头禅，可悲的是，一些人不仅是行动的矮子，也是说话的矮子，对权威和大师只能仰视，从来不敢与之辩论，更不敢站在巨人的肩头去创新。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得火种，给人间造福，因而受了惩罚。我们今天的学者常常自比普罗米修斯，但窃得火种以后，却忘记了还得煮自己的肉。这种情况不只是在个别国度，我在近年某些发生了重要社会变动的国家和地区也了解到，学者们尽管可以写任何类型的文章，但就是出不了像样的新思想、新哲学，其哲学教科书几乎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东西，教授们忙于翻译和转述。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思想上的集体懒惰症”。
造成这种思想懒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２０世纪形成的学习欧洲大陆教育制度的传统。欧洲大陆哲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研究与传授方式也有这样的特点：大多数哲学家都喜欢在抽象思辨的大海里漫游，他们通常都要依附于或自己发明某种概念体系，有的相当晦涩费解，然后再作抽象的概念推演。黑格尔是这种思想体系的典型，他可以用自己发明的逻辑从绝对精神推演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把所有学科的知识领域都包括进自己的体系中。欧洲哲学家常常超越日常的生活世界，以精神贵族的姿态高踞于物质和功利的考虑之上。欧洲大陆哲学的研究者也被截然分为少数思想大师和众多追随者两大部分，大师与追随者之间很少开展平等的对话，大部分人即追随者只是大师的崇拜者，只会仰望大师，阐释、转述、注释大师的思想。等到老的大师过时了，又会出现个别新的大师，发明一套新的概念和形而上学体系，再出现大量新的追随者。
２０世纪初正式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效仿了欧洲大陆的诸多体制因素。哲学也是如此，当然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一拍即合。但请记住，我们并没有把欧洲哲学发展的全部条件都搬过来，欧洲大陆毕竟还在不断地涌现少数大师级人物，这些人似乎天生就不是追随者，而是创造的大师。如康德可以一个人在小镇上构造他的“三大批判”体系，掀起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海德格尔可以一生精心著述，而不只是注释别人的东西，即使出了为纳粹张目的事件，但他在战后也没有停止创造；而哈贝马斯不但在德国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而且把讲坛搬到了英美诸国，与波普、罗尔斯等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辩论。
这种无畏的气质恰恰是当前中国哲学家所缺乏的。我们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畏”——畏大师，畏权威，畏掌权者，也畏小人。时代已经即将进入２１世纪，我们的哲学课堂上还有一些人在不断地重复严重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却没有几个明白人认真地说个“不”字。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哲学家的悲哀，对此我愿引用这样一句话：“人们总说巨人多么伟大，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是跪着的。”
◎急功近利的工具，还是真诚的学术追求？
那些只是简单重复权威思想的哲学工作者最大的弱点恐怕还不在对于大师的过度崇拜和对自己思维创新能力的缺乏信心，而是自私自利的动机在作祟。相当一些人把哲学当作一种微不足道的工具——或者是晋身的敲门砖，以便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是提职称时的成果依据，所以他们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无私才能无畏，说话、写作都为了给当权者或评委听和看，那又何来讲真话和创新的勇气呢？怎么能真正爱上哲学呢？其实这些倒还不算太坏，因为至多也就是取悦于少数人。更差的是用哲学去以势吓唬人、压制人，这就把哲学从一般无害的工具变成了虎皮和大棒，变得面目可憎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功利的考虑，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大概只是天上有，地上无。哲学家也是人，也需要先生存，然后才能思考。问题在于，完全把哲学当作手头的一个物件，一件工具，那就会丧失哲学的起码要求——学术真诚。没有这种学术真诚，哲学只会成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毫无定论。有人曾以某一种哲学去“论证”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左”歇斯底里，特别是所谓“斗争哲学”，又以同一个哲学去论证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最令人感慨的是，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哲学家却以不变应万变，仍然讲述几十年前的哲学。固然，哲学离现实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不可能在现实改变以后，哲学也马上跟着全变。但完全不看现实，奉行“驼鸟政策”，同样不符合哲学真诚的起码要求。
这里便存在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问题。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些非学术的特征，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十分明确的原则阐述，对其追随者具有权威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两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接受或推行某种意识形态还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必须完全服从它，其行为必须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迫使利益对抗的人们相互欺骗，并以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知。
哲学则不同，它不属于狭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学术追求。尽管不少哲学家对于真理有自己的看法，有人不承认终极真理，但哲学家的一个共同要求是普遍化的学术追求，追寻超越小团体、信仰和局部利益的普遍学理，至少能够在一种相对客观的前提下与不同国度、信仰、种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有的哲学家说：“我就是要为某些人服务”，这很好，但仅仅限于此，那他所持有的就不是哲学，而是意识形态。要想与更多的人进行平等交流和讨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为少数人或小团体服务，否则，对话伙伴就很难相信他，至少不把他当学术伙伴。这正好比哲学需要宣传，但哲学不等于宣传一样，纯粹出于宣传的目的去研究哲学，肯定研究不好。
现实中一些人尽管拥有博士、教授的头衔，但还称不上真正的学者或哲学家，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还不懂得区分哲学与意识形态。看看一些人写的文章，通篇都是为了替某种信仰体系作论证，字里行间时不时地冒出为少数人辩护的用心。他们通常在同一篇文章里不讲究逻辑，或者是在不同的文章中前后矛盾，尽管用了不少新的名词、概念、术语，但出发点仍然是为某种意识形态作论证。这让人想起文革后某些人平反冤假错案时常说的一句话：过去给你戴上帽子，把你抓起来是对的，现在给你摘帽子、平反也是对的，将来在形势需要时再把帽子戴上，还是对的。这叫强词夺理，但某些“哲学家”怀有的是同样的心态，他们的思维永远属于权力，而不属于学术。陈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一些人就是这样只唯上、只唯书，就是不唯实。这样的人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因而只能属于意识形态，而不属于哲学。
当然，研究哲学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我们不能强求哲学家都写概念清晰、逻辑明确、论证严密的文章，更不能以一种观点为是非标准评判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研究的粗与细，用语和概念体系的晦涩与简明，多使用专业术语还是立足于日常语汇，这些都属于哲学家个人的选择，不该整齐划一。但在学术共同体内必须遵守大致的学术标准，以便别人能够读懂、理解和商讨自己的思想和文章，这是学术真诚的一个起码的要求。
◎“学”哲学，还是“做”哲学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学”哲学，即前面所说的复述大师的思想，既不在哲学课堂上讨论和质疑，也不与大师们商榷和对话。写作论文大多为阐述而无论证，只是构造一个理论框架，却不用丰富的生活现象予以证明或否证。许多人自以为懂得了一点哲学，但只是使用一些抽象的哲学名词，至多是牵强附会地说明一些社会现象，却从不进行批判分析，或者真正从大师那里吸取解决周围现实问题的灵感。
而“做”哲学的方式则与此不同。在此方式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以向大师或教授提出质疑，或者自己当场提出一点新观点，任何新思想的火花都能在这种对话中存在并发展下去。写作论文也不只是阐述别人的，总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尤其是所有认真的哲学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发表前都要经过同行的评议和讨论。大学的哲学课堂、各类专业杂志、哲学团体组织的各种讨论会，实际上都是评论和修改论文和著作的好机会。有的学术会议甚至专门事先指定数名同行担任论文的主要评论人，他们通常在读过论文并写出了负责的评论意见后再正式与会。专业杂志的书评和商榷文章也是主要的论辩场所。不经过学术讨论和答辩的论文和专著几乎无法成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予以发表。
“做”哲学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哲学家以特殊的方式关注生活世界。伦理学和政治社会哲学这样的哲学分支自然会关注现实生活，即使是像罗尔斯这样十余年不鸣、精心构造自己的正义理论的哲学家，在《正义论》中没有一句特指具体社会现象的话，但他写作的用意便是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个新契约论的正义理论，而且这种理论无疑影响了70年代美国乃至西欧广泛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其他如存在主义、批判社会理论等等，都以特殊的方式关注生活世界。逻辑实证主义曾被认为是一种逻辑化、形式化的哲学，但它不仅推动了２０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一些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以这种新哲学研究伦理问题。直到今天，英语世界的一些伦理学家仍然沿用他们的方法做研究。许多哲学家不断地将现实正在发生的各种问题注入其哲学讨论的对象，如生命伦理学讨论安乐死、仁慈助死、试管婴儿等等日益更新的现实问题，不断激发人们对哲学理论的兴趣，而不只是局限于远离现实的抽象问题。某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转向现实伦理，到处给普通听众作演讲，很受欢迎。
由此可见，“做”哲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坚持自己的抽象理论研究，但不放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二是从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中引发对哲学问题的讨论，并提供应用社会科学家或政治家忽视或看不到的新视界和新答案。这两种方式都可使哲学反过来影响生活世界，实现哲学家的社会功能。
我无意贬低认真“学”哲学的人们，社会分工大概也需要一部分哲学家做阐述、传播或普及哲学的工作，但“学”哲学的人太多了，却不利于哲学的发展。其实，古代即出了“做”哲学的大师，如柏拉图以生动的师生对话开创了哲学新风，孔夫子的一些重要言论和思想是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形成的，其弟子整理出的课堂笔记成了不朽的经典。当代的哲人也曾强调过“做”哲学的意义。马克思的墓上有他的一句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当今中国，“学”哲学的人也许是太多了，许多人满足于躲在抽象思辨的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于各种晦涩难懂的新名词概念编织的小世界，一些哲学文章辞藻华丽，只是让人读后不知所云。哲学家不仅全然不想改变外面的大世界，甚至连关注的热情都荡然无存。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中国哲学家的幸事，还是真正的悲哀？
说到改变世界，传统的哲学家也许太看重哲学的社会地位，把自己高踞于一切知识领域之上，甚至充当其他文化领域的仲裁者。柏拉图也曾主张哲学王来统治世界，启蒙思想家则欲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启群众之顽蒙。这些传统的哲学观受到了后现代哲学家的挑战，他们抨击认识论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等传统观点，认为新的哲学不应当高踞于其他文化领域之上，而只是文化大家庭中一个平等的伙伴。主张哲学家关注生活世界，以对话代替教训，放弃各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他们甚至提出哲学并不比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给人们以更多的启示。哲学似乎不再是“精神贵族”的专有物，飘然来到了寻常百姓家。“人人都是哲学王”，这是对后现代哲学观的一个生动写照。
我觉得，让哲学回到这种平凡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这正是对过去那种颐指气使态度的一种矫枉过正。“做”哲学，关注生活世界，平等地与各种文化人乃至“凡人”对话，或许还真的能拯救不少无所适从的哲学工作者。我最近曾经尝试着“做”哲学，到不同的地方向各个级别的政治和管理干部讲授“西方政治与管理思想”这门课，以生活世界的实例和身边寻常事为镜，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说阐述深刻的哲理，并且设法与这些人对话，结果取得了意外的重大收获。这些干部们说，没想到政治和管理哲学居然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系如此密切。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参加联欢会，倾心交谈，成了真正的朋友。我发觉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对于政治和管理有了新的认识，开了眼界。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哲学家都应作这样的尝试，也许有人不屑于这样干，以为将使哲学名誉扫地，但我自己却不以为有什么不妥，至少应当有一批哲学家真的把哲学“做”起来，这也是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否则，只是坐在斗室里写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够真正读懂的论文和专著，全然不能打动更多的人，那人家真的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间竹笋，遇到困难互相推诿，有点成绩争相邀功，只会讲不痛不痒的空话，还有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把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家描写如丧家之犬。这些形容也许并不代表广大民众的意见，但至少反映了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回想起来，我们曾经认真地批评康德代表的德国市民阶级在封建传统势力和外部强权面前如何软弱无力，所以只能在小镇上构思其虚无漂渺的“道德绝对命令”。可是仔细想来，我们有几个哲学家真的构思过、信奉过类似“道德绝对命令”这样的信条？能够正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是思想的巨人，决不是懦夫！
说到“做”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家大概还存在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如何先做一个现代人。一些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如何做人，且不说写起文章来只有一大抄，也许更能显示出学术心胸和风度的是同行的学术会议。这几年我参加了众多的国内外学术会议，大部分人让我敬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令我失望。一些人占住讲坛不放，从来没有想到主讲人和听众的宝贵时间都是平等的，所以应当严格遵守发言时间规定。还有一些人超出正常学术讨论的范围，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者非要就一个小问题死追到底，一定要发言人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只有这位提问者手里才握有绝对真理。更有少数让人避之不及的会议“霸王”，只要他们到会，整个会场就只有他们了，别人不但没有说话的机会，甚至还要冒受侮辱的危险。有人把别人的翻译和观点说得一无是处，从心底里以为天下只有自己正确、永远正确。如果连起码的平等观念和宽容心都没有，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够理性地对待不同的观点，乃至别种文化样式呢？即使让他们当了“哲学王”，这个世界的万千众生还有好日子过吗？其实古今哲学大师大多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同行、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认真地讨论自己的论文和著作，闻过则喜，不断地修改作品，精益求精。当代的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罗蒂都属于这样的哲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经做过哲学家是“精神贵族”的比喻。上面谈到“做”哲学时，又提到了人皆可为哲学王的观点，这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当代哲学家需要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哲学和自己的成果，但不可能完全混同于普通百姓。因为你是哲学家，是各种思想精华的梳理者、研究者、探索者、创造者，因而从社会分工上说，你就不可能完全与凡人等同。这就是说，你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生活世界，但你的思想驰骋的疆域却不只是生活世界。哲学家的学术训练和阅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是以凡人的眼光看世界，否则这个世界要哲学家干什么？所以，哲学家不能用别人的头脑去思考，由于哲学不同于意识形态，甚至也不能以政治家的头脑去思考，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从生活世界中发掘自己的素材，并且最终为生活世界服务，但他们提供的思想成果却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只是其是非优劣最终却也要受到社会的评判。这正像民主选举的政治人物一样，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教养，但选举他们的却是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上厨师少而食客众，但不能因为大部分食客不会做美食而否定他们的评判资格。哲学家是思想上的稀有人物，但他们的成就不仅要同行评判，归根结底也要广大人民来作评判，能够通过这两种评判的哲学家才会流芳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