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国政府频频编造假象，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力主脱钩、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以意识形态方式组织联盟对抗中国，将挑衅和打压中国置于防控新冠病毒之上，肆意制造和扩大中美矛盾，转嫁美国国内矛盾，逃避美国抗疫责任，联合甩锅给中国。实质上是特朗普政府既想以国家的名义，在集中遏制中国的基础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进而在全世界割韭菜，又是个别居心叵测的政客想博世界政治上的最大英名。如果国家进步和个人名誉，是通过竞争、民主、市场的方式去争取，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是个政治异化的过程，不是运用民主权力，而是把霸权扩大到极端，走向了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反面，造成大量美国人被疫情感染和失去生命、社会阶层撕裂、经济震荡等重大损失，破坏了中美关系，搅乱了世界。对特朗普等少数政客而言，也是饮鸩止渴，终将自食恶果。
近年来，美国政府频频地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力主脱钩、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不断制造和扩大中美矛盾，掩盖其国内矛盾并企图转嫁到中国；把扩大的中美矛盾置于抗击新冠病毒这个矛盾之上，并以意识形态矛盾为借口，组织联盟对抗中国。特朗普政府为了总统连任，把竞选手段掺杂到这些矛盾之中，使其愈演愈烈，尽管这些矛盾的交织已使美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撕裂，但美国政府仍然疯狂打压和全面遏制中国，暴露了霸权主义的无赖面目、混乱逻辑和强盗本质。
一、贸易战科技战是表象，无端挑衅中国、转嫁美国的矛盾、遏制中国发展是实质。
特朗普政府以来，从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到力主脱钩，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使中美两国由以往相对平稳的状况，变得突然曲折多端和起伏跌宕，把中美关系推到了国际政治经济的风口浪尖。
1、错误认知中国，把中国作为最大竞争对手，在战略上制造中美矛盾。2017年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从2017年到2020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大多突出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变，几个关键词句可概略反映它的内容，一是把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二是编造中国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塑造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试图在近期称霸印太地区和在将来取代美国称霸全球[1] ；三是歪曲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四是曲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指责国防开支、核政策、台湾等问题；五是制造中国军事威胁，[2]称军队在科技上快速发展，妄评中国军队的大国担当，诬蔑中国正常的核力量发展。[3] 美国战略报告这些内容很不严肃，缺乏起码的事实依据，充满对中国的怀疑、傲慢和偏见，如同编写“中国威胁”的宣传资料，意在影响那些迷信美国战略的国家，进而挑挑拨国家关系，起到打击中国、搅乱世界的作用。有人说越是狠劲地描述“中国威胁”，就越能争取更多的军费。美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失去方向。30年后的今天，美国战略仍找不到方向，但不应试图通过重拾冷战遏制政策来寻找方向。中国不是苏联，一个全球化定义的世界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4] 可以说美国对华评估和战略已到偏执地步，有的已进入战略实施过程，“似乎每笔中国投资都是政治驱动，每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每个合作倡议都隐藏着计划。如果美国缺乏足够的信心、开放性和包容性，并选择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那么它的怀疑和偏执最终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5]美国对华战略与中国的实际相差甚远，新加坡国际关系专家马凯硕认为，“特朗普政府严重误判中国的威胁，对华战略极其离谱。” [6]可能美国简单延续了“老大”对“老二”的打压思路，在对中国认识上偏颇过大。在军事和武器发展上，中国都是国防性的，且多是在美国对南海、台湾等地区频频挑衅中让中国感到威胁才得以加强的，无论军费比例还是预防性质，完全是主权国家防守应有的建设。在历史文化上，中国贯穿的是中庸之道、和为贵等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去挑战、取代或对抗美国，开放以来中国从未对外发动过战争，但并非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是按自身文化习惯和制度，通过更有利双方的方式化解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保护了世界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上，中国增长的仅是与大国相应的体量，人均GDP和发展质量不高，科技创新还需努力。在对外政策上，中国一以贯之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主席一再表示永远不称霸，不扩张，而且中国从未有殖民他国的历史。在维护现行世界秩序上，中国在坚持维护秩序中参与渐进改革，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战略上，积极争取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同各国一起共商共建共享，这符合中国开放政策和全球化要求。这些内容决定了中国不会因一时冲动轻易改变中美政策。美国改变国内政策，中国无意干涉，即便涉及中美关系的战略，中国也不会随意跟进。否则美国上届政府的政策这届否定，下届政府又改变这届的政策，短期内变来变去，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和世界稳定。因此中国坚持战略定力，保持理智不被疯狂带乱节奏，不因美国政府的喜怒哀乐来改变中美政策，而以中美战略大局和长远利益谋中美关系。美国要善于找朋友，不要总是找敌人，如果美国能调整或改变这些思维方式，就会与有着不同文化和体制的强大中国处理关系，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事实上美国正在从中美的正常关系向着对手甚至敌对的方向迈进。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符合亨廷顿的一些理论主张。亨廷顿认为美国需要重新设立假想敌，作为对内凝聚共识，对外团结盟友的基础；需要合纵连横，既要阻止地区霸权联合抗衡美国霸权，又要遏制地区大国发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制造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冲突。他写道：“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 根据亨廷顿的定义，美国的敌人--“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放眼全球，这个敌人只能是中国。那么一旦敌人被确定，美国的民族主义就会激活，借此整合内部力量，消解多元文化主义。亨廷顿还说过：“西方的崛起不是因为价值观，而是因为高度组织性的暴力。[7]甚至还分析中华文明及其核心国家的中国，将以竞争者的身份向西方文明发起冲击，并预言两者将会在本世纪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对决，并双双没落。[8]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夸大文明的作用，鼓吹中国威胁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其实当今世界主要是国家内部冲突，而非国家间冲突，是作者受霸权心理作祟，为霸权国家干预其他国家寻找借口。如果美国目前的战略也在为其“霸权”找理由和解决方案，那么中国也应该为自己国家的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但是美国只允许它的遏制政策，不允许别国寻求自己的发展方案。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按图索骥，以文明冲突为理论，实施中美关系这一新的战略，就会陷入线性逻辑和教条主义模式，而不从实际出发，那将会造成人类悲剧。
2、频频挑衅中国，疯狂打压和全面遏制中国，无中生有制造中美矛盾。战略上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实践上美国就开始千方百计找茬口，扩大中美分歧，制造各种麻烦，设法遏制中国发展，否则美国自己觉得就没有机会了。因此，近几年变着各种花样，频频挑衅中国。
一是在发展上，中国的发展速度超出美国能够接受的程度，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地位，让美国感到威胁，于是借口中国在贸易中讨了美国便宜就随意提高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乃至发起贸易战；借口安全问题限制和打压华为、中兴、TikTok、中芯国际等企业，疯狂制裁中国高端芯片，发起科技战，与中国脱钩，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二是在军事上，美国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军事优势，但中国快速增长的国防力量被美视为重大威胁，中国若照现在速度发展，美军优势就会相对减少，对美军而言现在是开战的黄金期，企图通过冒险形成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使特朗普成为战时总统，延长总统任期。因此，美国经常派军出没台湾、南海、东海附近，更加肆无忌惮地予以挑衅，制造紧张气氛，有向冷战乃至热战发展的势头。三是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上，中国只是按照国际惯例去处理自己的领土和历史遗留问题，而正是美国的一次次挑衅让中国更加重视这些地区的军事防御。特别是美国向台湾输出武器，以至美国卫生部长和副国务卿窜访台湾，给台独发出错误信号，激起台岛的蓝绿阵营狂欢，加紧准备独立。四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还疯狂地插手新疆、香港等中国事务。五是在网络战上，从TikTok、微信在美国下架开始，针对在美国有影响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实施清洁网络计划，为对中国断网做准备。六是在其他问题上，把反种族歧视运动说成受中国左右；胡说美国这次选举受到中国干扰；甚至对特朗普确诊也有议员提出必须让中国承担责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中国避其锋芒，以柔对刚，防止矛盾激化。
3、视中国为替罪羊，存心向中国转嫁国内矛盾，肆意扩大中美矛盾。特朗普政府改变并实施了许多政策，引发大量内外矛盾。一是政治矛盾，特朗普改变和否定了许多奥巴马时期的内外政策，引起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矛盾，包括抗疫、贸易战、脱钩等方面两党不同的分歧，以至若拜登当选总统，有些政策要重新改回来，两党的矛盾导致了参众两院的矛盾，使其正常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走向异化，远离真理和事实，扩大了两党的裂痕和各自的极端倾向。二是经济矛盾，特朗普政府为了所谓美国第一，违背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打贸易战、科技战，搞脱钩，结果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反而加剧了经济下滑、债务攀升、就业紧张、贫富分化，美元危机在即；三是社会矛盾，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导致共识减少，加剧了内部的明显分化，由歧视非裔引起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此起彼伏，持续数月，形成一场内部革命，造成社会混乱、民族撕裂，这场运动已不纯粹是反种族歧视，而是一系列根深蒂固矛盾的外在反映，特别是疫情面前生命低贱，贵贱不平，反映了人权的虚伪。四是内外矛盾，除美国强化对5G、脱钩引起的复杂的内外矛盾外，在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定、世卫组织、单边主义、不履行国际责任方面引起许多国际矛盾，暴露了美国许多根本上的问题，反映了帝国的衰落。
疫情强化了上述矛盾，特别是竞选手段掺杂到这些矛盾中，使矛盾的张力更加复杂化尖锐化。就单纯对疫情处理，美国政府都难以应对，面对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更让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棘手。因此，转嫁这些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到中国便是他们摆脱困境的选择。因为转嫁带根本性质的矛盾，既符合经典理论的判断，也是美国政府的无奈之举。于是他们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企图想通过甩锅、金融战、军事冒险等方式向中国转嫁矛盾。他们的短期目标在于攫取中国利益，获得总统连任，长远目的在于保持霸权地位，使特朗普成为“最英明”的总统，起码与林肯齐名。
二、意识形态对抗是表象，组织反华联盟、维护美国霸权地位、集中遏制中国是实质
据说美国因未达到将中国变为其价值观的预设目标，蓬佩奥宣布中美接触政策失败，并将责任归于尼克松和基辛格。这种判断立即遭到美国国内的反对。事实上当初尼克松与中国接触主要是联华反苏，并无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意图。尼克松访华时说，“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非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9]
1、单兵较量碰壁后组织意识形态联盟对抗中国。特朗普政府初始，在国际上“退群”，在经济上实施单边主义，特别是针对中国，围绕5G、脱钩等问题游说各国，除个别国家采取应付态度，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并未响应，为此美国还得罪不少国家，遭遇孤立后的美国转而采取联盟的方式来对抗中国。特朗普政府单兵较量的主要是经济利益，结果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贸易额不降反增，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变得更大；比如修筑墨西哥隔离墙，还是美国自己出资，不得不挪用军费；比如向各个盟国增加驻军“保护费”，最后并未按美国要求付费。经济上得不到更大利益，严重的疫情又重创美国经济，美国政客便以组建联盟的方式同中国掀起意识形态对抗，这也符合美国确定的对华新战略。特朗普政府在组织上采取联盟方式，并非返回到多边主义，只是权宜之计；在内容上将谋求经济利益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对抗，也不是要加强和发展西方的思想体系，而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工具达到美国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总之在“美国优先”频频遇阻后，美国少数政客挥起制度和意识形态大棒，制造世界对抗，围剿中国，将美国自身的乱局向中国和世界转嫁扩散。《纽约时报》援引布鲁金斯学会杜如松的话说，中美两国“力量差距在缩小，意识形态差距在拉大。”
2、用意识形态联盟方式对抗中国不合时宜且难以持久。无论从意识形态的产生、多元性质，还是全球化以来的特点看，搞对抗都是不可行的。
一是世界意识形态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意识形态脱不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都带着民族和国家的品格，这是多元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在比较中借鉴，在合作中改进，在并行中完善，不是必然冲突和对抗的。即便在相近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也有国家间的差异和特点，比如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欧洲是福利资本主义，西欧与北欧也不完全一样，几种制度并存可多些参照和比较，互取所长，扬长避短。今天，恐怕已无人相信自由资本主义就是最终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历史的终结。
二是无论意识形态异同均有合作和分歧。当今的竞争和合作，已超越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不同的利益。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和盟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彼此对中国都有需求依赖，没哪个国家愿意完全跟着美国围堵中国。产业空心化挖掉了美国和盟国经济利益互补的基础，无论“五眼联盟”还是欧洲国家都与中国有利益关系，他们一时可以表态站队，但是不可能长期处于政治与经济隔离状态。而且因为美国政策变化，美国盟国也出现裂痕，特别是特朗普放弃全球性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公开诋毁欧盟，称北约已经“过时”，威胁离开北约，并将欧洲视作敌人，使双方对其关系的价值产生怀疑。特别是美国总统激怒欧洲各国领导人，引发他们的不信任。2018年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呼吁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应该重新调整。在他看来，美国不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盟友，而且这个联盟正在寻求变革，“它需要对共同目标和民主价值观作出全新的声明，也要致力于构建共同行动的新机构。” [10]这说明欧美在共同价值上不完全一致。因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实际奉行的是“双标”，现在更不会去真心践行它鼓吹和许诺的价值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主张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现实中的政治独裁。他说，“美国不是谎言，而是失望。但它之所以是失望，正因为它也是希望。”亨廷顿主张美国内部搞一元文化，防止少数族裔瓦解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对外推普世价值，多元文化。[11]有人说他是诡辩和歪理，还有的说他在迂回，其实是逻辑混乱。现实的美国就是赤裸裸的双标，表面上宣称伪善的民主自由，实际上就是精英资本家的暴力掠夺和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价值观上可以随它解释，利益上则绝对排他，美国内心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它的奶酪，只想维护它的霸权。所以，任何双赢多赢都被视为动了它的奶酪，都是它真心要打击和消灭的。
三是搞意识形态对抗不合时宜。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格局，人们对意识形态斗争逐渐不感兴趣，竞争、交流、合作日益成为各种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较量的主要形式，同时“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中，意识形态向文化（文明）、民族（种族）主义、宗教教派等渗透、分流、转向”，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和冲突性渐趋淡化，当然“这并未脱离‘意识形态政治哲学’的轨道，只是以更为隐蔽、巧妙的方式，以泛政治的或者软实力的说辞突显出来，因而需要更加仔细的辨析。” [12]竞合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主流，甚至在政治、外交乃至研究中，人们很少再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别的主义等来对国家进行分类，取而代之的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种形式。原来处于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各国，多被地区组织或多国组织所取代，诸如20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或欧盟、阿盟、非盟、东盟等地区性组织。而且冷战后各种社会制度进行了自我革新，意识形态也随之对主要观点、关键词、语言表达作了调整。各种制度在发展和自身变革中，已在相互借鉴，实践表明各种制度存在互补性。比如中国改变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过改革正在坚持和进一步探索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吸收借鉴西方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机制等；西方世界也从中国吸取改进人民福利的做法、发挥集体力量的作用等等经验。这都有利于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加强不同国家地区的联系，共同保护世界生产力，促进财富增长，扩大文化交流，有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在美国重提意识形态对抗，虽然世界仍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但是情况今非昔比，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世界联系频繁，日益成为地球村，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在比较、借鉴、调整和整合。共性的思想和文化正在生成中，比如最近王毅外长讲到“公平正义是各国应当共同捍卫的普世价值。”但是面对新冠病毒肆虐世界，“少数人却在制造分裂，炮制各种荒谬论调污蔑打压别国，转嫁自身责任，放弃国际义务，企图将世界推向意识形态对抗和文明冲突的深渊。” [13]基辛格说“经验已经表明，试图通过对抗强加于人可能弄巧成拙。”[14] 其实，意识形态不应是国家间挑战的内容，只是反映人类发展的不同方式和阶段。把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制度对抗复制到全球化的今天，搞意识形态对抗，就是在破坏秩序，搞乱世界。
3、用联盟方式反华在于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形成了“老大”遏制“老二”的贯例。总是利用实力和地域上同“老二”相近的国家，群起而阻击“老二”。美国已成功阻击了英国、德国、日本、苏联和欧盟。美国阻击“老二”的战略是混合战。” [15]这次美国政府打着意识形态旗号组织联盟对抗中国，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单独对付中国的同时，也在对付各个盟国，引起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反感和愤怒。有文章称“在背弃协议、诋毁国际机构和挑衅盟友方面，特朗普有着长期的记录。” [16]此前，美国单独对付中国已竭尽全力，难以实质威胁到中国，又得罪许多国家。现在组建联盟集中对抗中国也不会如意。若按美国套路，无论它能否得逞，它都要反过来用对待中国的方法，再与一个个西方国家过招，实施各个击破，那将比对付中国更加容易，实际上美国的如意算盘，谁都看得清楚，况且西方国家已到处显现与美国的裂痕。美国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四面楚歌，对其他国家也是缓兵之计。因此，在美国的拉拢下，有的国家被迫无奈，会否有绥靖倾向，但“绝大部分国家都并不是愿意当跟班的。更多的国家会选择正义、友善、和平、交往，而不会轻易选帮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真诚希望，美国和中国（以及任何在亚洲具备分量的国家）不要迫使我们在它们中间作出我们无法接受的选择。两者我们都需要。[17]可见为了美国第一，既要重点遏制中国，也要设法谋利于他国，显得越来越狭隘。
美国以意识形态组织联盟，实际上是借用他力打压中国。因为美国讲的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干的是奴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事。这样做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只会加大世界隔阂和混乱，暴露美国维护霸权本质，加重世界危机演进。我们不要仅仅听美国怎么说，还要看清楚美国是怎么做。不能被打着意识形态幌子的谎言所分裂、压制和阻挡，而是要运用真理去分析它的操作，以事实来揭示真相，防止利用，促进合作与共赢。拜登说“太多的美国人所寻求的，不是克服我们的分歧，而是加深分歧。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建造城墙，而是搭建桥梁；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握紧拳头，而是张开双臂；我们必须寻求的，不是互相撕裂，而是走到一起。” [18]虽然上述说的是美国国内上层在撕裂，底基在崩溃，其实美国少数政客在世界各地寻求联盟，挑起纷争更是如此。是该丢弃仇恨和撕裂，找回正义和合作了。国家相互纷争，人类难以站稳。我们要在全球化下走到一起，不要因意识形态差异而自寻分裂。
三、颠倒主次矛盾是表象，谋求总统连任、逃避美国抗疫责任、联合甩锅中国是实质。
特朗普政府一心在中美矛盾上作文章，想谋求在战略上打败中国，谋求永世英名，没想到来了一个高于中美矛盾的新冠病毒威胁。大敌当前，世界各国都将病毒作为共同的敌人在积极防控。然而美国政府本末倒置，打压中国比抗疫起劲，结果带来更严重的问题、风险和损失。
1、颠倒主次矛盾带来严重的危害和损失。自从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后，不放弃任何打压中国的机会，即使中国全力抗击新冠病毒之际，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更加频繁，遏制更加强烈。疫情在美国暴发后，美国政府没有调整社会矛盾与自然矛盾的主次性质，仍是“重中国威胁”“轻疫情威胁”，几乎看不到特朗普政府采取多少抗疫措施，但新冠病毒每天都在威胁美国人的健康，一天就夺走上千美国人的性命。“美国政府之所以对防控疫情不上心，主要担心疫情影响经济和股市，从而影响特朗普竞选连任，因此对华政策融入了太多服务于竞选的虚张声势，美国政府行为逻辑的极度病态，造成越轻视抗疫，越会造成损失，越会影响选举，越是打压中国的怪圈。
复盘美国抗疫情景，就是轻视抗疫和打压中国交织的变态过程。疫情初期，美国持傲慢态度，对病毒防控错误估计，很不在乎。认为美国很安全，疫情不严重，很快会消退，不用戴口罩，可以搞活动，能选举集会。疫情防控中，遇到联邦与州政府的矛盾、政府与专业职能部门的矛盾、急需物资人力与难以统筹解决的矛盾，矛盾面前又失去信心。疫情逐渐严重，为保障竞选而无暇顾及抗疫，虽损失扩大，局面难控，想到把疫情责任推向中国的歪点子；大选临近阶段，放任防控，损失越大，责任越大，对中国升级甩锅和索赔，美国组织联盟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对抗，不排除组织甩锅和索赔意图，矛头对准中国，搅乱世界，特别恶毒。
美国政府在任由国内疫情蔓延的同时，不停地打压遏制中国，较之前还更加疯狂。打压中国所采取的措施要比打击病毒的措施多得多，也快得多。于是就有前两部分阐述的对中国的无端挑衅和向中国疯狂转嫁矛盾。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公敌，散播仇恨对抗的政治病毒同样是世界的威胁。
由于特朗普刻意淡化疫情，颠倒社会矛盾与自然矛盾，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一，不能将防控疫情放在重要地位，直接导致死亡和感染人数世界最高；第二，疫情防控不力，持续影响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的失业，经济下滑，生活受影响；第三，放任抗疫引起各方愤怒，进而激发两党矛盾，撕裂民族和国家，可怕的是人们还看不到美国政府更多更有效的防范措施，看不到向好的拐点。拜登说“听任这个国家的深刻分歧影响我们如何处理新冠状病毒的方式，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
2、轻视人与自然的矛盾有其内在原因。当人类的社会矛盾遇到非人类矛盾，而且危害很大，那么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就应该降为次要矛盾，人类要团结互助共同对付自然界的共同敌人。然而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恰恰相反呢？
一是忽视人与自然矛盾不是偶然的。美国将打压和遏制中国置于处理疫情这个矛盾之上，并非偶然。同新冠疫情一样，气候问题也是人与自然的矛盾。2017年特朗普不听各国劝阻，执意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引起世界热议，几乎遭到所有国家的反对。因为《巴黎协定》是2015年由195个国家达成的标志性协定，旨在遏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明确方向。特朗普却认为这是“华盛顿签署的对美不利而有益它国的协议”，是以美国工人和美国纳税人失业、降低收入、关闭工厂以及大幅减少经济产出为代价。还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他就宣称，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法、意、德当即联合声明，表示《巴黎协定》对全球社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不能违背、没有协商空间的。古特雷斯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情”，美国各州都认识到协定对环境的保护作用，纷纷表示反对。美国民众Joey Graceffa在推特上写道：“人类的命运在今天因一个人的决定而面临转变，而此人却不配拥有这样的资格。这个地球值得更好的。” [20]如果说气候变化有些人一时还感觉不到严重危害，那么新冠疫情短时间明显地危害生命和健康，影响就业、经济和社交，特朗普政府仍然重视不够，领导不力，这与特朗普等主要政要的主观认识不无关系。
二是以政治干扰科学防疫。这届美国政府似乎就在干一件事，甚至不分时候，不论矛盾性质轻重，不管矛盾主次逻辑，它都在疯狂地施压、全面遏制中国，纠缠一个对美国并无敌意的国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使用了不少资源，这才是真正影响美国抗疫、造成巨大代价的原因所在。面对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以及大量人与自然的矛盾，中美和世界不应也不必制造和强调那么多隔阂、仇恨和恐惧，抗击疫情才是人类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更应这样。专家们认为这种病毒可能还会长期存在，且不断变异，对人类是个挑战。“这种病毒不管你住在哪里，你属于哪个政党，它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它将夺走任何人的生命。这是一种病毒，不是政治武器。” [21]美国既是最发达的国家，又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战胜疫情对美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如果把主要精力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用在国家斗争上，而不是在防控疫情上，就会舍本逐末，使疫毒更易泛滥，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即便一个国家短期压过了另一个国家，仍然摆脱不了美国和世界当前的主要矛盾。
三是忙于推卸责任几乎放任防控。特朗普政府本可以针对前期疫情严重的情况和损失积极挽救，而特朗普和蓬佩奥等要员深知防控不力造成的严重损失和罪责，便花大量时间，在世界各地开展说服、协调、组织活动，争取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向中国甩锅和索赔。他们抛出“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没有确凿证据就污蔑中国隐瞒疫情、误导西方和世界，且污名化病毒冠名，煽动舆论造谣攻击，企图将祸水引向中国。这样就继续耽误了抗疫时间，仍然没有加强防控疫情的后续力量，没有及时纠正错误，弥补抗疫不足，使之后的抗疫几乎处于放任状态。其实，只要能认识到抗疫的重要，任何时候纠错、重视和下工夫抓都会好一些，都会减少损失，缩小代价。可悲的是，在不断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的同时，也加剧着疫情在美国的泛滥。直到特朗普染疫出院后，仍在喊话，“别怕新冠，我比20年前感觉还要好” [22]这是极不慎重、不负责的言论，对抗疫起着相反的作用。
3、全球化将人类推进到应对共同敌人的前沿。上世纪后半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更加严重，各种灾害频发，有人说是全球化、新科技、资本扩张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实也有人类没处理好与自然关系的因素，比如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现在的自然是到处都留下人的意志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是在尚未把握好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下改造自然，要么破坏了自然内部平衡，要么破坏了人类社会平衡，要么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受自然报复在所难免。现在各种威胁逼近地球和人类，一是污染严重，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大量物种灭绝，破坏并威胁到人类的空气、居住等生存条件；二是资源能源枯竭，生态失衡，灾害频发，难以维持过多人口的基本生活；三是核武和生化武器的扩散和威胁，以及新科技的军事运用，极易引爆地球、毁灭人类；四是人工智能和基因进一步研发可能带来的风险；五是来自外星的威胁依然有可能对地球和人类构成威胁。同时还有不断增长的全球性挑战，如跨国威胁增多，应对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主义等紧迫的问题。这些都是时代发出的信号。“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 [23]面对这些共性的人与自然的重重矛盾，以及跨社会--自然的问题，仅凭一个国家难以应对，需要人类站在战略高度统筹应对。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认识到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他们认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及人同本身的和解。[24]现实急需我们重建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以共同应对病毒的传播、减排和气候变暖，需要规划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减缓发展速度并控制人口增长，还要管控好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此基础上尚需加速从地球到外星的探索。现在全球抗疫面对的是新冠病毒，但是来自自然的敌人不是孤立的，即便我们战胜了目前的疫情，还会有更多看不见的威胁，比如其他病毒传播、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核武管控问题、能源安全问题、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结合可能带来的风险，都是对人类的重大威胁，人类的安全和繁荣受到各种巨大挑战。大多数人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矛盾远大过人类之间的矛盾，还将延续一个长期的过程。中美等大国要因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在改进全球化、防治重大传染病、核武器扩散、基因工程研究、人工智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带头与各国加强全球治理，并在这些问题的协调合作中发挥各自优势，开展综合性攻关，努力揭示这些问题的本质、特点和发展变化规律。这些问题挑战人类在未来的生存和延续，处理不好，难以协调，人类发展将会被自然、外太空、人工智能、基因武器等制约。我们应把国家间的争强好胜放在一边，共同面向一个安全和健康的未来。
总之，中美矛盾的表象与实质说明，美国有纸老虎与真老虎的两面性，既要识破它的虚张声势，又要警惕它的阴险毒辣。我们要在对立中，学会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提高竞争能力和本领，要把打压当陪练的机会，要把遏制当顶级竞争，跟着对手去强身，着眼软肋长优势。霸权主义垄断权力，将会失去竞争条件下的生长。丢掉竞争就会生出惰性，进而失去进步的动力。通过反遏制和正当竞争这种防惰性、去霸权的方式，争取和推进人类公平正义的发展，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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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1]《拜登葛底斯堡发表最好的演讲》原创 ChineseInNY 纽约时间，2020年10月8日
[20]韩莎莎 张洁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引各方反对》人民网2017年6月2日
[22]《特朗普出院！喊话：别怕新冠 我比20年前感觉还要好》环球网2020年10月6日
[23]《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9月23日
[24] 参考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三卷
（邵春堡：爱思想专栏学者，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