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来看，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最先要解决的是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认同”的形成作深入地历史解读。通过这一解读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更离不开正确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个认同”; 历史解读
作者简介：孙懿（196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讨，近年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中华民族”一词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日益得到学界关注，成为一个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但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和未来进行关注的居多，少有学者从形成的基础层面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具体探讨。这种状况，一方面制约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这一层面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是探讨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努力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当今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认识不仅在2018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认定，同时也出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关于中华民族，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都将其界定为“中国人”，并做过系统阐述。1尤其费孝通先生更是明确地说：“我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为‘民族’，但层次不同。”2费先生将“民族”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并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来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高潮，学界对“民族意识”关注热潮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关于民族意识的内涵，上个世纪民族学界有过长期的讨论，有学者将这些探讨的结论归纳为六种：“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的社会意识”；“民族意识等同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意识等同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的一切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观念形态的总和”；“民族意识是对民族自我文化特点的觉察”；“民族意识是社会意识中对民族存在的知识、意向、决策三类观念的总和”。3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探讨民族意识的论著，多是在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下，结合中国56个民族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结论，所论及的“民族意识”多数并非属于“中华民族”。因此，这些讨论尽管有参考价值，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实际上，创造“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是指称“汉族”还是“中国人”，存在一个转变过程，而导致其发生改变的原因，就是关注到了“民族意识”的存在：“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4“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这应该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意识的经典表述。遗憾的是学界并没有对梁启超的上述解读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导致了研究对象的偏离，故长期以来侧重探讨的是中华民族层次之下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薄弱环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探讨的专论不断涌现。从中国知网的检索来看，其数量从2014年的1篇迅速增加到2019年的197篇，总数也增加到了403篇。这些专论涉及的主题依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民族团结”、“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意识培育”、“多元一体”、“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各民族”、“多民族国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交往”等。5从这些涉及的主题不难看出，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关注点依然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下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即便是有个别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从“大一统”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6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系统探讨。而有的学者虽然将研究视角指向了“五个认同”，但也仅仅是认为“厘清二者的关系和内涵，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概念确认”，也并没有对“五个认同”的形成作出完善的学理阐述。7
应该说，“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有着深刻而牢固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五个共同”的存在，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并彻底摆脱被殖民的命运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存在一个“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正确认识和阐述“五个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祖国、文化和民族观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的先人共同推动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并在缔造过程中结成了具有“血肉”联系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基于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共同的家园）的历史而得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中，秦汉王朝将其继承并付诸实践，其构建起来的以中原郡县为核心的“大一统”王朝疆域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唐朝在汉代疆域的基础上将辽阔的北方草原地区纳入羁縻都护府管辖之下，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五代十国虽然再次将中华大地带入分裂状态，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则不仅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而且行省体制的实施为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凝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明朝取代元朝虽然仅仅实现了对长城以南地区的“一统”，但羁縻卫所的广泛设置，学校教育辅以科举在边疆地区的推广，则密切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为清朝“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朝，不仅将“大一统”疆域发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土，即《清史稿·地理一》所称“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而且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通过和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将多民族国家中国由王朝国家“有疆无界”的“天下”发展为近现代“有疆有界的”多民族国家中国。9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美国等都不相同，并不是通过扩张或殖民而形成的，具有“自然凝聚”的特点。即便是有些学者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对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王朝或政权，从“民族”的角度进行不准确的解读，有了“汉族王朝”、“满洲帝国”等不同说法，但都不能否认构成中国历史主干的历代王朝的建立者皆是出自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10。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中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缔造的“共同家园”，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即是基于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承认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中华”一词来源于星象，学界一般认为先秦时期即用来指称“华夏”。11但“中华”一词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是北魏和南朝贬斥对方争夺中国“正统”的标志。北魏自称“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12，称南朝“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13。而朱元璋为推翻元朝的统治，高举的旗号即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4。如此看来，“中华”既有指称“华夏”的含义，同时也是对中国“正统”统治秩序的代称，而这一秩序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并随着“五胡十六国”、辽、金、元与清等王朝的继承和发展，补充了来自北方民族尤其是草原文化的诸多因素，得到了极大丰富，最终和中华各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融合在一起，以“中华文明”的称呼共同形成了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种，并深刻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值得关注的是，中华文化既包括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的农耕文化，也涵盖了以北方草原地区为核心的牧业文化及沿海和山地的渔猎文化，更吸纳并“中国化”了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源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等其他外来文化因素，故在交融中发展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
在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和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尽管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争斗乃至流血冲突，但更多是和平状态下相互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近代以前，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并没有当今“民族国家”之“民族”的话语体系。如前所述，中国古人将“天下”分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五个不同群体，而划分的标准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及“言语”的不同，秦汉“大一统”王朝出现之后，尽管“五方之民”的认识发展成为了“夏（华）夷”两大群体的认识，但“华夷一体”的认识则更加强烈。唐代人为了“天下”稳定，曾提出了“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15 的观念。在“民族国家”话语中，这似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但“本根”和“枝叶”都是“树”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中国”“四夷”是“一体”的朴素认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存在“夏（华）夷”的划分，“严华夷之辨”也时常见诸史书记载，但“夏（华）夷”之间的转化是以“文化”认同为标准的，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族群身份的改变，在中国传统的以文化区分族群的话语体系下相对容易，而且通过“教化”实现“用夏变夷”，更是“大一统”王朝普遍追求的理想和具体实施的政策。迨至清朝，雍正皇帝面对“华夷”纷争，站在“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一高度，撰写《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16。其努力消弭“华夷”界限的企图十分明显，而正是在最高统治者的这种积极推动下，中华各民族在清代尽管依然存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划分，但却实现了由清朝的“臣民”向“国民”身份的转变，“国民”一词17明确出现在了清朝“宪政”改革的诏书中。梁启超面对中华各民族这种身份的转变，借用了日语中的“民族”概念，遂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称呼，用于指称“中国人”。而顾颉刚则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学理上作了进一步阐述：“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倒，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不与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181989年，费孝通先生则用“多元一体”，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阐述。
在缔造“共同家园”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并结成了“血肉”联系的共同体，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为中华各民族所认同。如1913年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的王公联合反对外蒙古“独立”的通电中也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19。对伟大祖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基础上的，并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三、近代以来反抗殖民和争取国家独立促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
费孝通先生用“自在”和“自觉”来划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先进者”“后进者”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始于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及中华各民族抵抗殖民的努力，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转变。而经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中华民国虽然取代了清朝，但并没有彻底摆脱中华民族被殖民的命运，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让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正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让中华民族最终走出了困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以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殖民势力的扩张打断了中华各民族建构“共同家园”的努力，不仅清朝与朝鲜、缅甸、越南等邻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被彻底改变，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通过谈判而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阿巴哈依界约》、《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等20也在强权之下被《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所取代，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硕果被列强蚕食鲸吞，急剧缩小，边疆危机日重。面对这种情况，清朝于光绪二十六年（1901）十二月十日下诏进行新政改革，希望通过“变法自强”而实现“中国民生之转机”21。新政以兴办矿业、编练新军、兴办教育、发展农业等为主要内容，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22但并没有彻底改变清朝落后的状况。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在经历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北洋军阀的混战和“北伐”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了中华大地上的“合法”政府。但是，中华民族被殖民的危险不仅没有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出现而消失，反而更加严重。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1937年又将战火引入了中国中原地区，意欲将中国亡国灭种，而“民族”也被用来作为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武器。费孝通先生认为，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并发表的，充满着“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23。也就是说，虽然近代以来列强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蚕食鲸吞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到“自觉”的变化，而这一变化过程从梁启超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到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做系统阐述，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完成了“自觉”过程，走上了抵御外侮、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而且也有了相对系统的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辛亥革命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现了“国共合作”，其目标是“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但是，1927年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迫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力抗争的道路。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中国共产党依然以“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动力，并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御侮救亡、复兴中国”24。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而在“中华民族”下的“平等”“自治”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25由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这一相对准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26。依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下的“平等”“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了中华各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不仅成为我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而且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1947年4月27日，来自内蒙古各地的392名代表审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纲领明确指出：“内蒙古自治政府系本内蒙古民族全体人民的公意与要求，根据孙中山‘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论联合政府》中的少数民族政策的主张及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而成立”，“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27 内蒙古自治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28成为多民族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壮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政策，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一专门法律作保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抵御外侮、实现国家独立的伟大愿望，而且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并与邻国通过和平谈判、签订条约的形式同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国家划定了边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家园”虽然尚未实现完全的统一，但已经彻底摆脱了被蚕食鲸吞的危险。
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多民族国家中国指定发展方向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这是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威胁下中华各民族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得以凝聚壮大的有力保障。
四、结 语
当前，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既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艰巨任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其中既包括现有的56个民族，也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在缔造“共同家园”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中“自然凝聚”而成的。从“两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到当今的“石榴籽”（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比喻，说明我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所包含的56个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面对“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出现的“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肆意解读，“五个认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对其进行完善的学理诠释，并让国民普遍接受，依然是目前学界面临的重任。1939年，接受过西方社会学理论系统训练的费孝通曾针对顾颉刚所作《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了质疑。但50年后的1989年，费孝通先生则撰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史前时期开始，用“多元一体”来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前后改变，既印证了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正确认识，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协作，更离不开正确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注释
1.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具体阐述，参见李大龙：《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2.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周传斌：《民族意识研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理论研究综述之四》，《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1期。
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全集》第1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
5.在中国知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检索词所做的“篇名”检索数据，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
6.见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7.郎维伟、陈瑛、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8.可参见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有关的论述。
9.关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历史学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顾颉刚和史念海先生合撰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是其中的代表。其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最新著作则有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李大龙的《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
10.王梦鸥译注：《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81页。
11.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244-256页。
12.《魏书》卷62《李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册，第1394页。
13.《魏书》卷60《韩子熙传》，第4册，第1341页。
14.《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402页。
15.《新唐书》卷99《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册，第3912页。
16.《大义觉迷录》，沈云海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5页。
17.《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44页。
18.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转引自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19.电文转引自《蒙古族简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4页。
20.有关上述边界条约的内容，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2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71页。
22.有关清末新政的研究，参见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23.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166页。
24.洛甫：《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6页。
25.《抗日战士政治读本（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807页。
26.《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678页。
27.《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1111页。
28.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摘录）》，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第1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