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学者贺萧 (Gail Hershatter) 经历了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 她既是这股潮流的跟随者, 亦是引领该潮流的学术先锋。贺氏的研究遵循欧美史学、美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史领域最先采纳后现代视角和“社会性别”理论, 突出女性的能动性。她思路开阔, 时常受到跨文化研究的启发, 在研究中寻找女性的各种边缘声音, 并关注个体的历史经验。2010年以后, 她更强调性别视角与其他视角的结合, 其研究逐渐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认可。
关键词：贺萧; 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 社会性别史;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创始于20世纪70年代, 经过20年的酝酿, 在20世纪90年代一鸣惊人, 并于21世纪在中国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其领军人物之一贺萧完整地经历了美国妇女史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 她本人既是这股潮流的跟随者, 亦是引领该潮流的学术先锋。其有关妇女史的学术专著有以下三部:《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 (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1988)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 和《记忆的性别: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 (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2011) 。后两部著作都为她赢得了美国妇女史学界的最高奖项琼·凯莉纪念奖 (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for Women’s History) 。1她也因为出色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被推选为2011—2012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通过她的研究可以了解美国中国妇女史学界从“添加妇女”到“性别”理论, 并受到后现代史学和跨文化研究启发的基本路径。贺氏把“妇女”和“性别”融入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努力也逐渐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一、学术主题
贺萧的几部妇女史专著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寻找中下层妇女的声音。
贺氏的第一部妇女史著作《个人的声音》发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男强女弱”思维以“科学”的面目重新出现后妇女的声音。她发现这些妇女的声音与其说是真实的, 不如说是被引导的:被编辑引导, 被媒体引导, 也被宣传政策引导。她带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 挖掘出许多本土历史学家熟视无睹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妇女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贺氏《危险的愉悦》则通过收集大量的城市指南录、媒体小报、文人笔记以及上海档案, 试图从文人慨叹的笔端和“现代性”的强大话语背后寻找社会最底层的娼妓的声音。无论是近代男性文人, 还是政府的历史文本和档案, 代表的都不是娼妓本身的声音。但贺萧发现, 妇女的声音仍然存在于各种编织好的罗网之下。娼妓会巧妙地运用“贫穷”“生活所迫”等等政府认可的托词赢得同情, 把自己从窘迫的环境中解救出来, 这是个人“能动性”的展现。因此, 娼妓的声音虽然微弱, 但它的确存在, 且发人深省。2
贺氏最新的妇女史专著《记忆的性别》也追溯了妇女的声音。由于历史档案中几乎没有农村妇女的声音, 学者对共和国初期农村的性别问题所知甚少。为解决这一材料的缺乏, 作者直接从农村老年妇女口中获取她们的口述记忆史料。在仔细衡量了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家可能对口述史料产生的影响, 并尽可能地降低这种影响后, 贺萧不仅从妇女的声音中寻找到她们对新政权的认同, 也找到了她们在共和国初年经历的一些艰难困苦和劳动、生育、情感等与性别相关的问题。通过研究农村妇女的声音, 作者认可她们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的贡献, 为城市工业发展积累的财富。她重新思索历史对这群农村妇女进行多重边缘化的过程, 并反思缺失性别的历史书写存在的偏颇。
贺萧的这一主题使得她既与其他美国的妇女史家有相同的关注, 又明显有所区别。其相同点在于对妇女自身的声音的关注。自后结构主义兴起以来, 北美妇女史研究界认为, 妇女自己的声音是女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体现。学者们不满足于把妇女描写成统一僵化的受害者模式, 转而寻找妇女自发的能动性。31985年中国再版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 为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去发现中国古代妇女的声音。该书虽早在1957年已经出版, 但当时中美隔绝, 美国对中国的学术出版状况并不了解, 何况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还没开展, 而1985年该书再版时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正苦于找不到中国女性自己的文字, 《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再版开启了一个新的女性写作的时代。从1992年《晚期中华帝国》 (Late Imperial China) 杂志刊登《中华帝国晚期的诗词和妇女文化论文集》 (“Symposium on Poetry and Women’s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开始, 这股风潮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持续发展, 儒家父权社会的“女性牺牲者”形象逐渐让位于“女性能动者”形象。4
解读明清至民国初年中上层妇女的诗文作品成为这一潮流中最典型的研究。高彦颐 (Dorothy Ko) 和曼素恩 (Susan Mann) 通过晚明、盛清时期的妇女诗文集, 重构了明清之际中国文人家庭的妇女的生存状况, 妇女对儒家文化、对自身的认同;孙康宜 (Kang-i Sun Chang)收集翻译出版明清才女的诗文;胡缨 (Ying Hu) 、方秀洁 (Grace Fong) 和钱南秀 (Nanxiu Qian) 都把视野延伸到了晚清、民国初年的最后一批受过传统教育的才女身上。通过解读诗文, 并把才女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 这些研究借着妇女自己的声音成功地让一个生机勃勃的妇女世界浮出水面。
与此相反, 贺萧关注的下层女性很少留有文字史料, 而要听到妇女的声音, 迫使她提出解读史料的新方法, 或者转向口述史料。在反省有关娼妓的历史文本和档案时, 她反对1988年由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提出的“下属群体不能言说”的论断。5虽然她也认识到, 我们所听到的下属群体的“言说”是有选择性的、有预设的, 但她更愿意从宽泛的角度去理解“言说”。一方面, 下属群体的“言说”如果有幸被记载下来, 那么不必否认这是下属群体在说话。另一方面, 各种文字的间隙留下了下属群体没有直接言说而展现出来的能动性。贺萧认为, 这些记录留下了妇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清晰可辨的痕迹。6
同样, 《记忆的性别》中的口述史材料有了外人的引导、干预、取舍, 并不能完整地展现底层的历史经验。7但对贺萧来说, 怀疑妇女声音的不可靠性不是她的目的。通过分析妇女的声音, 发现其在大历史中的顺从、配合、反抗、抵制, 或者无奈, 发现底层农妇本人的真实能动性和理性, 才能理解历史中的个体经验。
二、欧美史学脉络
贺萧是紧跟欧美史学潮流, 并把它们综合运用到中国妇女史领域的先锋学者。她的几部著作集中反映了欧美史学和欧美妇女史发展的脉络。
首先, 她深受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个人的声音》一书的资料整理和写作阶段也大致在此时期, 它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历史学界结出的果实, 是一部在历史中“添加妇女”的作品。8作者全面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妇女政策、妇女自身的体验、遇到的问题等, 从妇女的角度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欠缺, 成为北美中国学界历史书写的新角度。
但贺萧《危险的愉悦》一书则明显超越了“添加妇女”的历史写作, 而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学术界强劲的“后现代主义”风潮影响, 这是最早在中国妇女史领域全面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 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批判。9这种强烈的批判和对历史文本的激烈反思, 在此项研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以至于有学者批评她简直喋喋不休地否认历史“认知”的可能性。10
贺萧还利用了“社会性别”理论。1986年, 琼·司各特 (Joan Scott) 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构成因素;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11贺萧赞同司各特的观点, 用这一理论提倡“性别化中国”的实践。12她认为“社会性别”是历史学中一种有用的分析范畴, 并成为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北美和中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之一。13在贺萧眼中, 研究中国史, 若无性别视角, 将无法深入历史的深处。
贺萧也是把记忆理论运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锋和集大成者。自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讨论记忆以来, 记忆理论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境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在法国知识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许多有关记忆的法语著作被翻译成英文, 迅速掀起了美国学术界的新一波风潮。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记忆的王国》 (Realms of Memory,1996、1997、1998) 三部曲系列。14贺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关注记忆理论, 并将它用于《记忆的性别》一书。通过分析妇女记得什么、遗忘什么, 以及那些重复出现的象征性的“记忆场所”, 作者试图阐述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革命叙事之间的缝隙。更重要的是, 她还修正了记忆理论。她认为, 在原有的记忆讨论中, 缺失了性别的环节, 记忆不能独立于男性和女性而存在。在陕西农村的个案中, 男性的记忆明显更加靠近于官方的叙事, 因为他们更经常参与官方组织的各种运动;而女性的记忆相对远离官方的叙事, 她们对时间的叙述总是围绕着自己孩子的生肖。15
总体而言, 贺萧熟稔西方理论, 她既可以把它们最快地运用到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 也可以在领域内对西方理论发起猛烈的批判和补充。但归根结底, 她的历史理论和思维基本来自于欧美史学, 较少来自于中国史学。
三、跨文化研究启发
贺萧的学术视野开阔, 经常受到跨文化研究的启发。这既与贺氏个人的学术能力相关, 也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北美妇女史研究脱胎于妇女运动, 进入历史学界的女性主义运动支持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开创了妇女史研究。因此, 北美的妇女史从一开始就拥有跨文化和比较史学的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之间, 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娼妓问题。16北美学术界也因为眼光向下、关注下层社会, 出现了大量讨论娼妓问题的著作。 (3) 早期对娼妓业做出探讨的主要是欧美史研究学者。1979年, 凯瑟琳·芭瑞 (Kathleen Barry) 出版了她的《女性奴》 (Female Sexual Slavery) 一书, 大力鞭挞了美国社会中人们视而不见的“白色奴隶”, 也就是妓女现象和背后的性别制度。171980年, 朱迪斯·沃克维兹 (Judith Walkowitz)出版了她有关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卖淫业的第一本专著。18到了20世纪90年代, 非欧美史的学者也加入了研究行列。例如, 1993年, 谢尔登·盖荣 (Sheldon Garon) 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娼妓业的管制和议会内部有关娼妓业的博弈。191995年, 杰·斯保定 (Jay Spaulding) 和斯戴芬尼·贝斯维克 (Stephane Beswick) 研究了北苏丹在西方殖民开始后的商品化、城镇化、资本兴起的时代中, 娼妓业的变相繁荣。20
贺萧的中国近代娼妓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通过跨文化比较而诞生的。法国中国史学者安克强 (Christian Henriot) 也受到了这波学术趋向的影响。两人尴尬地发现他们在几乎相同的时候开始了同一个题目的研究。安克强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近代娼妓, 21贺萧却从性别史的角度去挖掘这一现代化问题。
贺萧把自己的思考归功于跨文化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她认为它们有四大方面的帮助:能否梳理历史资料中“妓女本人的语言”、娼妓业的强大象征作用、坚持把娼妓业当成一种劳动形式、竭力摆脱把娼妓刻画成牺牲品的做法。22特别是1992年朱迪斯·沃克维兹的第二本专著《可怖欢悦的城市: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伦敦的性危险话语》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对贺萧影响很大。此书展露出性危险叙述背后的医学、政治、女权之间的权力争斗, 并分析权力博弈如何影响了政治、新闻和文学的语言。23这种思路与五年后贺萧的研究如出一辙, 也是从各种权力交锋的角度深度剖析殖民地有关娼妓的各种话语。
《记忆的性别》一书也不例外。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家琼·凯莉 (Joan Kelly, 1928—1982) 在其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妇女有没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在人们的头脑中一直是一个人道主义兴起、理智逐渐战胜蒙昧的积极形象, 但如果从妇女的角度去看呢?琼·凯莉发现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现代文明的萌芽强化了女性的依附性、被动性和贞节观, 妇女在文艺复兴时代里的地位和权利不升反降。24受此启发, 贺萧对中国革命也提出了类似问题:“中国妇女有没有革命?如果有, 是在什么时候, 以何种方式?”25围绕着如何回答这个疑问, 贺萧开始重新思考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叙事是否具有个体的普遍性, 尤其是底层的农村妇女, 她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革命?贺萧认为, 没有这种性别的、在地化的具体研究, 中国革命将面目模糊, 也就不能理解新中国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快速获得的成就。
结语
2012年, 贺萧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任期结束。她在年会上发表了主席演说《性别之家的不安》 (“Disquiet in the House of Gender”) 。她说:
我们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受“性别”之益颇多。从没有“性别”, 到仅仅在每个学期第八个礼拜的教学大纲上“添加性别”, 到现在能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把性别放入中国的民族化进程、中国革命的进程, 已经成为学界的常识, 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但是, “性别”只是我们理解中国问题的一个抓手, 没有它肯定不全面, 但光有它, 而忘记了“个人、家庭、社区、地域、民族, 及其他” (“person, household, community, region, nation, and beyond”) , 也无法正确解读中国。26
贺萧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将中国妇女研究从一个独立的领域推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并有可能为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广泛将“性别”作为一个必要的研究范畴铺平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 虽然中国学者对于“性别”概念有过许多的讨论和介绍, 但本土的中国妇女史仍然囿于妇女的领域, 最多只能进入社会史的范围。2003年, 贺萧的《危险的愉悦》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引起很大反响。有学者指出, 与中国本土出版的娼妓史研究相比, 这本著作并不局限于娼妓本身, 而是由娼妓问题出发, 探讨了中国近代的现代性、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城市化等等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内容。27近十年里, 越来越多妇女史领域外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贺萧的研究。她的《记忆的性别》一书中文版虽然于2017年才出版, 但其中部分篇章早已被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和韩钢主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翻译收录。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已经试图将“妇女”“性别”与更大的议题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贺萧在中国开展娼妓研究时, 还被中国历史学界认为“不正经”, 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2830年过去, 她把“妇女”和“性别”嵌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努力得到了中国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可。
注释
1 Ping Yao, Gail Hershatter, “Gender in History and Memory:A Conversation with Gail Hershatter, ”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21, No. 1, 2014, p. 65.
2 (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 (2) 王政:《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4 (3) Paul S. Ropp, “Passionate Women:Female Suicide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troduction, ” Nan Nü, Vol. 3, No. 1, 2001, p. 11.
5 (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17-313. Gail Hershatter, “The Subaltern Talks Back: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 ” Positions, Vol. 1, No. 1, 1993, pp. 103-130.
6 (5)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 26.
7 (6)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261-263, 267.
8 (1)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年, 第198—199页。学术界中“添加妇女”的阶段不仅发生在美国, 也发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 中国妇女史研究复兴, 妇女史一直被认为是“大历史下的小历史, 是添加和填补的历史”。杜芳琴:《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理论与方法》,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第14页。
9 (2) Virgil K. Y. Ho, “Review, ” China Information, Vol. 13, No. 1, 1998, p. 167.
10 (3) Bernard Wasserstein, “Review, ” Anthropology&Medicine, Vol. 5, No. 2, 1998, p. 223.
11 (4) 此处借用王政的经典译文。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 第212页。
12 (5) Antonia Finnane“, Book Reviews,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1998, pp. 346-347“.性别化中国”的概念在1992年哈佛大学的一次中美两国学者齐聚的会议上被提出来。后来集结成书, 即Gail Hershatter and Christina Gilmartin, Engendering China: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 (6) Joan W. Scott, “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1986, pp. 1053 1075.GailHershatterandZhengWang, “AHRForumChineseHistory:AUsefulCategoryofGender Analysis, ”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Vol.113, No.5, 2008, pp.1404-1421.在中国的翻译, 见贺萧、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 《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14 (7) 这三部曲为:Pierre Nora, Realms of Memory: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Vol.1-Conflicts and Divis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alms of Memor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Vol.2-Tradi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Realms of Memor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Vol.3-Symbol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 (1)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pp. 27-28.
16 (2) 1980年, 反对性奴隶的国际女性主义联盟成立, 1983年在鹿特丹召开第一次大会。来自世界24个国家的妇女齐聚鹿特丹, 声讨强迫卖淫、拐卖妇女、军妓等等伤害妇女的性暴力。Kathleen Barry, Female Sexual Slavery.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xiii.
17 (3) 芭瑞 (Kathleen Barry) 提到在她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娼妓问题的研究时, 这个话题就像被埋没一样无人提及。Barry, op.cit., p.xi.罗森 (RuthRosen) 也在她的书中明确提到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最近才大量出现的。RuthRosen, TheLost Sisterhood:Prostitution in America, 1900-1918.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xv.
18 (4) Barry, op.cit., p. xi-xiv.
19 (5) Judith Walkowitz,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0 (6) Sheldon Garon, “The World’s Oldest Debate? Prostitution and the State in Imperial Japan, 1900-1945,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3, 1993, pp. 710-733.
21 (7) Jay Spaulding and Stephane Beswick, “Sex, Bondage, and the Market:The Emergence of Prostitution in Northern Sudan, 1750-195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5, No. 4, 1995, pp. 512-534.
22 (8) 安克强 (Christian Henriot) 的法文版《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Belles de Shanghai:Prostitution et sexualitenChineauXIX-XXsiècles[1849-1949]) 于1996年出版。就在安克强和贺萧的著作相继出版前后, 安克强在《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上就观点问题提出了与贺萧的商榷。安克强质疑贺萧所使用的史料, 并认为自己与贺萧的路径不同, 贺萧过于关注有关妓女的“陈述”, 而自己更追求社会史展现出来的历史“真实”。贺萧随后做了回应。参见中译本安克强著, 袁燮铭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第12—13页;Christian Henriot,“‘From a Throne of Glory to a Seat of Ignominy’:Shanghai Prostitution Revisited (1849-1949) , ”Modern China, Vol. 22, No. 2, 1996, pp. 132-163; Gail
Hershatter, “‘From a Throne of Glory to a Seat of Ignominy’:Shanghai Prostitution Revisited (1849-1949) :A Response, ” Modern China, Vol. 22, No. 2, 1996, pp. 164-169.
23 (1)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p. 5-6.
24 (2) Judith Walkowitz,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3) Joan Kelly,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Renata Bridenthal, Claudia Koonz, Susan Stuard eds., Becoming Visible:Women inEuropeanHistory.Boston:Horton, 1976.JoanKelly, Women, History, andTheory:TheEssaysofJoanKelly. Womenin Culture and Society Series.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9-50.
26 (4)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pp. 6-7.
27 (5) Gail Hershatter“, Disquiet in the House of Gender,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1, No. 4, 2012, pp. 877-878.
28 (6) 陈晓兰:《身体与政治——关于〈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1期, 第78页。
29 (1) 曹晋、吴娟:《美国学者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访谈录》, 《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