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考虑通过增加对长期投资的资金支持来重振全球经济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基础设施贷款证券化、设立专项资金等。据《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上周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俄方提出了一个工作计划， 重点是如何吸引更多储蓄资金参与投资，令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以及改善长期项目的结构等。

通过G20峰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

我们认为通过G20峰会推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计划，并讨论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合适的。为什么？

2008年当我被遴选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时，全球金融危机已经阴云密布此起彼伏，三个月之后莱曼兄弟倒台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席卷全球。当时面临巨大压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NSE) 的基本理论，经过深入思考，我提出财政刺激政策必须防止走日本的老路，要“超越凯恩斯”，创立“全球刺激基金”， 之后又提出“全球基础设施计划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如今，整整五年过去了，全球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混乱无序的时期。尽管G-20国家已推出了协同政策扩张货币供给和财政刺激计划，全球经济，尤其是欧元区国家，仍未完全复苏，新兴经济体也面临下行的压力。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已经走到了尽头， 仍不足以将所谓的“群龙无首”的全球经济推回稳定增长路径。

我们不只需要宏大的投资方案，还需要改变思维。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实现双赢，避免低增长、高失业、高波动和低回报的“新常态”持续下去？我和王燕的近作进一步提出要“超越凯恩斯，超越基础设施，超越马歇尔计划”。

全球协同投资倡议的三大特点

我们从结构性转型—一项提升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复苏的战略—的角度出发，阐述如何为基础设施融资的问题。与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不同，我们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倡议有如下独到之处：

1) 我们的方案不是在收益率低的发达国家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促进消费，或是“挖坑再填坑”的方式，而是强调任何提升经济增长的解决方案应当注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能增加短期需求，而且改善长期供给和增长的前景。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刺激将支出导向国内经济，我们则建议一个在全球范围协同的投资倡议，也就是建立“全球结构转型基金”(GSTF)，将各国储蓄导向能够消除增长瓶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获取更高社会回报率，也是对经济发展影响力更大的领域。我们提议超越凯恩斯主义，并超越马歇尔计划，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建设经济特区、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这样的解决方案将扩大需求、就业和未来增长，抵消在发达国家实施必须的结构性改革时带来的全球性紧缩效应。

2）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资金存在巨大的缺口，基础设施规模不足，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科技领域。

发展中世界基础设施的短缺程度令人震惊。大约有14亿人用不上电，8.8亿人喝不上安全饮用水，26亿人用不上基本卫生设施。全球大约还有9亿农村居民所在地两公里内没有的全天候公路。

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 人们时刻处于对于电力的饥渴状态之中。撒哈拉以南地区(SSA)（不包括南非）每年的人均电力消费平均只有约124千瓦时，这还不足以为当地每个人提供每天6小时的电灯照明。 电力短缺无疑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然而，“捐助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忽视对电力产业的投资”， (Foster et al 2010, page 25) 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供电业，一个与其它行业相比，更能“解除瓶颈”的行业。

我们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2001-2008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的最大援助者和融资者（financier）。在前十大投资者中有三个来自南方，分别为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开发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官方融资总额中，仅中国一国就占了34％，高于任何北方伙伴国所占比重。(陈传 2013)

2001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对非洲投资大多投向了电力、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运输领域。根据数据显示，对电力的投资额占了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50％，但在投资项目个数上只占30％，意味着这些电力项目的规模巨大。由于非洲电力的稀缺，这些已建成的项目对于非洲经济发展的意义也是不可估量的。

3）投资于解除瓶颈的基础设施，可以带来较高的社会和经济收益，同时促进对发达国家资本品的需求，在长期内扩大就业、减少贫困。实证研究已证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Aschauer(1989)发现公共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他估测基础设施资本每年的边际生产率可高达100%。在1983-1992年间，世界银行投资的项目的平均经济收益率在电力项目中为11%，公路建设项目为29%。实证研究发现，少数国家极度缺乏发电设备和公路，对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将带来丰厚的收益。

此外，当我们回顾马歇尔计划时，注意到它并没有局限于基础设施的重建，或与产业结构和国际贸易相脱离。整个计划只花费了130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1.1%。马歇尔计划都未曾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生产和贸易相分离，为什么现在我们却要自我禁锢于基础设施建设呢？

我们的新观点是：将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城市发展、生态工业园规划以及结构转型相结合，从而创造就业、收入、增长和减少贫困，使得环境更可持续，并使基础设施建设在财务上切实可行。

我们建议，建立“全球结构转型基金”(GSTF)，将会吸引来自于官方发展融资 （OOF）、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退休基金等，在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的同时，将现有城市改造为绿色城市，以及建立新的环保产业集群来加大对绿色科技的利用。除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外，这也将吸引诸如巴西、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海外投资，并将它们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对这些产能有需求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它也有助于这些国家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和产业升级，使必要的产业重组不那么痛苦。 全球结构转型资金是一项过桥资金，可通过分散投资、基础设施贷款证券化,、将低流动性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资产等创新方式减低风险，保持一个（扣除风险后）正的、高于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结论

投资于能够提高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对创造国内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在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能拉动目前的经济增长，创造急需的就业机会，还能提高未来的竞争力。对于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转型、使业务不受电力短缺的影响而正常运行、实现自由沟通、扩大市场，最终提升技术水平，它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对公共还是私营部门，为避免高收入国家长期处于高失业低增长的“新常态”而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倡议，都不失为一个双赢的举措。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设立全球结构转型基金(GSTF)，以动员从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基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财富基金，到公共养老基金的官方实体，以及私营部门的大量储蓄。本基金的设计特别能吸引非传统的官方投资者，他们不仅拥有过剩的储蓄，而且在相关行业拥有过剩的产能。面对结构性改革的需求，部分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的企业，可能被迫歇业。该基金可以帮助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这些产业转移到有需要的地方。

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倡议，不仅能够填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它也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对发达国家而言，它可以促进出口、降低失业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可以减少贫困、促进增长。现在该是时候开展务实计划，将这些理念付之实施，建设所需的公路、港口、铁路、电厂，以促进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经济繁荣，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林毅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王燕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前世行高级经济学家，编者省略部分参考文献）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