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摆脱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而从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史的高度去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这样一条道路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相互作用、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中国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并完善这样一条道路。就当前来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为此必须对伴随中国道路而来的社会矛盾的演化逻辑和历史趋势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发生颠覆性错误。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全社会有广泛共识,但对于怎样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学术上则有争论。毫无疑问,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要立足中国实际,其次要发挥中国智慧,最终要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有一个怎样理解、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问题。那么,中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怎样形成的?在实践中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当前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抓手是什么?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为此,本文将首先确立理解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立场,进而把中国道路放到世界现代化史中去思考,从中概括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并揭示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然后阐述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及其对中国道路的镜鉴意义,以及当前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最后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社会治理与中国道路:从思想方法到分析框架
谁都不能否认,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因此,要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首先有一个思想方法和分析框架问题。关于社会治理,过去多年来,中国确实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模式。这一套模式,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显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否则中央也不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道路”似乎有些勉强。但另一方面,这一套模式自有其相对系统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和实践,并且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国内外影响足够大,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道路”也未尝不可。关于中国道路,坊间充斥着大量似是而非的言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在舆论场还是在学术界,都流行着一种可以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这样一种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忽视中国基于历史脉络和现实条件而来的时代呼唤,忽视历史和政治进程的条件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喜欢从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或价值情怀出发,把社会历史逻辑简单化、极端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偏爱从道德人心去诊断和求解社会问题。即把所有社会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归结为道德人心,以为只要解决了道德人心问题,一切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而未注意到社会发展除了需要理想、情怀和远方,还受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的约束。而不同国家在物质及历史条件方面的禀赋和积累是千差万别的,这决定了所有社会不可能按照同一个模式去发展。后面在讲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境遇与道路选择的关系时,会更深入地阐述这一点。
二是相信有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在很多人眼中,西方某些体制就是这样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基于这样一种想像,他们进而把这些体制无限美化。相应地,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内部的问题,是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是自作自受,而忽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中国在其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历史和现实。
三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似乎只要搞出一个“好的制度”,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切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事实上,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其思维和视野受着文化传统、经济基础、时代精神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早就看穿一切”。相应地,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总是在试错中不断修补和完善的。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仅脱离实际,而且会“欲速则不达”,造成新的更大的损失。
政治浪漫主义思维显然是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不管用心如何,后果都是危险的。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道路,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弘扬科学精神。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没有价值追求和情怀,否则将陷入完全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在治理上是不可持续的。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缺乏科学精神、不尊重客观规律,再好的愿望也可能走向反面。
必须指出的是,科学精神不同于科学主义。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包括社会历史规律。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对一切问题的态度是谦虚的、答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而科学主义却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只是技术问题,都可以用技术去解决,在价值目标上不容争辩,这实际上是否认不同人群存在价值差异的必然性,以及容忍这种价值差异的必要性。这就容易导致强权主义,即一些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把自己的价值以科学的名义强加给另外一群人。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主义与强权主义是相通的。因此,这里提倡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科学主义。
基于科学精神,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就必须具有历史的意识和眼光。因为任何社会事物和事实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周密地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如果贯彻这一观点,那就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问题,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讨论。原因在于:第一,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浪潮。从国内来看,现代化也是当前中华民族的最高目标和最大共识,不同阶层和人群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在追求现代化这个问题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可以作为凝聚全民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和讨论中国道路问题的逻辑起点。第二,不管愿意与否,中国始终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去追求现代化的,这是历史造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中国必须把自己放进世界历史中去考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闭门造车地谈论现代化。第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大量问题,都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许多问题虽然表现在当下,但仔细追究起来,都是有历史前因的;脱离历史,当下的许多问题讲不清楚。
而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自觉地把努力推动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统率一切政治思考和实践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制高点。换句话说,对中国道路不管是“弹”是“赞”,它都是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理论上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问题,方能得到正解。
从上述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构造一个讨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整个分析框架从小到大分为三个圈层。其中,第1个圈层是“社会治理”,意思是说,所谓社会治理现代化,展开来说,不外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标、采取什么对策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问题、任务、目标、对策;第2个圈层“中国道路”,表示必须将社会治理问题放入中国道路形成和演变的背景中去考察,其中的关键是揭示这一进程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张力;最后,第3个圈层“世界现代化”则表示,对于中国道路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将其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长河中,这自然会涉及中国与西方在此过程中复杂的历史纠葛。本文试图通过这三个圈层的有机结合,去揭示中国社会治理道路的形成和演变、实践中的成就与挑战,以及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二、世界现代化浪潮与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首先来看中国道路与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关系。关于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理论上有许多概括和争论。本文认为,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简单地从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来描述。从目标来说,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是追求赶超型发展;而从手段来说,则是在整个社会的组织模式上采取动员体制。合起来,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
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赶超型发展”,一个是“动员体制”。“赶超型发展”很直观,顾名思义,就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以便尽早赶上并超过西方。而“动员体制”相对来说则需要费些思量和口舌。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艾普特(D. E. Apter)在刻画不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时提出来的。相对于流行的“威权主义”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 ,这个概念倾向于从功能表现而不是价值主张的角度去界定一种社会体制,比“威权主义”等概念更利于撇开意识形态偏见而科学地揭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及历史逻辑,故为本文所采用。显然,就理解中国道路而言,“动员体制”比“赶超型发展”更关键。因此,下文的讨论将重点放在“动员体制”上。
中国为什么会走上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这一道路?这要从世界现代化浪潮说起。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现代化浪潮:第一次开始于18世纪后期,这是一个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并逐渐向西欧扩散的过程,主要涉及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第二次是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这次浪潮中,现代化扩展到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和日本,典型国家是日本、德国、美国、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现代化进入第三次浪潮,典型特征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然后纷纷高举现代化大旗。显然,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属于第三次浪潮。
表面上看,不同的现代化浪潮只是时间上的差异,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时间的差异意味着社会行动者所面临的政治或社会机会结构不同。正因为如此,中国在体制选择上就面临不同的机会和条件,从而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根据现代化发生的早晚把所有国家分成“先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两组,那么,借鉴艾普特的观点,总的来说一个基本的规律是,越是先发现代化的国家,越倾向于采用放任体制;反之,则越倾向于采用动员体制。放任体制主要是通过自发的市场和社会行动来推动现代化,而动员体制则主要依靠国家主导的社会改造来推动现代化。
当然,两种现代化类型也不是完全没有关联,而是存在某种相互依赖关系,即那些先发现代化的国家,往往会剥夺和压迫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先发优势”不同程度地建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牺牲之上。而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之所以采取动员体制,也是因为先发现代化的国家已经主导了世界体系,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全球竞争环境,迫使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得不做出选择。
为了更好地揭示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逻辑及相应的道路选择,这里仍然参考艾普特的观点,从理想类型的意义上描述两种体制的差异。如表1所示,两种体制的差异至少表现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目标取向。一般来说,放任体制的目标取向比较弱。因为它主要是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自发地推进现代化,自然表现出相对分散的特点,缺乏共同的中心和导向。相反,动员体制则往往会有一个非常明确、集中而强烈的目标,目标取向非常突出。
二是发展战略。放任体制下的现代化战略是自发的,组织性比较弱,而动员体制往往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具有强烈的规划性。越是后发展国家,越倾向于采取高度规划性的发展战略,比如我国长期实行的“五年计划”、“中长期发展纲要”等,即属此类。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的特例,日、韩等国也有类似的发展规划,因为它们相对欧美国家而言,也属后发展国家。
三是主导力量。放任体制主要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动员体制则主要依靠国家力量。
四是国家体制。放任体制往往采取宪政代议制,而动员体制通常采取中央集权制。因为在放任体制下,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声音较大,宪政代议制就是试图反映市场和社会的声音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在动员体制下,市场和社会的声音相对微弱,国家的声音较大,所以实行中央集权制。
五是政治伦理。放任体制比较强调个体,而动员体制倾向于强调集体。因为放任体制下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和社会,尊重分散发展,自然会强调个体主义的政治伦理;而动员体制的主导力量是国家,重视抱团发展,所以会强调集体主义的政治伦理。两种伦理都符合各自体制的内在的逻辑。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面关于两种体制的差别的描述只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区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国家的体制往往是这两种特征的杂合,只不过一种或另一种特征表现得更多一些。
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什么更倾向于采用动员体制呢?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推进现代化时所面临的世界环境。先发现代化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之时,世界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比较小,加上当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行其道,因此拥有相当大的自由选择及发展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处于弱势地位,甫一独立即面临强势的甚至压迫性的外部环境。其现代化起步晚、起点低,却又希望以比西方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内外交困之下,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国家力量去弥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不足。职是之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倾向于采取动员体制,中国也不例外。当然,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动员体制是最为典型和成功的。这表现在:一是追求赶超型发展的愿望最为强烈;二是国家的规划、组织和实施最为强势和严密;三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和动员最为广泛和深入。
这样一条道路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不断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的起点是西方的侵略。西方的侵略造成严重的、层层加深的社会危机——首先是屡战屡败的军事危机,接着蔓延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等等。危机的不断加深,把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严峻地提到了整个民族面前。为了救亡,中国不断自我改造:最初,是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所谓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国人意识到,单纯进行技术改造是行不通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仍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国人认为必须进行思想革命,于是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改造是一个从技术到体制再到思想不断深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权力不断向国家集中,最终形成一个国家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动员体制形成的历史逻辑。
要言之,采取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于这条道路,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认识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批评和反思也不能脱离历史。
三、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困境作为中国道路的镜鉴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采用动员体制,以求实现赶超型发展。而从历史实践来看,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之初的大约20年时间里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到1960年代却纷纷陷入了困境。围绕这一历史现象,以往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理论虽然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对于理解、反思和完善中国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在上述三种理论解释中,现代化论的基本取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去寻找这些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包括人口增长过快、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冲突、权力高度集中所导致的政治腐败、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整合失败,等等。这样一种理论倾向实际上把现代化困境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潜在地否认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确实,在现代化论看来,西方国家非但不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反而是现代理念和技术的输入者;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刺激”,那些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停留在封闭和落后状态。
与现代化论相反,依附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外部去寻找这些国家陷入现代化困境的原因。其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利用这样一种条件,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压榨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这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难以持续,并最终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显然,依附论不但指出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持全面否定和谴责态度。
而世界体系论则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解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它认为,在进入现代之前,世界各个部分是相对独立和分割的,而现代化则是一个将原本相对独立和分割的各个地区、国家、族群和文明逐渐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十分紧密的世界体系的过程。然而,世界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团结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分化的不平等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另一些国家则沦落为边缘国家。那些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等多种手段对边缘国家进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正是这一世界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但态度并不像依附论那样激愤。因为在它看来,中心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虽然不公平,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西方国家不过是在执行历史的意志而已。
上述三种理论视角为全面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首先必须承认,现代化困境的形成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原因。现代化论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其中确有不少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己政策失当等原因造成的。然而,把造成这些问题的板子全部打在发展中国家头上,显然也是不公平的。正如依附论所指出的,在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样一种格局,使发展中国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回旋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为求发展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自残”。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社会矛盾就是这样造成或久拖不决的。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展开论述。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对西方表示谴责。但比道德激愤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摆脱这样一种困局。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体系论的见解很有参考意义,那就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不是靠简单的道德批判就能扭转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否认这段历史,就认不清现实,但一味沉浸在历史的悲情中也毫无意义。因此,真正的出路是忍辱负重,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发展自己,最终用实力说话。在此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历史和现实,从而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就非常关键。
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上述遭遇,对中国道路及社会治理来说有什么镜鉴意义呢?首先一点,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处境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曾经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之所以陷入困境,一个根本原因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处置失当,而中国道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克服这一矛盾。
众所周知,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广大亚非拉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国家,摆脱作为西方殖民地的依附地位,开始独立自主地推动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面临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尽速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避免落后挨打的困境,二是创制既有效能又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两大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政治权威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合法性,从而从根本上保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反过来,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权威,经济和社会发展才有保障。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实现发展与秩序的良性循环。然而,从实践来看,能够同时完美实现这两大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国家要么是发展出现严重问题,要么是秩序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是两个方面同时出现严重问题。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在1960年代以后纷纷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
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此,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其实,中国一直且至今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发展与秩序的深刻矛盾。中国道路正是在探索处理这一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事实上,这些运动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在国家政治上的反映;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谋求以动员体制推进赶超型发展,只不过由于没有处理好发展与秩序的关系,结果变成反复折腾,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夕几乎陷入停滞。这一事实同时表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遭遇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困境。差别只在于,许多国家一蹶不振,而中国很快从困境中奋起,果断调整政策、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而在此过程中,采行动员体制以推进赶超型发展的现代化战略也不断充实和完善,国家对发展与秩序的矛盾认识更加清醒,应对也更加娴熟,终于形成了一条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绩效来看都称得上“道路”的中国道路。
然而,曾经让大量发展中国家遭遇“滑铁卢”的发展与秩序的矛盾,至今仍然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全局性和根本性矛盾。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原因就在这里。可以说,谋求更加有效地应对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正是今后中国道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中心内容所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因而是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经历的坎坷。只不过,如前所述,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历史场景不同,因此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不同、应对方式不同,最终效果也不同。这意味着,不能因为中国道路至今仍然在艰难地面对发展与秩序这个矛盾而否认这条道路的历史前景。中国道路正是在应对发展与秩序的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也将在应对过程中继续成长和完善。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阐述,此处不赘。
四、中国道路下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以动员体制推进赶超型发展的现代化战略是成功的。然而,如上所述,今后中国道路仍将面临“发展与秩序”这个根本性、全局性矛盾的挑战。在现实生活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表现在方方面面,从而社会治理的内容也林林总总。但毫无疑问,社会矛盾是这一矛盾最直接的暴露,是其中最尖锐的部分,因而也是社会治理最紧急、最棘手的任务。尤其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不仅易发、高发,而且往往叠加在一起,形势更加严峻。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将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重要抓手。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矛盾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化逻辑和发展趋势。可以说,社会矛盾大量而集中地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如果缺乏战略远见和定力,就很容易犯颠覆性错误。要卓有成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于以动员体制追求赶超型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国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是较长时期内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这是最基本的国情,也是理解和判断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前提。如上所述,在世界现代化的三次历史浪潮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只能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下启动和推行现代化,并且只有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生存。这样一种赶超型发展模式决定了,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次第展开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中国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而且是内外、新旧、敌我矛盾交作,形势十分复杂。可以说,发展越快,社会矛盾就越凸显、越叠加、越严峻。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疆域和人口大国,中国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这决定了它不可能走一些中小国家的“依附型现代化”道路,即充当西方大国附庸,从中分享西方现代化成果的道路,而是必须独立自主。这要求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领导者、保护者甚至直接参与者的角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国家不可避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一方面,国家对社会发展的深度介入会直接形成大量直接针对政府的矛盾;另一方面,一些矛盾即使不是国家政策直接造成的,但基于对国家的要求和依赖,社会也会要求国家出面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既具有根本性,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共同应对。稳健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确实具有根本性,因为它涉及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大局。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的现代化前程和民族复兴大业将毁于一旦。
其次,由于在动员体制下,整个社会的权力高度向国家集中,这样一种权力结构隐含着形成跨地区、跨阶层大联合的颠覆性社会冲突的风险。
从当前来看,绝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因为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遭到直接损害而引起的。由于损害的内容和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社会冲突在时间、空间和诉求上也高度分散。单个事件卷入的人数一般不多,组织性也比较差。即使有一定的组织性,一般也是在冲突过程中为了提高应对能力而被动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出于对抗的目的而主动发展起来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社会冲突的数量在攀升,卷入的人数在增多,但尚未出现将分散的事件整合起来的统一意识形态和大型组织机构。
但是,大分散、小规模、非组织的社会冲突背后潜伏着大联合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原因在于,中国是全国统一行政的单一制国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连续执政。这样一种集中的、稳定的政治结构固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它客观上也有利于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形成:政策的全国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意味着,一旦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将在肇因上具有同源性、内容上具有同质性、节律上具有同步性,并且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因为不断累积而贯通。这些特征使分散在不同地方和阶层的群众即使没有组织联系,对很多问题也容易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一致的矛头指向。基于这种“默契”,有时毋需特别动员,也容易形成跨地区、跨阶层的大联合行动。最近若干年来,全国多次出现一个偶然因素酿成大规模社会冲突,并且很多卷入其中的群众并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其形成机理正在于此。
此外,随着全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国内外某些势力的介入,维权群体出现统一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风险越来越高,特别是统一意识形态的出现需要引起高度注意。意识形态框架和组织机构的整合性越强,社会冲突突破地域和阶层界限,实现跨地区、跨阶层大联合的风险越高,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也越大,对此需要严加警惕和防范。
第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社会矛盾还有加剧的可能。对此,既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立足发展解决矛盾。
加快发展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内外条件都不允许中国停下来不发展。发展本身就是不断打破现状、不断调整现状的过程,总是会造成社会地位的升降流动,因此总是会造成矛盾。发展本身也会不断造成新的追求和追求的分化,一些在没有发展之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发展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比如在短缺经济时代,一年劳动所得只够勉强维持温饱,旅游的机会很少,所以不存在“旅游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外出旅游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需求,于是“旅游环境”就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
既然发展不可能停下来,而只要有发展就会有矛盾,甚至会加剧,那么,化解社会矛盾就必须树立“持久战”和“可持续”的战略思想,既不能急于求成,寄望于短期突击、速战速决,也不能只顾“紧急处置”“特事特办”,而无兼顾不同阶层、地区和历史阶段的可持续安排。这就需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根本不放松。只有不断发展,持久、持续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既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急躁冒进,而必须立足于发展,在发展中解决矛盾。
五、结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面对中国道路及伴随的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中国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建立的、被证明符合国情民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先是“共建”,也就是必须人人负责、人人出力,通过劳动亲手创造幸福,而不能袖手旁观或者等、靠、要。只有每个人都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建设洪流中,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局面。党和政府必须善于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克服集体行动中经常发生的“搭便车”困境,社会治理才有希望,才有成效。
其次是“共治”,也就是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创造力充分涌流。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发展的障碍。只有这样,社会治理工作才有源头活水,社会治理局面才能生生不息。为此,党和政府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平时多与群众联系,遇事多与群众商量,畅通上传下达渠道,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必须站在群众之中去领导群众,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去领导群众,既要克服尾巴主义和自流主义错误,也要克服关门主义和命令主义错误,要善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再次是“共享”。实现“共享”,是“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障碍之一。这就要求党和政府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服务群众为理念,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