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科技广泛运用形成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促进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原本从传统服务贸易到数字服务贸易要经历艰难的转化（包括民众思想上的接受），然而新冠疫情导致的“禁足”，让全球大多数人感受到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协同办公等便利，也加速了相关技术的升级和进一步成熟，从而大大缩短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过程，推进了数字经济步伐。着眼于未来，我们必须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标准化和个性化的统一。服务贸易数字化，使服务标准实现统一，“无差异”保证了对顾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样可以克服人际通融中产生的违规违法等风险。比如人脸识别难以分辨贫富贵贱，有权力的人在消费场所或医院等场所的行为也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原来靠关系而享受服务的情况不灵了。数字化带来的崭新方式，迫切需要调整有关执法部门的传统治理模式和管理方式，还会倒逼一些人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

同时，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又能以低成本实现个性化。这不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和个体特点、选择及要求，提供更适宜的定制化服务，展现可视化、交互化、智能化等不同特征，使很多传统工作流程因新技术而变得可感知、可衡量。这也有利于效率的优化乃至流程的重塑，达到交互沉浸、因人而宜、兴趣引导的服务效果。

其次，效能和监管的统一。数字科技是一种生产力，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将数字技术应用在服务贸易领域，不仅能够体现出这一新兴生产力的强劲动力，还可以节省交通、时间和物质资源成本，提高效率。服务贸易的数字资产愈发珍贵，但如收购一家有形资产简单，却拥有大量信息、用户资源、人员流动信号的数字资源，对此该怎么估值是需要我们探索的课题。

如今，世界上互联网和数字化企业无论收入和利润均排前列，形成平台经济。有意思的是数字技术同时也具备生产关系的属性，可以参与各种监管。比如区块链的分布式、去中心化，可以防假冒、防抵赖。适应这种数字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尊重数字科技参与监管的客观事实，就要求相应地调整和变革上层建筑方面的监管部门，改进监管体系、完善监管方式，提高工作效能。

再次，国际化拓展与潜在性升值的统一。服务贸易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如同插上翅膀，使其由一个国家平台迅速拓展为世界平台。特别在全球化条件下，必然具有国际化方向。

眼下，世界各国都可方便、快捷地选择优质的服务，特别是我国这些年数字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迅速，借助数字化平台开发出大量的优质服务项目，在进一步开放的形势下，跨界跨境服务贸易会有更大的发展。在新兴技术支撑的服务贸易市场，中国目前的社会化电子商务与金融模式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具有可取性，对其他国家地区学习这些技术及其在服务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参照模式。应当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数字化较之传统服务会牵涉较多的知识产权，应当强化保护意识。

服务贸易数字化也具有广阔而巨大的升值空间，因为虽目前服务数据已呈海量喷发，但面对全球人口而言，对数字化认识、接受还有个过程，其在服务贸易中的价值还未被完全挖掘，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边缘计算，都将会以更好的网络技术、智能终端无延迟地反馈，让人们看到服务贸易数字化产业的巨大发展前景。

上述特点决定了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企业、单位和从业者，都应当积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借助数字化平台，开辟更加广阔的服务贸易事业，解决数字化后的新问题，消除“数字鸿沟”，挖掘数字化红利，使中国的服务贸易能够为全球市场做出更大贡献。（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