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汉平原到洛阳盆地的通道在东周及其之后的历史时期大体分为东、中、西三路。西路是溯汉水、丹水上行经武关道达商洛地区，再沿洛水而下东北进入洛阳盆地。中路是经随枣走廊或涉汉水经南襄通道进入南阳盆地，再由南阳盆地穿越方城隘口至洛阳盆地。东路是穿越义阳三关北上，大概在“陈、郑之间”过召陵北上的道路，到达今郑汴一线后，再向西过虎牢关进入洛阳盆地。中路又可细分两条支线。二里头文化时期明确存在西路与中路。交通道路功用是多样的，除了日常行路，也是文化、经济贸易通道、军事要道，还是承载“资源运输”的通道。
关键词：洛阳盆地；江汉平原；二里头文化；交通道路
洛阳盆地和江汉平原是两个独立的地理区域，两地在先秦时期尤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地间的互动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显端倪。二里头文化时期两地也多见对方的典型器物。进入商周以后，两地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纵观以往学者的研究尤其商周之前的研究多重在交流的“物”，而忽视交流的“路”。然而交流通道的研究既对早期地理交通研究价值重大，更对早期文明研究意义非凡。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两周时期出土古文字及传世文献提供的材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聚落考古和相关新资料，并结合近年专门的田野考察成果，试就二里头时期洛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的交流通道及相关问题作一综合探讨。
一、江汉平原和洛阳盆地之间地形所反映的重要地理通道
江汉平原由长江与汉江冲积而得名，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河流纵横交错，具体地理范围上西起宜昌枝江，东迄武汉，北至荆门钟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洛阳盆地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盆地呈东西狭长的椭圆形。江汉平原位于洛阳盆地的东南，两地区之间呈现平原、丘陵、盆地、山地并存的地貌特点。
洛阳盆地南下有豫西伏牛山地，该山地是华北大平原（亦称黄淮海平原）的西部接线。山地内部还分布有大小河流，如颍、汝、伊、洛等，这些河流切割山地，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河谷，而河谷则成为古今重要的交通孔道。溯洛河而上可达南部的商洛地区；沿洛河而下，从洛阳盆地东出虎牢关进入华北大平原，再向东南和南部的淮河流域平原则地势相对低洼，河网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由这里的南北交通要道的分布和交通工具的选择。
江汉平原的北部是西北-东南走向的大别山-桐柏山，这一线东北是豫东南的华北大平原和豫南山地。在此界限的西端，则是北接伏牛山、西依秦岭、南靠大巴山余脉的南阳盆地，其间汉水的北部支流——唐、白河自北而南流，盆地西边是丹淅流域诸河流的中上游山地。汉水在鄂西北地区向西北逐渐延伸到陕南，而丹水的上游也深入商洛地区的秦岭南坡。在江汉平原的中北部，分布着大洪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由于它不与其北的桐柏山相连，故在二山之间相对低平地区便形成了一条与二山走向一致的地理通道——随枣走廊。在大洪山之西，是向东南流的汉水。汉水的西边是鄂西山地，其中位于长江以北，由北向南有荆山、武当山等。而从豫西南的南阳盆地向南沿唐、白河至鄂境襄阳一带曾有南襄隘道的说法，但是这一地理区域内地势较为低平、和缓，似乎称为南襄通道更合理。南阳盆地东北方向的伏牛山与桐柏山余脉连接处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关口，这个关口是由中原进入南阳盆地最为便捷的通道。这个关口的名称今天称为方城，然而至少《左传》已有“方城”的地名。与此同时洛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另一个关口也至关重要，即上述江汉平原北部桐柏山和大别山交界处翻越南北的三个险要隘口，具体位置在今天的信阳境内。东晋、南北朝时以“义阳三关”命名，其后隶属名称虽有变迁，但是此惯称在历代志书中得以沿袭，三关渊源于春秋时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塞,其最初的三关关名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塞名。
二、传世典籍及出土资料中两地交流通道
江汉平原到洛阳盆地的通道根据地形和文献线索在东周及其之后的历史时期大体分为东、中、西三路。西路是溯汉水、丹水上行经武关道达商洛地区，再沿洛水而下东北进入洛阳盆地。中路是经随枣走廊或涉汉水经南襄通道进入南阳盆地，再由南阳盆地穿越方城隘口至洛阳盆地。东路是穿越义阳三关北上，大概在“陈、郑之间”过召陵北上的道路，到达今郑汴一线后再向西过虎牢关进入洛阳盆地。
梳理传世典籍，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尚书·禹贡》篇已经记载了荆州向中央进贡物产的路线：“浮于江、沱、潛、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浮，是走水路的意思。江，今长江；汉，今汉水；洛，今河南洛河；南河，今洛阳至巩县一带的黄河。《禹贡》只是粗略的给出了两地区的交流水路，据此尚无法看出具体的路线。其实文献中载述最多的是穿越方城隘口的中路。在《左传》中有较多楚伐郑的记载，陈伟先生曾辑出多条并指出军行之地大致位于由今河南方城、叶县之间的方城缺口北至郑都新郑一线。中路也称“夏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云：“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引刘氏云：“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谭其骧先生认为（夏路）“大致即相当于今自南阳盆地东北经方城县东出伏牛山隘口的那条公路”。我们知道出方城到达新郑之后再北行管城（今郑州西北）过虎牢关即可进入洛阳盆地。同时晋楚交往，晋人南下的路线也多沿此通道。《左传·襄公十六年》：“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杜预注，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东入汝。湛即湛水，昆阳县即今叶县，湛水是汝水南面的支流，或即今沙河。杨伯峻认为湛水之北山有长坂即湛坂，在今平顶山市北。湛阪可能就是今平顶山市西北的山地边缘和缓的坡地，这一区域正处于方城西北出口向北或西北行进的通道上。
其实这条南北交流的主干道，过方城隘口后北达洛阳盆地的道路至少还有两条支线：其一西北方向，即过方城隘口后西北行，溯汝水上行，再入伊水而进入洛阳盆地。非常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中原所经之路线可能就经由此道。《左传·宣公三年》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此处“陆浑之戎”学界一般认为居于伏牛山、外方山山地之间。杨伯峻认为概在今嵩县、伊川县境内，可从。讨伐伊川之戎后再进入周都洛阳，行军路线正是过方城后经汝水而伊水再至洛阳的西北支线。西北方向可能还有另一支线，即出方城沿夏路北行，过历或曰栎即今禹州，再经古轘辕关进入嵩山以北的洛阳盆地，文献中也有此路的载述。尽管此路较之经由虎牢关进入洛阳盆地或者上述支线一在里程上近了许多，但是进入嵩山之后险峻异常，绝非日常商旅行人常用之途。
其二东北方向，即出方城后向东北行，抵达今郑汴一线再西入洛阳盆地。近年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有这一东北方向的支线里程的记载：
武庾到阆簜渠三百廿七里。
对此辛德勇先生曾指出，粮食辎重物资可能多从方城东北行，入阆簜渠，溯流北上再西入洛阳。其实方城东北至昭陵（今河南漯河市）是有水路沟通并在此汇入汝水，汝水与颍水之间则还有一条大水沟通。东北支线这一水路在南北朝及之后利用也较多。北京大学藏《秦水路里程简册》其记录的内容正是秦南郡（包括江汉平原）各地以及由南郡北上途经南阳郡抵达洛阳的水陆通道和路程里至，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正是本文探讨的交流通道。《秦水陆里程简册》详细记录了从秦南郡江陵到淯口这一南北干道的水路和陆路里程及各分支支线的里程，又记载了北出秦南郡进入秦南阳郡登攀渚（西陵）、宜民庾、宛县最后抵达洛阳的水路、陆路里程。这里据辛德勇先生的考证，秦江陵概战国楚都郢（今荆州纪南城）一带，淯水即今白河，淯口即白河汇入汉水的地方，西陵和攀渚大概是同一地点在秦邓县内，概今邓州市，秦宛县概今南阳市。此处秦南郡江陵至南阳郡宛县的这段道路正是前文所言的狭义的南襄隘道。可见至少在秦时，这条道路是北出江汉的重要干道。
值得注意的是，《秦水陆里程简册》还记载了北出南阳盆地到洛阳盆地的最近道路，即历史时期著名的“三鵶路”。《读史方舆纪要》卷46河南重险“三鵶”条有对三鵶的里程和地点的详细载述，并指出“三鵶盖出奇之道矣”。而在南北朝时可能已有三鵶路之称，以险闻名，多次战争中涉及三鵶，在《魏书》、《北史》中多有载述。其后《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等多有记载。此处鵶、鸦本一字，或作鸭。徐少华先生曾结合自己实地考察考证魏晋时期的鲁阳、鲁阳关水和三鸦路，他认为三鸦路大致以今鸭河口附近的北（百）重山为起点，溯鲁阳关水（今鸭河）而上至分水岭下，为第一鸦，约60里；分水岭至鲁阳关为第二鸦，南北10里；由鲁阳关沿三鸦水（亦称鲁阳关水，今瀼河）而下，至鲁山县西南之三鸦镇（今瀼河镇），为第三鸦，约40里，全程110里左右。其考证明晰，观点合理可信。而《秦水陆里程简册》中辛德勇先生对雉、鲁阳等关键地点和徐少华先生观点一致，因而两文相较，可知《秦水陆里程简册》中雉县到鲁阳的103里路程正是历史时期著名的“三鸦路”。至此，关于宜民庾到鲁阳三百六十五里，也就容易理解了。宜民庾到雉县、鲁阳的道路共约二百一十里，要穿山越岭，正是后世的“三鸦路”，但却是南阳盆地直接北上最近的路。而另一条路则可能是过方城隘口或转至东北阳县等地再转向西北的鲁阳，显然是秦时北上的又一通道。至此笔者认为三鸦（鵶）路其实是沟通江汉和洛阳盆地的中路路线中的又一支线，根据其险峻奇险的特征，这一道路史料记载中多出奇兵而用之。
中路通道在很多铜器铭文中也常常出现。昭王时期的安州六器的中甗、中方鼎记载了一个名为“中”的人在昭王南征前被派往南方去考察，做战前准备。尤其《中甗》记叙详备，该铭文曰“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在曾。……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至于女，小多，中省自方、登，造□邦，在噩“（《集成》3.949）。《静方鼎》铭文中也有类似省南国的内容“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或（国）□，（设），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俾）女（汝）□在司曾、噩’。”铭文中的方，唐兰认为即方城，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临近。这其实即上文所言的方城隘口。铭文中的曾，近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的发掘，表明西周时期的曾国就在随州东部一带。2007年在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鄂侯墓，联系到早年也曾在此地发现“鄂侯弟历季”青铜器，因而基本可以确定西周早期的鄂国在今随州西部的安居一带。登，即今邓州市。可见中和静巡行南国的路线正是过方城经南阳盆地到随枣走廊的这一线。
同时另一安徽寿县战国晚期出土铜器鄂君启节铭文也对江汉平原到中原的这条中路路线有详细记载。对此学者著述甚多，其中的舟节部分水路交通多集中在江汉地区，而车节则是主要记载郢都至南阳盆地及出方城东行沿淮水至居巢。尽管铭文中提到的地点和路线具体认识学者之间看法不一，甚至对关键的东周时期的鄂地学者的看法也截然不同，但是铭文内容揭示由江汉平原北上中原，存在经由南襄隘道、南阳盆地、方城隘口这样的交通道路则是共识。
东路的义阳三关作为南北交流的重要关口在传世典籍中也有载述。楚昭王十年，柏举之战发生前，吴国和蔡侯、唐侯联合伐楚，楚左司马沈尹戌为楚令尹子常献出的退敌方略中有三塞的记载，从中也可见三塞的地位非同一般。其曰“子（即子常）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塞大隧、直轅、冥阨据杜注：“三者，汉东之隘道。”此处两条道路均有载述，西边方城路，东边三塞即后世的义阳三关。《史记·魏世家》：“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这是三塞的又一记载。此外《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泽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此处明确记载了北出江汉的东西两条道路，其中的平泽关，或曰平皋关，即唐以后的平靖关。
东路在铜器铭文中似乎也见端倪。西周夷王时期的铜器禹鼎记载了一场以鄂候驭方为首带领南淮夷、东夷叛乱最后被周王派军剿灭的战争。鄂候叛乱内侵的路线因对鄂国所在地认识不同而迥异。持鄂在南阳盆地即西鄂说者认为鄂候从南阳盆地出方城而伐周。同时禹带领周师讨伐鄂候和南淮夷自然也从伊洛走上述的中路经方城进入南阳盆地。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西周鄂国在今随州安居羊子山一带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则鄂候内侵路线有学者指出是从安居出发，经桐柏山孔道即后世的“义阳三关”北出，与南淮夷和东夷会师淮水上游，沿颍汝逆流而上进入洛阳。笔者以为，以目前的材料，鄂候发兵反叛的路线东线和西线似乎都有可能。从随州发兵桐柏山间孔道，路程较近，过“三关”就可与南淮夷、东夷在淮水上游汇合，合兵一处便于军队指挥。但是“义阳三关”道相对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一线而言，山间道路险峻，大规模用兵加上辎重车辆很不方便。同时根据西周南国的政治局势，昭王南征失败后，周人对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南部的平原逐渐失去了控制。南阳盆地的申、吕尚未分封，南阳盆地周人的力量并不强大，所以鄂侯反叛时出兵路线也有可能从随枣走廊经南阳盆地出方城，再与西北行军的南淮夷、东夷汇合。
需要指出的是，鄂侯此次反叛及稍后厉王时期的敔簋记载的南淮夷的大肆内侵，在进入颍汝中上游的应（今平顶山）、许（今许昌）地区后，沿颍汝水系逆流上行进入周东都洛阳，其他学者也进行过详细探讨。也有学者指出这段路线也是西周的金道锡行路线。其实这段路线正是前文传世文献所载述的中路的西北支线。
西路在文献中几乎不见记载，但是在铜器铭文中似乎发现了一些线索。著录于宋代的《敔簋》铭文涉及一场南淮夷入侵成周的战争，其曰：“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遱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命敔追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檄载首百，执训四十，夺俘人四百，献于荣伯之所。"铭文中南淮夷，朱继平教授曾指出主要指居住于淮河中游以南地区的淮夷族群，联系禹鼎、鄂侯驭方鼎等铭文，鉴于鄂侯驭方的南方方伯地位，夷厉之时的南淮夷还应该包括江汉地区尤其汉东地区的国族。除了阴阳洛指洛水两岸，伊，指伊水，学界争议不大，其余多个地点如内、、昴参泉、上洛等皆有不同看法。尤其上洛，笔者赞同即今洛南。尽管对于这场战争中南淮夷的入侵路线认识大致相同。但是鉴于上洛、谷、昴参泉等地点的不同认识，笔者认为，这里南淮夷的撤退路线中，部分参与战争的汉东地区国族人员很可能是沿洛水逆流上行，在商洛、洛南一带进入丹水上游再顺丹水而下，经陆路向东南穿行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的鄂之故地。该铭文涉及的几个地点和相关的铜器铭文的考释、解读限于篇幅，以后再专文探讨。由此，很可能铭文中的南淮夷撤退路线主要利用了西路通道。
三、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汉平原和洛阳盆地的交流通道
根据多年的聚落考古的研究成果，史前聚落多沿大河众多不同层级的支流分布，宏观聚落形态上多呈条带状聚落分布，遗址沿河岸两侧分布，在重要的关口隘道同样有遗址分布，基本可以判断这一河流就是交流的水路通道，而且河流在山间盆地穿过，因受制于自然条件，稳定性较强，会很长时期沿用这些通道。另一方面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和逐步向外传播的状态则间接反映出文化间的交流通道，考古学文化传播的方向，常常就是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沿着这些方向形成的早期交通道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尽管二里头时期并无直接的文字材料提供同期的有关交流通道的信息和记录，但是稍晚的商周甚至秦汉时期材料给出线索后，依据丰富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我们是有条件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甚至新石器时代的交流通道做更细的研究的。
中路文献中记载最丰富，同时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时期中路也是二里头文化和江汉平原、鄂西北、甚至峡江地区交流最常用的通道。出洛阳盆地沿伊水溯流而上，再转陆路经汝州而至方城这一段是上述中路的西北支线之一（参见图一）。古伊水即今伊河，沿伊河至汝州分布于河两岸台地的二里头遗址有偃师高崖、伊川南寨、北寨、白土疙瘩、伊川白元。其中白元遗址位于伊河河旁台地上，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存在丰富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出土了其他遗址少有的绿松石器、白陶等。因此白元很可能是这一区域内非常重要的中转站性质的遗址，或言水陆转运点与渡口之类。
自伊川白元中转后进入汝阳境内的陆路通道，沿路重要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汝州盆窑、汝州湾张南、汝州金沟、汝州南寨以及汝州煤山、汝州李楼等。上述遗址除了杨楼乡的李楼遗址在汝河南岸，余皆在今汝河北岸。再东行进入宝丰境内，目前在宝丰杨庄镇小店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到三期。此外郏县清泉遗址也发现有二里头文化遗存。西北支线再向东南在鲁山县杨南遗址发现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方城隘口地理范围内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重要遗址——方城八里桥。遗址面积40万平方米，二里文化遗存的主要年代是二期至四期。遗址出土的遗物有白陶爵、石钺、绿松石珠，陶字符、骨刻字符，此外还发现可能与铸铜有关的石范及可能与祭祀有关的黄牛角等。八里桥遗址地理位置关键，出土文化遗物显示该遗址应属于区域中心性遗址，因此八里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二里头时期沟通江汉甚至整个南方地区和中原的重要交通枢纽，是二里头文化向南方地区拓展进程中的重要聚落中心。
中路过方城隘口后两周秦汉时期的东北支线、西北支线之二在二里头时期可能也被利用，只是具体路线有所不同。东北支线从方城至今漯河的水路在二里头时期是否利用，相关水系变迁较大，还有待材料证明。但是二者之间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分布，如郾城黄寓遗址等。二里头时期，浪荡渠尚未开通，东北支线很可能主要利用的颍水水路。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沿颍河分布密集，在颍河上游过石羊关仍有数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如著名的登封王城岗、玉村、程窑，另一处登封北庄遗址已经直达嵩山脚下。但是进入嵩山后轘辕关一线山路险峻，山中河谷处及重要关口均不见二里头时期遗存，二里头时期轘辕关是否作为东出洛阳盆地的交通道路还有待新材料的证实。但是，颍水一线至登封王城岗后再西南行绕少室山南侧经今登封君召乡、伊川的江左镇、吕店镇则又达伊河。这一线沿路也有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而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伊河流域虽然70%的遗址都集中在其下游，但是却在大型支流白降河(《水经注》又称为大狂水）及白降河与伊河形成的三角洲地带聚集大量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似乎也具有这一特点。在登封的君召乡白降河流域就发现了著名的登封南洼遗址，面积至少44万平方米，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白陶的生产地，应是一处重要的中心性聚落址。西北支线之二在出方城隘口后沿夏路北行过应地（今平顶山）、栎地（今禹州）后经石羊关进入伊水的主要支流大狂水流域（今白降河），之后再汇入伊水。和上述东北支线的后半段是重合的，均不走轘辕关。西北支线二沿路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较多，重要的如平顶山蒲城店等。上述两条支线在栎地（今禹州）汇合后，在二里头时期，还有一条的重要交通要道可达洛阳盆地，即继续北行抵达郑（今新郑），然后经管城（今郑州西郊）过虎牢关达洛阳盆地。这一线已经进入二里头文化重要分布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较多，沿途重要的交通枢纽性质的遗址有新郑望京楼、郑州洛达庙、荥阳大师姑等。
有意思的是，沿着上述文献中的中路通道在南襄隘道这一地理通道内果然发现了若干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在南阳盆地的中北部发现有邓州陈营、穰东两处二里头文化遗址，文化内涵均属于典型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年代则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至四期。显然这两处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抵达南阳盆地的前哨，也是沟通江汉地区的重要据点。再向南的遗址则有襄阳法龙王树岗、钟祥乱葬岗、沙市李家台等。这几处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整体面貌和淅川下王岗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十分近似，可归入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发现的二里头时期的遗存虽仅两座灰坑，但出土物较丰富，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钟祥乱葬岗也仅发现两个灰坑，年代H1属二里头文化三期，H2或晚至四期。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江汉平原的盘龙城和荆南寺遗址也发现有属于二里头时期的遗存。荆州荆南寺遗址存在明确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这类遗存数量较少，性质和出现于此的背景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遗址的第二期约相当于二里头四期，还有一些与典型的二里头遗址同期十分相似的器物，如深腹罐T13④C：41、大口尊T13④C：42等。而这些和典型二里头遗址几乎雷同的器物，很可能是夏商之际从中原地区传入的，不排除夏遗民遗存的可能性。盘龙城遗址情况和荆南寺有些类似。遗址中明确属于二里头时期遗存仅有报告中盘龙城址第一期，其年代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这类遗存同样数量较少，遗存性质和出现背景有待研究。而遗址第二期遗存年代属于二里头四期晚段或二里岗下层一期，这类遗存文化面貌整体属于早商文化，但是其中依然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如：深腹罐TZH33:4。第二期遗存中二里头因素性质与荆南寺基本相同，或也属于夏遗民的遗存。此外随州西花园遗址的石家河文化的中期和晚期遗存中也存在一些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还有零星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如折壁器盖、多指纹侧装足的鼎等，并不见单纯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这个遗址由于正位于随枣走廊通道上，这种文化交融的现象正说明随枣走廊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可能正是中原和江汉地区交流的通道之一。
总之，盘龙城、荆南寺两个遗址正处于中原和江汉及邻近的赣鄱、澧水流域和三峡地区交流沟通的关键节点。两处遗址中的二里头时期遗存及在南方其他地区出现的诸多二里头文化因素，可能正是通过南襄隘道、随枣走廊传播至江汉及更远地区的。
中路支线中的三鸦路目前尚无考古材料证明，所以很可能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支线并未使用。
西路在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中记载最少且模糊不清。然而考古材料却反映出这一通道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可能是存在的。西路的大段路程是沿古洛水而行，古洛水即今洛河，古今河道变化不大。河两岸从仰韶至商代，遗址多达上百处。但是由于沿途各县位于山区，考古工作相对薄弱，目前属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且发表材料的几乎不见。同时《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出版较早，限于当时的认识，书中所言的龙山文化遗址、商代遗址有不少应该属于二里头文化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鉴于此，我们于2017年夏沿洛水溯流而上对沿途的宜阳、洛宁、卢氏、洛南几个县进行了有目的的田野调查。结合两次文物普查的资料，我们认为目前偃师至洛南一线的二里头遗址至少有十余处，年代大体属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遗址基本沿河两侧分布，主要有宜阳的凹里，洛宁的禄地，卢氏苗村，洛南的龙头梁、东龙山等遗址。西路到达商洛地区，由商洛沿丹江南下江汉，沿途重要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淅川下王岗等。
在西周、二里头文化时期均被广泛利用的中路，在有商一带并未被商人利用。目前在南阳盆地和襄阳地区几乎不见早商遗存，晚商遗存也所见甚少。东路通道是商代中原与江汉及南方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而湖北盘龙城在早商时期的繁盛及盘龙城东北的安陆、孝感、云梦等地区众多同期遗存的发现，都证明早商时期商人是经过桐柏山间孔道进入鄂东北地区的。晚商时期尽管商人势力退至罗山一线，但是和江汉地区的交流依然保持，而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和驻马店正阳闰楼晚商墓地的发现及鄂东北黄陂官家寨、应城群力和广水乌龟山等地发现的典型的商式青铜器表明桐柏孔道可能依然是两地交流的通道。
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尽管在驻马店地区发现了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并形成了一个地方类型，但是再向南的信阳地区，三里店、南山嘴等遗址并没有确切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在桐柏山隘口的大悟李家湾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所以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主要是经中路方城和南襄通道一路南传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盘龙城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经“义阳三关”而来。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至少存在中路和西路两条交流通道，其中中路还见有西北与东北支线。实际上，这条道路在仰韶时期可能已经存在，商周及其后世时期继续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交通道路功用是多样的，除了日常行路，也是文化、经济贸易通道、军事要道，还是承载“资源运输”的通道。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这两条道路，尤其西路与中路很可能就是“绿松石之路”。对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器的来源，一般认为有两处，一是源于湖北十堰绿松石矿区，或直言是竹山县云盖寺矿点；一处为陕西洛南古矿，或直言河口遗址周边古矿洞。河口遗址处于洛河岸边，沿洛河而下即至二里头腹地。云盖寺近于丹淅流域，这地个区发现了明确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郧县李营。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扩展至这一地区。而经丹淅地区或上行进入商洛地区洛水上游，或东行南阳盆地，继而北行中路入洛阳盆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二里头文化发现绿松石器的遗址大概9处，分别为偃师二里头、伊川南寨、白元、夏县东下冯、郑州大师姑、登封南洼、方城八里桥、新安太涧、郑州洛达庙，东下冯、太涧遗址可能是由洛阳盆地再转至晋南的沿途站点，除了文化腹地的二里头外，其他的南寨、白元、南洼，甚至大师姑竟然恰恰是本文所言道路的西、中路的重要节点。因此，本文所言二里头文化时期洛阳盆地和江汉平原间的这两条道路最有可能也是“绿松石之路”。
附记：本文在写作中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珏教授多有交流并吸收她提出的诸多修订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庞小霞 高江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