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指出要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围绕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可见，陶寺遗址是探索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

百年中国考古的“亮点”

中国现代考古学已诞生一百年，百年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辉煌的成就。陶寺遗址虽然不与百年中国考古同起始，仅仅是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却是1949年以来中国考古步步发展的“亮点”。早在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晋南汾河流域进行调查，他初到临汾县时就说“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遗憾的是，此次晋南专题考古调查与陶寺遗址失之交臂。1958年，全国文物第一次普查工作发现了陶寺遗址。1959年4月，徐旭生将豫西、晋南作为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开始了豫西“夏墟”调查。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也开始了晋南的考古大调查，直至1963年结束，并复查了陶寺遗址，这实际上是徐旭生夏墟考察的延续。1973年、1977年，该遗址被反复复查，并于1978年正式发掘。可见，从学者们开始关注和聚焦晋南及陶寺遗址之时起，就带有明确的学术目的或“课题意识”。可以说，从寻找“夏墟”开始，到“中华文明探源”，再到“考古中国”，陶寺遗址均是考古类国家重大课题的“实践地”。

从陶寺遗址开始正式发掘之时起，考古工作者就在发掘过程中较为广泛地采取了自然科学手段，如古地磁、孢粉分析、动物考古、铜器分析、地貌水文考察等，有着先进的发掘理念和研究思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更是如此，在陶寺遗址的后续发掘中，采用的手段包括系列测年、环境、动植物考古、天文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有机残留物分析等，几乎涵盖所有与考古有交集、交叉的学科和科技手段。可以说，从传统考古到新时代考古，从单一学科研究到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联合科技攻关，陶寺遗址都是考古技术与方法理论的“实验场”与“孵化器”。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

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有着较为明显的“文明化”过程。文明起源阶段，社会生产快速发展，并逐渐出现分化分工，是文明因素不断积累的量变过程；文明形成是文化与社会的高阶阶段，在量变基础上产生质变，史前一些区域出现了早期国家形态，形成了文明；多样复杂的区域文明形成之后，虽然有的区域文明逐渐退化甚至崩溃或断裂，然而整体上呈现延续发展的态势。

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实践，尤其20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表明：一万多年前，农业出现，定居的聚落形成；8000多年前，农业初步发展，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迹象；6000多年前，出现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形成，文明化进程加速；5000多年前，一些区域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期；距今4300年前的龙山时代中晚期，各区域文化之间互动交流与融合加剧，跨区域的文化认同增强或“一体化”初露端倪，以陶寺与石峁为代表的文明社会崛起；距今40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进入了以中原地区王朝文明为引领的一体化进程。

因此，以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四大“文明都邑”遗址，是实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与早期中国形成过程的“四大支点”和“时间节点”。其中，距今4300多年前开始的陶寺文明，又与我们常见的文献记载和悠久的社会记忆“尧舜禹时代”密切相关，其所创造的世俗性王权国家、礼制等统治模式和制度多为夏商周及后世王朝继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虽然基于日常陶器方面归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在都城布局、宫室建筑、礼制内涵、社会形态结构、文化兼收并蓄特质等“上层建筑”上却有着较为明显的承继关系。因此，陶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夏代王朝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根基和中原地区真正崛起的前奏。

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内涵特质的“聚焦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人民创造的这些文明品质和精神内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产生、形成并成熟的，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或已初步形成，甚至在更久远的年代已经萌芽。

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优秀品质。这在陶寺遗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陶寺文明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史前其他不同区域文明因素的特点。陶寺文化常见的玉钺、璧、琮等，含有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陶寺文化礼器性质的鼍鼓、部分圆点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等，应源于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陶寺文化的“粗体觚”、大墓M22中的玉兽面、1号宫殿基址出土的“玉笄”等，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多种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存在广泛互动。在这种文化互动中，开放、融合、借鉴的品质以及文献所载尧舜时代“和合思想”“协和万邦”表达的互鉴协同、共同发展的精神，与今天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

务实创新是长足发展的文化基因。陶寺社会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较少，更多的是筑城造郭以“卫君守民”、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事等，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积蓄和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陶寺社会对周边其他区域先进文明因素多是扬弃式吸收，进行改造创新，如使用复合范铸铜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重要源头。一些十分重要的玉器如玉璧、玉琮罕见像良渚玉器上繁缛的神人兽面及鸟纹，成了素面佩戴功用的装饰品，并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陶寺墓葬中重要礼乐器如鼍鼓、土鼓、石磬固定组合、固定数量、固定位置的现象，反映出礼制很可能初步形成，且是较为典型的“礼乐文明”。一般认为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国家时期，以陶寺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应该是初期阶段的“礼仪之邦”。

陶寺遗址44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和社会具有海纳百川、务实创新、礼乐文明的特质，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精神实质。这些理念与特质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社会已初步形成并集中体现。因此，陶寺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众多文化遗产中的典型遗址之一。

今日中国延绵发展而来的“初始点”

文明起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的核心问题就是“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延绵不断的中国古代文明而言，对早期中国的诞生或言最初中国形成问题的研究是“早期国家”探索的重要内容。“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最初形成的一种状态，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和年代最早的问题。青铜器何尊中“宅兹中国”以及《尚书》《逸周书》等文献中的“大邑”“土中”表明，本意的中国是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既不是“酋邦”，更不应是“部落”或“氏族”阶段；二是这个国家还应该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

一些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发现的“圭尺”与“观象台”等遗存表明，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陶寺遗址一般被认为是文献所载尧舜那个时代的都城，《史记》称尧去世后，舜避尧子丹朱之后，“之中国，践天子位”。只有“之中国”，回到都城所在，才是真正的践天子位。可见，陶寺都城也就意味着“中国”，这也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言的“共识上的中国”。此外，“地中”所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存在历时变迁的，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位于陶寺所在的晋南一带。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被逐渐转移至洛阳盆地。

“最初的中国”及其自带的文明特质、精神、思想，也有着逐渐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明显存在着文化母体中孕育的“中国”、诞生了的最初“中国”、不断发展的“中国”等不同历史进程中的新形态。虽然可以存在从文化意义而言更早的“共同体”，但文明与早期国家更多是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实体。距今4000多年前的晋南地区是当时先民意识与共识的“地中”，且晋南陶寺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时期。因此，陶寺应该是最初意义上的“地中之国或地中之都”，即最初的“中国”，或言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陶寺社会诞生了最初的“中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考古队领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