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其所处的宏观背景由管理型社会向治理型社会转变，治理情境的到来带来了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也促发社会组织在实践中衍生不同的发展理性。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资源依赖性与理念自主性之间的张力，形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同关系：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颠倒，即工具理性的内容成为目标，价值理性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二是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即价值理性的内容为目标，工具理性是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资源获得和权威认同成为塑造社会组织理性类型的两种因素。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垄断化、工具化和同质化特征。对上述现象应当警惕，在治理情境下注重社会组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联与协调，使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回归社会性、公共性和多元性的发展方向。

关 键 词：治理；社会组织；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空间对彩礼的影响机制及其治理研究”(18CSH009)；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下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研究”(SC16C049)；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内外有别’——空间对灾后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及其治理策略研究”(JBK1902048)。

作者简介：陈晶环，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农村社会发展；韦克难，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成都 61113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在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组织所存在的各类问题的普遍根源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是“社会转型中基本价值与制度建构的双重缺陷”①，其次是“社会组织自身理念的缺乏和政府改革的滞后效应”②。然而这两点根源在治理情境下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一方面，社会治理进程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表述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指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发展的观念和理念日益明确，日渐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因社会组织在汶川地震中的优异表现，2008年更是被称为“中国NGO元年”“中国公民社会元年”③，社会组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良性促进作用，甚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随着政府由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过渡、社会治理程度的深化，大部分地区社会组织开始进入低门槛、快车道发展的环境中，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所涉领域也迅速扩大。

与过去相比，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性因素稍微有些放松，但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思维并没有放松④，国家在治理单元运作过程中处于控制地位。⑤因此，治理情境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再需要获得政府的认可，反而因在开放的环境中，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与政府形成依附式合作⑥，资源成为社会组织竞争的主要内容。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多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使得以志愿精神为指导的社会组织在追求价值理性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又陷入工具理性的追求中。因此，社会组织如何健康、有序地发展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挑战。本文引入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论框架，在汶川地震发生十一周年的节点上，通过动态研究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演变出的特征进行描述，分析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性偏好、形成逻辑及其社会后果，以期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梳理社会组织的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可以细化在三个层面上：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的研究、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研究、社会组织发展的反思性研究。在初期的研究中，孙炳耀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官民二重性”⑦；高丙中建立了合法性的四个维度⑧；贾西津阐释了社会组织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合作型的三条发育及发展路径⑨；康晓光等提出“分类控制”和“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⑩；林尚立则从政党控制的角度，将迅速发展的社会组织解释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11)早期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和研究视角为社会组织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并形成了一个今后研究的基本共识：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条件就是形成鼓励发展和加大投入的新型政策思路。(12)随后，社会组织生存策略研究成为研究重点，发展出了“非正式制度”(13)“寄居蟹艺术”(14)“共意动员”(15)“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16)等行动策略分析。在理论视角上，突破了“国家—社会”单一的理论视角，运用社会建构论(17)、组织自主性理论(18)、理性选择理论(如“利益契合”)(19)等理论以“社会组织”为中心开展，以此来弥补对社会自组织化这一现象所欠缺的“组织分析”(organization analysis)。(20)“社会组织中心论”所形成的逻辑严密的认知路线，对政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也成为当前关于社会组织研究的主线。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反思性研究上，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上呈现出依附性自主(21)、组织结构模糊(22)、公共性缺失(23)、形式与运作逻辑不符(24)、基于党群部门的“主流符号”进行生产(25)等特征。

既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亦有可拓展的研究空间。可以发现，对社会组织的研究过程有一个时间转向，即以汶川地震为临界点，前期关注社会组织所处的环境重建，后期关注组织的发展策略研究，而对社会组织的反思性研究则贯穿始终。因此，本文在顺应研究趋势的同时，对隐藏的反思性研究这一主线进行深挖。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推进：第一，当前研究关注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彰显出一定的片面性，从制度环境或者政府角度来说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特征，强调政府的控制性和社会组织的被动性，却忽略了政策宽松背景下社会组织转变为主动互动的可能性；第二，当前研究关注社会组织的发展策略彰显出一定的局限性，虽突破了西方社团理论的限制，但缺少对策略背后组织发展逻辑的挖掘；第三，当前研究关注的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具有一定反思性，但批判性不足。本文以韦伯针对充满实证主义和价值主义张力的现实而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概念为理论框架，基于社会学批判的立场，将社会组织的实践逻辑进行呈现与抽离，从而揭示在社会治理转型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本文引入理性的概念意在强调作为行动者的组织在面对制度环境时充满能动作用的一面，以及“能动策略”背后的理性逻辑。(26)

二、分析框架：韦伯的理性选择理论

在韦伯看来，理性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分析框架，他将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中的目标、责任、意义、信仰等内容都纳入这一框架内进行分析，提出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传统的行动、情感的行动、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工具合理性的行动(亦称目的合理性的行动)。(27)其中前两种行动类型是非理性的，后两种行动类型是理性的。“目的合理性行为”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为(28)，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最终目的，个人会考虑各种手段与方式，以最有效的途径来实现目的。“价值合理性行为”是指绝对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信念而行事的行为，即人们关注行动本身的“绝对价值”，或是符合道德，或是符合责任的，而不论这种行动能否取得成就。由于“目的合理性行为”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考量重心，“价值合理性行为”把行为本身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价值及其追求作为关注焦点，因而韦伯把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韦伯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直接原因，是便于其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并做出因果解释。而韦伯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建构一套“西方今天‘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的解释模型”(29)，用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发展到今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成为认定社会事实的“精神眼镜”(30)，是形塑经验材料的思维方式。

本文借鉴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经典分析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进行探讨。依据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以及收集的经验材料，界定出社会组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三个维度，将组织的目标项目化、发展失范化和考核量化划定为工具理性的三个维度，将目标服务化、发展规范化和考核多元化划定为价值理性的三个维度，以此作为衡量不同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偏好。由于社会组织自身并不生产物质资源，其所需资源主要由外界主体来提供，而“组织总是容易受到控制着它们所需资源的组织的影响”(31)，这也就意味着不同资源及其主体影响社会组织对资源使用的价值诉求，导致组织形成不同的发展理性偏好(如图1所示)。由此，本文在借鉴韦伯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划分出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两组标准，并以资源作为切入点，建构出“资源决定理性说”的分析框架来剖析资源获得与权威认同方式对社会组织发展理性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韦伯的理性框架进行实践层面上的解读与补充。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传统理论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固态的、精致的、结构性的东西，因而，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就必须适合对这样的静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32)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实践活动，静态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中。(33)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现出来。在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因素与本土因素、正式因素与非正式因素之间构成了复杂互动关系。因此，本文采用动态研究方法，通过追溯社会组织发展的事件和具体过程，分析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二)个案选择

本文以因汶川地震发生而建立的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应急产生的灾后社会组织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但随着灾后重建的结束，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公众和学者的视野中似乎也消失了，鲜有再发声。同时，恢复重建三年(34)结束后，灾后社会组织成立之初所设定的使命也结束了，导致其比其它类型的社会组织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发展和转型挑战，其所暗含的发展理性也更值得关注。

在个案选择上，本文选择了四川省D市的两个社会组织。D市在“5·12”地震中受到较大创伤，在重建过程中接受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对口援建，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的理念也随之带到D市。D市在2014年提出“一核多元、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平台。在这一微观背景下S和H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并成为D市社会组织中的典型。S是本土社会组织，由中国社工协会发起、南都公益基金中心牵头、当地社工协会主导成立起来的，前身和当地社工协会是两个牌子一套人员，是D市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H由东部某大学和香港某基金会共同支持成立，2009年后由香港基金会全权负责，是D市第一家注册的外来社会组织，也是唯一一家由基金会支持的社会组织。这两家社会组织的启动、服务内容各不相同，并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了S和H作为研究对象，意在说明在同一治理情境下，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发展逻辑上呈现出理性差异。

四、社会组织行动的理性表征

S和H分别为内生型和外发型社会组织，表现为组织的成立主体不同，导致社会组织虽处在相同的制度空间中，衍生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颠倒——内生型社会组织S的成长与发展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社工协会来D市调研，发现“这些外来的社会组织带着项目、人、钱来的，钱用完了、项目结束了人就走了，就没给当地留下什么东西”(D市民政部门官员)。因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建议培养本土的社工机构，并得到了批示。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至下达成了共识，即在当地成立一个“不走”的社会组织。2009年10月9日，在中国社工协会的倡导下成立了S组织，并获得南都公益基金会的20万资金、D市的100万资金支持，这两笔资金分为三年划拨给S组织。在成立的前三年，S组织与D市社工协会共用一套人员，即“两个牌子，一套人马”。三年后，成立初的120万资金用完之后，S组织便脱离了D市社工协会独立存在，主要在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学校、养老机构开展社区发展、儿童、妇女、老人、少数民族等方面的社工服务。然而，S组织的独立并没有脱离对政府的依赖，组织的办公场地、人员编制以及运作监管都依赖政府提供。

在2012年独立后，S组织提出了“助人自助，自助助人”和“上善若水、润物无声”的服务理念，但并没有较好的落实。一方面由于S组织规模过大，虽然建立了韦伯笔下广义的科层制度，分为多个职能部门，但并没有精密的理性化设计，更多的是所有成员都共同参加服务工作，弱化了服务理念的落地。另一方面，S组织中的骨干都曾在本市群团部门(例如妇联、青联)工作过，因此，特定服务的落实通过社区骨干、有威信的人等非正式运作过程来实现(35)，“通过这些人介绍你多少要配合一下”。现实主义和地方文化色彩的增强，强化了组织的工具理性，影响价值理性的形成。

为获得官方资源和资金支持，S组织与政府保持了紧密关系。负责人说，“虽然政府没有要求我们，但我们走的点位都是紧跟政府脚步、根据政府关注点不断拓展的，比如学校、LS村(第一批灾民安置点位)、青少年服务(36)等等”，以此来获得公共购买服务项目的支持。项目制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机制运行中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37)具有竞争性、专业化、规范化等优势，但项目思维相信唯有依靠形式理性的设计和程序技术的控制，才能实现高效(38)，影响组织价值理性的形成。2016年D市政府想在柳街镇开展老人服务活动，柳街镇是D市最偏远的乡镇，负责人考虑到成本虽想婉拒，但考虑到会影响与政府的关系，进而不好申请项目，还是承担了下来。同时，项目思维也导致了为争取项目资金而盲目申请，并形成“强马多吃草”的循环过程。为了更多地获得项目资源，S组织依据服务开展时长、参与人数、辐射社区范围等量化指标开展服务和对落实情况进行考核，“我们每次活动都有一个签名簿，如果来人多我们就觉得比较好过”。对于S组织而言，项目依赖造成的后果是手段与目标的颠倒，即项目资源本是实现社会组织服务宗旨的手段和保证，服务的实现是组织的目标，而在组织活动过程中，项目资源成为社会组织活动的主要目标，服务的意涵却成为手段。

通过梳理S组织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的特征为：一是组织的发展以项目为目标，导致组织的发展手段与组织的发展目标相颠倒，服务成为组织获得项目的手段，项目成为组织发展的目标；二是组织发展的失范化，在组织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依赖于本土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开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服务对象的需求，弱化了服务的专业性和价值理性的形成；三是对组织的考核依赖于项目标准，项目资源的获得决定了S组织更关注一些可量化的、硬性条件的满足，而忽略难以用数据说明的内容，这也就使得S组织表现出较强的工具理性。

(二)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外发型社会组织H的成长与发展

H组织的前身是A社工服务团L大学服务队，是“5·12”汶川大地震后进驻灾区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组织，服务于灾后四大安置点之一——“勤俭人家”——这一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安置点社区，并形成较好口碑，带动当地社会组织的发展。民政局的干部表示，“其实我们市这边‘社会工作’理念还是他们(H组织)带过来的”。2009年，为了帮助灾区实现社会组织在地化发展，高校资源慢慢撤出，由香港某基金会支持。组织的日常管理、资金支持、场地选择等方面由基金会来负责。目前，H社会组织有7个常驻社会工作者，围绕社区重建、恢复邻里关系开展服务，是D市发展较好的外发型社会组织。

在H组织本地化后，由于其有稳定的资金支持(香港基金会每年支持50万元的活动经费)，加之政府项目有较大的考核压力，“活动开展假如人来不够的话就不太好交差，影响组织评分”，H组织并没有过多参与政府治理项目，而是将发展目标放在服务上。香港基金会会提供关于服务的建议和新思路，但并不会将想法强加给H组织实施。比如，2017年基金会在香港开展了临堂(建立食物的储备仓)的实践活动，有需要的人可到临堂申请领取。但由于D市的部分农村在山区，服务社区之间的距离较远，需设置的临堂数量较多，增加了服务成本。H组织根据本地情况进行调整，将“临堂”改成了“固堂”，针对固定的人提供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给，并受到了基金会和服务对象的认可。“曾经有个服务对象(五十多岁的女性)住的地方，毫不客气地说还不如狗窝干净，我们就给了她床垫、衣柜，一周给一些食物，现在隔两周过去看她，家里干净了许多。”在H组织的负责人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借鉴香港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来形成本土化服务”，这也是用工具化的手段来实现组织服务的宗旨，使得组织发展的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

在本土化过程中，H组织建立了“嵌入、建构、增能”的服务理念，并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方面在于组织成员人数较少，理念能够自上而下内化为成员自我约束力，并形成互相监督；另一方面依赖于现代科层制的组织结构，H组织将七人分为三个职能部门，并辅之以严格的制度规范。在管理制度上，落实严格的考勤制度。“前一天活动结束时间比较晚，今天晚一点上班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们(香港基金会)可能不太会理解，也不允许。”在人事制度上，“我们想招一些社工，香港那边认为，主要的资金应该用在活动上和保证既有社工的收入，一旦扩大规模，影响既有社工的收入，又影响服务质量。”在财务制度上，“我们需要每个月做一个预算。他们说你要有什么改动，OK，但要给我一个信服的理由。”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都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执行，通过工具理性手段保证了组织发展的价值理性。

在组织考核方面，由香港基金会进行现场考核和年终考核，考核以服务效果、受众群体的改善和内容的规范性建设为主。在这个标准体系中，重点强调的内容是“心”，即带有态度、温度和专业性来提供服务，并且，由于基金会对H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并没有任何参与人数、活动时长上的考核，使得组织成员能“全心全意”参与到服务中，促使价值理念成为组织成员的道德要求。

通过梳理H组织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可以发现其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组织发展追求服务本身。H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固定支持，有专业人员的指导，且在服务过程中控制服务成本，促使组织关注服务活动的实际成效和服务对象的改善程度，使得组织发展的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理性。二是H组织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受到基金会监督与引导，约束成员行为，保证了组织的价值理性。三是考核标准多元化。对于组织活动的考核主要依赖于现场考察、口头陈述和书面报告，关注服务对象的感受和实际服务效果。因此，H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价值理性特征。

五、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生成逻辑与后果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内生型社会组织和外发型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理性特征。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不同，从表面上来看源于成立主体不同，从深层次上来看在于组织发展的资源不同。组织理论研究者极其强调资源对组织发展的重要作用，斯科特认为，组织从来不会凭空出现，它需要资源的聚集和利用；(39)种群生态理论强调稀缺性资源对各种形态的组织生存的重要性(40)，资源依赖理论着重强调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组织对于环境的依赖。(41)三种理论都着重强调了资源对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类型和资源提供者对组织发展理性的作用力，本文将资源类型和资源提供者进一步解释为组织资源与权威认同。

(一)组织资源(42)与组织发展理性

资源具有稀缺性与竞争性，资源对经济组织的发展尤为重要，对社会组织来说也是如此。对于S组织而言，没有固定的资金支持使其不仅关注当下支持组织运行的“即时资源”，更看重能够支持组织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资源”。(43)S组织积极参与不同层级政府的项目，获得“即时资源”，并通过活动品牌、活动规模、持续时间和参与人数等形成了一种“NGO语言”(NGO-speak)(44)来呈现活动成果，以此展现组织实力，来争取和积累组织未来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同时，S组织内在资源需求量较大。在S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看来，“(外发型社会组织)只要考虑他活动的事情，其他的不需要考虑太多。我们本地的这些社会组织不但要考虑项目、服务的开展，也要考虑机构的管理、运营和机构的规划”。项目资源的时限性和组织自身资源的匮乏催生了组织发展工具理性的成长。

与S组织不同，H组织拥有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具备规范性的指导和组织建设，能够保证工具理性作为手段来实现价值理性的目标。同时，香港基金会赋予了H组织较大的理念自主性，能够实现社会组织本土化和因地制宜地开展服务活动，为价值理性的持续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摆脱了生存压力的H组织将更多关注点放在服务上而并非组织建设上，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保证了工具理性服务于组织价值理性的发展。

(二)权威认同与组织发展理性

作为依附外部资源的社会组织，捐助者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和影响着社会组织的操作(45)，造成社会组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理性。对S社会组织而言，权威认同以政府对社会组织项目活动进行监管为主要形式，这种监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进行甄别、筛选，这一步骤主要依赖于组织所呈现的项目书，关键词在于申报主题是否符合政府需求和组织是否承接过政府项目；二是项目结束后对项目进行考核，这一步骤主要依赖于组织所呈现的活动报告，关键词在于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即活动受众人数、持续时间、涉及的企业等内容。同时，D市已正式将S社会组织作为本市的一个亮点工程。因此，政府对S社会组织由一个“他者”或“评判者”转变为“确权者”的角色，即政府既是资助者也是权威认同者。为了获得项目和官方认同，S社会组织需要最大化行动的效用，深思熟虑的、精确计算的、可量化的考核方式都强化了组织的工具理性。

在当地政府看来，H社会组织发展得并不好，按照H组织负责人的话来说，“政府认为H组织一直是不发展的，是没有任何进步的状态”。H作为四川省第一个注册的社会组织，在D市是“元老”级的社会组织。然而，从2009年建立至今，H社会组织的规模都没有太大发展，成员数量一直是个位数。同时，由于“做政府项目压力大，就怕来人少，签到的人少，感觉政府(工作人员)就会不高兴”，H组织承担的政府项目较少。因此，虽然H组织注册地在D市，但其权威认同主要来自社会认同，即公众和香港基金会，一方面表现为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评价，另一方面为基金会的专家评价，主要依赖于每周一次的组织负责人与基金会项目组的视频会议、每月一次全体成员与基金会项目组之间的视频会议，以及年终的现场考察。这就使得H社会组织主要考虑的内容是社会的实际需求，而非量化的考核标准，促进了组织价值理性的增长。

社会组织获得的资源与权威认同共同构成了社会组织不同发展理性的解释因素，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一方面不同类型的资源由不同的主体来提供，进而形成不同主体对组织的考核与评价，另一方面权威认同主体对组织的考核与评价又影响了组织资源的获得。因此，两个因素共同构成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理性的循环机制。

(三)社会组织以工具理性作为发展目标产生的后果

工具理性是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为价值理性服务。而价值理性的实现，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因此，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但若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标都只以工具化的效率作为行动指向，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对于社会组织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社会组织发展的垄断化。由于形式化的考量，一些不满足工具理性的社会组织难以引起政府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了对社会组织开放、宽松的制度环境，但在具体层面上注重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则更容易获得政府项目的支持，导致该组织获得“专宠式”发展。为了获得项目，社会组织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竞争，“好多社工的一些老大嘛为了生存啊去请民政局的喝酒，或是怎么样，为了拿到这个项目不择手段”。量化的、可计算的考核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竞争内容的片面化，破坏了公平自由的组织竞争环境，形成社会组织发展的垄断化。

其次，社会组织发展的工具化。在访谈中，民政局的一位干部说道：“每年的工作报告，给你交过来，你不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这种监管也是比较困难的。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特别不规范，就很容易出很大的漏子，等漏子出现你再去堵它也很难。”社会组织本应考虑的内容是如何实现对服务对象的服务，主要考虑的内容为公平和服务，但工具理性的偏好，使得社会组织为了获得项目支持而开展项目活动，在实践上偏离服务公众的组织意涵，社会组织“越来越转型成为日常的服务提供者，从而削弱了开发新思想或处理深层的、复杂的问题的能力”。(46)

最后，社会组织发展的同质化。社会组织的诞生深受当地社区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凝聚着各自的追求、诉求和智慧，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象。社会组织的真正竞争力源于一种差异性、多元性、专业性的服务，表现在能够根据个人需求提供有弹性的、小范围的服务。然而工具理性的发展标准将社会组织脱离于某个社区、某个群体，划归为统一的、标准化的行动主体，推动社会组织自动跟随支持者的兴趣，或者自愿调整自己去适应并内化捐助方的价值(47)，最大程度上满足了“他者”——政府、专家、第三方机构的衡量标准。这也是韦伯描述的关注人本身的“价值理性”向关注效率、量化内容的“工具理性”转变。

六、结论与讨论

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前提的发展模式一度被学界视为是“发展的幻象”，而资源增量导向的社会组织发展战略未尝不是一种迷思。在对“社会组织依据何种理性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研究时，本文具体分析了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影响因素以及产生的后果。社会组织的发展理性与社会组织的成立方式、组织资源和权威认同紧密相关。内生型社会组织依赖项目资源，权威认同主要来源于项目支持者及其相关服务主体，项目资源的时限性和自身资源的匮乏性导致社会组织的发展手段成为发展目标，形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颠倒。外发型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基础和稳定的资金来源，权威认同主要来源于资源提供者和服务对象的认同，在发展过程中关注组织最初的使命和目标，工具理性作为手段来实现组织的服务目标。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现代性冲突在其身上有着具体体现。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价值载体，其行为往往遵从价值理念的准则，以期超越既有社会结构的弊端；另一方面，组织又必须在社会环境中汲取资源并运用资源，这又对组织提出了工具理性的要求。(48)社会组织对资源的依赖性与理念的自主性之间无疑会构成某种紧张关系。一般来看，观念—利益之间都是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这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性”。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都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包容的关系，即镶嵌关系。(49)因此，本文并不否认社会组织为了实现某种观念和使命而考虑一些工具性的手段，也理解社会组织面对制度和资源制约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权宜之计。(50)但若将实现组织发展的工具化手段作为组织目标，则背离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真正宗旨。因此，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组织应完善自身组织结构，提高组织结构的理性化程度，建立分工细化的科层制组织，通过科层制将组织的核心服务理念进行强化与传达。第二，多元合作共治，完善考核机制。改变单一监管模式，形成社会治理主体的沟通与监督，如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参与监督；弱化对项目的考核，强化对组织服务的考核，采用报告、调研、第三方评估等多元考核方式。第三，强调以人为核心，注重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当地社区的居住者作为服务接受者，理应被纳入到对社会组织服务质量和项目成果的衡量中，赋予其实实在在的监督权和建议权。第四，建立多元的社会组织支持路径，通过专项发展基金、企业参与等多元筹资路径来兼顾社会组织发展的工具理性需求与价值理性需求。

注释：

①孙飞宇、储卉娟、张闫龙：《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社会》，2016(1)。

②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管理世界》，2002(8)。

③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2012(1)。

④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4)；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2)；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与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3)。

⑤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社会学研究》，2007(4)。

⑥彭少锋：《依附式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新特征》，《管理世界》，2017(5)。

⑦孙炳耀：《中国社会团体官民二重性》，《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6)。

⑧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2)。

⑨贾西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三条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03(3)。

⑩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6)。

(11)林尚立：《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

(12)严振书：《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促进思路》，《北京社会科学》，2010(1)。

(13)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2)。

(14)邓宁华：《“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1(7)。

(15)黄城：《民间组织何以可能？——以“青护园”介入特殊未成年人帮扶为例》，《社会学评论》，2015(1)。

(16)和经纬、黄培茹、黄慧：《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为例》，《社会》，2009(6)。

(17)黄晓春、杨杰：《社会组织服务边界的生产——基于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6(2)。

(18)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4(6)；王诗宗、宋程：《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5)。

(19)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11(3)。

(20)周雪光、赵伟：《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6)。

(21)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1)。

(22)孙志祥：《北京市民间组织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1)。

(23)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4)。

(24)田凯：《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4)。

(25)黄晓春：《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6)。

(26)John Child.Organization Structure,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Sociology,1972,6(1):1-22.

(27)(28)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51页；第89页。

(29)顾中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82页。

(30)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谢维和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27页。

(31)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第49页。

(32)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33)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谢立中著：《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40页；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5)。

(34)2008年9月23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指出中国将用3年左右时间，耗资1万亿元，完成四川、甘肃、陕西重灾区灾后恢复重建主要任务，使广大灾区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

(35)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第21-46页。

(36)例如，S组织针对社区暑期儿童开展的“流动的花朵”活动，为暑期的留守儿童提供书法、绘画等课程，不仅丰富了儿童的假期生活，也避免了儿童不安全实践的发展，这一活动后又在D市的多个社区推广，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37)(38)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5)。

(39)Scott.W.R.Organizations: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New Jersey:Prentice Hall.Inc.,2006.

(40)Michael T.Hannan,John Freeman.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5(82):929-964; Michael T.Hannan,John Freeman.Organizational Ecolog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1)Pfeffer,Jeffrey,Gerald Salancik.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8.

(42)吉登斯把资源定义为“使事情发生的能力”。在科尔曼那里，资源被理解为那些能够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例如信息)和事件。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资源在行动者的目标达到和利益满足当中的作用。

(43)张康之、李东：《组织资源及任务型组织的资源获取》，《中国行政管理》，2007(2)。

(44)Tvedt,Terje.Development NGOs:Actors in a Global Civil Society or in a New International Society System? 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02,13(4):363-375.

(45)Holmen Hans.Snake in Paradise:NGOs and the Aid Industry in Africa.Sterling:Kumarian Press,2010.

(46)Heurlin Christopher.Governing Civil Society:The Political Logic of NGO-state Relations under Dictatorship.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Research,2010,21(2):220-239.

(47)Tvedt,Terje.Development NGOs:Actors in a Global Civil Society or in a New International Society System? 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02,13(4):363-375.

(48)崔月琴、王嘉渊、袁泉：《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社会组织的资源困局》，《学术研究》，2015(11)。

(49)苏国勋：《学术与政治——总序二》，载韦伯著：《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7页。

(50)陈为雷：《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近两年非营利组织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