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实事求是且意义重大的表述，国内已经涌现了极为丰富的精品型解读成果，但也客观存有或明或隐、寥寥可数却必须予以警惕的误读样态，主要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物质需要万能说”“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匡正误读样态可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即时性与渐进性的有机统一，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持守共建性与共享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总体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读样态/偏误匡正/启示
作者简介：王继承(1992- )，男，江苏宜兴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永贵(1964- )，男，山东莒县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7YZD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15AKS003)。
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当时代问题的精简性总结，反映的是当时代社会的最主要问题，它受社会基本矛盾的统摄与规制，呈现出绝对运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的辩证互动景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复杂事物中具有多对矛盾，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主要矛盾，多元次要矛盾则位居被支配地位，正确抓住主要矛盾则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而舍本逐末则加剧克化矛盾的难度。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史来看，精确定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党谋事兴业顺畅推进，而误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党治国理政出现偏差。因此，准确定位我国在不同发展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制定国家政策的基本前提，可保证民族复兴进路正确无误与助力国家善治格局稳固成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国内外多元主体随之跟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实事求是且意义重大的表述，并作出了有用的解读之功，涌现了甚是丰富的精品型解读成果，服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须承认，围绕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客观存有或明或隐的误读样态，主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物质需要万能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2]因此，必须以自觉的理论忧患意识客观分析与透彻匡正上述误读样态，以底线思维避免它们内含的片面性认识或错误成分搞乱人们的思想与阻滞中国实践，并从相关偏误匡正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及匡正
(一)误读样态之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及其匡正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了解读，但并未获致统一认识。正如卫兴华教授指出：“有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是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发生了转化，还是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决定了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此论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也有片面性，可能会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多维根据不易为中外民众通透性领会，最终将引致无法精准定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意思是，判定时代不能纯粹从思维演绎中去找寻依据，而是要优先以生产力的发展阶位为依据。据此方法论，不难得出我国生产力持续发生积极性的量变进而引起阶段性局部质变，依此良性发展态势促成我国的综合实力不再低落于发达国家。我国成功以固定在世界前列的经济总量驱动国家强起来逻辑的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势由新时期迈向新时代。从我国多项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指标可管窥大概，如我国自201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稳居世界第二，且我国的国际经济话语权不断增比进位，众多工业品年产量稳居世界首位，部分工业品产能过剩现象甚至较为突出。同时，民众生活资料短缺已成为历史现象，一般消费品已供过于求，人民的需要从温饱型向享受型跃迁。我国不再积贫积弱，而且不久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言称我国生产力整体落后就与中国发展成就相脱节，也与国际对中国的发展认知出入悬殊。因此，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在的历史方位就不能再用“落后”这一话语加以限定与说明。
习近平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5]划分时代的决定性依据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就根本性的意义而言的，同时不能悬置上层建筑的作用，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新思想可以标示新时代的到来。从改革开放始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上述三个逻辑紧密承接的历史周期中，阐述社会主要矛盾的政策文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因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义具有权威性、规范性与科学性的优点，契合了我国发展的实际，汇集了改革实践的共识，所以长期得以持守，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据此可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权威表述都与《决议》保持高度一致性。
“以党的十八大为历史节点和历史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7]，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已发生了转化。追本溯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是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提振。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兼具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多向度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全党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8]，成功促成国家经济量、党的权威性、政府廉洁度、军队实战力、人民共享感等显著提振，社会主要矛盾也最终在新时代顺利转化。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重大理论标识提出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以进党章与入宪法的形式得以确定。综上分析，生产力是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方位，即进入新时代的决定性依据，而党的十八大后党形成的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在内的新思想也是重要判断根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不能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致的斐然成就，也不易于民众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多维根据。因此，稳妥的理论阐述应该是以“根本标志说”代替“出场根由说”，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标志”[9]。
(二)误读样态之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及其匡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已经过时，即中国已成功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提前演进到更高阶位性的发展阶段。根源于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哲学方法过于窄化，势必会导致窄化性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立的条件，因而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的理论误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10]假设不及时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这一谬误则容易搞乱中国实践，内部危害是经济发展的冒进与停滞，外部危害是我国超载国际义务，担负起与我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不对称的国际责任。
旧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压榨，因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上。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庞大的疆域上各区域发展基础强弱不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是从“农奴制”转化到社会主义制度。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虽实现了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但社会生产力依然是整体落后，这限定我国只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总体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发展失调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向度)，既是先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将长期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说明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并非中国现在才有，也非中国独有，更非社会主义中国无法克化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既有国家总体生产力的不发达，也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两者是定性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充要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我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走过不发达的阶段，这种科学判断既不会仅凭少数人主观认定匮缺适用力就过时，更不会摄于外国压力而发生变更。即便是当前国家生产力整体落后状态得到根本性克化，也依然不能改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
就已做大至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且仍在扩而充之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份额而言，我国确实不能称之为落后，但具体到某区划或某产业，即可发现我国仍存在不少生产力落后地区与落后产能。唯GDP论者很容易得到我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形而上的偏见，自然也就认为我国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到这样的误断在于方法论的误用，携此论者是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来看待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自会误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视为我国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事实上，评价国家发达与否的指标并不能单一以经济总量为依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发达国家因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偏少等因素致使GDP总量排名在世界滞后，但国土单位面积GDP产值与人均GDP在世界各国中却名列前茅，国家政治比较清廉、生态优美、民生幸福，发展在表面上实现了平衡充分。目前，我国的GDP总量虽然高，不少产能甚至出现过剩，但我国只是告别了生产力整体落后的历史，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只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现代化的细致规划与科学设计能顺利实现，那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将得到根本性克化，我国自然会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可见，以整体主义与绝对主义为方法论，对特殊地区与部分行业的发展滞后情况视若无睹，自然会误认我国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以原子主义与相对主义为方法论，只看到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悬置我国生产力整体提振的事实，突出中国发展的负向性问题，这不仅会虚无党的执政贡献，而且会滋生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泛起“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错误思潮。现有的发达国家无法克化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了其繁荣状态只是暂时性与表面性的，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即为明证。我国因发展起点滞后、自然生态限制等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无涉对抗性，可凭据人民性与科学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引领发展予以解决。因此，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要张弛有度，将经略大国的韬略、制度自信的定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局优先的自觉、历史纵向的比照、共同富裕的原则与通观全球的视野辩证统一起来，综合测度我国各项发展指标，避免认识上的形而上学性。聚焦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
(三)误读样态之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及其匡正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这一错解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决议》中表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关联全无的两大独立模块。因此，误断出“根本性”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性特征。
依循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史上的典范文献《矛盾论》的科学阐释，可知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化的内在演运机理在于：事物内部的诸元次要矛盾中的某一次要矛盾与先前一元主要矛盾的位置发生对移，先前位居统治地位的主要矛盾下降为非主要矛盾，而非主要矛盾抬升为主要矛盾，这种事物内部多元矛盾间的力量博弈结果就称之为“矛盾的根本性转化”。毛泽东的《矛盾论》除开考察主次矛盾间的力量博弈运动外，还对矛盾体内部对立统一的两大构件进行了分析：矛盾体内部的次要方面的力量能够取代先前位居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而成为矛盾体内部新的统摄性力量，即所谓“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12]，这就是“矛盾根本性转化”的第二种展现样态。相反，矛盾体内部的主次方面各自发生阶段性变化，但这种变化还不能突破使主次方面地位发生对移的“阀值”，因此这种变化则归属于“非根本性转化”。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权威性定义的价值，在于从“供给侧—需求侧”的二分视角锚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组成。设若“根本性转化说”适用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那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当是根本异质于“供给侧—需求侧”这一对立统一体。可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我国社会多元矛盾中的某一次要矛盾上位所引致(意即供需矛盾依然稳据主位)，而是原先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双方各自发生阶段性的样态变化，因而“根本性转化说”不能成立。《决议》中表述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一方是绝对性与整体性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要求并不甚高的物质文化这一需求侧。经过长期努力，我国整体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缓和，阶段性质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13]人的需要就根本上说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基于我国的供给侧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出现了阶段性变化，也就牵动了社会需求侧的变化。质言之，新时代我国整体落后的供给得到缓和而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民众需求与社会供给能力保持同向共进，即稍显窄化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美好生活需要。
可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依然是供给侧与需求侧，这与原先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构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形式上演进到了较为高端的形态。既然新旧社会主要矛盾“具有抽象的一致性和共同点，即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矛盾”[14]，那么就限定了“阶段性”而非“根本性”，才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本质特征。
(四)误读样态之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及其匡正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需求侧，次要方面为供给侧。此论断虽然在价值论上充分肯定了人民需要的重要地位，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因此倒错性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也就无可规避。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创制了“基本压抑”范畴。他认为，设若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致使物质资料稀缺，“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15]，此即合情合理的“基本压抑”。在《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对我国国情具有概括适用性时，我国因生产力整体发展不足而引致社会供给力的低端性与不足性，具体表现在我国日常生活消费品与社会保障服务的匮缺比较严重，民众不得不为了子女教育、病人就医、保障住房、赡养老人等而降低生活标准，抑制多方面的合理性生活需要，将节约下的经济资源挪作紧要之用与预防不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已不再是物质资料短缺的国家，而且执政党的宗旨与性质也决定了不可能通过压减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消极迎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6]其中至为关键的要求，则是聚焦创新来克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最终促成人民渐增的美好生活需要均可得到满足。须勘定的是，比照于原先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的地位略有抬升，供给侧的压力有所消解，但这种升沉没有改变供给侧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支配地位，需求侧仍位居被支配的地位。职是故，从缓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主次双方的紧张度的方式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是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则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误读样态之五“物质需要万能说”及其匡正
当前少数人存在将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收缩为物质需要万能论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观点实则窄化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因而必然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需要观相违逆。
按照社会基本矛盾的运作规律，诚然新时代要以物质文明建设为最大发力点，但不可忽略精神文明的极端重要意义。物质需要在人的需要体系中居于统摄性地位，但这是就本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界说物质为世界的本原的同时，也勘定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7]。物质需要是人的本体性需要，无论以何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来反对这一点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物质需要的满足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人通过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改造自在世界与创造人化自然，进而满足人日益增长的各项生活需要。作为长期不可变易的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人民物质利益的根本保障。但是，切不可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视为纯粹的物质性生活需要，以为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就万事大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物质”双本体论，就须看到精神的能动反作用。那种执持“物质需要万能论”，将物质需要功用无限夸大化而无视精神需要的能动性，很容易偏向庸俗化的唯生产力发展观，说到底也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地位要想稳固就须掌握与物质力量相当的精神力量，甚至超过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促使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思潮。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能体系的要件，主流意识形态发挥着动员全民经济共建、融洽府际关系以及克化市场搭便车难题等不可或缺的经济功能。设若物质发展前突，而精神文明建设黯然，这种跛足而行的发展模式势必难以为继。葛兰西指出：“物质力量是内容，而意识形态是形式……要是没有形式，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就会是不可设想的。”[18]物质力量的操纵主体无疑是现实的社会人，若没有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与规范主体的行为，物质力量反而可能成为阻滞人发展的负向力量，此谓物质力量的二律背反性。因此，规制物质力量的负向性，则要以积极健康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操纵物质力量的人。
人的全面性的需要一旦物化或窄化为“万能的物质需要”，这就为唯生产力论提供了“合法性”，可这种“合法性”是以牺牲人的需要的总体性为代价，因而是伪合法性。虽然从本论反映论来看，人的需要是物质与精神需要，但人能够通过开放的活动与无限的自然发生总体性的联系，从而衍生出人的多种具体形态的需要，涵盖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政治等多维度，这也是形态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总体性需要观。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基于“物质—精神”的辩证视角引申出人民具体的美好生活需要形态，论说了总体性、具象性与动态性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总括性描述。
(六)误读样态之六“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及其匡正
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的另一窄化性误读，则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含混了人的应然性需要与实然性需要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仅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视为实然性需要，悬置人的应然性需要的极端重要地位，自会误判出人的实然性需要等同于人的应然性需要，从而割裂了人民需要的总体性、辩证性与增长性。
动物消极适应自在自然，它的需要是出于生命本能所引起的，是变动不居的实然性需要。人的需要是具体的历史的需要，满足人当下生存的需要是实然性需要，可视性为其典型特征。人与动物虽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同质性，但“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9]。人会主动认识与改造自在自然，通过有目的性的实践来建筑人化自然，并建立与自然间的全面联系与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渐进将有差异性、未来性、无限开放性，甚至是想象性的应然性需要转化为可直观的实然性需要。因此，即便是人后天生成的实然性需要也与动物有了本质区隔性，它是立基于实践且掺杂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需要，远丰富于动物一成不变的实然性需要。
因此，若从需要维度上判定何谓人，可以说应然性需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假设将当下人的实然性需要固化为永恒性需要，这就将人的需要的动态生成性视为既定性与恒定性，犯了预定论与凝滞论的错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0]人的应然性需要有无限的可能性空间，每一时代的个体都有权想象他自己的需要可以是何种美好状态。因此，以人当下实然性需要的低阶位性就认为人无权预想未来性高阶位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错误在于将人贬低到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增长的”绝非可留可舍的限定词，它的极端重要地位既在于标定了人民的实然性需要的动态提优性，也在于界定了人民的应然性需要的动态增长性。一方面，人民期待对已得到满足的物质文化等实然性需要有质的提优性。近年来，人民不再局促于维持简单的衣食住行玩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要求能实现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例如，国民对品位性着装、绿色性食品、享受性家居、舒适性出行、发展性消费等有着更高的期待，现有的供给侧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层次物质文化需要上显得有所不足。另一方面，新时代人民的应然性需要呈现量的增长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由稍显窄化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到特色纷呈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意味着我国人民的需要涵盖性广泛，不仅包括了应提质增优的基本物质文化需要，而且新型的生活需要呈现几何级数生成态势，说明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着量的动态涌溢性与质的扩容提优性。
于上述两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有着经典表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1]这充分说明了人的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相互转化，应然性需要在实然化后生成为人具体的历史的实然性需要，而实然性需要在普遍得到满足后又引起新的应然性需要，如此循环往复，呈现螺旋式的上升态势。由此可见，人的需要具有梯度性，需要的实现过程是由低梯度的实然性需要向高梯度的应然性需要的动态递进过程，也是一个由片面性需要到辩证性、总体性需要的实现过程。这也就在学理上廓清了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次要方面的窄化性误读，即割裂人的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间的辩证性与总体性。
(七)误读样态之七“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及其匡正
“供给侧兀自发力说”这一偏见认为，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无涉需求侧，只需供给侧兀自发力。“供给侧兀自发力说”的错误在于割裂了供需侧的辩证互动关系，可说其实则是持守“需求侧无足轻重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很容易造成“伪人民性需要”泛化，这既不利于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终究会危害到生产力发展。
持守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的科学观，要求我们以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包括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也须得到兼顾。新时代将克化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发力点落在社会供给端，紧扣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既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与基本政策牢固不变，也能为精准扶贫政策与“四个全面”战略的顺畅执行奠定物质保障。但无视社会需求侧，则很容易滑向生产本位主义，会悬置人的需求用以促人发展的根本功能，可能引致人的需求堕至“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22]。显然，这不仅无助于人实现总体性的需要，而且会阻滞经济增长。美好既是一种有差异性的主观价值判断，同时也包括人民性、正向性在内的客观标准。如果以先验性的方法来预设人民能得到满足的需要都是美好需要，这犯了唯心主义。就人民性维度而言，人的需要有“人民性需要”和“伪人民性需要”两大范畴。在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史上虽没有“伪人民性需要”这一显性话语，但隐性的理论资源可间接论证马克思主义持有对“伪人民性需要”的批判思想。譬如，马克思提出了“需要异化理论”。马克思指出：“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23]马克思看透人的需要在“物的依赖社会”中常是“伪我要”，这种“伪我要”的始作俑者是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起到支配性的是物的交换价值，是资本增殖和攫取剩余价值在左右一切，人的需要沦为资本逻辑之需要。受制于此，人的异化需要表现为非己化与非人化。
据此可见，在“伪人民性需要”下，人的需要乍看上去是丰富的，但现有不少需要都是他者之需要，这是非个体自由意志所生成的需要。此外，“伪人民性需要”还具有“物役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逻辑增值建基于人的消费需求只增不降。这决定资本逻辑不免要将人本应发自肺腑、异质纷呈且己他两利的需要变质为纯粹的利己需要，或者鄙俗的占有欲望，抑或者泛滥的耳目之欲。可见，“伪人民性需要”的“物役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在“资本逻辑增值需要”支配下去占有物而彻底为物奴役，人表面上看起来丰富的需要归拢起来实则是以物质财富为唯一占有对象的需要，人占有物越多则愈受物的奴役，最终引致人的发展愈加片面化。此所谓，人重“占有”而轻“存在”(弗洛姆语)，“占有”与“存在”的错位，致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可见，“伪人民性需要”的特征除开“外输性”，还携有“物役性”“片面性”“占有性”。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民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牢固的保障，但社会客观存有的“娱乐至死”“拜金逐物”“极情纵欲”等消极现象，促使我们也须警惕与批判“伪人民性需要”。习近平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24]“恶欲”“贪欲”“邪欲”等流溢庸俗成分的“伪人民性需要”不具备善性，这是因为“善被定义为合理欲望的满足”[25]。诚然供给侧与需求侧分列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但前者是手段而后者才是目的。“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则易引致手段与目的的错位，在无形中助长“伪人民性需要”坐大与流散。一旦让无涉善性的“伪人民性需要”占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的主流，且不说无法实现人民的总体性需要，甚至连带现有生产力功能都将退化。
二、匡正误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相关样态的启示
(一)匡正误读样态之一、二的启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即时性与渐进性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利用当前物质资源即时满足人民部分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须勘定的是，不能将即时性片面化理解为在同一时刻满足所有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应理解为无差别的即刻回应性与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一方面，无差别的即刻回应性。我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共同宗旨是服务人民，这要求我国必须建立运行有效的即时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长效机制，向民众快捷地提供优质的美好公共服务需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公共服务需要应规避滞后性，在确保做到即时回应的基础上适当预测性回应人民可能增长的美好公共服务需要，及时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一面，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党中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定在2020年是就全国这个大盘面而言的，是综合考虑国情复杂性、地区发展差异性而得出的理性判断，而有条件的地区则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因此，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是在通盘考虑全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分类制定民生实现路线图，设置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即时满足本区域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须鼓励有能力且愿回馈社会的人率先致富。通过先富帮后富的可行机制，聚力于达致共同富裕。有差别的即时满足性的哲学基础是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以底线思维杜绝拖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消极现象，争取民生最大建设值，做到原则底线与主观灵活的辩证统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把握好“变”与“长”间的辩证关系。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变寓于我国长期性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而我国积聚的发展成就最终促成“社会发展状态的阶段性部分质变”[26]。可见，我国长期性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局部质变，则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变的判断依据。唯有辩证透视关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变”与“长”间的辩证关系，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晰其所在的新的历史方位，始终持守发展战略定力，最大限度地尽早获致平衡性强、惠助面广与充分度足的发展。就立足当下而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以渐进性为原则，做到即时性与渐进性的辩证结合。“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27]人需要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将是常态性存在，这是渐进满足人民需要的立论依据。新时代生产力虽提振明显，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优质资源的短缺性，有限的社会劳动总产品除以总人口，时常略显不足。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与经济发展保持同位性，并同社会总供给力相耦合，适度寅吃卯粮式消费，警惕泛福利化倾向，保证不透支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广泛性，不再局促在物质维度，也包括民主、自由等社会意识维度。事实上，精神需要的满足和物质需要的满足都遵循同等的规律，民主与自由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超阶级与超时空的民主与自由向来都是乌托邦式的幻象。
(二)匡正误读样态之三、四的启示：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持守共建性与共享性的有机统一
匡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这两大误读，就不难得出共建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的结论。习近平重申：“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8]这也从战略上明确了以共建促发展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上的首位功能不会退却。共建理念无疑具有战略先导性的作用，但还需行之有效的战术配合。其一，以党建促共建。共建须先党建，党建助力共建。要以“新时代党建思想回应社会矛盾新变化”[29]，不改“踏石留印、抓铁有痕”[30]式的反腐态势，荡涤腐败经济、造假经济与无效经济，依法匡正地方政绩失偏行为，发展符合时代规律的绿色经济与科技经济。其二，开放共建。中国既要以公正的投资环境、均等的政府服务、庞大的消费市场与优质的人力资源来吸引并留存外资，也要将精湛的技术、富余的资本与前沿的理念等向外贡献来佐证中国始终持守惠助世界的“初心”，推动各种产品无阻抗流动与内外市场兼容性互补。其三，自主共建。经济共建要趋利避害，反对依附外国发展，自主把持核心技术、经济命脉、大国重器、粮食安全等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命门，自主实施简政放权与激活市场要素的并推机制。其四，精准共建。新时代精准共建须精准衔接相关既定规划与制度安排，将经济建设中的“增存量与提质量”“加有效与去无效”“强实体与抑泡沫”“止风险与创机遇”等环节精细化嵌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过程。
以共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矛盾的根本，起到了牵牛鼻子之效。但是，需求侧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地位抬升，意味着人民共享美好生活需要的心情迫切。要澄清不利于人民共享美好生活需要的误区，确保人民获致称心如意的共建成果。其一，切忌共享主体的片面性。共享思想的核心要义是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1]。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经济伦理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反对极端自私自利的实用性发展观与功利性分配观，并以有效的制度供给力促发展成果不断涌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持守人民立场，建基于富起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强起来，并“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32]以彰显党担负的发展道义责任。其二，切忌共享资源的绝对平均性。我国的国体决定了人民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但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天然禀赋、原生家庭与后天造化等上有差异性，所以人们实际享有的美好生活需要难以齐平，即同等的政治地位未必可获致均等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33]加之，我国历史欠账较多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领域将存在较长时间，因此共享美好生活需要自不会泯灭差异，只能是相对平等，即获得与个体实践能力、付出比例大致相对称的美好生活需要。共享美好生活需要应在遵循法律赋予的程序正义前提下，推进社会的实质正义，缩短各项差别。总之，全民共建要反对效率至上论，而共享也要拒斥绝对公平论，做到效率性与公平性的有机统一。
(三)匡正误读样态之五、六、七的启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总体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的人民性与总体性之间辩证统一，两种属性持守正相关关系。匮缺人民性作为价值底蕴的需要不可能发展为总体性需要，而总体性的需要丧失了人民性，迟早也会蜕变为片面性需要。简言之，人的总体性需要与“伪人民性需要”不可能兼容。因此，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总体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须抑制与剔除“伪人民性需要”。如前所述，“外输性”“物役性”“片面性”“虚假性”是“伪人民性需要”的特有表现。据此，不难推析出“内生性”“自由性”“全面性”“真实性”为“人民性需要”的持有特征。“人民性需要”是人民基于自由意志和实际消费能力而得到的真实生活需要，外界满足“人民性需要”有利于促成人的发展满溢健康感与充溢平衡感。“伪人民性需要”会造成人距总体性需要渐行渐远，最终以枯竭自然资源与限制人的自由个性发挥而黯淡收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国情变中守常的基本逻辑是仍居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市场经济提振生产力来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紧张度，自是首先选择。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反性、调适性、自律性与道德性，但终归不会做到无往不克。市场经济的滞后性、盲目性与自发性时常发生，这就是“伪人民性需要”的出场源头。
“伪人民性需要”以纯粹的经济利己主义追求最大商业利益，直接无视甚至无涉社会公共利益。在当下中国，少数存在的极端炫耀性、奢靡性、庸俗性、占有性、物化性等人的异化性需要都隶属于“伪人民性需要”范畴。“伪人民性需要”主要有“伪人民性物质需要”和“伪人民性文化需要”两类存在样态，两者盘根错节、彼此影响，无利于实现人的总体性需要。新时代我国仍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激发人民创造力上着重发力以涌溢经济绩效。基于此，我国生产力依然会整体提振，物质产品较之以往必然会极大充沛，这就需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34]。然则，公民在消费中应正确区隔“人民性需要”与“伪人民性需要”，追求高尚性、有品位性与合理性的“人民性需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35]国之大德向非虚构，须由个人承载与践履；人之大德向不独存，须由国德涵养与导引。剪除无涉德性与斥绝善性的“伪人民性需要”既需个体能准确辨识自我需要的真伪性、善恶性与雅俗性，也需自我积极拒斥病态的消费心理与校正不端的消费行为。国家则要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来治理市场乱象，从根源上防范“伪人民性需要”阻滞人实现总体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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