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聚集性发展离不开“乡土空间”。它们往往先在某个地方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在地同业”现象，然后利用血缘、地缘等人际关系网络，在外发展商业销售，以“在外同行”的形式大力拓展经营空间。传统手工艺这种同乡同业模式以“在地”与“在外”的互动发展为突出特点，“在地”与“在外”之间有着主从关系，其实是“前店后院”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在外”拓展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地方，而不是带走地方资源“在外”发展。这种同乡同业模式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对于系统解决当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人才、文化等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

【关键词】 手工艺,同乡同业,特色小镇,乡村振兴

传统手工艺往往“基于运用地方特色的材料和资源，依赖于地方传统，解决地方生活的需求”。①因而，“地名”加上“手工艺”的组合成为人们习见的命名方式，比如宜兴紫砂壶、杨家埠年画、东阳木雕、景德镇瓷器，等等，不胜枚举。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与某个特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手工艺地方品牌的认可，也反映出传统手工艺发展总是或多或少体现出地方（尤其是乡村）聚集的特点。传统手工艺在乡村的地方聚集现象，我们称之为“在地同业”。发展较好的传统手工艺往往不仅满足地方生活的需要，诸如杨家埠年画、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手工艺品还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传统手工艺在商业流通环节的行商或坐贾大多来自手工艺产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在外同行”。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不仅有着事业上的关联，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相通之处，即“在地”与“在外”都离不开本土人情关系网络的支撑。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是一个很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是传统手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紧密地沟通了地方与世界、乡村与城市，深入探究其历史现象、内在理路、发展逻辑以及当代状况，有助于我们思考乡村振兴过程中遭遇的一些难题。

一、手工艺“在地同业”何以可能？

中国古代社会是极其重视手工业的，《中庸》甚至把“来百工则用财足”②作为治国“九经”之一。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手工业极其发达，不仅品类丰富，而且工艺超绝。到了宋代，手工业已经普遍发展成为商品生产③，此时，如陶瓷业，在一些乡村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在地同业”现象。据元代蒋祈的《陶记》所言，宋代景德镇已经有瓷窑三百多座④，呈现“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景象。其时，耀州窑烧制规模也很大，沿黄堡镇漆河上下十里都是烧瓷的，有“十里瓷窑”之称。⑤到了明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现象更为普遍，如松江的棉纺、宜兴的紫砂、福建连城四堡的雕版印刷、安徽泾县的宣纸等。在乡土社会中，手工艺“在地同业”何以能够形成？也就是说，这种现象的产生需要哪些条件或因素呢？任何手工艺聚集地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内因与外因、先天与后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在地同业”现象遍及诸多手工艺门类，形成原因复杂多样，难以统而概之，亦难以将其归结为单一的因素。不过，一般来说，某一特定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形成基本都有主导因素，在其影响下带动整体机制造就聚集现象。且不论总体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手工艺在地聚集的突出因素要而言之主要有三点。

其一，独特的原料产地。中国传统手工艺向来重视选材。《考工记》在其“总叙”中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⑥而且强调了材料的地方独特性：“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⑦考察明清时期“在地同业”的手工艺，很多都基于独特的地方材料，如宣纸离不开泾县的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歙砚离不开婺源龙尾山的石料，湖北广济竹编离不开当地优质的竹材。就拿宜兴紫砂来说，烧制紫砂器所需的原料只能在宜兴丁蜀镇的青龙山与黄龙山陶土矿中发掘，此地紫砂陶土不同于他处所出，其性能具有可塑性强、透气性好、吸附力强、色彩鲜艳多样等特点。此外，这种紫砂陶土的加工过程较为简单，从矿泥到熟泥不需要借助复杂的机械操作，只需粉碎矿泥、调水捶打，即使制造花器⑧或绞泥⑨陶器也不需要添加其他成分，只需调和几种矿泥即可。材料的独特性、易加工性为紫砂的“在地同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清代前期，丁蜀镇、青龙山南北麓、蠡墅、任墅石灰山、川埠宝山寺以及上袁、潜洛、汤渡等乡村就有龙窑四五十处，形成了“家家做坯，户户业陶”的局面。⑩《重刊荆溪县志》称赞说：“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11

其二，带头艺人的推动。传统手工艺不仅要求“材美”，而且讲究“工巧”，其发展离不开心灵手巧的手艺人的技艺创新。手工行业的“带头人”与“能人”往往深刻地影响着该行业的发展走向，“在地同业”现象大多起于某个杰出艺人的“带头”。就拿宜兴紫砂的发展来说，除了独特的原料产地因素，带头艺人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与瓷器相比，紫砂器透气性能较好，但色泽之美终究不敌青瓷、白瓷、青花瓷、五彩瓷、珐琅瓷，可以说如果没有供春、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等杰出艺人在造型方面的不断创新，宜兴紫砂也许将一直泯然于一般陶器之中。正是有了这些杰出艺人一代又一代不断革新宜兴紫砂的制作技艺，提升其审美理念，才带领和推动了宜兴紫砂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在地同业”现象。尤其某些对独特原料依赖性较弱的手工艺门类，有杰出艺人带头，才可能形成“在地同业”现象。以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为例，溯源可发现，潍坊地区本来并不从事年画生产，其从无到有的过程跟杨氏家族密切相关。据考证，杨家埠始祖杨伯达出身四川梓潼县雕版年画世家，是当地有名的木工画师，擅长绘画、刻版和印刷技术，明朝初年迁入山东潍县后，结合山东当地的风俗民情，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杨家埠木版年画。12正是在杨氏先祖的带动下，当地人纷纷做起了年画生意，逐渐形成制作年画的风气。到明朝末年，杨家埠年画已经呈现出“在地同业”的景象，有堂号的画店就有20个。13到了咸丰年间，杨家埠年画作坊最多达154家，出现了“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过万”的盛景，年画不仅销往国内州县，还远销俄罗斯、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14

其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除了独特的原材料、杰出的艺人这些条件，手工艺形成“在地同业”现象对社会关系网络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地同业”的前提是从业者能够较为充分地共享原材料、技术与市场，这就需要他们之间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说，即当地要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5在乡土社会中，信任、规范和网络可能主要基于血缘与地缘，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16，主要还是基于血缘的亲属关系。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作为一切商业关系之基础的‘信赖’（vertrauen），在中国总是奠基于纯粹（家族或拟家族的）个人关系上”。17在乡土社会中，虽然普遍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实质上很多地方家族之内、姻亲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因而，适宜发展“在地同业”的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普遍。

如果说，人的因素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比如官营作坊，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征调手艺人实现手工艺的聚集发展，那么，原材料产地以及基于风土人情而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却具有突出的“在地性”，很难迁徙。可以说，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恰恰是造就手工艺“在地同业”现象的关系基础，能为手工艺在乡村的聚集发展提供低成本、高信任、强渗透的组织优势。事实上，“在外同业”的手艺人格外珍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处在“打金业 ”中心的福建孙村，每逢重大节庆，如春节、清明、中秋，以及自家或者亲缘关系圈家庭的婚丧嫁娶、寿庆满月，人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不远千百里返乡或设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吴重庆认为，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通过维护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积聚社会资本的生产性开支。18总而言之，由于乡村能够提供充足的生产资料与人力资源，以及较强的人际信任关系与较低的组织成本，除了官营作坊，传统手工艺的聚集发展往往离不开“乡土空间”，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实质上就是特殊的乡土资源与特定的乡土关系联结、再生的产物。

二、“在地”与“在外”：手工艺同乡同业历史现象的互动发展模式

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意味着其具有突出的“在地性”。所谓“在地性”，也就是说它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它根植于“乡土空间”，依赖乡土社会的自然环境，遵从乡土社会逻辑，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似乎在指涉一种封闭性，其实不然。在乡土社会中，社会空间本身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样封闭、隔离。刘永华指出，15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民或为了商业利润，或为了养家糊口，纷纷离开熟悉的故土，远走他乡，一些外出做小买卖的乡民，活动半径居然达到两百多华里。19诸多案例表明，传统手工艺在乡村聚集发展并非仅仅是地方的，还蕴含着“外向”的动力，呈现为“在地”与“在外”的互动性。下面将以福建连城四堡雕版印刷为个案详细讨论这种互动发展模式。

据《范阳邹氏族谱》所言，四堡雕版印刷业始于清代初期，康熙年间蓬勃兴起，仅邹氏就创办大书坊十多家20，这些书坊基本上都是家族经营，已然呈现“在地同业”现象。“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坊刻盛极，印坊栉次鳞比，印版汗牛充栋，从事雕版印书的男女老少不下1200 人，约占当时人口的 60%”。21可谓“家家有藏版，人人会刻书”。22四堡雕版印刷业“在地同业”的规模何以达到这么大呢？很显然，地方的需求是无法拉动这么大的生产规模的。其关键在于，四堡雕版印刷业并非仅仅供应地方市场，事实上，他们不断开拓周边市场，乃至全国市场，不仅在乡村以“行商”的方式建立销售网络，还在城市设立书铺。诚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所言：“城市有店，乡以肩担”。23谢江飞认为，四堡有三种主要销售方式：一是在周边地区和大中城市设立固定书肆专卖，据统计，书肆遍及全国50多个地区和城市；二是肩担手拎，走街串巷，上门服务，流动出售；三是设立书市。24所谓书市，就是乡村集镇在特定日期设立卖书的专门市场，方便各地下游书商前来订货。据包筠雅 （Cynthia Joanne Brokaw） 研究，每年元宵节前后书坊在四堡举办书市，来自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书商齐聚四堡进货。25通过在外地设立书铺，委托族人前去经营，四堡书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从南边的闽、赣、粤、滇、贵，到北边的浙、苏、湖、鄂等，大大小小的城市乡镇都是其经营范围。可见，“小地方”的发展与“大世界”紧密相连，其开放性的经营网络体系折射出乡土社会的“流动性”。耐人寻味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反而是以“小地方”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外地的书肆或者说分店是不允许私自刻书的，而要听从四堡号令，书籍需要从四堡本地印刷后再发放到各地书肆去销售，这也就是说，全国的销售网络都是以四堡为中心辐射开来的。

对于传统手工艺而言，这种在地生产聚集与在外商业活动互动发展的情况并非个案。诸如杨家埠年画、宣纸、徽墨，情况大抵也都如此。考察其在外的商业活动，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充分利用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从业者基本上都是同乡、同族之人。在四堡印刷业鼎盛时期，男孩往往很小就跟随父亲、兄长、叔父外出行商贩书，耳濡目染与家人的传、帮、带，使其入行比外人容易很多，这就间接地排斥了外人入行。其二，经年累积，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进而在市场上处于优势或垄断地位。郑莉、吴重庆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同乡同业”。郑莉提出，所谓“同乡同业”，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26吴重庆认为，“同乡同业”这个概念“准确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同乡同业”的现象并不尽同，他基于对孙村“打金业”的研究发现，孙村“同乡同业”者既没有垄断市场，也没有依靠同乡网络在城市里控制生产资源。27四堡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诚如吴重庆所言，手工艺的“同乡同业”者大多是一些个体户、小业主，他们在城市里开展的经营活动，仅仅依托于各自的微型亲缘网络，很难垄断市场；另一方面，他们的生产工具、劳动力、技术、款式、信息等都来自乡村，也不需要控制生产资源。

传统手工艺的“在外同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地同业”的延伸。一方面，“在外同行”要借助既有的乡土社会关系链条开拓在外的商业市场，从根源上来看未曾脱离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运作逻辑，而是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市场化。在四堡，前辈提携后进是族人责无旁贷的义务，而且，四堡书商在贩书过程中，如果自己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就必须把有关信息通报同族商人，以免被其他商帮夺走市场。28另一方面，“在外同行”的发展往往受制于“在地同业”。不仅产品、人力、资本要受制于生产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地”与“在外”之间往往有着一直潜在的主从关系。如四堡在外的书商，未经特许是不可以私自刻印的，其人员大都是由在地的作坊派出。就此而言，在外的销售体系不过是“前店后院”的“前店”而已，只是在空间上远离了“后院”，但并未改变与“后院”之间的主从关系。由此可见，传统手工艺的“在外同行”与郑莉所谓的“同乡同业”不同，它不仅离不开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甚至并未真正脱离“乡土空间”，而是立足“小地方”，朝向“大世界”拓展。

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向外拓展是产业发展追求扩大市场的必然要求，手工艺“在地同业”必然会形成“外溢性”，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有助于把握市场信息动态，扩大客源，带来订单，提升声誉，而且商业上的获益又可以反哺、回馈乡村，促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在地同业”规模的壮大，内部竞争可以推动生产技艺不断革新，提升“地方品牌”影响力，助力在外的商业发展。应该说，“在外同行”依托生产基地不仅体现在需要其人力、资本、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离不开长期积累而造就的“地方品牌”。历史形成的手工艺“地方品牌”是地方共享的社会资本，有了这个社会资本，同乡之人即使关系淡漠，也可能形成“在外同行”的现象。比如南京禄口人，相互之间少有帮带关系，但外出打工者80%以上都从事皮草行业，据说主要原因是“禄口皮草”声名在外，皮草行业的企业主都会优先录用禄口人。对于传统手工艺而言，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多来自悠久的技艺传统、优质材料、知名艺人等一系列因素的合力，而这种合力往往离不开特定的“乡土空间”，且需要一代代经年积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品牌、声誉都只能来自口耳相传，没有稳定的空间与持续的时间，是很难造就的。

三、“特色小镇”：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当代新面目

在现代社会，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传统手工艺的衰落、消亡似乎难以避免。在历史洪流之中，诸多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消失了，如桃花坞年画、福建连城四堡雕版印刷等；有的失去了“在地同业”，变成了单纯的“在外同行”，虽然手艺人遍布世界各地，但同乡关系淡漠，如南京的禄口皮草制作29；还有的利用传统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如山东潍坊杨家埠、重庆安陶小镇。难道传统手工艺及其“在地同业”现象已经走向了“终结”？事实并非如此，在现代社会，手工艺仍然有其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一方面，面对同质化的机器产品，人们越来越需要具有地方或个人特色的手工制作。另一方面，人们需要手工技艺本身。森尼特（Sennett）认为，手工艺可以获得“人类无法用语言能力表达的技巧和知识范畴”。30诚然，手工艺是经年累月长期实践获得的技能，进而逐渐内化为认知，这种知识无法间接获得。很显然，这种知识与经验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事实上，上海大街小巷的陶吧店已经见证了当代人对手工艺的需要。在现代社会，不仅手工艺本身没有“终结”，并且手工艺在地聚集发展模式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另一种面目与方式重新“落地”。那么，在当代社会，手工艺又是如何在地聚集发展的呢？

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往往基于地方政府规划、设计出来的传统手工艺“特色小镇”。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地同业”是政府行政力量主导的结果，如南京江宁区的窦村石刻，就源自明初征调全国石匠入京而形成的“石匠村”。31与明清时期民营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大多是自然形成的不同，当代诸多民营手工艺在地聚集多是倚赖政府的主导。当然，这种在地聚集发展也并非空地起楼阁，而往往离不开地方的手工艺传统。换句话说，当代手工艺在地聚集现象具有一定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根植性”是一个经济社会学概念，是指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活动依赖于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的本地化，而产业集聚需要以具体的地域空间为基础，根植于社会经济环境中，即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基础、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当中。32也就是说，产业集聚离不开本地的初始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资本。33在某种程度上，传统与现代之间“聚集”现象的重要连接点即体现在“根植性”上，长久积累的技艺传统、社会关系、风土人情等造就了地方的“特点”，为发展具有“地方性”的手工艺提供了重要的产业集聚条件。比如，苏州镇湖绣品街。历史上，镇湖地区就是绣娘聚集地。20世纪90年代，一些绣娘走出家庭作坊，到镇上开店经营绣品。1998年，地方政府因势利导，基于当地的刺绣手工艺传统，规划了绣品一条街，出台优惠用房、减税等政策吸引从业者，并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刺绣市场规范，营造外部环境，培养绣娘人才等一系列手段，引导苏绣产业集群发展。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镇湖绣品街已有绣庄、绣坊等各类商户450余家，其中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绣庄超过100家，形成了包含设计、生产、销售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据镇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镇湖街道从事刺绣生产人员约为3000人，苏绣经营人员约为4000人，其他相关从业人员超过12000人，约占街道总人口的67%。34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种基于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传统，在政府的规划、引导之下，逐渐形成在地聚集发展，是当代手工艺“在地同业”较为普遍的模式，诸如江苏的东海水晶、浙江的东阳木雕，大抵如此。

当代手工艺的“特色小镇”由于是规划、设计出来的，并非自然生成，因而其内在运作逻辑显然不同于历史上的“在地同业”。首先，它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与扶持。当然，地方政府并不一定直接介入产业内部进行管理，往往是通过行业协会，整合行业精英以及相关人员进行间接管理。如苏州镇湖在1998年就成立了镇湖刺绣协会。扶持的方式也很多，如培育各级人才，以专项基金支持各种展示交流活动，举办各种艺术节等。

其次，带头手艺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功能。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离不开杰出手艺人的带动，当代这些手工艺“特色小镇”也同样有一些杰出的带头手艺人。在苏州镇湖，荣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绣娘就有卢福英、邹英姿、梁雪芳、姚惠芬、朱寿珍、姚建萍、王丽华等，其中邹英姿、姚惠芬、姚建萍还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一个小镇拥有三位“国大师”，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些杰出的刺绣大师一方面不断改进传统刺绣技法，发明“融针绣”“滴滴绣”等，提升苏绣工艺水准；另一方面，她们所拥有的“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身份，也大大提升了镇湖绣品街的品牌影响力。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杰出的手工艺带头人，就会发现他／她们与其前辈大不相同，他／她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手艺人，不仅拥有由国家授予的“大师”“传承人”等身份，而且往往自觉认同，甚而有意利用这些身份。这些大师大多既熟悉地方的民间文化，又了解国家政策、话语；既善于利用地方民间文化资源获取国家政策支持，又善于在地方落实国家政策与意识形态，因而，笔者称他们为“文化中间人”。显然，这些“文化中间人”的影响力是历史上那些杰出艺人所无法相比的。比如姚建萍，她的刺绣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首脑，多位国家领导人曾参观她的刺绣艺术馆，这些经历不仅对其个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地方发展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力虽然是潜在的，却是极其深远的。

再次，现代社会的雇佣关系取代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来说，从业人员几乎皆为同族、同乡之人，形成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稳固的手工艺利益共同体，外乡人很难学艺或进入该行业发展。由于现代社会流动性很强，人们的家族观念、乡土观念淡漠，当代手工艺“特色小镇”不仅不排斥外地人，甚至以各种政策吸引外地人，当然，这些“特色小镇”一旦能够成功运行下来，其规模效应本身就会吸引大量外地人前来做生意。例如镇湖绣品街、宜兴丁蜀紫砂小镇，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员。由于大量外地人进入，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就很难运作。事实上，即使外地人较少的一些手工艺“特色小镇”，人们也很少雇佣自己的亲属。我们在镇湖绣品街调研后发现，不管是学徒制，还是招聘制，师徒之间有着亲属关系的占比都不太高，雇主与店员之间也少有亲属关系的。这与吴重庆所研究的打金中心孙村的情况大不相同。

上文指出，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往往与“在外同行”互动发展，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是否还有此特点呢？由于当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并不依赖本土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虽然保持了“在地性”，却很难形成“在外同行”现象。但是，“在地”与“在外”的形式逻辑关系似乎还在。比如苏州镇湖的刺绣，其大部分产品并非出自镇湖本地，有的来自南通市，有的来自扬州的宝应县，有的甚至来自朝鲜。不管是南通、宝应，还是朝鲜，这些地方都缺乏苏绣的历史传统，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它们有着发展传统手工艺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通过学习技术，就成了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基地。于是，市场变成了“在地”的，生产基地却是“在外”的。很显然，现代商业逻辑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乡土逻辑。另一方面，不管是历史上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还是当代的“特色小镇”，都必须面向在外的市场，而在市场竞争中，品牌是关键。就拿苏州镇湖刺绣来说，早在十多年前，从业者就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了，其主要原因是粗制滥造的产品影响了市场。35笔者在宜兴丁蜀镇调研时也发现了类似问题。由此可见，不管是历史上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还是当代的“特色小镇”，即使可以抛开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却离不开“地方品牌”。

总而言之，当代手工艺的“特色小镇”可以说是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的现代形态，但是，就其从业人员、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地”与“在外”的关系来看，已经很难说是同乡同业了。

四、乡村振兴：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当代意义

传统手工艺同乡同业模式以“在地”与“在外”的互动发展为突出特点，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种产业模式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系统解决当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人才问题、文化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正如潘鲁生所言，发展以手艺为资源的农村文化产业，是解决乡村问题的现实方案。36

产业问题无疑是乡村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现代农业或者乡村旅游业所需劳动力极其有限，并不能解决乡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只要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问题，就无法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就地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这并非现代社会遭遇的新问题，早在明清时期，江南乡村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民间作坊工业与家庭工业，费孝通称之为“乡土工业”。20世纪80年代，江南地区的“乡土工业”升级成“乡镇企业”，也有效地解决了当代乡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问题。但问题是，现代工业不同于乡土工业，它是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体系的一部分，对地理区位要求很高，而且往往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而，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虽然很成功，却很难复制到其他地方。相比较而言，传统手工艺在地聚集发展既可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问题（如宜兴丁蜀镇，常住人口高达二十余万），又较少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历史经验来看，地理区位、原材料等，都并非传统手工艺在乡村聚集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普适性。比如贵州黔东南雷山的麻料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并没有独特的手工艺原料，2016年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等十余家高校、企业在这个村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免费培训村民手工制作技艺，村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模式，让村民按订单生产，然后通过在线电商平台和线下订货渠道，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被打造成全国知名的银器制作手工艺村。37传统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发展需要“在外同行”拓展市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代人才能完成，但在现代社会，通过现代传媒与在线电商平台，很快就能建构起品牌影响力。

手工艺“在地同业”不仅可以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能有效解决人才问题。手工艺一旦发展到“在地同业”的程度，不仅能留住村民，还有可能吸引本地在外人才回流。比如贵州的麻料村，村民潘仕学是苗族银饰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级传承人，原在外地从事银饰加工，2018年年初回到村里创办了6家银饰工坊，成为麻料村银饰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再比如南京江宁区的禄口皮草小镇，所在地原来用作中南汽车港项目，后来项目运作失败，2008年南京中铁二局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接手该地块，决定打造皮草小镇。当然，南京禄口在明清时期就是全国著名的毛皮加工制作基地，20世纪90年代，禄口镇还有皮草加工厂13家，个体户约30家，从业人员2000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皮草行业著名的商人与高级技术人员据说70%都是禄口人。382012年皮草小镇开始对外招商，由于实施了创业工匠免税等扶持性政策，很短时间内，就有1000多户店铺入住，上万名皮草手艺人回乡就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人才是关键问题。乡村与城市不同，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外来人才很难融入其中，因而必须致力于培育、挖掘本土人才，吸引本地人才回流。在乡土人才中，手艺人走南闯北，眼界开阔，自古以来就是乡村社会中最值得重视的人才。

乡村振兴最终必须落脚于文化振兴。如果没有乡村文化振兴，即使乡村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与城市实现一体化，也不可能留住人。因为人们必须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才能心安理得，这种令人心安理得的文化必须滋生于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就是人类学家所谓的“日常生活文化”。人们可以享用其他文化，但不能缺失自己固有的日常生活文化。就此而言，“送文化下乡”可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但不可能解决乡村文化振兴的问题。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在于，不仅外入的文化无效，而且当代乡村社会不可能也不必要复兴传统的乡土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农民、手艺人、读书人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在现代社会，也许只有手艺人还能安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文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真正的手艺人都是最为纯粹的艺术家，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制作，热爱自己的手艺与作品。人们一定会认可，手艺人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换个角度来看，手艺人聚集的乡村也总是最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刘铁梁把这种乡村特色文化称为乡村“标志性文化”，他发现，乡村“标志性文化”总是“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 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39在当代社会，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仍然会形成辨识度很高的地方“标志性文化”，在宜兴丁蜀镇，龙窑遗址、博物馆、名人故居都与紫砂息息相关。

张孝德提出，目前正在发生的新能源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文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乡村不仅在使用新能源方面具有城市不可比的优势，而且，其顺应自然，低能耗、低污染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也是生态文明时代倡导的新方式，让中国乡村成为生态文明载体的一元而存在，其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乡村本身，而是一种文明；另一方面，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高速信息网等工业时代的技术成果已经为人们生活在乡村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40但是，张孝德忽视了一个问题，除了少数人出于对乡村生活的偏爱，如果在乡村没有稳定的生计方式，即使有新能源与“三高技术”，人们又怎会选择留在乡村呢？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让乡村有人、有事做、有文化。因为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同乡同业，它总是以本地为中心的。吴重庆发现，作为打金中心的孙村类似行业的总部，成千上万遍布于全国都会城镇的打金店、打金工具及模具批发店，不过是总部经济的延伸与辐射，乡村是中心，城市反成了边缘，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41总而言之，手工艺的“在地同业”聚集发展不失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的一条富有启发性的路径。

五、结语

本文基于“同乡同业”概念讨论了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的互动关系，发现手工艺的“同乡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其“在外同行”必须立足于“在地同业”。其一，手工艺与医疗、复印、网约车等行业一样，同乡之人之所以能在城市从事相同的行业，绝大多数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帮带，也就是说，“在外同行”的手工艺人离不开乡土社会关系网络这个重要的社会资本。其二，与医疗、复印、网约车等行业不同的是，共享着“地方品牌”资源的手工艺人在城市中即使没有同乡之人的帮带，也往往能够入行。这也就是说，手工艺的“同乡同业”者不仅有一定的来自乡村的社会资本，往往还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在外同行”的手工艺人既重视经营其社会资本，也重视维护其来自乡村的文化资本。其三，手工艺的“在外同行”与“在地同业”之间往往是“前店”与“后院”关系，或者说是“分部”与“总部”关系。因而，手工艺的“同乡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在外”往往以“在地”为中心，“在外同行”者始终难以割舍与“乡村空间”的紧密联系。

由于手工艺的“在外同行”必须立足于“在地同业”，“小地方”是“大世界”的中心，“在外”的收益往往归向地方，这就给一些地方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地方政府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规划设计出手工艺“特色小镇”，形成了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当代新形态。另一方面，通过对手工艺“在地同业”与 “在外同行”的历史研究可以发现，手工艺与乡村之间天然融洽，乡村可以成为手工艺产业发展的中心，这个特点提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即政府、高校、企业、地方可以合力打造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一村一品”，借助电商平台与现代传媒，搭建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的多重网络，实现“在地”与“在外”互动发展，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问题、人才问题与文化问题。

*本文系2017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7DH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I. Racz, Contemporary Crafts, Oxford: Berg, 2009， pp. 134-138，转引自占晓芳：《解读“手工艺”的西方视域》，载《民族艺术》2018年第5期。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③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8页。

④［元］蒋祈：《陶记》，载《浮梁县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刻本。

⑤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第173页。

⑥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⑦同上。

⑧紫砂花器，是指造型设计模仿自然界的瓜果花木、鸟兽虫鱼的紫砂器，其色彩也是利用紫砂泥本身千变万化的色彩，不用其他矿物颜料或化工颜料。

⑨绞泥，是指在制作紫砂器时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紫砂泥搅拌、拍打、挤压成云纹、水波纹、旋纹、编织纹，以及山水、日月等写意形象的装饰技法。

⑩徐秀棠：《中国紫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1《重刊荆溪县志·分镜图说》（嘉庆二年刊本），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4页。

12荣树云：《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板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17年，第29页。

13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4页。

14荣树云：《社会转型中杨家埠木板年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第44页。

15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7.

16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17［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

18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19刘永华：《乡土中国，有多“乡土”？》，载《读书》2016年第6期。

20朱赛虹等：《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21吴世灯：《四堡书坊的经营及其特色》，载《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2谢江飞：《四堡遗珍》，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3［清］杨澜：《临汀汇考》卷4，清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

24谢江飞：《四堡遗珍》，第11页。

25C. J. Brokaw,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6, Vol. 17, No. 1, pp. 49-92，转引自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3页。

26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27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28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9浙江海宁、余姚、香港等地的皮草行业，加工、销售从业人员大多来自南京禄口街道。浙江余姚县的朗霞街道是全球裘皮生产中心，每年生产占全国产量1／4的裘皮服装，据统计，其技术工人80%是南京禄口人。

30R. Sennett, The Crafts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5.

31王磊、赵辰：《“石匠村”的意义——窦村的石工传统与南京传统建筑地方性的关系》，载《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

32付晓东、蒋雅伟：《基于根植性视角的我国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探讨》，载《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8期。

33李景海、陈雪梅：《产业集聚根植性机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4数据来自访谈资料。访谈对象：苏州镇湖街道办事处某主任，访谈地点：苏州镇湖街道办事处，访谈时间：2017年12月5日。

35叶继红：《苏州镇湖刺绣市场调查与思考》，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6潘鲁生：《乡土中国的手艺农村——关于“山东农村文化产业调研”的心得》，载《光明日报》2012 年1月12日，第16版。

37徐谭：《贵州雷山麻料村：“小银锤”敲出苗乡幸福路》，载《光明日报》2018年10月7日，第2版。

38数据来自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南京禄口街道办事处某主任，访谈地点：南京禄口皮草小镇，访谈时间：2019年9月5日。

39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40张孝德：《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基于新能源革命、民族文化与 “三高技术”的三维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41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作者简介】 季中扬：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Ji Zhongyang, The Institute of Folklo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张娜：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Zhang Na, The Institute of Folklor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