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同乡同业”中的业态流向一般为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主体也鲜见少数民族。西南边缘地区大理新华村白族的银器业在社会网络的支撑下，完成了“同乡同业—返乡创业—全域同业”闭环性的纵向演化，手艺人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与固着。旅游发展为“同乡同业”从异乡回归原乡提供了驱动力，而网络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全球化为“同乡同业”突破地域边界及边缘困境提供了重要条件。新华村的“全域同业”是人、乡、业融合性的乡村发展模式，是一种“乡村主导的本土现代性”，既实现了对核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等二元结构的背反，又走向了乡村振兴的自我实现，是反向“空心化”的新版本。

【关键词】 同乡同业,全域同业,社会网络,本土现代性, 新华村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除进入各行各业打工外，农村人口在城市“异地创业”也越来越抱团或呈现地域性集聚。农民在城市创业往往呈现出“同乡同业”的特征，即来自同一地区（常常是一个县或乡镇）的人聚集在同一行业内开展经营活动。在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中国社会，“同乡同业”历来都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传统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①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众多典型的同乡同业现象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出现，既有某个大城市内的聚集，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的“湖南村”等，也有各个城市中的散布，如“新化打印店”“兰州拉面”“沙县小吃”等。

以往对同乡同业现象的研究主要从社会流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视角切入。社会流动视角主要探讨同乡同业对于个人和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推动了外来群体的阶层分化和向上流动，如王春光、王汉生、项飚等对浙江村的研究②，唐灿等对河南村的分析③，卢福营对浙江温岭“西瓜农”个案的探讨④，等等。社会资本视角更关注同乡同业中的社会资本与关系运用，如张永祯围绕创业流程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创业决策到创业实施的各个阶段中的推进作用。⑤社会网络视角则以社会网络如何在同乡同业中发挥作用以及流动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为主要研究问题，如谭同学认为新化人之所以在数码快印业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与市场的互嵌⑥；郑莉在探讨同乡同业传统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承与运作机制时，认为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和聚居形态，始终受到原籍村社和家族关系的制约，而他们的生计模式和经营策略，也是尽可能利用同乡、同族、姻亲和师徒关系，建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商业网络⑦；熊威则系统研究了化隆拉面馆从业人员在广州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⑧。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吴重庆通过对福建孙村金银首饰加工业“同乡同业”的研究透视城乡关系，指出孙村的发展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⑨这种反向运动成为乡村应对全球化的地方化实践，孙村的未来及流动的孙村人的归宿依然需要关注。

现有研究对象大多是从乡村外流到东部发达城市或海外的同乡职业群体，然而，关于同乡同业中的人口逆向流动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网络变迁较少涉及，社会网络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嵌入状态及是否参与全球化序列等也论述不足。在全球流动日益加速的新背景下，“同乡同业”作为一种乡村地区嵌入现代性的重要方式，是否存在新的演变形态或发展方向？如果存在，这种新的方式是如何产生并运作的？在新一轮的市场分工和新兴产业与技术扩散的影响下，乡村地区能否藉此实现现代化？在以往被忽视的西南边缘地区，大理新华村这个白族村能够给出一些答案。新华村先后经历了外出打银、旅游介入、产业激活的发展历程，同乡社会网络与现代市场网络逐渐发生了融合。与关注乡村劳动力外流中的同乡同业现象不同，本研究更关注乡村劳动力回流引发的同乡同业新形态。而白族人带着本民族传统工艺流动过程中，人、手艺、业与乡的网络动态关系及其结果如何？这类流动的手工艺社会，对于白族本民族以及他民族乃至世界的意义如何？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核心问题。

新华村位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城西北6公里的凤凰山脚下，地处大理和丽江之间，距离丽江机场12公里，交通条件便利。新华村委会下辖南邑村、北邑村和纲常河三个自然村，全村1228户，6141人，14个村民小组，98%以上为白族。⑩作为鹤庆银器加工的发源地和中心，新华村是云南著名的白族银匠村。2000年分别由文化部和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民俗文化村”（2010年挂牌）11，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2。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3该村所在的鹤庆县目前有8000多户从事银器锻制和加工，家庭从业人员达15000多人，年加工手工艺品1000多万件。14为全面了解新华村银器加工业，我们分别于2016年8月和9月、2017年9月，三次进入新华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于2017年11月对新华村银匠流动外出集中地——拉萨夺底村的手工艺市场进行田野调查。下文将通过对新华村银器加工的同乡同业现象进行历时性分析，探讨其从同乡同业到返乡同业，再到全域同业三个阶段的社会网络变迁过程及驱动机制。

二、早期“同乡同业”：内生性关系网络主导的银器生产

早期新华村的手艺人以外出流动“打银”为主，呈现出异地同乡同业的特征，是基于亲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内生关系网络主导的银器生产过程。新华手艺人的生产方式逐渐从小炉匠式的流动的行商变为相对固定的坐商，呈现出内生性网络主导与外延性网络辅助的社会网络特征。

（一）从流动的行商到相对固定的坐商

鹤庆县的金属锻制技艺历史悠久。早在南诏国时期（公元738—902年），鹤庆就有手艺人开始走村串寨，挑着风箱、锤子、钳子等手艺工具，在西南地区加工首饰和修补锅碗等日用器具，有时也打制简单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被称为“走夷方”的“小炉匠”。在鹤庆，除新华村外，“打铁”的母屯村和“打铜”的秀邑村亦是有名的手艺人村。当地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挑起担子泪汪汪，为了生活走四方。走了四方难见面，千言万语痛断肠。好像那个花椒树上挂腊肉，挂心挂肝挂爹娘。”15这形象地描述了鹤庆人祖祖辈辈“走夷方”的传统与记忆。在清末，新华村打铁技艺就已非常成熟。村里有名的铁匠段国海出生于清末民初，其父亲曾因打制长江上一座大桥的铁索，获清政府嘉奖黄马褂。村里老人说，新中国成立后这套黄马褂曾在鹤庆一中展出，村里很多人去看过。16

在早期的技艺传播中，掌握了关键技术的匠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新华村匠人寸来吉最早开始打制银器。出生于1911年的寸来吉本是秀邑村人，后被新华村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抱养。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抓壮丁，因而参军，曾参与腾冲、松山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他因不愿跟随部队远调东北而逃至保山并跟当地人结婚。寸来吉岳父的兄弟是银匠，曾学过小炉匠手艺的寸来吉便跟着岳父的兄弟学做银器，后来又一起去泰国学习制银手艺。1947年前后，寸来吉独自回到南邑村并将银器制作技艺带回。由于村里的手艺人本就有铁器等金属加工经验，很快便跟着他学会了银器加工技艺。北邑村和纲常河的银器加工手艺则来自于丽江九河人彭仁忠。彭仁忠儿时家贫，12岁到保山，在当地银匠家中做杂活，偷学了手艺。十七八岁时他回到丽江九河，抗战时期带着妻小逃到鹤庆。他的大儿子、三儿子在辛屯镇入赘，四儿子和五儿子在北邑村入赘，从此将打银的手艺引入北邑村、纲常河、辛屯镇并传播开来，当地人称呼他“彭银匠”。后来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村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外出做小炉匠，但迫于生存压力，大部分青壮年会在农闲时候偷偷外出“挣点手艺钱”。为避免被抓，他们大多去往更偏远的西南边境地区。当时流传一句话“哪里山高往哪走”。这些偏远的地方受“破四旧”的影响不大，人们还保留着佩戴银饰的习惯，而且这些地方与外界接触较少，小炉匠们伪造的出行证明也不易被识破。早期，手艺人的生计活动受限，手艺传承靠师徒制，传播也并不广泛。

改革开放为手艺人的流动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同乡同业网络初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华村手艺人大量外出谋生，遍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当年轻一辈的手艺人成长起来后，他们开始不再满足于父辈们流动的“行商”方式。相比于往偏远的乡村跑，年轻手艺人倾向于在人流量大、市场需求大的地方定点加工银器。这样不仅收入高，而且不用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于是他们从“行商”逐渐转变为相对固定于一处的“坐商”。新华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母炳林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着小姑父做小炉匠，但时间久了逐渐发现，“这种满山跑找活路的方式完全没有效率，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上，钱也没赚着什么，手艺也学不好。还不如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开个铺子好好做手艺，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手艺，还能赚更多。”17于是，1988年春节前后，刚满20岁的母炳林约上了几个伙伴直奔四川甘孜州稻城县，在那里租下房子，开始长期经营银器生意。他在稻城不仅打开了市场，而且向当地藏族手艺人学习，银器加工技艺日益精湛，还学会了金器制作手艺。

（二）内生性网络主导与外延性网络辅助

新华村手艺人早期的同乡同业社会网络体现为由内生性网络主导，外延性网络作为辅助。对于新华手艺人来说，内生性网络是以血缘、帮辈、地缘为基础在原乡形成的固有社会网络。即便流动在外，技艺的习得和经营生意仍然要靠联系较频繁的亲戚、同乡等。本质而言，这是将既存的社会关系转化为迁移和开拓市场的工具。外延性网络是除了那些先赋性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形式，同时又不同于那些通过正式渠道建构的关系形式。新华手艺人的外延性社会网络资源主要包括客户资源、迁移至外地后认识的当地人，以及通过业缘关系结识的其他民族手艺人，这是在市场开拓中建立的新关系。在手艺人流动外出的早期阶段，进行迁移和市场开拓主要依靠内生性网络，外延性网络起到了辅助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外延性网络的作用越来越大。

1. 内生性网络：亲属＋帮辈＋同乡

社会网络可以起到迁移链的作用18，即社会网络能使迁移活动不断持续下去，从而自行扩大规模。对于大部分外出经商的新华手艺人来说，他们自身在流入地的资源相当有限，市场的开拓必须充分运用既有的内生性网络资源，主要包括亲属资源、帮辈资源、同乡资源等。

亲属资源一直是新华手艺人早期生产与经营银器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文化为核心，“家”的观念极其强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的“家”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和事业组织，关系最近、信任度最高的是建立在血缘、婚姻上的家庭关系。“家”的大小往往也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负担的，兄弟叔伯也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19白族人虽然没有汉族地区的宗族观念，但有家族观念，三代以内的亲戚都是“自家人”。在“走夷方”的小炉匠时期，男人在外奔波赚钱，女人在家忙活农业、家务。发展至坐商阶段，则多是夫妻一起外出经营。在新华村至今还保留着“夫妻店”的模式，男人干火工、锤揲等重活，女人帮忙清洗银器，有的年轻女人还会錾刻、锤揲，并负责料理一日三餐。

然而，核心家庭的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利用“大家庭”的亲戚资源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在加工、销售等核心环节一般都会选择找亲戚帮忙或合作。外出做小炉匠时，新华手艺人一般与一个伙计（合作伙伴）或一两个徒弟同行，伙计、徒弟多为亲戚或朋友。转型成“坐商”后也常是亲戚间的合作。加工的产品要进行销售时需要考虑诸多事宜，例如产品质量是否可靠、买家能否及时结款等。因此，长期合作的往往都有亲戚关系。就制银技艺的习得而言，也是跟随父兄或亲戚学习。亲戚合伙还可以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大到节日聚会、资金周转，小至帮忙照看孩子等，为手艺人在外生存和适应提供了重要的内部支持。

其次，白族特有的帮辈资源也是新华手艺人重要的内生性网络资源。帮辈是白族基于年龄的社会组织，由同一自然村内年纪相差3岁以内的人员构成。新华村人自幼跟着父母参加各种帮辈活动，一般在上初中的时候开始组织自己的帮辈。男性帮辈形成后便伴随一生，女性则在结婚后转入丈夫所在的帮辈。外来入赘者既可加入其妻所在的帮辈，也可以加入与自己年龄相同的帮辈。在帮主组织下，帮辈成员在节假日“打拼伙”聚餐，集体参与村落祭祀等活动。帮辈组织有相对完备的管理制度，规定了成员的权利、义务，并且有内部的奖惩机制。帮辈规定：成员之间由结帮开始直至死亡都有互助互惠的义务，在彼此的婚庆、建房以及家庭成员的出生、丧葬等活动中都必须互相帮助。马腾嶽研究发现，鹤庆白族帮辈组织的社会功能包括：提供个人社会化教育环境；传递族群与村落的文化与价值；扶助贫弱与急难庇护；整合村落社会，维持和谐；生计合作与交换资源等。20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华村内人口日渐增多，有的帮辈再按村民小组进行分组，形成帮辈组织下的次组织。

与亲属资源不同，帮辈之间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其在生意上很少直接往来，更多的是外围合作，分享市场信息和进行产品技术上的交流。新华手艺人表示，最新的产品样式、技术动向大多通过村内的帮辈了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新媒体出现之后，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帮辈微信群，由此能最快地获取村里的最新消息。此外，通过朋友圈发布的产品图片也让彼此及时了解到新兴的产品样式和技术。帮辈还为手艺人外出提供了辅助的信息来源，通过帮辈可以了解市场情况、寻找经营铺面等。在加工、销售的一般环节，帮辈成员可以互相合作，但涉及介绍客户、接订单等这些生意核心环节，帮辈间往往不会直接帮忙。因此，与家庭和亲戚网络相比，帮辈的网络虽然没有前者紧密，但是在多方面提供了辅助作用。

除却亲属和帮辈，具有地缘关系的同乡资源也是较为重要的社会网络资源。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如同乡关系、邻里关系。21即便处于流动社会，同乡仍旧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源，在手艺人的生产与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新华村同乡之间提供的支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销售互相协作。比如，在拉萨夺底村，手艺人初到时没有销售渠道，就会去八廓街、太阳岛等区域找开银店的同乡代售银器。在生产环节上也可以通过同乡找到合适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同乡也经常扶助贫弱，提供急难支援。例如，在经济方面遇到困难时，可找同乡借款周转，如遇突发事故，同乡还会帮忙筹款。

2. 外延性社会网络：客户＋异乡人

流动在外的新华手艺人通过开拓市场和融入地方，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外延性社会网络，主要包括客户和异乡人。后者主要指通过邻里关系认识的当地人，以及基于业缘关系结识的其他族群手艺人。

首先，客户在银器生意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华手艺人每迁移到一个新地方，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客户资源。在加工和经营过程中，与本地客户不断发生来往，双方逐渐建立信任并发展成长期关系。在拉萨的手艺人曾经在当地政府安排下集体搬迁了两次，每次搬迁之后，都需要依靠老客户及他们介绍的新客户才能继续经营。夺底村的银匠李彦飞说：“太阳岛搬迁后，我和两家亲戚搬到纳金路，住在居民楼里，都是靠老客户介绍生意才有订单。搬到夺底村这边后，老客户又慢慢找到这个地方。”22在市场交易中，拉萨的藏族人并不轻易相信陌生的外族人，但当经过多次交易后发现对方诚信经营，便会建立长期关系，即使有时价格稍高，也倾向于跟熟悉且信任的商家交易，并乐于为他们介绍更多客户。

其次，信任关系的拓展对商业化社会的生存尤其重要。在长期的租住过程中，新华手艺人也会与当地房东和邻居等异乡人发展成朋友关系，这对他们开拓市场也十分重要。房东和邻居熟悉本地情况，在新华手艺人开拓市场时能够给予较大帮助，是他们外延性社会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寸锡槐是最早一批赴拉萨的南邑村民之一，早期创业颇为艰辛，一位藏族老阿妈在他创业的过程中助力极大。寸锡槐的儿子回忆说，当时吉日巷有位住在对面的藏族阿妈，看到他们为人实诚且手艺不错，于是请他们给寺庙做佛手，佛手做完后，老阿妈非常满意。后来，楚布寺要塑一尊新大佛，老阿妈便推荐了寸锡槐。此后，很多寺庙都来找他们做佛像，订单逐渐多了起来。23

再者，新华手艺人和其他族群的手艺人发展出生计合作与资源交换关系。在拉萨夺底村，鹤庆工匠擅长银器、金器加工；青海铜匠则擅长大件铜器加工，如******、旋转经筒等大型寺庙宗教用品；本地藏族铜匠擅长小件铜器加工，如果盘、水桶等日常用品。因为经营范畴不同，产品具有差异性，没有直接竞争，不同民族的手艺人之间合作互补，遇到有相关需求的客户会互相介绍。例如，夺底村加工市场的青海铜匠、藏族铜匠会找新华工匠帮忙加工铜镶金的产品，同样新华工匠需要铜器加工时也会找他们合作。新华村白族手艺人尽管同乡同业，但并不排斥与异乡人的合作，有别于有些群体对于自我经营边界和同乡边界的过于恪守。

三、旅游驱动下的“返乡创业”：旅游业与银器加工业协同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为新华村创造了巨大的银器消费市场，在此驱动下，原本向外流动的手艺人逐渐回流并从事银器加工业，呈现“返乡创业”的图景。在旅游业与银器加工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内生性网络与外延性网络进一步强化。

（一）从同乡同业到返乡创业

鉴于新华村银器加工的历史、在外的大量手艺人及良好的区位和契机，1997年云南省政府将新华村定位为“省级旅游村”。当时正值云南旅游业快速发展时期，地处“大理—丽江”黄金旅游路线上的新华村既有区位优势，也因银器产品契合了旅游者的购物需求，具有开发为集白族风情和民族工艺为一体的旅游村寨的潜力。丽江机场（新华村距此仅12公里）的通航和大（理）丽（江）公路的开通极大地改善了外部交通条件。1999年昆明世博会期间，新华村被指定为“99世博会”的旅游接待景点，中外专家对新华村银器产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华白族手工艺村因此蜚声海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也将新华村不断推向外界。199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的“滇藏文化考察队”发现了新华村，此后有专家于1997年、1999年、2001年三次探访新华村，组织推出有关新华村的纪录片和书籍24，扩大了其知名度。

虽然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旅游开发还需要资本投入。云南省著名的零售企业盛兴集团董事长寸圣荣成为新华村景区管委会招商引资的目标对象。虽然寸圣荣没有涉足过旅游项目，但作为本地人的他熟悉银器制造工艺。寸圣荣欣然答应了管委会的邀请，提出新华村不仅可以打造成自然兼民族文化景区，还可以打造新华手工艺品牌，在新华村建设专门的大型卖场，让新华手工艺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2002年管委会将原银器工艺品交易市场及工艺品展厅几栋小楼以低价出售给寸圣荣，由此盛兴集团开始着手新华村的旅游景区建设，并成立云南新华旅游商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旅游公司”）。

2005年前后，新华村旅游业进入兴盛期。这为银器加工业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因此吸引越来越多在外流动的手艺人返乡创业。新华旅游公司跟外地旅行社合作，将新华村纳入“昆明—大理—丽江”旅游路线节点，带来了大量团队游客。村里人回忆，那几年从村口到村里两三百米的路上，每天都排满了满载游客的大巴车，旅游旺季时每天更是高达近万名游客。2010年新华村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作为“银都水乡”声名远播。当年新华村的游客量达到240万人次，景区旅游收入达3.5亿元。25大量游客的到来，为手艺人提供了更大的银器市场。在此激励下，外出手艺人陆续回流，新华村的银器加工业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南邑村约40%的家庭（北邑村约23%，纲常河约16%）在村里加工或销售银器（见表1）。

在旅游业的驱动之下，新华村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力回流，且大部分村民愿意继续留在村里创业而不是外出经营。随着手艺人的回流，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本村、邻村以及外地人沿着南邑村的主路，即大羊路和黑龙潭边开店，逐渐形成银器加工与销售的商业集聚。我们在调研中统计了银器商业街（也包括旁边小巷）有店面招牌的银器店与加工坊（含批发店、淘宝店、压延厂、模具厂、银料店），多达108家，大部分采用“前店后坊”的模式，店内加工，对外销售。在这108家店铺中，经营者为南邑村的有65家，为北邑村的有12家，剩下31家（约28%）店铺的经营者来自鹤庆县或省内外其他地区。此外，根据表1统计，南邑村有186户在村内从事银器加工业，这意味着村内没有正式招牌的加工坊有一百多家。

除旅游发展作为回流的巨大拉力，新华手艺人回流的推力有三：首先，外部既有的银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邻村人看到新华村人从事银器加工收益不错，纷纷托亲戚朋友到新华村拜师，学成后到外地经营，市场竞争变得激烈。其次，作为新华村手艺人的重要流出地的藏区高原环境对身体影响很大。一些早期去藏区的手艺人深受高原病的折磨，不得不回村。此外，现阶段的新华村银器产业各生产要素不断在地集结，尤其在引进压延机、抽丝机、汽锤等现代化设备后，产业集聚进程加快，在村里加工的成本更低。这也助推新华村的银器业后来进入第三阶段。

银器加工手艺作为新华村重要旅游吸引力，带动了银器加工业的进一步扩张。在旅游业与银器加工业协同发展影响下，新华村手工艺品逐渐从民族地区走向汉族地区的主流市场。新华村“银都水乡”的旅游形象广为传播，使其从旅游纪念品生产地转变成旅游目的地。人们对新华村的认识经历了从“白族传统手工艺”到“民间工艺传承地”的转变，由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银器经营商前来进货。据《鹤庆县志》统计，2005年新华村全村经济总收入为3275万元，银铜器工艺品销售收入为2313万元，占比71%。262011年全村经济总收入增加至7980万元，其中工艺品加工销售收入6180万元，占比提升到77.44%。27

（二）内生性网络与外延性网络双向强化

对于返乡创业的银器手艺人来说，无论是在市场开拓期还是发展期，内生性网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村里开银器加工坊，几乎不再需要与其他民族手艺人合作，所有生产环节的协作都可在内生性网络里完成。生产的协作主要在锻打成型、錾刻、焊接这三个主要环节。完成这些环节，既可以由一个加工户独立完成，也可以由不同加工户协作完成。在单一加工户独立完成模式中，小家庭作坊一般由师父负责锻打成型，年轻人负责錾刻，最后合力组装、焊接。在大加工坊里不仅有师父和徒弟，往往还有大师傅——技艺成熟的雇佣工人。徒弟们分工合作锻打、錾刻，最后再由大师傅和师父精修、组装和焊接。在不同加工户协作完成模式中，接订单者会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生产环节分包给不同的加工坊。

随着旅游业和银器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外延性网络在新华村手艺人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主要的原因在于市场结构发生了转变。在新的背景下，销售模式更加多样。这一时期新华村的银器销售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为生意区供货，产品先在村里加工，然后供货给藏区或其他地区手艺人销售。第二种是为旅游景区供货，这是指与旅游景区购物商场合作，由村里生产商供货，赚取加工费或者与景区利润分成。第三种是店面零售，直接现货售卖，或者来样订做。以上三种销售模式往往是混合并存的。其中，第一种模式的产品工艺较好，因为藏区等地对银器工艺要求高；第二种模式则催生出一些加工大户，这些大户既自己生产加工，也分包给村里其他的加工坊；第三种主要面向新华村的游客和全国各地的银器商人。

返乡之后，与早期相比，新华村加工坊的客户资源更加多元，外延性社会网络逐渐得以扩大。同时，借助现代化的网络联系方式，他们与客户的关系维护更加频繁，长期合作更易实现，并可能从买卖关系发展为朋友关系。如一个上海商人长期向村里的“寸壶王”订购银壶，双方从生意上的来往伙伴逐渐发展为日常交往的朋友关系。

四、网络与物流带动下的“全域同业”：跨地域全国性市场体系形成

近几年，新华村进入后旅游驱动时期。随着网络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新华村银器加工业各生产要素在地集结，并带动周边村寨逐步发展起全国性的跨地域银器市场体系，银器业形成“全域同业”的新格局，其背后的机制是乡土社会关系与市场经济相互嵌入与重构。

（一）从地域市场到跨地域市场

新华村的旅游业虽然经历了繁荣，但在2015年开始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寸圣荣公司资金链断裂，影响到作为旅游开发主导力量的新华旅游公司，导致经营受阻。另一方面是因为外部交通的变化。大理到丽江的高速公路通车后，旅游团的路线不再经过新华村，导致游客量大幅减少。此外，2017年在媒体上曝光的丽江负面事件引发云南旅游业全面整顿，新华村石寨子购物广场也因此被停业整顿一个月。2016年调研期间，石寨子购物商场门可罗雀，2017年几乎没有团队游客前去石寨子购物，只有少量自助游游客。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虽然新华村旅游业走向衰落，但银器加工产业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本质而言，新华村银器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生产形式包括传统手工制作、半机械半手工生产和大批量机械生产等方式。手工制作是其传统特色，“家家有手艺、一户一品”。虽然近些年随着压延机、抽丝机、模具的引入，半机械半手工生产模式逐渐成为主流，但手工技艺才是其文化内核。新华村目前也有全机械式生产的银器工坊（如“千锤佳艺”），主要以工厂模式大批量生产银器产品。寸四银楼、月辉银器等大批发商不仅从广东、上海、深圳甚至从香港、东南亚等地大量批发购入银饰，也从全村乃至周边村寨订购。全国各地的经营商都来新华村订购、批发银器产品。新华村既是银器的生产中心，又是银器产品的集散地。

新华村银器产品的销售模式也是多元化的。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新华村的银器销售模式新增了网店销售和微商销售。其中，网店销售主要以淘宝网店为载体，在接到订单后找村里的作坊加工，然后在网店销售。网店负责人既有本村人，也有外地人。外地人往往只负责在网上接订单，并不自己加工生产，在当地寻找性价比高的加工坊合作。微商销售即在微信上售卖产品，商家在朋友圈发布产品图片和说明，有意者与其微信联系购买，商家打包发货。近几年微商模式发展极为迅速，线下批发店和加工坊都逐渐通过微商渠道或者发展微商代理进行产品销售，且出货量比较大，呈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银器销售模式。

新华村的物流配送体系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目前村内有中通快递、圆通快递、韵达快递、申通快递和中国邮政等五个常驻快递点。顺丰快递每天下午5—6点到村里收货，若有大宗货物要运送，也会直接运至丽江机场，再空运寄出。此外，鹤庆外出手艺人与家乡的交流依然非常频繁。家乡不仅是他们的银铜产品和原料的供货地，同时还是食物、药材等生活物资的供应地。鹤庆—西藏形成了固定的货运路线，共有6辆货运车，保证至少每月发货1次，其中5辆货车的集中上货点在北邑村的洪正平家，一般货运路线是：新华村—云南中甸—云南德钦—四川马尔康—西藏芒康—西藏八宿—西藏林芝—西藏拉萨。沿线停留点都是鹤庆手艺人的集中经营之地。村民会提前确认货车的发车日期并选择合适的班次，将货物提前送至洪正平家。除了西藏线，鹤庆还有几辆货车往返青海、甘肃。

至此，以新华村为中心的跨地域全国性银器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南邑村则是这一银器市场体系的产销中心。首先，从产业和市场的角度而言，该体系辐射全国甚至影响海外。鹤庆县文化馆负责非遗管理的王主任说，现在以新华村为中心的银器手工艺产业，辐射到了周边的母屯村、板桥村、罗伟邑、秀邑村以及辛屯镇等地，距离较远的六合乡、松桂乡、中坚乡、多美乡等也都有人去新华村做学徒。28新华村银器每年销售额达50亿元，银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地。在新加坡，新华村银器几乎垄断了当地银壶市场。其次，在银器产品设计方面，新华村的产品类型和样式大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并呈现跨地域合作特征。以前新华村银器主要面向藏区市场，以酥油灯、敬水碗、敬水壶等藏族生活器具、首饰、礼佛用品为主。近年来银壶在市场上反响较好，打制银壶成为主流。制作方式以来图来样加工定制、仿制为主，但也有通过美术艺术院校设计图样制作的。以新华村附近三义村的“李小白银壶”品牌为例，它长期跟外地高校合作设计银壶样式，再委托新华村加工坊生产。此外，在银器经营商的地域来源方面，也体现出跨地域特征。根据对银器店和银器加工坊经营者籍贯的统计，约28%的店铺经营者是来自鹤庆县或省内外其他地区。29

（二）市场体系与乡土关系的互构互嵌

以往常见的同乡同业现象，无论是乡村流动到城市形成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浙江村”“河南村”，还是业态落户各城市的“新化打印店”“沙县小吃”，他们面对的市场常随流动的地域而变化，外乡与故乡的联系往往不涉及产业。但新华村的独特之处在于，经过深厚历史积淀和借助旅游发展的契机，促成了手艺人返乡创业这一跳跃。随后伴随网络和物流的发展，新华村的银器市场体系不再囿于地域限制，也不再是旅游业的附庸，而开始形成“全域同业”格局。与此同时，银器市场体系的发展嵌入原有的乡土社会，并引起乡土关系网络的重构。

施坚雅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的农户依靠“基层市场”这一载体，不仅满足了市场交易的需求，而且具有社会生活和文化承载的功能。30从前的新华村与其他传统乡村社会一样，村民家庭的社会网络大体在同一基层市场体系内，包括家庭关系网、通婚圈、宗教祈祷团体等。银器市场体系发展起来后，市场网络与社会网络相互交织，却不再重合。

一方面，社会关系网不断扩大。不仅包含传统的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还包含生产协作与市场交易中的业缘网络。对新华村手艺人来说，传统的亲戚、邻居和帮辈网络仍然很重要，但生产协作与市场交易中的业缘网络同样不可或缺，并在市场拓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新华村手艺人业缘网络中的交往对象并不来源于日常生活，而是基于生产协作与市场交易关系发展而来，主要是由本地周边的同行以及有生意往来的外地商人构成的关系网络。

另一方面，市场发展强化了姻亲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各个环节需要更加密切的协作，在这些协作关系中，姻亲关系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长期以来，周边村落与新华村有姻亲关系的家庭都会让孩子到新华村拜师学艺，学成之后又会从新华村订购银料和银器产品到外面开店经营，由此引发了通婚圈范围缩小的趋势，村落内联婚、早婚现象越来越普遍。新华村的老年协会会长说：“现在我们村经济发展好，别村的姑娘想嫁到我们这，我们村的姑娘也不想嫁出去，村内结婚的就越来越多。”31可见，经济水平高和协作便利导致通婚圈缩小。而早婚现象有其特殊性，新华村与空心化村落不同，很多男孩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学手艺，做银器，自由恋爱年龄也相应提前，恋爱对象大都是村内女孩，大部分年轻人十八九岁就成家了。这或许是内聚性生产体系与乡村熟人社会互动产生的副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回望新华村手艺人社会网络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不难发现，流动的发生以及维持是因为社会网络嵌入市场体系，并形成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32新华村手艺人的社会网络不但受市场驱动，而且随手艺人迁移而流动。在历时性视角下，我们能够透视到新华村不同于一般同乡同业的是它有一个返乡创业的关键节点。基于此，后续在网络与物流等多因素驱动下，新华村银器加工业的产业与地域连接，完成了“同乡同业—返乡创业—全域同业”闭环性的纵向演化，手艺人也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与固着。这既为乡村“空心化”反向运动提供了新的佐证案例，也是一个新的现实版本，为流动群体自身找到了归途，为其故乡发展提供了新道路。新华村真正实现了“乡”与“业”的全面融合，业态根植家乡而实现产业振兴，机器和现代技术背后的手工技艺因得以活态传承而实现代际流动。更重要的是，围绕着新华村建立起银器产业的跨地域全国性市场体系，西南边陲的小乡村成为生产与分销的中心，有力地挑战了工业化社会中城市的中心位置。这符合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产业经济的地方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抗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经济剥夺的一种重要手段的判断33，表征为边缘欠发达的民族地区反抗发达地区经济剥夺的一种路径。

在“同乡同业”发展初期，白族银器手艺人在进行迁移和市场开拓时主要依靠亲属资源、帮辈资源、同乡资源等内生性网络，同时以客户资源等外延性社会网络为辅助。旅游驱动下的“返乡同业”时期，村里大部分加工坊在生产环节的合作者是内生性网络中的亲戚、朋友和同乡，手艺人也积极拓展外延性网络以进一步开拓销售市场。近年随着淘宝网、微商以及物流业的迅猛发展，新华村银器市场体系得以持续扩张，已形成跨地域生产与销售并辐射全国的“全域同业”。同时，市场网络的发展引发原有乡土关系网络的重构，形成市场关系与乡土社会互相嵌入的跨地域市场生产体系。新华村匠人早期能占领市场的主要原因是亲缘、地缘网络与市场的互嵌。然而，随着旅游业发展以及当下网络、电商、物流业的普及，新华村手艺人外出打银的“同乡同业”逐渐呈现为“返乡创业”与“全域同业”，这是基于业缘与市场规则的外延性网络资源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新华村当下的“全域同业”，指的是整个产业以家乡的创业为主体，以外乡的同乡同业为补充，以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全面多向流动为平台的发展状态。其揭示出，随着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手工业者灵活地调动内生性网络与外延性网络，在适应市场发展的同时保有乡土社会的活力。

新华村与孙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自身的发展特质。吴重庆在研究作为“界外”的沿海偏乡孙村的打金业时，曾指出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是“界外”能挑战城市中心并成为打金业核心集结地的关键原因。34两个村落同样位居“界外”，从事手工业（可谓“一金一银”），依赖强大社会网络实现了反向运动，充满经济与文化活性，这是其同质的一面。差异方面，新华村因远离消费市场并具有民族身份而更加边缘，某种意义上可谓处于“界外之外”。而其又何以成为跨区域、全国性乃至跨国性的银器加工基地？研究发现，除了内生性网络外，全域同业中基于业缘关系的外延性网络的作用日渐加大。相对于孙村的反向性运动，新华村更加彻底，比孙村更像总部经济。一般村落同乡同业中人与乡的互动体现为资金回流的打工经济、候鸟式返乡移动等基本城市化模式。实现业态在家乡的局部集聚、认同凝聚的孙村实属难得；而新华村的反向运动似乎更加突出，村落成为经济的组织中心、手工艺的传承中心、白族文化的凝聚中心、跨越边界的共同体，也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源泉。另外，孙村的技术性和市场化程度无疑高于新华村，但新华村的族群内部关系紧密，手艺与人的结合紧密，白族银器锻造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其凝聚的内核和竞争优势。

如今的新华村，银器生产依然以个体户、家庭式为主，并且有不少非正式登记的店铺，这在某种意义上仍属于非正规经济的范畴。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Alejandro Portes）曾指出，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存在这样一种悖论：非正规经济越是脱离政府管制接近真实市场，其有效运转越是依赖于社会关系而非市场契约，非正规经济及其就业者越是依赖非正式关系网络来维持市场化运作。35然而在全域同业下的新华村，“社会关系与市场契约”兼具，建立起既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又贴合乡土社会情理关系的社会网络。这是边缘乡村通过社会网络、手工技艺、白族文化等乡土力量自下而上逐渐嵌入现代性、纳入全球化从而实现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类似于一种本土现代性实践。36这种“全域同业”引致的本土现代性，不同于“同乡同业”式一般现代性实践，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文化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实现了文化随迁、他乡与故乡的循环互馈与互哺。

同时，在新华村的案例中，我们还看到白族、藏族等多民族手艺人依靠业缘网络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和互惠系统，或可被称为“界外之外”人群的互助合作，而这也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为“同乡同业”现象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诞生出本土现代性模式，这与所谓的低端全球化或非正规全球化似乎并非包含关系。是否可被视为是异质全球化、多元全球化与全球地方化的表现，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毕竟“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37。全球化激发地方化的主体实践，要求我们对同乡同业进行更深入更多元的审视，立足过去与现在、地方与全球、边缘与中心等多个角度，剖析乡土社会与市场经济间的互构机制及演化规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15ZDB1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黄秀波、王学基、解佳为本文校改所做出的辛苦工作。

【注释】

①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②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 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③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④卢福营：《外出经营：农民的“创业——经营型”流动——以浙江温岭西瓜农外出经营为个案》，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⑤张永祯：《基于社会资本的中国农民创业研究——以福建省沙县农民创业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⑥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⑦同注①。

⑧熊威：《社会网络的资本化——广州化隆拉面馆从业人员的民族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⑨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⑩2017年9月对新华村委副主任HRG的访谈。

11新华村村史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新华民族旅游村村史》，2001年。

12《第三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中国传统村落网，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index.php/Home/gjml/gjml/wid/963.html， 2019年12月24日访问。

13《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2/03/content_9286.htm，2014年12月3日访问。

14鹤庆县文化馆（编）：《国家级项目鹤庆银饰锻制技艺非遗传承人》， 2017年。

15范霁雯、张睿莲：《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新华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

162017年9月23日对南邑村村民CMG的访谈。

172017年9月8日在新华村对母炳林的访谈。

18James L. Watson, Emigration and Chinese Lineage: the Mans in Hong Kong and Lond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1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66页。

20马腾嶽：《鹤庆白族年龄组织“帮辈”文化的人类学初探》，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21刘丽晶：《社会学教程》，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222017年11月15日在拉萨夺底村对李彦飞的访谈。

232017年11月30日在拉萨八廓街寸锡槐儿子CZG的店铺对CZG的访谈。

24范霁雯、张睿莲：《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新华村》；齐骥：《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大北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孙瑞、范建华：《白族工匠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范建华（编导）：电视纪录片《高原上的民族·白族工匠村》。

25王永刚、段培灿、沈浩、杨富东：《可持续发展的活典型——来自鹤庆新华村的报告（经验篇） 》，载《云南日报》2012年10月30日，第1版。

26鹤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鹤庆县志（1978～2005）》，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3—334页。

27范建华、张睿莲：《中国城镇化之路新探索：来自云南大理新华村的启示》，载《学术探索》2013年第4期。

282017年9月27日对鹤庆县文化馆负责非遗事务的王主任的访谈。

29数据来源：笔者调研时逐一访谈店铺老板或其邻居，再整理统计。

30［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312017年9月20日对新华村老年协会会长DWJ的访谈。

32张曙光等：《社会经济在中国（上）》，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钟秀梅等：《社会经济在中国（下）》，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33参见张中华：《地点理论研究》，第10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4同注⑨。

35万向东：《非正式自雇就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特征与差异——兼对波斯特“市场化悖论”的回应》，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

36孙九霞：《小地方与大世界：一个边缘藏族社区的本土现代性》，载《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37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载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400页。

【作者简介】 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Sun Jiuxia,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Center for Toutrism, Leis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李怡飞：广东财经大学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Li Yifei,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Tour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