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以来，到20年代，逐渐生发出了一套关于中国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话语，其中包括民族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形成，民族的“蜕化”观，以及“天然力”造成民族等观念。在这一背景下，20年代末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民族形成、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观点，为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其与对中国历史的解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民族问题理论，更是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崇高地位而深受其影响。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形成问题的探索并未受到禁锢，而是在斯大林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民族形成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无论是翦伯赞等人的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还是范文澜等发展出来的秦汉中央集权国家下的民族论，都累积了相当的理论与知识基础。
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背景下形成的“民族”话语中，包括了一些有关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观念，这些观念与后来传入的斯大林的论断是有差别的。1949年之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的民族理论论述和历史书写中，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阐释与运用，或隐或显地受到这一差别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不同的理论解释路径和观点。本文的目的，即是梳理此一历史过程，为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参照。
一、20世纪初期以汉民族研究为中心的“民族起源”与“民族形成”问题
自清末“民族”概念被引入中国之后，一二十年之间，以现代民族观念为内涵的“民族”一词在中文文献中的使用呈“井喷之势”，并且越来普遍。[1](p.242) 同时，关于“民族形成”、“民族起源”的各种话语，也纷纷出现。
梁启超可以说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第一人。在1901年的一些文章中，“民族”开始作为他之前所使用的“种族”“人种”等词的互换词出现，在此之前，梁启超将“人种”“种族”“黄种”，甚或“华种”等语用于指称西方学者所发明的根据身体特征和地理分布区分的各个人种或者种族。[2]但在实际使用时，有些时候也包含了与“民族”等同的意义，即人种和种族包含一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因素。梁世佑认为：当梁启超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后，后者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就被剥夺了”。[2]但无论如何，从一开始，在“民族”这一概念中，在含义上与“宗法”/“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种”的意义上说，“民族”从家族自然长成，不存在“形成”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确定其“血系祖先”。梁启超给“汉族”（“汉种”）下的定义是：“即我辈现时遍布于国中，所谓文明之胄，黄帝之子孙是也。”所以，“中国/汉”的民族历史自然从黄帝开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提出汉族为“黄帝子孙”后，便立刻自问：“今且勿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于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据寻常百家姓谱，无一不祖黄帝。虽然，江南民族自周初以至战国，常见有特别之发达。其性质、习俗颇与河北民族异其程度。自是黄河沿岸与扬子江沿岸，其文明各自发达，不相承袭……”虽然如此，但“种界本难定者。于难定之中而强定之”。[3](pp.450, 451, 453)可见，对梁启超而言，以黄帝为祖之民族史，乃是强定“种界”之需要，“汉族”的形成，并非追溯共祖便可明了之事。
然而很快，梁启超关于“黄帝”作为“汉/中国民族”共祖的理论，在庚子之后越来越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人种知识的大量吸收为背景，逐渐被建构成一个包括黄帝共祖、民族西来等学说在内的民族起源系谱。[4](pp.144-145)在这个系谱中，西方传来的人类起源与迁徙学说，与黄帝共祖的既有观念成功接驳，将民族追溯到了一个作为生物个体的父系源头。因此，在这一谱系中，并没有“民族形成”，只有民族的“起源”（或根源，origin）。在20世纪初汹涌澎湃的“排满”大潮中，标明黄帝以来纯正的“汉族”种性，以排满兴汉，更成为革命派辩论“排满革命”正当性的重要论点。[5](pp.25-42)
反对“排满”的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中则认为，按《春秋》大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而所谓满汉之分，就种族而言，“《史记》称‘匈奴之祖田淳维，夏后氏之苗裔’。张晏注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逐水草，随蓄移徙，故中国谓之匈奴。然则北方之人，皆吾同种。……其实春秋之所谓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而且，就算不出于同源之各族，在“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6](pp.326-327)
本以《春秋》大义为指归的康有为，以同源论来应对“排满”思想，本身即说明在当时的语境中，“民族”或者“种族”话语之强势。[1]但这一论点，仍给“排满”的主张者造成一定的麻烦。例如，章炳麟在考订“汉族”姓氏，以图对满、汉之分正本清源的过程中，也发现中国历史上“种族”之非一。为此，他以“历史民族”[2]这一概念应对之，称：
建国之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固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 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駹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 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魏、周、金、元之民，扶服厥角，以奔明氏，明氏视以??养蘖子，宜不于中夏有点。[11](p.172)
又说：
议者欲举晋衰以来夷汉之种姓，一切疏通分北之，使无干渎。愚以为界域泰严，则视听变易，而战斗之心生。且其存者，大氐前于洪武，与汉民通婚媾。婚志七世，故胡之血液，百二十八而遗其一。今载祀五百年矣！七世犹倍进之。与汉民比肩，若日本之蕃别，则可也。[12](p.190)
在这一历史框架中，中国民族自太皞以降，一直是“并包诸族”的，诸族经王道浸染，自然“醇化”，所以到后来书契谱系的记载中，“庶方驳姓”才归为一宗，成为历史民族。由此得出同为一宗“类例”，即在于“醇化”。如“魏、周、金、元之民”，只有先被作为支系“蘖子”看待，然后经过通婚，七世之后，才堪堪可“与汉民比肩”。这种历史叙述，巧妙地将明代以来还自有姓氏的满蒙排除在“同化”系列之外，也即排除在同一“种族”之外，由此来反驳康有为之同源论。
章炳麟提出的以血缘融合为主轴的同化论，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假定存在一个原初的“汉族”，那么经过混杂后，“汉族”的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形成”了新的民族？
在政治意味强烈的大辩论中，双方实际上都无从顾及更为全面的理论思考。但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民族（主要是汉民族）历史书写的进一步成熟，承继同化论的观点，所谓“民族形成”的问题，也随之展开了一些新的视角。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同化”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化”不仅是其他民族向“汉族”趋同，“汉族”也与其他民族趋同。例如吴贯因即认为：“汉族之中既含有满蒙回藏诸族之分子，而蒙回藏诸族之中亦含有汉族之分子，是则汉满蒙回藏诸族，今虽未能全同化而其中已各有一部分之同化矣。”[13]这种“同化”的结果，便是“中国民族”的形成。而且，早在秦朝统一之时，中国就已“合禹域而成为一国，则亦合禹域内诸小族而成为一大族矣”。[14]当然，在此之后，民族的“同化”过程仍在继续，从而也导致中国民族/汉族的一再“蜕变”、新生。
王桐龄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便是对此种观点最有系统性的说明。[3]他以汉族不断“同化”各族的过程为主要线索，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下阶段：“胚胎时代（汉族内部之融合，太古至唐虞三代）”，“蜕化时代（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春秋战国）”，“修养时代（秦、汉）”，“第二次蜕化时代（魏晋南北朝）”，“第二次修养时代（隋唐）”，“第三次蜕化时代（五代宋元）”，“第三次修养时代（明）”，“第四次蜕化时代（满洲、西藏血统之加入）”。[15](p.3)也即，汉族起先便是混合各族而成，期间通过“蜕化”和“修养”相续、循环而不断生长壮大。在此过程中，所谓“民族形成”是动态的，不仅指其起源，而且可以指变化后的结果。1918年，以学生身份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傅斯年撰《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批评当时历史教科书根据日人桑原骘藏《东洋史要》 对中国历史所作分期“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提出：“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然“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16](pp.30, 30-31, 32, 33)这里所谓“汉族”之变化，不妨可以理解为新的“汉族”的形成。
在20世纪10-20年代的这些论述中，对于“汉族”的“最初”形成，也大多抛弃了“种族”出于一元的观念，[4]而是将其归结为多元族系建基于共同文化的融合。梁启超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将“中华民族”（汉族）[5]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说明。他认为，民族不同于种族和国民，虽然“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迳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自觉为我”。之所以产生“对他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则因为文化之差异，而文化之差异，又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即：
“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釐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18](p.45)
以此为标准，梁启超断定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时间，即“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18](pp.48-49)他还进一步解释“中华民族”形成于夏代的三个条件，是“公用之言语习惯之成立”，各部落协作对付洪水的需要，以及与“苗族”等异族之接触。[18](p.49)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另一个“公例”，即：“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组成分子纯粹的民族，往往停止不前；而像“欧洲诸名国之民族”，必定由不同民族“结合淳化”，不断丰富自身文化，为此，不得不经过长期的黑暗时代，“直至所谓现代民族者，化合完成”。[18](p55.)而现今已经发展而成“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中国民族，三千年无日不在“蜕化作用中”，“进化所以濡滞，职此之故”，而且“今此大业”成就者仍然还只是“八九”。[18](p.106) 因此，在梁启超看来，向“现代民族”的“化合完成”，是民族进化的另一个阶段。
可以说，梁启超在观察中国历史基础上所做的关于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所做的论述，是“民族”观念引入中国以来，最为系统，也最具代表性的的理论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将其表述为：一定条件下一定人群文化积累而成的“文化枢系”是民族意识产生之客观前提，在此前提下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自觉，也即民族意识的产生，则成为民族形成之标准。古代民族形成之后，经由漫长历史的“化合”，又有所谓“现代民族”的完成。
在这个时期，以“汉族”的历史为基础的研究已经构建出一系列关于“民族形成”的观念，如：民族形成非以某一血统纯粹之种族为依归，而是以独特文化枢系的形成为标准；民族因文化或“精神”之盛衰融汇而有“蜕化”和“变化”；”中华民族“如西方各民族一样，也需要形成一个现代的民族等。这些观念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着长期的影响，同时也作用于一般社会的意识。
但在一般的社会或政治话语中，情况则要复杂一些。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开始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做重新解释，认为民族主义虽古已有之，但兴盛于18、19世纪，而中国则只有“民族”而无“民族主义”，故现在“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19](pp.187-188)孙中山的主张，实际上认为中国这一古老民族需要注入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成为现代民族；也承认血统的混合是民族发展中显而易见的现象。不过，他对民族的理解，仍然没有严格区分种族和民族。1924年，为阐明与苏俄理论和政策的差别，孙中山对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又做了全面阐释，[20]其中有关民族的定义，便只区分国家和民族，并未严格区分种族与民族。他宣称国家由“霸道人为”结合，民族由“自然力”结合，“自然力”首先是血统，然后是生计、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因为是“自然力”结合的结果，故民族自然只有“起源”而无人力结合的“形成”。[21](pp.185-188)孙中山的这些观点及围绕其所作的申论，无疑是此后发展出来的相关理论的重要基础。
而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便是在上述这样一些知识和观念背景下得到理解和阐释的。
二、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传入与中国民族形成问题
早期中国共产党有关民族问题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发表的各类文本，理论源头是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阐述，主要内容是解决民族自决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等实践问题，较少涉及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相对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相关论述。[6]李达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将国家产生以前社会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中的组织进化，依照氏族——宗族（有时缺）——种族——种族联合的过程进行，其基本趋势是包含人口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复杂。在说到种族联合时，他讲到：“种族联合由各血统相近之多数种族合组而成，其职能如下。（一）种族联合有多头执政，以处理各种族间之事务。（二）联合会议以各种族中之氏族长为代表组织之，为种族联合之最高机关。（三）由联合会议产出执政，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事军事诸职务。（四）联合会议得由一种族之要求，召集开会，一切议决案须经各种族表决，始能发生效力。以上为种族联合之职能，殆已粗具民族之形式矣。”又提到：“凡成为组成民族之社会单位之氏族，苟有存在之痕迹，不难循此以发现与此相似之种族组织。”以及：“雅典在英雄时代，阿替卡四种族……之联合，已具小民族之形式……”[22](pp.78, 79, 101)总括起来，应该可以理解为，在氏族社会崩坏之后，在“种族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而“民族之形式”，似乎主要是指一种能够联合多个“种族”的政治职能。但这种政治职能的形成，不完全等同于国家的形成，应该是带有相当多之“血统关系”；随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血统关系”减弱，逐渐成为“地域的共同团体”。例如日耳曼“旧日氏族，种族以及全民族之血统关系与制度”，“随征服事业之发展与国家之成立而衰退而消灭矣”；进入初期封建国家时，“民族已成为地域的共同团体……”[22](pp.106. 108)
在这些论述中，看不到任何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子，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关于国家发展的学说。斯大林民族理论在中国产生影响，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7]
1927年吴清友的《苏联民族问题读本》一书，大概是比较早介绍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吴清友强调，民族是历史的现象，“经济的统一只在阶级社会的个别经济间建立市场联系的基地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民族的产生和形成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才有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民族是历史的现象，而不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的现象”。并用民族特征的客观性否定错误的“主观论”，说明因为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人类的任何一群，无论它是怎样弱小的，‘不觉悟的’，或者是‘不文明的’，只要它们有着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心理结构等标志［，］都可以称为民族，如果这里标志缺少任何一个，就不能称为民族”。又说：“民族是历史的产物。现代世界上的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长成起来的。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把人们积聚为民族的过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点，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和民族国家之形成和创立是有先后之分别”，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形成较早，东欧则形成多民族国家，而帝国主义时代之殖民地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即各被殖民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中独立的问题。[25](pp. 12, 13, 20-23)
1929年，上海出版了两本关于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基本都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阐述。[8]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针对“一般的民族问题立论”，[27](xiaoyin)主要内容即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提出的相关理论。不过，在涉及民族形成问题时，李达引申出了一个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前后相续的各类人们共同体形态分类观：
一， 氏族，种族，民族是与人类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二，植物的收集，渔猎，某种植物的耕作，及动物的牧畜，是氏族经济的基础。三， 封锁的自然的牧畜经济，农业经济，或两者的混合经济，是种族经济的基础。四，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发达的交换及其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民族经济的基础。[27](pp.3-4)
并将人们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归结到生产力的推动，认为：“民族的端绪，开始于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推进种族到民族的原动力，是在种族中发展的生产力。”[27](p.8)这种不见于斯大林本人论述的人们共同体分类，其灵感，或许来自李达本人十分熟稔的氏族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分类，[28](p.150)这似乎可以从其前期论著中看到线索。然而，在同一年出版的郭真的《现代民族问题》一书中，也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氏族”、“种族”、“民族”做出区分。[29](p.23)
而且，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以阐明三民主义为旨归的萨孟武，亦有非常相似的观点。在1929年1月出版的《政治之基础知识》的第五章中，萨孟武对民族做如下定义：“民族乃是言语相同，领土相同，经济生活相同，精神状态相同的一群人的集团。”尽管他强调“总理对于民族的定义，与本节所说的，完全一样。”但很明显，这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他还专列一节说明“民族的形成”，称 “民族这个东西，不是从空掉下的，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了与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氏族、种族，而发展来的民族，乃是”近代国民经济的产物“。[30](pp.67, 68, 68-69)萨孟武在晚些时候发表在《新生命》上的《民族主义之社会学的考察》一文，更是将民族形成作为一个重大的主题做了发挥，他说：
要解放中国的民族，须先知道中国民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要知道中国民众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须先抽象的，理论的，对于民族的形 成，详细说明一下……关于民族的形成，我在别的论文中，已曾详细讨论了（《政治之基础知识》第五章，《三民主义政治学》第一章）。本来不想反复再说……但民族如何形成，乃是本篇理论的前提，所以我又不怕读者厌烦，聊借普垒特之笔，把民族的形成过程，说明如次。[31](p.2)
之后，萨孟武大段引用普垒特的文字对“民族形成”加以详细说明，据普垒特说：“氏族、种族、民族，乃适应于人类经济发展的各种阶段，而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果实的采取，鱼虾的渔捞，鸟兽的狩猎，以及某种植物的耕种和某种动物的驯养——这是氏族之经济的基础。……闭锁的，自然的牧畜经济及农业经济，或二者的混合经济，乃是种族组织的内容。 ……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交换，及资本主义的经济，乃是民族的基础……资本主义发达的过程，同时又是民族发展的过程。”[31](pp.3-4)并详细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的实例作为证明，得出结论说：“就理论方面说，就实例方面说，都可证明民族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若未成立，民族不会形成。”[31](p.11)
比较萨孟武、李达、郭真的这些观点，让人不禁怀疑其共同来源，便是萨孟武所说之“普垒特”。这位“普垒特”，基本可以对应于郭真在参考书中列出著作《民族的起源与发达》一书的“Bloid”，当即苏共早期的民族问题专家格里哥利·伊萨科维奇·勃罗伊多（Григорий Исаакович Бройдо，Grigorii Isaakovich Broido，1885-1956）。[9]在1925年版的《政治常识教程》一书中，勃罗伊多基本上从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所下定义出发来解释民族，同时亦提到：“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人的共同体是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32](pp.401-402)勃罗伊多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苏联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这可能也是其作品在“东方”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考虑到李达、郭真、萨孟武皆有留日背景，他们所吸收的，应该是勃罗伊多相关论述的日语译文。实际上，郭真参考书中所列《民族的起源与发达》，便是一本日文著作，即1928年东京出版的署名为“ブロイド”的《民族的起源及其发达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该书由高桥实译，开篇第一章便是《氏族、种族、民族间的差异是什么？》（氏族、種族、民族間の差異は何であるか？），这一章节的安排和相关汉字术语，甚至其中基本的内容，都与李达、郭真两本题名为《民族问题》书中相关内容类同。[10]这表明，李达等人在1930年左右相关著作中关于“氏族”、“种族”、“民族”的概念和分类，是来自经由日语翻译的勃罗依多相关论述。
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的介绍，除了吴清友之外，基本上都是来自斯大林的解释者勃罗伊多。在勃罗伊多的解释中，除了强调民族的四大特征，以及民族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关联外，同时说明人们共同体从氏族、“种族”（部落？）到民族的接续发展。此一观点，经由日语翻译传入，在中国传播开来。[11]其中，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现代性”的阐释，在当时是非常新异的观点，[12]萨孟武称：
读者听了这几句话，一定要怀疑起来，以为中国人民自古已形成为一个民族，换句话说，自黄帝入主中华以来，即有中华民族。中华建国已经有四千余年了，在四千年后的今日，尚复讨论中国人民是不是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这不是同痴人说梦一样么？[31](p.11)
将之形容为“痴人说梦”，可见这种观点所造成的冲击和困扰。[13]
对于此种冲击，在李达和郭真的书中，并无多少回应。[14]不过，新生命派的几位作者，却相当重视，并根据新的理论对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萨孟武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言语、宗教、风俗习惯，各地皆不一样，“这样杂驳的人民，而可称为已经形成为民族，谁又能信”。但又如何解释存在中国民族“自古即已形成为一个民族”这种现象呢？萨孟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原来民族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期内，一个民族对于别的民族，虽可说是一个民族，而对于自己却不算得一个民族。”其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无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的产生，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发达，结合全国人民为一体，使其发生邻保的感情”。所以，所谓“自古”形成的中国民族，只是对外而言，而非对内而言。[31](pp.12-13)显而易见，萨孟武的观点中，所谓民族发展的第一期、第二期，到底何指，是较为模糊的。在这方面，陶希圣结合中国历史所构建的理论显得更为精致。
陶希圣对民族和民族形成的基本观点，看起来与萨孟武等无甚差别。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仍然依斯大林四个特征来定义民族：“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言语，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在民族的形成一节中，他同样强调，民族是历史的现象，并且受“历史的法则支配”，“从社会史上观察，民族和种族及氏族是连续的现象。人类先有氏族，次有种族，后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达过程上，民族是与资本主义共同发生发达的现象。资本主义孕育于后期封建国家，所以在后期封建国家，已逐渐形成民族。”[38](p.148)但细察上述文字，却有其自身的逻辑：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而形成的共同体，这一定的过程，便是“氏族”、“种族”、“民族”的相续；而其相续如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一样，前一阶段已经孕育了后一阶段的特征；对于民族孕育于封建国家这一观点，则借鉴鲍威尔（Bowell）和科诺（Cunow）等人对德意志民族形成的分析，引入了不同阶级在民族意识中作用的差异这一观点。[38](pp.149-150)
在这一理论逻辑基础上，陶希圣专辟一节，名为“中国的氏族和种族及民族”，以阐明中国民族的融合过程，他引用康生等人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很早，至迟在夏代即已经开始，所以，春秋以前，“种族”的意识虽受“宗族”意识沾染，但“诸夏”与“夷狄”之分在贵族阶级仪式中明显存在。“春秋以后，夷戎的秦赵和楚吴等种族的贵族统治阶级渐与‘诸夏’的贵族阶级开始融和，在战国末期，新兴士大夫阶级在融和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共同和生活的共同，因此发生了薄弱的民族统一思想和运动。”[38](pp.155-173)
所以其结论是：“中国各地之诸种族，自战国时代，虽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心而开始融合，但是，民族融合的程度，终竟以经济发达的程度为衡。中国的商品生产没有发达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所以中国的种族也没有发达成单一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民族形成过程，即依士大夫融合的民族，及依农民运动而支持的民族，“但是我们当知，依士大夫阶级而融合的民族，及依农民运动而支持的民族，都不是健全的民族。简短的说中国的民族还没有健全成立。”士大夫阶层“虽有共同的神话宗教，共同的文字典籍，共同的礼仪习惯，以及一样的生活方法。”但是他们的经济建立在封建性地租基础上的，所以“富于地方种族思 想及封建思想”。商业资本“要求市场之统一及安定，是民族所由成立的基本力量”。士大夫阶层却多不经营，“所以士大夫阶级虽为中国种族融合的中心，却不能组织中国民众成为对外的有力的民族”。农民阶级附着于土地，各地差异很大，“经济生活没有共同性”，所以中国的农民，“对外是一个民族，对内还没有组织成一个民族”。[39](pp.5, 10, 11)
可以说，从民族按一定过程融合而成的逻辑引申开来，陶希圣成功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族虽很久以前就开始形成，但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却始终未成一个“健全的民族”。对于希望结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唯物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的“新生命派”诸人而言，这一理论巧妙地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找到了“历史唯物论”的依据，也将孙中山“合一炉而冶之”的三民主义民族观理论化为国民党负有将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个“健全的民族”的责任。当然，在历史的发展中，陶希圣等人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并未成为“正统”。
到此为止，经由勃罗伊多解释的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通过日语翻译传到中国以后，为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尝试利用其来解释中国民族现象，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服务，甚至发明出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且这一观点以其鲜明的特征，也即“氏族”、“种族”、“民族”的相续进化观，很长时期内，犹如草蛇灰线，于中国思想界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
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民族形成问题
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年代末勃罗伊多所解释和引申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理论，在中国造成广泛影响这一事实，也显示出在1929年《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发表之前，斯大林的观点并没有成为“惟一正确的”民族理论。[15]直到1933年发生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才隐隐看出对斯大林理论正统性的维护。
在以“民族自决”为号召反对日本侵略的政治性期刊《自决》上，庚君发表了《民族自决论》一文，将民族的发展按社会形态做了新的区分，认为：“人类是集团的动物，为了生存与繁衍，在最初一步过着‘人’的生活的时候，便开始向自然行着剧烈的斗争。随着生存手段的日益进步，人口逐渐增加，自然界的猎取范围缩小，于是除了向自然界行着斗争以外，又发生了人与人间的斗争，于是人类就分为许多以血统关系而缔结的相互斗争的集团，这便是最初形态的民族组织。”到了农业经济时代，家族为基础的民族形态崩溃，变为“更大的的种族及集团组织”；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发生的是“民族的统一运动”，以及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设。[41](p.26)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之影响，只不过，作者将氏族换成了“最初形态的民族组织”，经此一换，民族的产生便提前到了远古时代；不同的人的共同体形态的演化，也变成了民族运动形式的演化。刘梦飞[16]对此批判说，庚君并没有认识到“民族不但是历史的范畴，而且是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即是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范畴”，假如按庚君的说法，“则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就会有民族运动了，这样无稽的事实，我想庚君自己也是不敢承认的吧”。[43](p.1)
即便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统区，对民族形成的解释仍然有是多元化的。尤其在涉及用斯大林理论解释中国民族形成问题时，为说明中国民族历史连续性，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例如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曾仲谋就批评王桐龄等人的民族史说：
氏族并不是种族，其存在也，是有其历史的界限的。种族又并不是民族，其存在也，又是有其历史的界限的。然而，王先生匪特将种族与民族混同，他之所谓清朝以前的中国各种族，就是中国民族，这不是很好的证明么？并且，他又将氏族与民族混同，他以为游牧氏族或农业氏族就是民族，这又不是很好的证明么？……一切之存在都有其历史性的。中华民族当然也是如此。然而王先生竟抹杀了这一点——中国民族之存在底历史性。[44](p.18)
又说：
汉族与其以外的各族，大家都是种族，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要素，何以看得彼此有若云泥之差！从进化上来说，汉族的确比较它的以外的各种族为先进，但这只能在种族的意味范围来说，否则最没有意义不过的。种族不是民族。种族斗争也不是民族斗争。这两者之存在，都有其历史性的。从种族斗争这个立场去研究民族，其格格之不入，真好比牛头不对马嘴。[44](p.12)
显然，他试图将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用于中国民族史系统的构建。但曾仲谋此篇意在批评之前民族史观念，对他自己如何根据新的理念建构中国民族史，并未详细说明。[17]
另一种尝试是前述较早从俄文翻译苏联民族政策文献和斯大林民族理论著作的吴清友作出的，他说：
我们应当明白，中国在没有消灭封建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多民族的国家，它在历史过程中往往由一个较为发展的民族，来领导其它比较不大发展的民族。这些民族起初在政治上，以后在经济上隶属于统治的民族。中国的国家，是所谓亚细亚的专制制度，它是在形成民族与消灭封建散漫性的过程与形成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不相适应的条件下创立起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是在“较为发展的”汉族农奴主和商人军事·封建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把中国领土内“不大发展”的非汉族隶属于自己，比创立近代国家的过程还要快些。这种封建式的国家，是由几个还没有蜕化为民族，可是已经集合于一个国家周围的诸“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大部分已与统治的汉族同化，一小部分直到现在，在中国的疆界内还保留其自有的民族生存。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实际上，是多民族的国家，占着统治地位的汉族，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在政治上奴化过和在经济上剥削过境内的非汉族。[45](pp.157-158)
吴清友这一段关于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论述，是从斯大林关于东欧国家民族运动的论述引申出来的，但由于结合了“亚细亚的专制制度”的相关论述，使得其论点可以用于说明远远早于西欧近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历史。
同样在1936年，《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什么叫民族”这个问题时，以西欧近代民族统一运动引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之后，有这么一句“可是，民族的发生并不是始于近代。远在古代氏族社会崩坏的时候，民族就发生了”，紧接着又说到，“然而像上面所说，真正的统一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46](p.14)这些论述提示我们，在作者的观念中，可能“民族的发生”不始于现代这一观点，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实际上，李达在30年代末，在其《社会学大纲》一书中，便发展出了这样的观点：
氏族与氏族的联合，其初级是宗族（有的氏族组织缺乏这一级）……氏族组织的更高的一级，是种族。种族由多数宗族或直接由氏族组成。……种族有一定的土地，有共通的语言，有特殊的宗教仪式……氏族组织的最高一级，是种族联合。种族联合，由各个血统相接近的多数种族组合而成。……这样的种族联合，是氏族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已经具备民族的形式，历史上所记述的古代国家建立以前的民族，就是这种种族联合。[47](pp.706-707)
与前述同一作者在《现代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民族的形式”这样的观点比较起来，“古代国家建立以前的民族”这一论点，更为明确了；而在氏族-宗族-种族-种族联合（民族）的演化进程的说明中，也更强调共同体的特性而非政治体制的特性。
在上述三类尝试中，李达的观点就其影响而言可能更值得注意。不少的研究曾经指出，毛泽东曾仔细阅读《社会学大纲》此书并推荐给延安新哲学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其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资料和启发。[48](p.146)李达关于民族的观点是否对延安的理论工作产生影响，暂时无从得知，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18]
不过，中共中央长征以后关于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接受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则有其自身的逻辑。
1935年8月，为适应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的决议中号召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史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50](p.536)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一号召在后来的工作中很可能是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如当时担任陕甘宁省政治部部长兼军事部代部长的赖传珠，在1937-1938年间就一直在看关于“列宁主义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书。[51](pp.140, 145, 187)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成为民族问题之重要基点，中共在民族问题的表述上出现了不少的变化。[28](pp.96-99)就民族形成的理论来说，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出略有差异的一些探索。
193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学习过的杨松在《解放》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名为“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其第一讲《论民族》开篇讲到：
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族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52](p.20)
以此为前提，他针对日本侵略者所说“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的说法，证明中国人有斯大林所说近代的民族的所有特征。就一般规律说，英法等国形成民族是在“上升的资本主义代替旧的封建主义”的时代，但“在中国则不然，在中国人形成为近代民族时（这个过程现在还未完结而正在继续着），虽然资产阶级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却很强大，并已产生和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农民受无产阶级的很大政治影响”。所以，中国的民族形成虽然与英法等一样，由不同的部落、种族如”汉人、满人、汉回人”等形成一个新的“近代民族——中华民族”，但其民族运动的目标并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也非社会主义，而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过渡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仍保持着自己底民族区域、民族语言、民族风俗、习惯，过着自己底经济生活”，他们“就民族来说，是各个不同的民族”。[52](pp.22-23)
杨松的这些论述，肯定了中国的民族形成过程符合斯大林所说近代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虽然看起来他同时也肯定还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少数民族也是不同的民族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28](p.152)但在斯大林关于东欧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论述中，也能为这样的观点找到依据。
193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报告通过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主张。[53](p.48)此后，为加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其重要任务，便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49](p.452)对于中国民族的历史，毛泽东本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成于1939年12月15日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便提出，在中国这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里，不仅有汉人，“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发展（主要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大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平等而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而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亦已有了五千年之久。”[54](p.3)
在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关于回族和蒙古族问题的各类研究中，也涉及民族形成问题的说明。1939年民族问题研究室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讲到波斯大食人“在元时随同征服中国的蒙古军大量的移入中国，逐渐形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不过，“回回民族现在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族，仅仅开始进入这个发展过程，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少数民族”。[55](p.20) 这一基本结论在李维汉写于1940年4月的文章中得到详细论证。为了回答有人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依据对回回是一个民族这一结论的怀疑，李维汉首先说明：“斯大林在下民族定义时，他所指的是现代的民族。”他并引用斯大林关于西欧民族国家和东欧多民族国家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在民族形成之前）的原话，得出结论说：
由此可见。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之外，还有一种多民族的国家，而在多民族国家里，包含着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为一个完整民族的民族。
回回当然还没有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他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作为统治民族的汉族，正处在进化为近代民族的过程中，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至于被排挤在后面的诸民族如回回、蒙古等，更没有来得及在经济上结合而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但他们仍然都是民族，不过还不是完成的现代的民族。[56](p.18)
在1941年完成的《回回民族问题》小册子中，上面这段论证基本得到沿用，为了使逻辑更加完整，又补充了关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论说，指出中国在“满清时代”，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前，早已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7](pp.98-99)
可见，区分“现代民族”和“未完成的民族”，以及强调建立在“中央集权制”之上的“多民族国家”性质，是这时期延安的民族理论工作者用以解释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已经形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角度。
而在同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书写中，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的形成历史，似乎还是受到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的影响。翦伯赞在批评1939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时，认为其把民族和国家的发生混同起来是错误的，并直接引用斯大林的话说，“狭义上言”，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才产生的，“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是从封建国家出现一直到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秦的国家，只是一个种族的国家，而不是民族的国家，秦代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其他的种族只能说是当作一种被征服的种族，甚至说氏族放在秦代的统治之下。”[58](p.31)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初曾部分发表于《中国文化》，是笔者找到此书的最早版本，其中署名范文澜的先秦部分在讲到黄帝时代时提到：“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种族，在一定文化一定种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这里所谓种族基础，无疑地应该说是黄帝传下的华族（周代称华族，汉以后称汉族）。”[59](p.8)在1948年以前可以看到的各个版本《中国通史简编》中，这段话的表述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各章节叙述中基本统一使用了“种族”或者“某某族”的术语。不过，范文澜在历史叙述中更强调国家统一对汉族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如，“秦始皇在物质经济思想制度各方面，做了不少统一的工作。中华民族的汉族部份，从秦朝起开始壮大了。”[60](p.11)并且，他也明确将秦以后的统一王朝称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样一些细微的差别，似乎与其后来的的观点有某种呼应。
1948年，《中国通史简编》有一次修订再版，其再版说明讲到，“去年（1947）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成立，预计在近代史编辑完毕以后，把‘通史简编’仔细订正。现在编辑近代史的工作正在进行，‘通史简编’又须再版，只得根据原始稿校对一遍，在个别问题和词句上略有改动……”[61](pp.5-6)这里“个别问题”的改动，似乎就涉及民族。其最大的改动，就在于几乎把书中所有的“种族”换成了“民族”，例如上引关于黄帝一节中的同一段，便改成了：“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吸收无数民族，在一定文化一定民族的基础上，经四五千年的长期斗争和融化，才逐渐形成起来。这里所谓民族基础，无疑地应该说是从黄帝传下的华族（周代称华族，汉以后称汉族）。”[61](p.10)其他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种族斗争”也改成了“民族斗争”。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将原来关于秦一章的标题，改为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19] 在此一版本中，还加入了1946年范文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正统》一文，其中更是明白讲到：“辛亥革命以前，远至西周初年，汉民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国家主权为汉民族所独有……汉民族的、统一的、政治较好的三个基本条件。合乎此，就被认为代表中国主权的正统朝代。”[61,63]可见，关于名词的调整，从1946年便开始了。
参考文献：
[1] 金观涛、刘青峰，2009，《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
[2] 梁世佑，《从种族到民族：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之研究（1895-1903）》，台北：“中央”大学, 2003.
[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沈鹏，《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448-454.
[4] 贾益，“清末民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汉族’内涵”，《族际政治在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42-155.
[5]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 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1997(28): 1-77.
[6]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年5月）”，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312-333.
[7]［韩］柳鏞泰，“民族大一统论和内在化了的帝国性在近代中国”，《学海》 2008(5)：32-43.
[8] 梁启超，“春秋中国彝狄辨序”，《时务报》1897年8月18日, 第36册.
[9]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四：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新民丛报》1902(14)：19-30.
[10] 邬国义、李浩生等.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浮田和民讲述、邬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49.
[11] 章炳麟，“序种姓上第十七”，《章太炎全集》（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170-186.
[12] 章炳麟，“序种姓下第十八”，《章太炎全集》（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186-190.
[13]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二）”，《庸言》1913, 1(9).
[14] 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续）”，《庸言》1913, 1(8).
[15]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修订版）北平: 文化书社, 1934.
[16]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一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29-36.
[17]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1923年7月1日），《古史辨》（第一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8]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4: 43-106.
[19] 孙中山，“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85-196.
[20] 杨思机，“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12).
[21]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4-426.
[22] 李达，《现代社会学》3. 上海昆仑书店, 1929.
[23] 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武昌: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24] “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译自俄国斯达林所著之列宁主义）”， 蒋光赤译. 《新青年》1924(4)：60-66.
[25] 吴清友，《苏联民族问题读本》，上海一般书店, 1927.
[26]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一九二八）.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388.
[27] 李达，《民族问题》，上海：南强书局, 1929.
[28] LEIBOLD JAMES.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How the Qing Frontier and its Indigenes Becam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 2007.
[29] 郭真，《现代民族问题》，上海：现代书局, 1929.
[30] 萨孟武，《政治之基础知识》8，上海: 新生命书局, 1932.
[31] 萨孟武，“民族主义之社会学的考察”，《新生命》1929, 2(10)：1-19.
[32] 鲍亚恰金、弗伊克路申，《苏联二十年代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林英、杨晓伟、郭绍明 译（党校内部发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6.
[33] ブロイド. 民族の起源及び其の発達並びに帝国主義時代に於ける民族問題[M]，高橋実译，東京：共生閣, 1928.
[34] 刘炳藜，“民族问题的研究”，《学生杂志》1930,17(11)：58-67.
[35] 陈少卿，“中国的民族问题”，《四中周刊》1929(66)：1-4.
[36] 梦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先导》1928,1(4)：1-8.
[37] 贺渊，《新生命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8]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 新生命书局, 1929.
[39] 陶希圣，“中国之民族及民族问题”，《东方杂志》1929(20)：3-14.
[40] 华辛芝、陈东恩，《斯大林与民族问题》，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41] 庚君，“民族自决论”，《自决（上海）》，1933(1)：25-36.
[42] 薛暮桥，《薛暮桥文集》（第20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43] 刘梦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论”，《自决（上海）》1933(4)：1-6.
[44] 曾仲谋，“中国民族史的成果底检讨”，《法声半月刊》1936, 1(2).
[45] 吴清友，《民族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 1936.
[46] 子尧，“民族问题”，《读书生活》1936, 4(2)：14-15.
[47] 李达，《社会学大纲》，上海书店影印本. 笔耕堂书店, 1937.
[48] 谢红星，“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探析”，《武汉大学学报》2007, 60(2)：142-148.
[49] 李维汉，1986，《回忆与研究》，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50] 《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一九三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526-540.
[51] 赖传珠将军日记编辑小组，2005，《赖传珠将军日记》，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52] 杨松，“论民族”，《解放》1938, 3(47)：20-24.
[53] “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解放》1938, 3(57)：38-42.
[54]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 1(4)：2-10.
[55]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共产党人》1940, 1(5)：20-28.
[56] 罗迈，“回回问题研究”，《解放》1940(109)：11-22.
[57] 刘春执笔，《回回民族问题》，延安: 民族问题研究会, 1941.
[58]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1940, 6(1): 27-33.
[59] 范文澜，“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远古至秦”，《中国文化》1940, 2(3): 6-11.
[60] 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华北新华书店, 1948.
[61] 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华北新华书店, 1948.
[62] 荣孟源，“《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种版本”，《人民日报》1950-7-26.
[63] 范文澜，“论正统”，《人民日报》1946-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