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是重要的一环。通过调查研究，本文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边境安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边境各族人民的中国认同、祖国情怀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表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自古以来边境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所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边界；边疆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先治边”与“加快边疆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边境地区发展的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对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边境地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务院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指出“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于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增进中外睦邻友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边境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在对缅甸高地克钦人政治体系的研究中这样说过“在任何一个不存在重要自然边界的地区，地图上相邻地区的人们很可能相互之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联的，不论他们的文化特征如何。”他注意到虽然自然边界与文化边界在事实上未完全重合，但二者的关联性是认识“边界”概念的重要一环。利奇的观点对人类学、民族学关于“边界”概念的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吴文藻先生认为“边界是每一个国家自我保卫的屏蔽，也可以成为自我封闭的藩篱，是毗邻国家相互交往的通道，也可以成为彼此隔绝的障碍。”边界抑或边境可以说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过渡地带或交错地带。这一地带往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多元交融，成为多元文化的混合地带，碰撞出文化的活力和张力，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彩地带。与国际关系研究对于地缘政治的研究相比，人类学的传统更加注重边境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过程和跨国族群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总体上，我们今天看到边境的社会人口是移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人群“你来我往”，不断穿越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边界。对边界人群社会文化属性的研究，成为人类学边境研究的一大特征。

边境治理的重点是对人与社会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今天，边疆、边境地区的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的边境地区往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相交叠，边疆安全问题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围绕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课题，本文讨论了四个关键问题。

一、边疆安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中，边疆社会的国家主权是第一要务。对于主权国家来说，明确国与国之间的领土边界，是边疆社会稳定的必要保障。在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社会——中国，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和而不同、共同繁荣发展，是边疆安全的主旋律。除此之外，边疆安全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非传统安全，如跨界人口流动、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生态安全等。面对非传统安全，我们首先要以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为出发点，来审视边境地区的治理和发展问题。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要根据边疆社会和地区的内在特征，建立起有别于内地的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面临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经济实力较之周边很多国家具有明显优势，这既为境外劳动力提供了经济机会，又增强了对境外劳动人口的吸引力。同时，跨境人口流动也给边疆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贩卖、非法务工、跨境犯罪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因地制宜，在充分了解跨境流动人口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制度设计，针对跨境人口流动的特点，促进境外流入人口和境内流出人口的有效管理。这既有助于区域稳定与发展，又符合边疆各族人民的现实需要。

现代国家主权建立在明确的地域范围内，刚性的领土边界是行使主权的重要先决条件，国家对边界之内的人和事拥有主权，而边界之外就完全是别人的主权范围。但边境地区的民族或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与邻国的民族或族群具有相近的文化，双方在社会关系、情感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层面，形成了跨国社会治理的特殊模式。这一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二、边疆各族人民的中国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边境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祖国边疆、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进程中，自发自觉地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与此同时，在周边局势错综复杂以及边境地区的特殊性、历史遗留与现实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边境各族人民特别是跨界民族的中国认同面临一定的挑战。我们在不同边境地区的调查发现，我国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权益，包括跨界民族在内的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已经具有稳固的国家意识，对我国的国家认同作为最高层次的认同已经成为跨界民族的共识。如在田野调查中，很多村民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国家包括经济实力、国际声望、生活水平等在内的综合实力强于周边的很多国家，因此在与境外亲友互动时，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疆各族人民整体上认同中国和中华文化。如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也是跨界交流的最有力保障。高原上的塔吉克族一直被认为是“最爱国的少数民族”，长年生活在边境上的塔吉克牧民个个都是守边员。再如，云南边境各个跨界民族历史成因最为复杂，可视为中国南部边疆跨界民族的代表。我国的云南和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全长4060公里，涉及25个边境县市，16个民族跨界而居，其中抵边一线有373个行政村，人口92.8万，表现为相对集中而又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我们在德宏边界地区调查时也发现，由于边界的划分，有的跨界民族原本是一个村寨的人，被划分在两个国家。我国的景颇族在“兴边富民“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逐渐富裕起来，很多人从缅甸那边娶媳妇过来，有的寨子甚至有二十多位“缅甸媳妇”。除此之外，我国的景颇族在农忙季节还经常雇缅甸的农民来帮着他们收割经济作物等。景颇族村民在访谈中时常流露出生活在中国的自豪感。

三、边境地区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保障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今天，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汇聚交融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边疆各族人民为守土固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边境地区，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不管是北方的狩猎民族、游牧民族还是西南的山地民族，他们在共同创造游牧文明和山地文明的同时，不断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很多民族群体是同源异流的关系，他们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和发展中的一部分。这些边境地区的民族与中原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相互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同时，党和政府大力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区域的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格局业已形成，创造了超越单一民族文化的区域共同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共同体”。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多个民族，其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具有一定的地域共同性。各民族往往生活在山同脉、水同源、树同根、人同俗的共同环境中，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经济生活使各民族形成了相似的民族文化纽带和复杂的交往关系，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边境地区多民族社会的常态。如我们调查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疆村的俄罗斯后裔，就是民族交融的典型。

俄罗斯族聚居的边疆村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米哈伊洛夫区波亚尔科沃镇隔江相望，边境线长9公里。2018年我们调查了解到，全村面积4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700亩，共313户1084人，其中多民族通婚家庭为114户327人。边疆村是黑龙江南岸俄罗斯族最密集的村落，村口写着“中国俄罗斯族第一村”。

据介绍，边疆村起源于1889年，当时有一名为吴双丁的人在那里开荒种地，所以村子最初名为“小丁子村”。小丁子村逐渐成为逊克县边境居民以及闯关东的内地人与俄罗斯人往来贸易的中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批俄罗斯人为躲避战乱，过江南下到了小丁子村，其中一些俄罗斯女性与当地闯关东的男子通婚，并在这里生息繁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小丁子村大约有五十户居民，1955—1958年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归边疆乡管辖。1958年边疆乡成立生产大队，下设三个生产小队。1983年边疆人民公社改为边疆乡。1985年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政策，边疆生产大队改为边疆村。

村委会资料记载，官方统一的身份识别时间是2003—2004年，当时户口本上的信息由普查干部手写，族别由个人上报。一些族际通婚者的子女上报为俄罗斯族，也有很多族际通婚者的子女因各种原因上报为汉族。那些被“识别”为汉族的俄罗斯混血侨民大部分在外貌上有着明显的俄罗斯族特征，他们也在1992年领到当地侨务办公室颁发的《归侨侨眷身份证》。

总体而言，边疆村的村民身份分为四类，即俄罗斯族、汉族、侨民、无国籍者。很多家族的民族身份多样化。一个家族有汉族，也有俄罗斯族。有的家族还包括侨民，如下面的家族案例就是一个典型。

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大家庭Axx一家。Axx祖籍山东，他父亲在闯关东时期到了俄国，在那里和当地人成家生子，育有三男二女，然后带着一笔资金回到边疆村买地建房。据了解，Axx的五个兄弟姐妹身份证上都是汉族。（参阅图1）

图1 Axx家族的民族身份图示

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口主要是清末汉族人到俄国务工，从俄国娶回媳妇，代代通婚而形成的混血人口。虽然他们传承了典型的俄罗斯人的体质特征，但除第一代和第二代部分老人会讲俄语外，现在没有人会讲俄语，都讲普通话。尽管村里人的身份比较复杂，有的是侨民身份，有的是俄罗斯族，有的是汉族，但他们并没有重新建构自己明确的俄罗斯族身份，只是为了发展旅游业等恢复了一些俄罗斯的文化节日。他们普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俄罗斯族的身份认同早已淡薄，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中华文化。

此外，边疆民族地区的互嵌式社区，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窗口。上述边疆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互嵌式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正是希望各民族在基层社会通过结构互嵌、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关系互嵌和文化互嵌，发展出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社会形态。

四、边境地区是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桥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边境地区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真正把边境地区打造成“一带一路”的区域中心和战略要点，要转变把边境地区视为“边缘”的传统思维模式，树立边境地区特殊的中心意识。要以国家整体建设的思维谋划边境地区的发展，形成适合国家战略要求的发展定位和规划。

我们在经济上强调以沿边开放城市为核心，以开放口岸为支点，连接各相关国家一类口岸枢纽，将通道经济转化为沿边经济、口岸经济和城市互联经济。在笔者看来，这些口岸城市已经具有全球城市（globalcity）的雏形，它们与北京、上海、伦敦、东京、纽约等有着不同的特点。边境地区全球城市的出现，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在经济联动的背景下，社会文化要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从人类学边界研究传统的转型中我们看出，在有形的自然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背后非常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空间，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区域社会文化网络。守边固土，核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等人的活动空间，是人类学关于交错地带研究的重点。在跨界区域有很多交错地带，如中缅、中老、中越边境等等。跨民族跨区域的人口流动、物资流动、信息传播等形成了边境地区交错地带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区域已经具备“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特点。

创新对外交流模式并加强其向周边国家的文化表达与传播能力建设，将会有效地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边疆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是由我国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有机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豪感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境地区是重要的一环。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不同民族共享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边境地区的不同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重要的成员。从历史到现在，边疆各民族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