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我们比他们多考虑渐进改革中间的协调问题，要考虑的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
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差，多凭文件主义。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上级各部门的文件达1千多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千多份，一年365天，可以想见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
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指导不了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怎么办？靠制度建设。所以要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现在正在这么做。
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这表象是资源配置有问题。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实体经济中间的结构和改革问题。
我们当前的资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地方大量的债务压力和地方平台的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在中国又称“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简言之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八个瓶子七个盖，盖来盖去缺少一个盖。要打破一个瓶子。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的要破。
新增长的动力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源的没有动力——地方平台和国企；有动力的没有资源——中小企业和民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命脉关键是什么，就是加快国企改革。
整个社会形不成好的预期，没有好的预期就不可能形成大量的投资增长，对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改革的内容很多，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有五点看法。
第一，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应赶紧剥离重组。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他们新的投资。
为此，就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不要再增加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部分损失，然后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背。中央可以先承诺担一部分，但剥离的事要赶紧办起来。
第二，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我们要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从总量上讲远远比抓创新、新业态重要。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
第三，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投资，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没减弱，我们应该进一步再深挖减税的潜力。
第四，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我们要利用好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庞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降的速度应该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
第五，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我们不要自己捆住手脚。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等优惠，允许在中西部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5月24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