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随着美中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准确定义美中关系的属性及特征，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严重的冷战色彩，但新冷战的到来需要满足对抗的高风险性、中间地带逐渐消失、出现新的对抗领域和方式以及结局的零和性四个条件，当代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中美关系的历史惯性以及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制约了美国采取真正的新冷战政策。美国今天采取的实际政策，用新铁幕概括更为准确，美国在意识形态、国际经济、政治与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全面围堵，试图推动中国与国际体系脱钩。新铁幕的实施是弹性的，美国对低风险、低成本和结果可控的需要，使铁幕还不是一个闭合的封锁圈，但是，新铁幕战略也是模糊的，对中国而言面临着升级的风险和隔离的风险。中国需要在战略理念层面对最坏局面、外交被动性和互利互助意义下降有所准备。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中国坚持发展导向、开放导向，坚持战略克制，重新思考国际统一战线的意义；并针对最坏局面的可能性，在强化国民经济独立自主能力、军事威慑能力、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可能吗？为什么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没有提振国际社会对两国关系的信心？如果美中已经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两国关系如何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对美中双边关系进行准确的定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目前，新冷战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的观点甚嚣尘上。严格来说，新冷战确实成为恶化的两国关系的前景之一，但是，新冷战已经到来却缺乏现实依据。中美关系是否会迈向新冷战，主要取决于当前的新铁幕状态是否会延续下去。

一、新冷战的忧虑是美中关系的危险前景

按照马丁·沃尔夫的观点，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就中国问题发表的演讲，标志着美国政府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新冷战状态。自此以后，美国逐步加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开始在政治、经济、技术、安全等多个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的反制也随之升级。

美国是否启动了“新冷战”，中美间是否进入“新冷战”时代，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判断。应该说，针对该问题的争论，前提本身是模糊的。新冷战本身的定义就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内在矛盾的。这种矛盾性使关于新冷战的争论往往不是建立在同一话语范畴之内。研究者甚至经常没有区分新冷战到底是一种外交话语，还是一个时代特征。

（一）新冷战的定义

梳理新冷战的定义，绝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基于对美苏冷战历史经验的反思和类比，以及对当前美中冲突的总结，倒推出新冷战概念。当前新冷战的定义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把新冷战定义为美苏冷战在当代的重演；另一种则把新冷战理解为一种与美苏冷战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大国竞争关系。前者强调新冷战与旧冷战的相似性，后者则强调二者的区别。

就第一种定义方式而言，很多政治家和学者相信美中全面竞争关系，即便目前没有走到美苏冷战时期的局面，也终将会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词典》对冷战的解释是：“冷战，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除直接武力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也指当时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处于严重紧张，但未爆发直接冲突的状态。”美苏冷战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空前紧张和暴力的阶段，冷战不是加迪斯想象中的“长和平”，而是除战争外一切敌对行为的整合。很多学者通过寻找美中竞争和美苏竞争的相似之处，论证当前美中关系中发生的竞争是一场冷战。ＤｏｕｇＢａｎｄｏｗ 认为，美中关系正在走向“旷日持久的经济和政治冲突”，最终会引发“军事对抗” 。美中关系的历史轨迹符合当年冷战的发展逻辑，因此，可以被视为新的冷战。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持类似的逻辑，他认为从技术竞争、太空竞争到军事冲突，“中国共产党基本扮演了苏联在冷战中的角色” 。

原教旨主义的冷战概念满足了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家需要敌人和制造敌人的政治冲动，包括特朗普、彭培奥、彭斯等美国政要，都成为这种定义最坚定的鼓吹者。他们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正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中国正以除了炸弹和子弹之外的一切手段，对美国发动“整个政府”的攻击。这种说辞并不是事实，因为中国没有进行类似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出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政府愿意模仿冷战时的修辞，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作出了“美中正在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判断，更多是暗示美国在新的竞争中将再现冷战胜利的辉煌。第二种定义方式则强调中美当前紧张关系与旧冷战的差异性。在这一语境下，新冷战虽然杂糅了旧权力政治的许多特征，但它更多体现了中美两国面向未来新高峰的战略竞争，体现了政治控制由“领土”（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向“联通”（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和规则的转移 。这种关系发生在新的场域，有着新的胜负标准，除了零和逻辑与美苏冷战类似外，它更受新体系偏好的影响。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认为，新冷战的新主要来自国家竞争重心的转移，美中贸易战已经“演变成围绕５Ｇ 网络、人工智能、在线支付甚至量子计算的技术战争”。包括５Ｇ在内的技术集体的斗争，将导致全球技术生态系统的分裂，形成壁垒鲜明的对立阵营 。阎学通教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与冷战（苏联）时期盛行的秩序不同……美中两国的两极关系不会因为全球秩序的根本性质而成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关乎存亡的冲突。相反，这将是对消费市场和技术优势的竞争，涉及有关贸易、投资、就业、汇率和知识产权的规范和规则” 。

两种定义新冷战的方式，都存在着解释力困境。以美苏冷战为蓝本思考今天的美中关系，这种定义方式比较契合冷战的原初涵义。但是，美中关系与美苏关系在时代背景和实践逻辑方面差异性过大，美苏冷战时期的核恐怖平衡、两大阵营对垒、代理人战争以及意识形态对抗，在今天都没有特别凸显。以美苏关系作为标准来衡量的话，今天美中竞争的程度还达不到冷战的门槛，原教旨主义倾向的新冷战概念缺乏现实的对照。强调今天美中关系的时代性和特殊性，比较容易对美中全面竞争关系作出全面的描述，但是，对这种新的竞争关系，是否可以用“冷战”进行概括则会出现问题。美中贸易战和技术战是在美中高度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与当初美苏全面脱钩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新场域的竞争因为竞争主体间的高度渗透，缺乏可以简单衡量胜负的标准。比如，中兴集团受到了美国的打压，大量为中兴集团供货的美国企业同样遭受损失，如何说明这些损失也是中国的失败呢？此外，即便在新场域和新逻辑下，美中展开了类似冷战一样非赢即输的斗争，这种竞争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呢？外溢效应是否会造成类似冷战的结局？目前，还缺乏有说服力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对此种新冷战的定义加以支持。

（二）识别新冷战的标志

综合考量两种新冷战的定义方式，我们可以假定，如果美中关系可以被定义为新冷战，那它就应该在严重性上达到美苏冷战的程度，又在内容上超越旧冷战固有的范畴。坚信新冷战已经到来的学者，对美中关系的特征作出了类似的概括。

第一，对抗的高风险性。无论是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抗，还是在新空间的竞争，美中竞争如果能定性为冷战，那么，它的对抗程度一定会达到相当严重和危险的程度。包括加迪斯、沃尔兹在内，很多学者都把冷战视为体系结构高度稳定的“长和平”，认为美苏两极治下的世界比起近代欧洲多极结构，更具可预见性和持续性。这种说法掩盖了新冷战高度的危险性和顽固的不可修正性。Ｗａｒｒｅｎ Ｆ．Ｋｉｍｂａｌ批判道，那些美化冷战的说法无视了冷战期间欧洲之外的７０余场战争及其导致的 ８００ 多万人的死亡，所谓的稳定、均衡与和平都是一种不合乎历史事实的简单化认知。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对抗、密切合作到竞合并存等诸多阶段，期间也遭遇了若干相当严峻的时刻。但是，将今天的美中关系定性为新冷战，意味着过去双边关系中可以被忽略的瞬间，正在或已经成为无法用共同发展来逾越的结构性矛盾，意味着这些问题最终会以一方的全赢或全输告终。 Ｎｉａｌｌ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和马丁·沃尔夫都把“台湾、朝鲜或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视为大概率事件。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很早就存在，但今天这些问题将更加危险 。持新冷战论的学者对美中走向军事对抗的前景忧心忡忡，但大都不愿探讨军事冲突的历史性后果，就是因为高风险对抗存在着巨大的不可预期性。

第二，中间地带逐渐消失。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所有人都观察到美国整顿其联盟体系及逼迫中间国家选边站的决心。美国令人诟病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外交策略，更应该被视为一种重塑美国权威、评估联盟牢固程度和提升联盟行动能力的战略举措。回顾历史，由于冷战本质上是非此即彼的阵营之争，势力范围的强化和拓展成为大国竞争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美苏长期投注中间地带，把中间地带视为对垒的战场，竞相用自己的扩张来“预防”对手扩张，冷战时期由此成为主权原则被粗暴践踏的时代。很多观察家把特朗普政府强制要求中间地带的举动，视为新冷战已经爆发的显著特征，他们担心如果中国也采取类似的政策，则选边站将彻底改变国际体系的政策逻辑。Ｄａｎｉｅｌ Ｊ．Ｉｋｅｎｓｏｎ以两国在华为问题上的角力为例，认为华为问题的本质就是科技领域的冷战，中美都在逼迫中立国家选边站 。

第三，新的对抗领域与对抗方式。新的时代背景赋予了美中全面冲突新的内容，也让美中竞争以新的形式进行。美中激烈对抗频繁发生在新空间、新领域、新产业内，带有鲜明的争夺未来的色彩。太空、网络等“高边疆”与“新边疆”及新兴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曾经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较少受到政治的干扰。但是，新兴领域的工具化和武器化今天已经成为美中竞争的主战场。美国２０１９年２月签署法令组建“太空军”，宣布要获得高边疆的单边优势，《美中经济委员会２０１９年评估报告》建议将中国“人工智能、新材料、储能、民用核能、生物技术与医药、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半导体、国防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云计算、电子商务、机器人与精密制造、稀土”等产业，列入限制和制裁范畴，中国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强化高端制造业国家战略规划（即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被指为直接对标美国相关产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美在新领域的竞争被视为对未来的争夺，也被视为新冷战的“新”之所在。

美国将新的领域纳入冷战的范畴，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美苏冷战时期的政策模式。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和人员上的跨国流动，是当年美苏关系难以想象的。美国要打击中国的发展，但又需要一个能够扩大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的中国。中美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二者间的斗争空前复杂，识别敌我和损益极为困难，这种斗争从内容到手段上与美苏冷战相区别，需要更细致的政策“微操”，需要在保持接触的基础上寻找遏制与反遏制的有效手段，这些都带有新的特征。

第四，结局的零和性。冷战中的两大阵营，也曾有关系较为平稳的时期。但是，冷战最终的结局证明，两极间的稳定只是权力均衡情况下的暂时现象，冷战始终会以竞争者一方的彻底退场告终。中美间复杂的竞争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种关系如果上升到冷战的程度，则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就会变成敌我关系。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蓬佩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时明确提出，“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威胁”。美国正在把反华从美国政界的“政治正确”，扩展成美国社会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愿意让盟友相信，目前所发生的美中竞争会是旧冷战的历史重演。如果新冷战由美国的压力政策变成灾难性的大国冲突，如果美中冲突绵延日久，那么，不仅美中关系，整个国际体系都可能出现强烈的权力政治与零和思维倾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再依赖国际合作、集体行动和国际法律机制，转而求助于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和危险的政治军事工具。战争或威胁进行战争不再是可怕的前景，而是变成了一种大国普遍认可的政策选择。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东欧和中东局势中，已经体现出来。

（三）新冷战尚未发生

冷战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形式，但其实质是一种无法后退的武装对峙，阵营间积累的怨恨、敌意和压力，释放在国际关系舞台之中，会造成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安全压力。新冷战是政治噪音和危言耸听，是对即将发生秩序剧变的预警，还是已经成为现实？随着美国对中国围堵力度的加大，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冷战迹象在当代复活。但是，这些迹象更多还是体现在美国的部分政策实践中，尚未变成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现行的国际秩序和美中关系对美国依然存在着深刻的约束。

第一，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入融合。中美的冷战不是两个相互隔绝的大国的对冲，而是相互依赖下的斗争。美中都在向海外投射经济力量，但是这种投射基本是在全球通行的经济规则框架下进行的，目前，中美竞争并没有达到彻底撕裂现行经济体系的地步。中国和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已经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由于中国是在遵循现行规则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而美国又是现行秩序的缔造者。口头的抱怨无法改变美国是现行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基本现实，因此，美国必须顾及美中竞争对现行秩序的伤害程度。２０１８年，ＣＡＴＯ 发表的分析报告就认为，美国与中国贸易战目标并不是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而是希望双边贸易按照“对美国人更有利的条件进行”。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Ｉｋｅｎｓｏｎ 认为，贸易战会影响贸易规则，但不会造成贸易本身的中断；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比现有的还要高”。

第二，差异政体克制共存的历史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两国进行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也曾发展为准盟友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领域建立了有效的政府间合作体系，这种合作关系近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对美国反复操纵的颜色革命充满警惕，美国也存在越来越大的声音，认为中国在对美国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渗透。特朗普曾针对中国所谓“意识形态威胁”专门表态，“美国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表明这已经构成压倒一切的威胁。中美之间的体制差异一直存在，体制冲突也从未消失，但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还是在向前发展。双方历史上无数次的交锋证明，中美制度差异带来的消极后果，更能证明两国关系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表现出输出意识形态的丝毫兴趣，美国智库观察到中国希望各国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承认中国从未做到“苏联在冷战期间咄咄逼人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将各国拉入马列主义轨道的程度”。反观美国，即便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美国都没有能力按照其偏好塑造中国的发展道路。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举得巨大成功、政治体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美国又能有怎样的期待呢？目前，没有任何切实的法律及政治文件，证明美国已经把消灭中国政治制度或者绝对隔离视为可行的外交政策目标。

第三，国际社会的渗透性。美苏冷战期间，两大阵营间的社会交往被限制在极低的程度。两大阵营间的隔离和封闭，使大国选择对抗政策的社会成本极低，没有强大的国内利益集体干扰和反对冷战进程。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一样，中国与世界各国都建立了密切的全面的交流关系，中美间在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反对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领域，存在着远比一般民众认识深刻得多的合作关系。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融入，存在着普遍而巨大的受益者群体，包括美国在内，无人能确认能否承担新冷战爆发的消极后果。美国部分政客确实在鼓吹与中国彻底脱钩，但是，当中国成功融入全球化的规制体系中时，这种脱钩就可能变成美国和现行国际秩序的脱钩。美国和中国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在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美国对中国的排除受到广义的国际社会的牵制，也受到美国内部的牵制。除非美国能够成功转嫁排除中国所带来的国际治理成本，否则，美国终将会意识到消灭国际社会的渗透性这一意图实现起来太过宏大，以至于超过一个国家的能力。

二、新铁幕是美国当前的实际目标

从当前美中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来看，新冷战只能反映美国的部分政策特征，也没有形成当前国际秩序的压倒性态势。新冷战的说法包含了美国的恐吓、实际的遏制行动还有国际社会的恐慌情绪。那么，当前美国的实际政策该如何定义，又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风险呢？新铁幕应该是一个更为准确的定性。

（一）新铁幕的内涵

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呼吁西方把苏联及其他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用铁幕笼罩起来”，史称“铁幕演说”。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把铁幕演说的发表视为美苏冷战的序幕，铁幕被当作冷战的一个阶段，而非独立的政策取向。但实际上，铁幕作为一种可控的封锁和隔离手段，曾经反复出现在美苏关系中，具备独立的政策属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针对苏俄革命的影响，在国会发表政策演讲时提出，“要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周围装上铁幕”。在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列强对苏维埃俄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全面围堵，直至纳粹德国崛起才告一段落。从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到１９４８年６月４日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关系由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发展到冷战的对手，双方关系的恶化是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美国对苏联遏制逐渐加码，苏联反制力度随之加强，风险性极高的冷战并非美国和苏联的初衷，而是两国政策互动层层加码、日积月累而造成的结果。在冷战时代真正到来之前，美苏盟友身份的失败其实有过一个短暂的中间阶段，双方政策以相互隔离为主，试图通过建构铁幕控制对抗的程度。

铁幕，本质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惩罚性的封锁与遏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意图确实具有很强的冷战色彩。但是，对中国的遏制能达到什么程度，要综合考虑威胁的紧迫性、成本以及后果的确定性。由于中国深度嵌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利益的实现高度依赖国际体系，美国意识到可以通过其对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力，通过隔离给中国造成系统性的伤害。美国拥有霸权优势，可以在多个领域、利用多种政策手段，对中国实施贴身围堵，围绕中国建构阻遏中国发展的铁幕。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美国可以对铁幕的建构弹性处理，选择施压的时机、领域和力度。美国更倾向于采取灵活可控、兼顾施压与谈判的封锁政策，而非强硬极端的军事政治工具。如果有可能，美国希望把铁幕当作威胁中国顺从的工具，对中国的发展建立准入与否决的权利。我们可以把新铁幕理解为封锁与围堵在当今国际关系条件下的复活。

为了筑起封锁和围堵的铁幕，美国对华政策重心在四个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煽动意识形态狂热，为反华同盟形成做思想和组织动员。美国将美中冲突明确定性为意识形态的冲突，积极动员西方的官方和民间宣传机器，着力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体制”、歪曲“中国意图”，将中国描述成为西方世界的异己和“掘墓人”，为动员盟友、争取中立国家、构建围堵中国铁幕制造合法性依据。美国希望把反华从美国政界的“政治正确”，扩展成美国社会及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奠定中国是西方共同敌人的意识形态基调，进而动员盟友集体行动，用渐进围堵的方式遏制中国发展潜力，蚕食中国生存发展空间。美国制造的政治噪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具效应。西方社会的反华氛围日渐推高。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歧视中国人的浪潮，既有对疫情的恐慌心理的作用，也带有美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灌输导致国际社会氛围改变的结果。

第二，在国际经济领域，延续贸易战，逼迫中国接受美国的管理特权。美中贸易战打打停停，美国的目标已经不是单纯削减贸易逆差那么简单，转而期望在所有涉及战略性的朝阳产业中，建立一套不依据自由贸易原则而依赖美国批准的全球化规则。当前，虽然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美国打击中国发展模式的决心未变，国际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势未变。在国际经济的制度层面，美国表面目标是修正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模式”，深层目标则是削弱中国经济主权，依据美国偏好压制和重塑中国。

第三，在军事安全领域，挑动敏感热点问题，升级军备竞赛水平。基于遏制成本的考虑，美国当前对华安全政策的重心不是直接军事冲突，而是利用亚太地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热点问题，把周边国家推到遏制中国的一线。通过军事援助、签署共同安全协定等多种手段，在战略层面强化对华军事包围体系。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开始坚定执行重返亚太政策，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更是公开鼓励和支持针对中国的安全忧虑，引诱周边国家加入围堵中国的阵营。在军备层面，美军更将强化对华军事优势视为最优先的目标。美国在２０１９年首次明确地将中国中等规模的核力量列为显著威胁，废止《中导条约》，意图强行将中国纳入美俄核军控机制中，对中国战略力量的发展设置上限。同时，美国极力追求太空、网络等“新边疆”的“单边优势”，不仅极力追加预算，更大刀阔斧进行体制变革，太空司令部获得了独立军种的地位，网络司令部确立了极端进攻性的“持续行动”、“域外行动”原则。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旨在削弱中国有限的军事反制能力，逼迫中国做出反应。

第四，在国际政治领域，压缩中国活动空间，强制转嫁国际责任。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掀起退群浪潮，逼迫各国接受“美国第一”原则，服从美国安排。中国已成为美国立威的标杆：一方面，美国政府大力削弱我国在现行国际机制中的威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就明确把“中国未能满足美国目标”视为世贸组织必须“进行深度改革”的理由。另一方面，美国把各种国际治理议题当作向我施压的阵地，逼迫我国承担不公平义务。比如，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场合，即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依然要求我国加码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美国试图通过削弱中国威信、逼迫中国行动的方式，转嫁自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同时削弱中国实力，造成中国要么不堪重负要么边缘化的局面。

（二）新铁幕与新冷战的区别

回顾２０１８年以来美中关系所发生的波折，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是带有冷战色彩的。但是，美国在政策实践层面的策略却相对灵活，充满机会主义色彩。新铁幕战略具有以下明显区别于新冷战的特征：

第一，对抗的低风险性。美国的封锁与围堵必然带来两大国之间的对抗。但是，中美两国都对对抗的风险有着高度的敏感。两国经济社会的高度渗透性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捆绑，使任何对抗的风险都是双向的。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体制截然对立，今天，美中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则是一个基本共识。由于双方存在着广泛深入的经济社会接触，美国政府对中国威胁程度出现重大误判的可能性较低，美国政府夸大中国威胁来动员国内国际集体行动遏制中国的难度也很高。

美中关系今天是对抗性的，但现阶段对抗的目标还停留在封锁中国，对抗程度也远未达到威胁中国生存的地步，美中也都没有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战略决定。特朗普政府在２０１７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第一位的“战略竞争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以及“修正主义国家”，但没有将中国设定为“敌人”。迄今为止，铁幕只建构在美国选定的若干领域，这些领域的封锁又因为其他领域的开放而效果存疑。中美双方都拥有政策弹性，这使两国已发生的对抗程度较弱。

第二，成本的高敏感性。与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承担更多责任整合联盟相区别，今天的美国对短期收益极为敏感，在联盟内部强制性进行成本转嫁。美国希望其盟友站出来排除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强制要求它们谴责中国的发展模式，逼迫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并将中国列为对手。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战政策将同盟重要成员加拿大、日本和欧盟都囊括在内，在贸易战的问题上，对其盟友和中国未做身份的区别。美国外交政策的排序存在着十分模糊的地方，美国第一原则经常凌驾于构筑新铁幕之上，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实际态度，并没有把遏制、对抗置于成本考虑之上，而更希望在少伤及自身的情况下实现封锁中国的目的。

第三，结果的可控性。美国对华政策发出了巨大的噪音，但其实际政策并不倾向于做出巨大风险的决定性选择。与美苏针锋相对地确保相互摧毁战略及大规模的代理人战争相比，今天的美中竞争在高风险的军事领域相对克制，也没有进行冷战爆发所必须的社会动员。很多学者观察到，“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被动员起来，以赢得一场存在性的、普世的、胜者全得的、威权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之战”。美国更愿意选择可预见性较强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对华为发动的持续的法律攻势即属此类），在修正国际规则方面向中国施压，中国也倾向于在这些领域迎战。美中都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处理彼此间关系问题，降低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在高风险的军事和政治领域，美国没有采取冷战时期常见的军事冒险政策。事实上，尽管美国不断展开新冷战的心理攻势，但是，美中双方对斗争策略的选择，包含了降低擦枪走火风险的考虑。

总体而言，新铁幕与新冷战目的都是遏制中国。但是，二者的强度有明显区别。美国愿意采取较有弹性的新铁幕战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国力长足进步，充分具备了捍卫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地位的能力。过于激进和强硬的遏制政策，势必引发中国的坚决反制，这给美国造成无法预估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霸权的衰落，这是美国必须思考的问题。二是在中美仍相互需要的前提下，美国对中国身份的认知还未恶化到敌人的程度。新铁幕战略希望达成的目的不是消灭而是控制。美国目前把中国定义为强劲的但仍可以共存的挑战者，因此，在策略上更为灵活，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或使中国边缘化都可以被视为成功。

（三）新铁幕带来的风险

美国希望用最少的资源投入，禁锢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基于降低对抗成本的考虑，美国目前的铁幕战略仍处于测试阶段。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噪音和干扰，本质上属于美国主导下的压力测试。美国在观察和测试中国的薄弱环节，由此确定未来对华打击的重点和节奏。

中美的对抗可能会围绕着铁幕长期拉锯，也可能迅速激化，进入新冷战阶段。新铁幕的形成和延续，对世界、中国和美国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第一，升级的风险。新铁幕可以是独立的战略选项，也可能是新冷战的准备期，二者间有迅速转化的可能。在冷战史中，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的开始，铁幕并没有成为介于二战和冷战之间的独立阶段，美苏对抗的程度迅速升级，使低温的封锁政策迅速转变为高温的冷战。两大阵营进行了长达５０年的全面对峙，世界也饱受政治分裂和代理人战争之困。冷战的历史经验及美国目前的政策动向，都表明封锁和隔离政策蕴含着强烈的鼓励冲突升级的逻辑。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反制有可能诱发冲突的升级，最终使新冷战甚至热战爆发。

美国是铁幕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但是，围堵和隔离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只有整合其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美国的战略围堵所要完成的意识形态煽动、组织动员及策略测试，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发动新冷战所需的必要条件。新的铁幕目前还未形成，但是，它一旦形成，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同盟国的控制程度达到了新的可以尝试发动新冷战的高度。

美国希望对中国的围堵和隔离是低成本、低风险和可控的。但是，这种假定是否成立取决于美中战略竞争实践复杂的实际态势。斯大林和杜鲁门最初也希望维持二战时的同盟关系，但铁幕两端的竞争总会伴随着敌意增加、判断失误、手段过激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在意图上，美国把限制中国发展视为一个适当的目标，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成为一个听命于美国的二流国家的命运，没有意识到这构成了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挑战。中国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正当的权利，也没有意识到在霸权国看来，这就是对国际秩序的根本挑战。中美对新铁幕认知的差异是难以弥合的。在实践层面，美中的庞大体量，决定了二者的竞争是多回合、长时段的。对美国而言，成功会激励美国乘胜追击，挫折的体验可能导致加码对抗程度的诱惑。在一场漫长的历史性角力中，建立良好的大局观，对竞争的风险、成本施加适当控制是困难的。新铁幕对美中双方的战略判断和实践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将始终存在，并困扰着两国及整个国际体系。

第二，隔离的风险。围绕着封锁与反封锁、隔离与反隔离，中美可能进行漫长的角力。即便中美能够默契地将冲突限制在风险性较低和可控性较强的水平，中国甚或美国及整个世界，都要面对全球体系断裂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新铁幕成为国际体系的既成事实，将是冷战后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及世界社会的重大挫折，统一的全球规则体系被人为撕裂。在美国推动排他性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后，中国必将做出回应，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被迫适应两套规则，资源、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成本上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外部风险增加，全世界都将为此分摊成本。

对中国而言，虽然相较于新冷战的前景，新铁幕长期存在能够降低政治军事领域严重冲突的风险，但是，中国却需要面对与国际体系联系的割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延迟的重大险情。新铁幕构成了一个高度歧视性的政策壁垒，一旦新铁幕形成并稳定下来，意味着美中关系脱钩和失去压舱石，美国获得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批准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形成的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将面临重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合法权利受到限制；隔离产生的巨大成本会造成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则有“慢性贫血”之险。

对于美国而言，凭借巨大的体量优势，逐步把中国封锁在铁幕之内，是有可能的。但是，铁幕的隔离是双向的。美国对中国的隔离措施，同样是将中国的巨大市场向美国资本关闭的过程，美国不但无法继续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更要因为阻止其他活跃市场与中国市场的交流而支付成本，招惹怨恨。美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治理层面对中国的隔离，不是对中国一个国家的隔离，而是对围绕中国形成的区域和全球性互利共赢体系的隔离，不但可行性值得怀疑，其成本更是难以计算。

三、如何面对新铁幕

新的铁幕正在缓缓落下，这是中国面临的现实威胁。如何使铁幕“落不下、关不上”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最大使命。我国正在面临单极霸权及其统治体系的全面遏制，因此，需要考虑最坏的可能。反制美国主导下的新铁幕战略，需要在战略理念和策略两个层面做好准备。

（一）战略共识的修正

在战略理念层面，我国需要在三个方面形成必要的战略共识。

第一，对最坏局面有所预期。中美围绕新铁幕是否落地的争夺，是一场历史性的斗争，美国具有明显的实力优势和联盟优势，中国在若干回合中迂回、后退甚至遭遇重大挫折，是极其正常的。在双方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国甚至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思考我国无法阻止新铁幕转向新冷战甚至热战后该怎么办的问题。承认差距、承认失败可能出现，不是散布失败主义情绪，而是强化我国战略韧性、做好长期斗争准备的必要心理前提。

第二，对战略层面的被动性有所认识。从体系和历史的宏观视角分析，中国作为２１世纪最为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之一，有能力也有意愿同国际社会成员一起，建构面向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的建构不可能忽视美国的影响，也不可能排除美国的干扰。美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的绝对优势是并存的。当美国明确将中国识别为其霸权的最大挑战后，美国依然有能力动员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冻结中国倡议，逼迫中国正面接受美国的压力，维持竞争过程中的主动权。中国在部分情况下可以借助多元化的国际体系获得主动，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中国要接受被动应战的局面。中国需要更多思考如何在被动的局面，通过灵活的策略获得主动权，主动塑造国际新秩序不会是新铁幕时代的常态。

第三，对国际合作价值的削弱有所理解。美中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之后，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后积累的国际交流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我国通过融入全球经济和治理体系，与全球和区域主要经济体实现了高度的利益绑定，深化合作。互利的合作体系会起到抑制国家间冲突的作用。

但是，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关注相对收益的原则，将被现实主义关注绝对收益的逻辑替代，互利合作的收益已经不能替代和化解权力竞争的消极作用。在新铁幕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已经不算经济账而是算政治账，这个时候，既有的经济合作会在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面前丧失对政治竞争的外溢效应。将中国隔离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外，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种趋势已经在西方世界呈扩散态势。经济合作的价值在未来的美中关系中，将处于价值逐渐降低的局面。我国在观念层面破除对互利合作的绝对信任，在一个渐具丛林法则特征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定义合作的内涵。

（二）反铁幕的路线与方针

新铁幕时代的斗争核心，是隔离与反隔离之争，更是铁幕是否会滑向新冷战甚至热战之争。实力差距需要时间来弥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我国应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复杂局面具有更迫切的意义。中国必须实现战略突围，以可控竞争代替新冷战到来，以共同发展替代权力决斗，创造出能够使国家继续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争取时间。在政策实践的层面，我国要统筹考虑新铁幕的压力及转向新冷战的风险。

第一，坚持发展导向，强化战略定力。中美竞争的本质就是国力之争、体量之争。国力竞争没有取巧之道，唯有厚植国力而已。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均对这一目标作了强调和安排：在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１５年，在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经过１５年的奋斗，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本质上强调的是内涵式发展道路，中国应坚定破除改革障碍，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改革推动可持续发展，扭转国家实力的比较劣势。

美国的封锁与中国的反制，必将持续造成巨大的国际关系噪音。频繁的交锋使中美的外交节奏都受到了巨大的干扰，具体的政策实践经常会偏离最初的战略初衷。国力相对弱势的一方因为不容易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偏离现象往往更严重一些。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对中国而言，坚持发展导向不是放弃斗争，要明确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是击败美国，而是要最大限度维护中国的发展局面。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的外交是多层次和多领域的，不同的政策领域会支持具有差异性的政策目标和手段，发展导向应该成为一种强的约束机制，是否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应该成为判断我国外交政策轻重缓急、先后之别的最重要指标。发展第一的导向，意味着国家外交战略实践的使命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而非反过来用牺牲国家发展的方式推动特定的外交目标。与美国进行全面竞争，不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首要战略目标，也不能以对抗美国为依据来决定中国国家政策和资源的排序。

第二，坚持战略克制，强化成本意识。中美庞大的体量，再加上新铁幕偏好有弹性的斗争策略，使两国的全面竞争不会出现一击制胜的局面，等待中国的必将是漫长的缠斗。面对美国长时段、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和封锁隔离，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及其依附力量的关系时，需要保持最大限度的战略克制。

首先，中国要维持底线安全。中美的竞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游戏，美国所采取的策略简单粗暴，就是利用其国力优势在几乎所有领域挑衅中国，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压力测试，逼迫中国进行全面的反制。中国则不可能进行这种无节制的消耗，不能处处与其对抗，也不能无限制地拉长战线。中国需要基于维护国内稳定和发展大局的考虑，划定明确而有限的底线，在底线问题上绝不退缩，不涉及底线的问题则不轻易陷入与美国的对峙当中。

其次，中国要在具体政策中贯彻宏观的成本意识。在隔离与反隔离的反复拉锯中，中国不会毫无损失，也不可能经常处于优势。美国咄咄逼人的隔离策略，几乎必然造成中国的切实损失。中国需要立于大历史的视野认知美中竞争，理解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的辩证关系。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经历４０年改革开放积累下的国力，已具备伤害任何敌人的能力。因此，只要中国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局面，则美国不太可能自蹈冷战热战之险，也无法不计代价地强行建立铁幕，对中国进行彻底隔离。但是，从短期来看，美国依靠霸权优势，鼓动和胁迫盟友及中立国家，可以用较低成本在某一特定领域对中国形成阻碍。中国无法规避每个场域的损失，但有可能规避长期的成本。中国需要集中有限力量，以小挫换取时间空间，更加注重长期成本的管理。只要中国发展进程不被打断，经济体量继续膨胀，对外联系不被切断，则美国的“新铁幕”注定围而不严，困而不实，最终实现中美竞争成本比的量变，使新铁幕成为消耗美国国力的陷阱。

第三，坚持开放导向，绑定全球化进程。美国新铁幕策略的核心就是将中国隔绝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缓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美国不可能以彻底毁掉全球化进程为代价隔离中国。中国与全球化的深度绑定，将会极大增加美国建构新铁幕的成本，并使铁幕终不可行。

首先，坚持开放导向，要与国际社会进行深度的利益绑定。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已经与全球化进程形成了复杂深入的利益绑定关系。美国有决心将中国剔除到全球化进程之外，但美国不会承担将中国排除的成本，只能强制性地转嫁给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在内的其他行为体。美国的长臂管辖常态化，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进而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因此，只要中国进一步强化开放力度，深耕全球经贸链条，落实对外开放负面清单，履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承诺，增加国际社会切割中国的代价，使隔离中国的成本达到即便美国强制也无法分担的程度，新铁幕就无法达成其目的。

其次，坚持开放导向，要与其他行为体建立身份绑定。美国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塑造中国是西方文明敌人的形象，鼓动全世界对中国进行隔离。中国具有塑造全球化的能力，但中国同样也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塑造。中国要做的就是强化“和而不同”中“和”的部分，加强与多元文化的沟通对话，尊重和接受国际社会的共同规则，让世界感受到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承认中国在维护国际社会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

第四，重拾国际统一战线，分化美国主导的铁幕联盟。美国绝不可能在没有其他国家合作的情况下达到隔离中国的目标，中国有能力让美国付出代价，但中国无法独自对抗现行秩序的联合行动。对中国而言，重拾国际统一战线的传统，抵制美国结成遏制联盟的企图，成为中国多边和双边外交最重要的任务。

美国依据“美国第一”原则，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也对其盟友和其他中立的国家施加巨大压力。美国的策略失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主导联合行动的能力，使其盟友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忧虑让位于对美国的忧虑。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需要以新的战略起点审视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韩关系等重要的双多边关系，全面推动建立和升级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以战略高度扩大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及共同发展愿景。在维护现行经济秩序、地区安全和国际气候治理等共同议题上，拓展和深化中国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关系，消解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弱化美国建立反华同盟的能力。

（三）遏制升级与最坏准备

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打破美国新铁幕策略制造的隔离状态。但新铁幕策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遏制的终结。美国极有可能升级遏制举措，转而寻求强度更高的新冷战或者热战政策。按照查默斯的分析，美国在冷战后“走上了一条与上世纪８０年代前苏联同样危险的道路……意识形态僵硬性驱动的内部经济矛盾，帝国过度伸展和没有能力变革”。美国更强的实力导致其缺乏反思和细致政策操作的能力，因而对其军事工具依赖性更强。中国需要做最坏的准备，考虑外部环境恶化情况下内外政策方面的调整：

第一，强化国内经济体系独立自主水平，应对全面脱钩的可能。中国必须认真思索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领域被排除的可能。中国接受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分工安排，在新铁幕乃至新冷战时代将成为无法忽视的脆弱性。中国的经济要改变融入全球化时代更注重效益的惯性，转而把国民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独立视为重点发展方向。加大对全产业链的投资力度，补齐短板，施加干预，对经济体系的重要领域和重要技术节点进行战略投资和攻关，最终建成一个可以承受铁幕隔离风险的闭合性经济体系。

第二，强化军事威慑能力，展示不让底线的斗争决心。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是切实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可得。战略克制只有辅之以可信的军事能力，才能达到预防军事冲突的结果。中国要继续建设可信可靠的以低消耗、高效能、不对称优势为特征的反制体系。在军事层面，中国应大力发展关键军事技术，重点强化区域拒止能力，以关键武器威慑拒止美国军事威胁于安全距离之外，在周边地区和全球热点区域建立并扩大军事存在，扩大美方军事围堵半径，增加美军投入，导致其万里奔波，围堵资源捉襟见肘。中国需要展示在底线被打破情况下决不妥协的战略勇气，敢于承担巨大压力而不妥协，借以反制美方升级对抗水平的军事企图。

第三，中国要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提升对友华国的安全承诺水平。如果出现了中国被现行国际秩序隔离或者西方联盟决定对华冷战的局面，中国就必须思考做出对等回应、建构安全纵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修正所谓“不结盟”的理解，用新的战略表述为更大的安全空间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将安全线推离国境，对周边国家和全球重要支点国家作出有节制但可信的安全承诺，奖励友华国家，回应其切实的安全忧虑。中国应该成为周边和热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建构灵活的准同盟体系，形成可信的共同安全网络，增加中国战略纵深。

结 论

当前，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已经启动。新冷战是一种高温打击，用战争边缘和全面遏制渲染大战恐惧，力迫中国生存安全；新铁幕是一种低温打击，用渐进围堵的方式蚕食中国生存发展空间，利用综合国力优势将中国边缘化。基于成本和风险考量，美国不会轻易迈入新冷战。在当前阶段，美国正全面施压，测试中国薄弱环节，意图用最少的资源投入，禁锢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空间，建构隔离中国的铁幕。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历史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要继续走自己的路，坚持发展导向，强化战略定力，开放国门，广交朋友；另一方面，中国要做好最坏准备，为可能到来的艰难时刻做好准备。中国要在新铁幕和新冷战之间寻找一条突围道路，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本文转自：《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时政国关分析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

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跃，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