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给人类和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和影响，迫使不少区域按下暂停键或转换键。人们以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在生活和工作。通过观察疫情防控的一些现象，体会疫情带来的影响，我们从国际政治和文化的视角作了简要分析，深感维护健康和生命的特殊实践，在渐渐地改变着我们的一些认知，固有的一些观念也在不断的调整和校正中，趋向客观和真理。
一是共同防控促进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疫情防控中我们关注到，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交融，在于充分的实践和切实的利益。民众在疫情期间戴口罩，是东方易于接受的一种文化习惯，能起到显著的防病作用。面对病毒流行，戴口罩就是某种程度的隔离和防范，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这一行为背后蕴含着集体主义和大局意识的东方文化理念。戴口罩对个人似乎束缚一些，但正是这种珍视集体和大众的文化现象，培养出人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内敛的民众性格，也养成了靠群体力量克服困难的文化习惯，构成了中国疫情期间群防群治策略的文化背景。在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多数公众高度自觉，服从大局，积极配合，产生了良好的隔离效果，阻断了病毒的传播。中国乃至东方的这种文化，与西方文化推崇的自由主体、个人权利、个性张扬，属于两种风格。在欧美疫情大爆发时，有的政府原先不主张戴口罩，公众对戴口罩有极大分歧，甚至抵触，反映了文化差异。当疫情日益严重时，甚至在不用提醒的情况下，戴口罩的人也越来越多。经过中国等东方国家和欧美防控实践，证明戴口罩是管用的，逐渐获得了人们的真诚接受。可见，在健康和生命面前，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会消除理念上的差异，在接受这个小小方法的同时，也接受了东方文化。与戴口罩类似，中医药在中国疫情防控中成为最大亮点，反映了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3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比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特别是中西医结合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中取得良好效果。正因为中医药的悠久历史和成功实践，尤其是中医的预防实践和渐进的内在调理方法，使世界上的患者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医药防治，现在中医药已传遍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不仅可以分享中医药的经验和成果，更会在灾难深重的时候，促使人们加深对中华文化和传统的认识，进而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抗疫中的国际合作和相互援助，本来是好事，有时却不被认可。除了复杂的政治动机外，也说明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在实践中逐渐产生的。人类受母体文化影响，在认识事物和处理事情中，似乎都有一种预先设定和价值偏好。走遍世界各地，尝遍各种味道，总感觉还是母亲的饭最好。人们只有在实践中经过比较，体验到某种文化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才会接受和吸纳这种文化。此外，民族禀赋、历史长短、开放程度、科学精神，都会影响我们对不同文化和异域社会的认知和接受，例如对防控中群体免疫的不同认知可能受文化差异性影响。可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暂时的冲突和误解，从更长远看将逐渐走向理解和交融。
二是防控疫情验证着某些价值观的客观性。疫情初期为防控蔓延，中国及时采取封城和隔离措施。对此，有人认为封城和隔离，限制自由，不讲人权，没有民主。这里有文化差异的影响，但也让我们有机会从危机治理的角度，近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现实意义。发现这些理念在疫情防控的认识中受到局限，如同大水退去后祼露的海滩和河漕，没了碧水荡漾、波光粼粼的美感。当疫情蔓延到欧美国家并日益严重时，不少地方也陆续采取封城或隔离的行为。实践表明，封城、隔离等措施让中国公众感染数减少96%，采取同样措施的其他国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想到发展中国家过去一再强调人权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有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人们才能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有人说衡量社会文明程度有两个基本尺度，一是人的健康权、生存权，二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如果没有健康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就谈不上其他自由和人权。无论群体免疫多么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无论年事较高的老年人在物竞天择的逻辑下多么应该让出有限的医疗资源，在没有付出最大努力前，这些方法似乎缺乏人性、人权和平等。我们应竭尽全力去尽少地感染、尽少地痛苦、尽少地失去生命，不管是年老者还是青壮年，不管是富贵者还是贫贱者，唯有如此才能折射出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的光辉。中国在抗疫中能治尽治，能救尽救，把挽救生命放在第一位，因为健康和生命同自由和人权是一致的。如果在疫情面前，穷人和弱势群体连生命和健康都不能维护，更难遑论人权、自由和平等。有人说病毒是个明镜，因为它对任何人都一样，不分贵贱贫富。因此，我们要从最起码的人权和平等做起，普遍地保障生命和健康这些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进而追求更广泛和更深刻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实践证明，当所有人都能享受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它就更有意义；当人权、自由、民主、平等首先包含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它才更显真理的力量。
三是防控疫情透视着某些制衡机制的异化。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运用举国体制积极防控，展现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和积极应对能力，抗疫中坚持以人为本，不计成本地帮助群众生活，救助患者生命。在自身困难条件下真诚地对外援助，遭受谣言讥讽也仍然坚持，深得国际社会认同和赞誉。而美国有如此多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出乎人们的预料，大家都知道它有充裕的物质基础、医疗条件和治理能力。但从媒体和网络报道看，他们的信息传达偏差，决策迟疑，出尔反尔，众议院听证会认为政府对疫情传播警惕性不足。执行中，联邦与各州争执不休，缺乏防控资源和医疗保障，对疫情在社区传播没有作为。种种乱象给人随意和专断的印象。问题是这样的做法还在继续，似乎无人能够制止。可能在应急治理过程中，“三权分立”等制衡力量也要“让路”。但是在人命关天的疫情防控中，如果政府未及时调整策略，不管是决策或执行有问题，人们都期待制衡机制发挥作用，尽快地纠错并实施有效方法。失望的是，这个制衡机制在最需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展示出功效。不知美国这个纠错机制是否仍然有效，自身调整还需多长时间。但从今年2月初美国总统国情咨文现场，有两个镜头让人感到一种裂痕：一个是对伸过来的手熟视无睹，不去对握，赌气似地刁难和羞辱，制衡机制的信任基础瞬间崩塌；一个是双手撕碎演讲者刚讲完的咨情文本，打破了三权制约的一体性。近来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称，总统应对疫情表现“不及格”，造成美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危机。政府和众议院之间相互提出意见，看似在制约，其实这些意见又被两党分歧和竞选斗争所抵消，终究在防控上于事无补。许多人感到那个制衡没了底气。曾几何时，人们对称之为威权型和民主型，或紧密型和松散型的国家体制颇有争议，但不乏分歧者中有人对三权分立机制持相同意见。因为资本主义从一次次危机中走出来，除渐进地吸纳社会主义因素外，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起了一定作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西方政界和有识之士关注到三权分立的式微。曾经有效处理水门事件的权力制约机制已逐渐远去，如今名存实亡的制约机制似乎产生病变，走向异化。新的研究表明，无论紧密型或松散型，每种类型国家并非单纯使用一种方式，实际运行中是紧密与松散交互使用，只有在决策和执行之间，以及分别在决策和执行中，两者匹配得当时，才有较好效果。国家体制差异影响权力支配的力量，也会影响重大事件治理的效果。中美防控疫情各有特点，美国对中国或污名化，或甩锅，中国仍诚心援助美国，优劣之辨可一时蒙蔽，但终会归于真相和常识。经过一个世纪的称霸世界后，美国的确今非昔比，自身矛盾重重，百弊丛生，面临深刻危机。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加尔通几年前出版了《美帝国的崩溃》一书，对美帝国崩溃的预测确切到2020年，作者可能较早捕捉到其许多不祥征兆。
四是抗疫斗争散发着“城邦之墙”复活的气息。面对病毒危害，国际社会沟通协调，互相支持，合作防控，竭力阻止疫情传播。充分的交流和包容的理解，抚慰心灵，凝结共识，释放善意，彰显真诚，给人们以精神支持，对抗疫实践产生着积极影响。遗憾的是，在最应体现人类友爱互助本能的时候，有的大国却总在找茬。除了甩锅中国和世卫组织，企图推卸责任外，还想利用全球抗疫机会另有所谋。从美国最近宣布的几个“独立”看，就是要构筑“城邦国家”，建设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的国家，强调别人无权干预，不依靠别的国家。这些内容与全球防控氛围极不协调，可能还隐含更多意图。由此，想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牵头筹建国际联盟，到最后却拒绝参加。美国的这套做法具有历史渊源：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到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再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再到正在兴建的“城邦国家”，有其一脉相承的衣钵和实质：一是当世界对其有利，美国就积极参加且占支配地位，当对其不利就抽身而逃，管它巨浪滔天。一战后美国拒绝参加国联是考虑英法势力犹在，美国实力不足以影响当时的世界格局，担心受制于人，便隐身不露。现在世界处于极大困境，美国没有承担大国责任，缺少合作抗疫诚意，偏执于新的竞争对手，为了“去中国化”，不顾全球生产链、供应链断裂可能造成的冲击，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二是美国要建立的独立王国，就是要避开世界一体化的力量，划整为零，以自己的优势与一个个国家单兵较量，用收买、欺骗、交易等手段巧取豪夺，将他国和地区的资源、利益聚集在其手中，成为其能源、生产、贸易独立的基础，以美国为圆心向外多线条辐射，形成势力覆盖的独立王国，以防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霸权旁落，谋求永远独霸世界。三是资本主义在从自由向保守的发展中，更加走向极端，甚至要复活“城邦国家”。基辛格博士敏锐地看到这种严峻形势，他认为“目前美国民意分化，必须有一个有效率、有远见的政府来克服当下在规模上和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困难。”“这场流行病已经导致了一种不合时宜的现象，在一个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口流动而繁荣的时代，城邦国家的城墙正在悄然复兴。”表达了这位资深政治家的担忧和警示。基辛格所讲的民间分化和前所未有的困难，反映了资本世界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城邦国家或者笔者所称之的“国家封建主义”，仅仅迎合了部分资本的垄断利益，但它挑战了更多的资本势力。资本主义制度体现的是资本、市场、竞争、垄断等特征，具有把资本延伸到国外、扩大世界市场的优势。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源于新教教义倡导的信用和契约伦理。当今美国丧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了早期的包容进取，失去了资本主义曾经拥有的信用，既顾不上美国内部的其他资本和市场，更不顾其他国家的资本利益，必然造成资本世界的冲突和混乱。对世界发展而言，美国违背契约精神，并以美国优先取而代之。美国强调的所谓独立，不是殖民地要求的主权独立，不是主权国家面临外部封锁的民族独立，更不是小农社会那种封建独立，而是要在强大的独立主权和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资本、美元基础上，建立维持霸权、逃避义务、蚕食全球的独立王国。这个独立王国的利益极端狭隘，且不说多边关系秩序崩裂后大部分国家利益受损，还可能逼迫一些中小国家倒退至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这种画地为牢、拒绝竞争、分化瓦解的封建意识，破坏现存秩序，阻碍社会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倒退。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巨大的进步，当初它的资本和市场敢于冲破束缚，现在的资本力量和市场力量更不会听凭政客摆布。虽然资本主义面对新的社会进步因素，暴露出许多弱点和不足，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挑战下，已力不从心。但是面对“国家封建主义”，那只手仍然具有无比威力，可以轻易掀翻封建腐朽的东西，别说还有许多新生的社会力量加持。社会是按照规律演进的，即便有人总想以自我意愿支配世界，但历史不容倒退，社会终将前进。
五是防控疫情徒增脱钩和逆全球化的行为。病毒没有国界，环球同此凉热。为全球合作抗疫，阻止疫情跨境传播，一些国家采取积极的外交、海关、移民、民航等措施，各国相互理解，加强沟通配合。但是，疫情在中国暴发初期，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却声称，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当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美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时，却要求在外美国人尽快返回美国，库洛德呼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所有费用由美国政府支付。美国还宣称要建成一个独立生产的国家，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依赖国。前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国家利益》发文称，“美国否认中国在美国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与既有体系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平行体系。”在全球紧张抗疫斗争中，共同挽救生命和健康是最紧迫的任务，此时用一系列脱钩措施，企图结束全球化不合时宜。但这样做符合美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国家封建主义，逆全球化正是一种实现策略和方式。实际上，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就不断地“退群”，退出巴黎气候公约、TPP、北美自贸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等。同时主张美国利益至上，不再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执着修建横亘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上的隔离墙，挑战遵守秩序的国家，破坏多边关系和全球贸易体系，常用行政干预和威逼利诱等手段与各国分别过招，获取正常经济秩序下不能得到的利益。特朗普似乎将国家作为一个大企业在经营，将各个企业当作其内部组成部分在运转，似乎总统履行着老板的职能，只求利益，不计其余。其实，人类、国家、世界，除了利益还有很多，正是许多要素构成了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而言，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执意要自我孤立于世界，全球化有可能暂时停摆。然而，违背发展潮流的言行，很难经受历史考验。全球化不是一把雨伞，可任意地撑开和合拢。全球化是历史趋势，世界市场也是产业和资本的需要，它们的趋利性和产业链发展，不可能脱开中国这个最庞大的市场、最齐全的工业门类、最重要的产业链环节。政府可以干预某个局部或时段，毕竟行政的力量扭不过市场的力量，更无法对抗趋势。面临全球抗疫，倒是一个“更新”全球化的时候，因为全球化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在推进发展中，可以反思、疏导以改进和完善，但不应围堵和停止。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成为重塑未来的重要力量，它们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网络已将人们的思想连结到了一起，共同的思想必然趋使共同的行为。全球化孕育了数字智能新技术，新技术正在全力推进全球化。与全球化相伴而随的大量区域性、国际性和世界性组织，及其促进世界合作和交流的制度法律，不是可以轻易放弃的。全球化由来已久，美国等西方势力是几十年来的主推力量。近些年来，当全球化稍不合意，有人就想阻断、停止、逆行，但时代和未来不会答应。全球化不是哪个国家自己的事，更不因个人意志而转移。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六是病毒的自然性倒逼人类共同体的加速构建。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它的自然性要求我们在抗疫中，不仅要按社会规律发展，更要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更具有根本性。因为人也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也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因此，我们要将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结合起来，防止重视社会性，轻视自然性。现实中我们解决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信仰的力量就会发挥作用，客观规律就会展示威力。在世界各国，人们信奉各种宗教、主义和规律。信仰越坚定，对信仰者的鼓舞作用就越大，此乃心诚则灵。比如，人类有过好多机会来解决涉及自然的矛盾，仅就气候污染带来的问题，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16年的巴黎协定，包括前期准备持续了至少二十多年，本来已经形成共识的事，总是不能如意。克林顿政府时美国签约京都议定书，小布什在任时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时美国签约巴黎协定，特朗普上任伊始就退出。还有人认为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涉及全局性的气候问题带来的危害十分明显，人类都迟迟不能解决，那么对于病毒这种看不见的敌人，有人在切肤之痛前，更不会特别在乎。这样的态度和行为，会令人们所信仰的规律、自然、宇宙、主义，抑或“上帝”，对信仰者的真诚产生怀疑，进而失望于人类的所作所为。人算不如天算，自然规律总会以某种形式对人类发威。尽管疫情源头还待科研论证，但确定的是当它超脱于人的控制后，便已成为一种自然的力量，貌似无形但疯狂、危害和威力，一点也不亚于坚船重炮。我们很在乎核武器，很在乎航空母舰，更多因为它们属于与人类相联系的社会产物；而对自然方面的敌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据报道，美国已有多艘航母、核潜艇官兵被病毒感染，950名海军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罗斯福”号感染589人，舰长和海军代理部长去职，社会层面的强大武力不敌来自自然的隐形敌人，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同病毒的斗争，要充分地运用社会规律的内容，携手防控，并肩作战，尽可能消弭社会中的竞争、斗争、冲突等矛盾；要更多地运用符合自然规律的办法，集中力量解决人类同自然这个主要矛盾，花大气力防控疫情。但是，人们是否真的把精力集中到了抗疫上，特别是有十几万人失去生命时，我们真的要深刻反思，分析原因，除了自然因素，是否还有工作失误，政府是否应当主动承担责任。而有的大国很少用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去防控，把病毒防控政治化、复杂化、曲解化，总是频繁地使用政治和社会手段，热衷于在社会层面针对竞争对手，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防控病毒，实乃南辕北辙。仔细反思，新冠病毒既是对人类的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考验。当我们不能把病毒当作人类共同的敌人去防控，不能去反思和治理违反自然规律的问题，甚至还那么傲慢，那么病毒就会成为一种无形且狡猾的力量，有它施威的方式和手段。疫情以来的世界，有的地方喧嚣让度于安静，污染让度于清洁，公园街道也暂时让度给逛街观光的动物。扪心自问，不是自然需要人类，而是人类需要自然。在人类面前，自然拥有神一般的力量，需要人类团结、敬畏、反思和革新。
（邵春保：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