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壮海，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先后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20余名。
每一个准备进人学界、准备开始学术生涯的人，准备或立志将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的人，所应接受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便是学术规范的训练。学术规范的训练决定着一个学者能否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迈出稳健有力的步伐。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在其著作《学术责任》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就为学术生涯做准备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高尚的学术行为更为重要的了。”高尚的学术行为，首先即遵守学术规范的学术行为。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线。把握住这个生命线，学者的学术生涯才会更辉煌，才可能产出理想的学术成果。这就是学术规范的意义所在。
一、话语规范
这里的“话语”，指基本的学术概念、范畴、术语。这是一个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基础，也是任何一项具体学术研究过程的基础。术语的创新，往往标志着学术的创新发展。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曾这样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在这一序言中，恩格斯也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新成果及其创新意义。
那么，我们要遵守哪些话语规范呢？首先，要熟悉本学科、本学术领域的术语。术语的革命标志着学术创新发展的状况，术语的运用也标识着一个学者基本的学术背景、学科归属。每位研究者，都要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基本话语，要熟悉本学科领域中的“学术普通话”“学术通用语”。其次，在同一研究中，同一术语，其内涵应当极为明确且一以贯之。要避免同一术语在同一研究成果中内涵不明、界定矛盾、意义不一等情况。再次，字面相同的学术术语，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其内涵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要仔细辨明，准确使用。例如“意识形态”“价值”“软实力”等。最后，在学术对话中，要了解对方所用术语的确切含义，不要望文生义，不要各说各话。
二、选题规范
不少人认为选题就是“选择题目”。其实，选题的真正含义更应理解为“选择问题”。选择问题是选题的基本规范。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前提，不提出问题就不可能解答问题，更不可能实现创新。
问题的选择，要体现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成果即重大的理论成果。从学术史来看，大凡学术繁荣昌盛之期，皆为学者们能够直面重大现实问题自由探索之时。
在对问题的关注中，我们应当关注“新”问题、切准“真”问题、聚集“大”问题、重话‘“老”问题。一是“关注新问题”。在空前的社会变革中，新问题层出不穷。列宁曾经指出，在“异常剧烈的变化”面前，人们“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趋向。”当代中国同样如此。一系列的新问题，都可以也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二是“切准真问题”。我们选择的问题应当是真的，是深刻的、复杂的，是反复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值得我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反复与系统研究的。三是“聚焦大问题”。这里的“大问题”，指关键性的和基础性的问题。越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它的意义越大，这是“聚焦大问题”的真正含义。四是“重话老问题”。老问题在新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借助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新工具和新方法，在对老问题的重新审视中，也可以看出新的景象，得出新的结论。
培养问题意识，一要深人实践，二要勤于积累。“积累是产生学科的‘问题’意识，提出学科研究‘间题’的基础。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为找不到或找不准研究的问题而苦恼，其实这正是理论上积累不足，经验上缺少发现的表现，实践告诉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忽视其中哪一方面，都无法找出研究社会的‘真问题’。”其间的道理也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讲的那样:“没有问题就没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识始于知
识与无知间的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
三、研读规范
学术研究的过程，离不开对思想资料的研读。资料的研读过程，也需遵循相应的规范。
遍览资料，即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遍览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资料。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是马克思对研究过程规范与规律的概括，也贯穿了马克思自己的所有研究过程——无论是置身怎样的研究处境之中。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定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思考问题，发现、分析一切有关的研究资料和素材。辨别资料，即对海量的资料进行辨别。辨别资料的过程就是对思想、信息、知识进行“蒸馏提纯”的过程。这项工作越细致，我们所取得成果的质量就越能够经得起检验，“这蒸馏提纯越是彻底，制成品的纯净度越高。”我们要辨别所搜集到的资料是正面的资料还是反面的资料，是原创的资料还是模仿的资料，是充分的资料还是残缺的资料，是深刻的资料还是肤浅的资料，是可靠的资料还是有待验证的资料，是权威的资料还是普通的资料，是典型的资料还是一般的资料。有了对资料的诸如此类分析，哪些资料能够进入、运用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哪些应当抛弃，这个分寸就会把握得非常好了。辨别资料的过程中，要避免“只选取那些能够佐证自己的先验假设的资料，而有意忽视那些不利于证明自己的先验假设的资料”，“要尽量通过不同资料的相互印证来进行甄别;对前人通过调查获得的实证数据，要注意其获取数据的手段是否科学，其获取数据的社会背景与本选题社会背景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消化资料”的过程，即将资料转化为自己“掌握了的东西”的过程。读书就像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既要潜得下去，也要浮得上来，潜得下去就是要遍览，浮得上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消化吸收。美国作家爱默生讲:“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怎样才叫作使用得当呢？那使用所有手段才可以达到的唯一目标究竟又是什么呢?它无非是要给人以启发。我宁可不读书，也不愿意任由书的引力把我拖出自己的轨道，以至于我从一个宇宙变成一颗卫星。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爱默生此论的鲜明用意，正是要提醒读书人应当带着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考去读书，要能够将书籍转化为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的东西。
四、方法规范
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我们能够取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关系密切；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枢纽。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谓“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称研究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梁启超甚至将西方近代以来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追溯到培根，归功于培根归纳法的提出与应用。方法创新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意味着，对一项研究成果，理解其研究方法，往往也是理解其成果内容的重要切人点。正因如此，马克思在邀请恩格斯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书评时，特别提出书评应当“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在自己为《资本论》法文版撰写的序言和跋中，马克思同样表达了他对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其方法的理解和对其著作内容理解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
在遵循研究方法的规范方面，应当注意的是：其一，要有“方法意识”和“方法自觉”，切忌“无法而战”，也要避免随意杜撰所谓的研究方法。其二，要会“选方法”，要根据自己的选题选择运用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其三，要真正“用方法”，不能把研究方法像标签一样贴在那里。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一信中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将“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当前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存在；在对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中，此类贴标签的现象也同样多有存在。此类现象，均应避免。
五、论证规范
论证的生命力在其科学性。科学论证的对立面是非科学的论证。非科学的论证有哪些?有学者归纳为四类，即惯常法(此法诉诸习惯、传统以及先人为主的印象或观念，认为过去总是或曾经如此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直觉法(此法诉诸直觉，认为不可否认的自明之理或事，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和推理法(此法强调推理或推论的可靠性，认为只要推理或推论是对的，所得的结论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陶德麟教授也曾撰文批评过一些不正确的论证方式。如他指出：“写论文决不排斥作者的感情，充满激情的作品常常更能掌握读者。但论文是不能靠感情做支柱的。‘理直气壮’是对的，但‘气壮’未必‘理直’。一篇论文即使写得气壮山河，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一驳就倒，也还是没有力量。有的同志喜欢在论文里写上许多‘毋庸置疑’、‘我坚决相信’、‘这是无可辩驳的’之类的话，以为这样就能增加文章的力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另一种毛病是以引证代替论证。……有的论文提出某个论点时，除了引权威人士的语录为‘证’之外，自己并没有独立的论证，这就显得无力。从逻辑上说，这就是犯了‘以权威为据’的错误。”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遵循论证规范、增强论证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行文规范
行文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俗易懂”。只有通俗易懂，才有助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接受与应用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通俗易懂地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便曾坦言:“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在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撰写的跋中，马克思还曾专门引用同其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等刊发的对《资本论》的有关评论来回击德国庸俗经济学空谈家们对其著作文体和叙述方法的指责，借此再次申明其著作在叙述方面对“通俗易懂”的看重和追求。
行文规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简意丰”，文字要尽可能简洁，但表达的内容要尽可能丰富，“应该力争以较小的篇幅容纳较丰富的思想，注意文字的‘经济’。”在行文中，还要尽可能做到文字优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总之，在行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生涩，也应避免粗陋。
七、引用规范
引用的意义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支撑自己的论证、表明自己研究的学术方位、利于学术评价、提供验证的依据、方便读者研习、防止抄袭失误等。引用的基本规范可以概括为：有择而引，引而有度；用而必引，凡引必用；引而必注，凡注必实。
“有择而引”。既然引文是反映自己研究所处学术方位、标明自己研究的学术高度的，那么，哪些该引，哪些必引，哪些不引，就必须仔细推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很少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正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在1867年6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专门讲到了自己在《资本论》的一条注释中提到分子说时没有提到威·霍夫曼的原因即在于“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给这个学说增添了一点色彩，而提到洛朗、热拉尔和维尔茨，后者是这一学说的真正创始人”。
这些都是“有择而引”的典型案例。当下的研究中，不择而引的现象很多。原因在于心中没有一张清晰的学术地图。要弄清，在学术的版图中，哪里是高山，哪里是沟壑；在哪个地方，富集哪种资源；一种学术资源，哪里的品质最好。
“引而有度”，即引用不能过度。“用而必引”，指只要使用了非自己原创的内容，就必须标注为引用，用而不引就是抄袭。“凡引必用”，即引的一定是对我们有用的，也是在我们研究过程中真实使用的。“引而必注”，凡是我们加了引号的东西必须标出注释。
引用中还要坚持“凡注必实”。凡是注释的东西，应当是真实、确当的。在为《资本论》第1卷第4版撰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扼要介绍了《资本论》英文版及第4版出版过程中对引文的核对工作，并不惜笔墨地讲述了由于马克思著作中一条引文的准确性问题而引起的一场持续20年之久、“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的论战。为了揭露一些人利用所谓的引文问题而对马克思的诽谤，恩格斯专门于1891年出版了《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著。从这些史实中，我们足可体会到看似简单的引用问题对于一个学者的严谨性、对于一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八、道德规范
学术研究必须严谨诚实。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人们经常颂扬一些大师级人物治学与为人的统一，这里的“为人”，自然包括大师们在整个治学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格、学术道德和学术风范。马克思多次强调自己的研究“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恩格斯也介绍马克思在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时，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这些言论和事实，无不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严谨诚实的科学精神。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伪造数据、仿冒签名、虚报职称、急于发表尚不成熟的研究成果等，都是有欠严谨诚实的表现。
学术研究当以质量为先，深思、勤写、慎发。学术研究还当勇于创新。每一位学者都担负着推进创新的责任，这种责任也是需要青年学者勇于担当的。爱默生曾讲:“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赛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一点:当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些图书馆里的年轻人。”每位青年学者都既要虚心地吸收大师们的研究成就，也要立下成就为大师的志向，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探索新知，推动学术的创新发展。
在遵循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知而行之，在形成对学术规范清晰认知的基础上，将这些规范要求真正贯穿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严于律己，严格按照这些学术规范来要求自己的学术行为，一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虐待自己，厚待同行，善待前人;由形及神，在遵循技术性规范要求的基础上，进人对学术精神的持守、对高远学术境遇的追求。
九、遵循学术规范之目的是创新
遵循学术规范，目的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墨守成规，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前人开辟的学术道路上，继续开拓创新，不断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进步。
现在到处都在讲创新。创新不是自吹的，真正的创新应是公认的。现在不少学者经常自誉创新。在我看到的一个评审材料里，有学者一口气列出了自己研究成果的二十多处创新。这显然有失严谨。到底是什么创新?同行一看，发现制高点都在这里，这才是高质量的创新性成果。
创新包括话语体系的创新。在2015年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郑永年这样谈道：“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进行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没有知识体系的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向他人推广自己，是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他觉得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其中也要有“宏大的论述”。“宏大的论述”就是基本原理、思想体系方面的东西，但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有能力、都应该去构建“宏大的论述”。但有没有“宏大的论述”，是评判你能不能成为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标志。
我读博士后的时候，导师刘德厚教授多次讲学术研究要“学会缝自己的口袋”，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没有自己的口袋，你研究的东西就都装到别人的口袋里了。自己没有一个口袋，别人不往我们的口袋里面装东西，说明学术上还未达到战略科学家的高度。很多学术大家都不仅有创新性的大著作，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也都有自己的贡献。“缝口袋”，当然不是说自己闭门造概念。学界不认可的自说自话，不是真正的话语创新。话语体系创新绝对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两眼一闭，想几个新词，那是不行的。
如何推动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是这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取中国发展的经验，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时密切把握世界学术发展的前沿，关注到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能拿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