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莫干山讲堂，来谈谈我认识的问题。因为公共卫生于各位、于我是不一样的。对我而言，公共卫生是我终身的事业，我为它奋斗了40多年了。我认为公共卫生问题不仅涉及的概念问题，更涉及到实践的问题，包括涉及到具体的公共卫生事件，以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大讲堂提出了对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思考。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触及到了一个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由传染病、世界大流行引起的对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冲击。我们现在来讨论大流行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非常特殊。因为传染病大流行，以人类的经验，比如对欧美各国而言，他们只是一百年以前有过一次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即从1918年—1919年流感大流行。全世界死亡人数达五千万人以上，对社会冲击非常大。从那以后，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大的流行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公共卫生的事业，特别是欧美各国率先在传染病防治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在改进卫生习惯、安全饮水、疫苗接种和抗生素的使用方面等，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先是跟着苏联，以后跟着西方公共卫生的进步而进步。
一开始我们中国学习苏联的传染病防治模式，后来不止是传染病的问题，学习西方预防慢性病，涉及到人类的行为和健康素养。公共卫生概念越来越大，以至到最后，最初的传染病大流行问题已经不在公共卫生应对的主流之中，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旁枝，当做疾病史读，很多人对它不重视。
中国这次能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阶段性胜利，原因在哪？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打败仗？其实，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就是我们开展的领域，以及工作的深度、理论体系建设，都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
为什么中国在这次能够做得比欧美国家这些“老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一仗对欧美国家可以说是一百多年以来第一仗，我们是第三仗。第一仗是2003年SARS，那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对世界当然也是。因此，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国必须报告一切可能对世界公共卫生造成了威胁的事件，比如说传染病流行和其他公共卫生重要的事件。但是实际上2003年SARS主战场是在中国，起点是中国，收尾也是在中国，虽然是传出到境外，但是比如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主要是华人社区，所以那时候没有成为世界大流行，但是对中国是刻骨铭心的。在中国的防治中，从现场流行病调查到防治对策，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经验。
举个例子来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首都SARS防疫指挥部门的建立，创建了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一个决策者和专家直接对话的平台，即共同研判的一个指挥体系。而且采取的方法是把所有的病人按病情的轻重，都要集中收治。收治的过程中，如果容量不够，北京建立了小汤山医院。当时我参加了这一过程，提出封闭人民医院，把病人向远郊区转移的建议。在此以前，我们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一支队伍，从广州率先研究疾病自然史，那时候确定了SARS潜伏期没有传染性，这一结论让我有一个机会，给中央政治局做报告时宣传。当时是卫生部让我去国家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建议是，中国的SARS防治，不应该是以高科技研究为主，应该是采取公共卫生对策：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为主。
我非常感到荣幸的是，遇到一系列英明的决策者。所以中国能从一开始比较混乱的局面，到打翻身仗。这个仗是世界卫生组织都不敢相信的，我们没有病例了，他还不太相信。后来派十几个组到中国调查，才认识了中国发挥了体制的优势，从一开始的乱到治，这么快实现了，这是中国打的第一仗。
我们打的第二仗是2009年，新流感大流行H1N1，那个大流行，恐怕对很多人的印象不如SARS深，但是那次可以称之为一次世界流行。涉及到起源于北美，波及各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那时候就出来发号施令了，引领世界各国从一级升到六级。中国因为接受了SARS刻骨铭心的教训，所以非常认真地应对。后来我我和清华大学的薛兰教授共同对中国的应对做过一次总结。我们发现这次中国在前三个月围堵甲流的时候，连续3个月发病曲线，成为了一条压低的直线，我建议称为中国平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即使流感那么难防控，在三个月内几乎让它抬不起头来，显示了中国的能力。但是这时候欧美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一位优秀的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和我一起工作了8年。他的办公室跟我对门，设在我这儿，他讲：“你看你们白忙活了这么多天，我们美国没有忙活，结果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三个月研制出了疫苗。后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缓疫阶段，即放弃围堵了，中国为最后一个。那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占便宜了，我当时讲这既是一次实战，也是为更大的传染病流行做了一次全面的大演习。这样看来当前这仗，我们中国是打的第三仗，可对于欧美国家是第一仗。他们在公共卫生很多领域上都先进，但就是对传染病引起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恰恰是过去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而且他们这些预案各方面来讲警惕性也不够，因为一开始他们还是跟对待甲流一样，觉得可以不戴口罩，可以不隔离，看着中国搞这个，认为我们中国搞过头了。我觉得这就是公共卫生实战经验，中国有了。所以恰恰我们的“老师”缺乏这方面的实战经验，这次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有实战经验的话，还体现在几个关键方面：
第一，国家体制、举国体制的优势。在SARS期间就是这样，为什么七天七夜能够建成小汤山医院？专家一提出这样的建议，政府立即采纳，地方七天建医院，军医从全国调进来进驻，北京解彻底决了病人收治的问题，SARS危机就转危为安了。
第二，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只是中国，东方国家都受儒家的影响，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忠君爱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做正面宣传，凡是忠君爱国都是正面的，奸臣都是不爱国的，或者说是不忠君的。这种传统文化引导老百姓服从，响应政府的号召。SARS和这次也如此，有了历史文化传统，还有多年的精神文明教育，老百姓才会配合得这么好！
第三，刚才说了，经验有利于我们打赢第三仗。其实第三仗一开始，但是我们SARS的经验在武汉没有用上。SARS之后一度国家加强了公共卫生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主要是盖房子，给疾控中心盖了楼、买设备，我们也搞预案，这些都是进步，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共卫生的困难。。公共卫生方面最大的进步，就现场流行病培训的发展。这个培训在SARS以前2001年就开始建立了，那时候也是以美国为老师，美国疾控中心从1951年就开始办了，这种培训不只是培训实战的经验，也成为维持美国疾控中心骨干晋升的一种渠道。经过这么严格培训的人，将来CDC各单位的领导就是他们。美国为了维护这支队伍，都是授以军衔的，每星期穿一天海军的军服，还享受一部分美军的部队待遇，所以美国CDC的人员维持稳定，是先把这支核心队伍维持稳定了，这些好的条件我们都不具备。
但是，我参与创建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培训以及坚持了19年。比如这次在全国的流行病调查，有几百个学员参加。我培训的全国各地的是在现场，我1月9号到了武汉以后，我见过18个毕业生，都是在前线的。遗憾但是媒体很少对公共卫生队伍做报道，只宣传临床大夫做了什么。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新冠病毒感染潜伏期就有传染性，是谁调查出来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全世界都隔离14天，是谁调查测量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谁调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谁去追踪密切接触者？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因此，他们应该跟临床医生同样受到社会尊重，可是公共卫生往往不在媒体的视野之内，不被社会重点关注。我觉得公共卫生一贯是受委屈的，甚至国家疾控中心在早期做了那么多好事还被攻击，这次也体现出来了。为什么钟南山说公共卫生地位低？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做了好事，还不被社会理解。但是，我们的能力和表现当前的确比2003年SARS时有了明显进步了。
第二个进步，分离病原体，研制核酸检验试剂。国家疾控中心把病原体拿到，而且是迅速的搞出基因序列，向全世界公布。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腰杆硬、敢说话？因为有中国经验，其他国家得以跟进。关键信息都是从中国这来的，这是我们对世界很大的贡献。与此对比，在SARS期间，疾病首先在中国流行，病毒是外国人分离鉴定的，我们陷入尴尬境地。到2003年5月份，我们才搞出诊断试剂，可以说SAR S之仗是在没有诊断试剂的情况下打的。现在我们率先研制了核酸诊断试剂，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工作立功了。
第三个进步，临床救治也都进步了，诊疗方案从第一版到第七版，循序渐进，中西医结合，挽救了大量的生命。排出医疗队，向各国传授经验，为全世界服务。
但是为什么早期明确人传人还遇到了困难？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认识新发的疾病不容易，需要科学探索过程。从一开始就完全控制没有先例，最初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控制到中国的程度。推迟了大流行就是贡献。对1100万人口的武汉封城已经是天下奇迹了。很多国家连几例输入病例都控制不住，不要说对疾病早期探索了。
另外，我们也有体制上的问题。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有人不希望这些问题公开，不希望中央知道，怕影响城市的荣誉，怕影响卫生城市，怕这怕那，希望自己悄悄解决。这种情况在公共卫生发展中早就是弊病，在现在体现出来了。我管过全国传染病疫情17年，我和传染病瞒报漏报斗争了17年。《传染病防治法》是在卫生行政系统领导下去执法，卫生行政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如果违法《传染病法》谁也管了不了，受不了惩罚，我觉得需要从体制上改进的大是大非问题。
有了三大进步，又存在这些问题，这就可以解释早期的科学认识有难度。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能够这么早期的认识、发现人类历史上的绝对少有的新发传染病，其他国家的确很难做到。生物医学技术这么发达的国家，早获得了信息，早知道传过去了，为什么还控制不了？自己都做不到，何谈对中国苛求？真正律己的是我们的自己。也许按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中国可以得95分甚至是99分，但是一个好学生总在反思为什么没有得100分？想的不是说95分怎么答对，他总想着为什么丢分，有很多好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是第二个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公共卫生问题上，我们得胜了，千万别冲昏头脑，不要认为中国公共卫生比其他国家领先，绝不是！传染病大流行涉及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中国打的是第三次仗，有了经验。跟自己打前两次仗比，有了很大进步。可以说，对这个新冠肺炎大流行，生物医学再进步，国家GDP再发达，也平衡不了早期无作为的的失误。失去了早期控制的机会，做任何事情都平衡不过来的，所以这是欧美各个国家现在疫情严重的问题根源，不但下手晚了，而且策略也有问题。我想我说的话已经比较多了，时间留给其他嘉宾，或者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再说。
主持人：谢谢曾光教授，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既肯定了我们的进步，也直面问题讲了很多。刚才华生教授也讲得很好，下面用10—15分钟的时间。因为华生有一些问题跟曾光对话讨论，请华生教授做跟曾光做一些深入的讨论。
华生：因为曾光教授长期从事传染病流行病学的研究，而且从事实践，跟西方交流特别多。这一次他又两次作为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成员，到武汉去过，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是想借很难得的机会，给他提一些问题。他刚才说的我都是很赞成的，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在第一阶段有特别的成功之处，这个特别的成功之处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我想另外找机会再跟曾光教授交流，而且我也会写文章。
这一次为什么中国、东亚国家，也就是刚才曾光教授说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总体来说应对比较好。尽管疫情发生得早，而且开始面对措手不及，也比较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比较好的。个人的招数不同，代价不一样，下一步怎么样，我们还要再看。但西方国家这次是吃了大亏，发达国家吃了大亏，为什么他们吃大亏？这里面我有些思考，不在这个地方展开。我想1今天的宝贵时间，多问曾光教授一些问题。
刚才曾光教授说搞了几十年，其中跟地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进行斗争的17年。我们看到出来的一些例子，也都是说明这个情况，反映了这个情况。而且看到我们国家疫情开始发展的时候，卫生公共部门不受重视，这次中国做得最出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就像他刚才介绍的，SARS的时候搞了几个月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这次从中国疾控中心拿到这个东西虽然已经很晚了，1月2号才拿到，几天当中联合其他力量，很快就出来了，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说明我们这方面已经到了前列。
最初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国内各种各样的质疑，特别是互联网上的。最主要都是冲着科学家去了，把科学家骂得狗血喷头，认为科学家专家组专家都起了最坏的作用，甚至怀疑病毒是中国科学家自己搞出来，自己给泄露的，而且声音大的几乎谁都挡不住。
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是除了不理智的冲动以外，其中也有些问题，借机请教一下曾光教授。比如最初武汉发现疫情以后，包括向市里面反映以后，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发生家庭集聚性的感染。当时，广大网民跟一般公众不太理解，既然已经有了集聚性的感染，一家来了三口都感染上了，显然一家三口不会都去华南海鲜市场，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能够得出来有人传人？我想这是很多公众跟我一样有的疑问，我在想当时为什么大家对科学家，对专家有那么大的火气？常识理解的问题，可能跟专业上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曾光教授。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是最知情的人。我在1月9号才到武汉去，我到武汉去的前一晚就是一个退休的专家，在家里头。1月8号晚上我直接接到卫健委的指令，还不是国家疾控中心的指令，要求第二天早晨坐7点15的飞机到武汉去，这样我才去的。到那以后，我们跟当地卫建委对话，其实当时是武汉市卫健委做工作介绍，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个病没有那么严重，主要是华南海鲜市场的问题。而且隔离了几百个密切接触者没有二代病例。而且他们说病情的严重性，也跟季节性病毒肺炎差不多，说他们省里很权威的临床专家做出来的判断。在武汉我没有听说过张继先、李文亮。知道李文亮是我回北京以后了，出席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直播面对面节目，鲁健当时问我，武汉那八个人的事你知道吗？我才知道这个八个人的问题。我当时评论，这八个人的话是可敬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因为我知道当时这个病没有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如果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这个医院可以直接报告国家疾控中心。全国任何一个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法定报告传染病，都可以直接报到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库，同时所在的县、市、省疾控中心都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体制，不需要行政部门审批。由于当时还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他们不可能按法定传染病直接报告，而是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我听说当地没有把采集的标本送到国家疾控中心检验，而是送到其他的一些检测机构去，到底是国营的还是民间的检测机构？没有走正规渠道，国家疾控中心哪能知道？而且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国家疾控中心派专家组来，我们与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单位。疫情调查是属地管理，从头到尾调查以当地人员为主。如果得不到关键信息，如何研判？这是信息被隔离了。
我提倡新冠病毒肺炎防控需要实战的体制，情报部、有参谋部、后勤部、战斗部。情报部应该归属于参谋部领导。情报太重要了，就像打仗似的，各种信息拿起来共同研判。比如信息来自于医院，我们应该作为很重要的信息。另外来自现场流行病调查的信息也很重要，来自网络的信息也很重要。在战争时期不能要求每个信息都是准确的，甚至有很多是敌人诚心给你制造的假信息， 也收集到了，靠综合研判得出来正确的结论。当时武汉没有这种机制，没有公开让有经验的流行病专家去研判，而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研判。行政主导，往往是不希望地方出大事，特别是在武汉刚开完世界军运会以后，武汉以此为荣，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能他们是想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这样的事是过去常有的。
我们有的搞卫生城市评比，设定了评比指标，这些评比指标现在看起来是害人的。一旦发生疫情达不指标的话，就评不上卫生城市，因此地方经常瞒报。实际上应该如实地报告疫情，不怕疫情高，能够正确处理就是好样的。制定疫情指标，就有这个导向，当地政府官员如果如实汇报肯定评不上，可能影响城市形象、旅游和自己的业绩，这样的评比制度一定要打破！
传染病防治确实是这样，名义上有法可依。所谓执法，在中国搞的是行政执法，我认为行政执法本身就带来问题，首先行政单位是守法的单位，守好法再谈执法，自己不守法没人管。因为卫生监督所是从防疫站中疾控中心分出去的，疾控中心的调查没有执法权，而且卫生监督部门也是受卫健委领导的，不可能对他的上级执法，对当地政府执法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个体制本身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系统不是垂直的系统，是个平面的系统，容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在领导体制增加垂直的色彩，效果要好得多。另外司法执法和行政执法之间的关系要反思，不能让那些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人不受惩罚。以前违法的人尝到了甜头，可是执法如实报告的人却要付出代价，形成这么一股社会正义的逆流。
我想这次在武汉的这个事，不是偶然的事，也不只是武汉有。如果发生在其他部门，我不敢保证是不是也有行政违法的问题，如果有，都是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另外，疾控人是有纪律的，不能随便讲话，不能随便接受媒体采访。即使被媒体骂得狗血淋头，自己满肚子冤枉，是不许对媒体讲话的，所以造成舆论的不平衡。只能以国家疾控中心的名义谈一些技术问题。如果再没人讲话，错误舆论上会一边倒，这些也是在舆论传播上、导向的一些问题。比如人家批评国家疾控中心，需要上级部门替我们讲话，可能上级部门也怕被媒体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也不替说话，反正以后事实会搞清楚的，上级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可能老百姓先入为主了，再改变不容易了。
华生：我还有一个小问题，问题比较简单，也就是两个问题，要把时间留给其他人。20号以后，武汉当时高级别专家组去了以后，很快武汉封城了。关于武汉封城的建议，我看了现在公开的有三个说法。
一、媒体上说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
二、我看到曾光教授说专家组一致认为集体讨论统一意见，这是第二个说法。
封城的这个决定、建议怎么出来的？
我讲句实在话，我只能讲我的所思、所为。封城武汉市提没提？湖北省提没提？我不清楚。虽然都是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但是有些会议只是钟南山跟李兰娟参加，我只了解6位专家一起的情况。
2002年以前我负责了17年全国传染病的统计分析，对中国流行病史最清楚。1967年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诱发了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爆发流行。当时红卫兵大串联火车里挤的是人山人海，甚至上下挤三层人，地下也是人，座位上也是人，甚至行李架上都是人。那时候疾病传播300多万，16万4千人死亡，当时这么大的事件现在来讲绝对是国际头号的事件，但是淹没在文化大革命中了。庆幸的是那时候卫生防疫系统没有完全垮，疫情统计还存在。当时我沿着这段历史，中国医学科学院流研所胡真教授是我的老师，他生前跟我说过，是他给周总理提的建议，中断红卫兵串联，后来被中央采纳了，所以这个事件是平息。我为了写这本书还做了调查，老师去世了，不能只听他一人说，有人帮我找到2位健在的老师做旁证，后来确认的确是他。这个历史英雄叫胡真，我们不应该埋没他，他一个建议救了百万人的生命！比临床大夫的作用大得多，一个临床大夫治好多少人？他一个建议被采纳全人民国人受益！这些事对我刻骨铭心。而且我刚写完这本书，遇到了武汉的紧急情况！我们提建议的时候，武汉统计病例不到300例，但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春运开始了——人口大流动，规模大的了不得！比红卫兵大流行那时候人口流动量要大得多。当时心急如焚，我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我有这些经历，当时提出来这些观点。20号上午国务院主管领导同志汇报的时候我就提到了1967年的悲剧不能重演。晚上新闻发布会，钟南山院士发完言，第二位是我发言，我在会上提出来武汉人不要出去，外界人不要进来，指出这是专家组的建议，不是个人的意见，更不是官方的号召。
为什么是专家组的意见，在钟南山组长的工作汇报里面，把这条纳进来了。我还有这个文字为证，代表了专家组。可能我个人提的时候比较积极一点，对媒体公开发声的，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比临床大夫要知道得多一点，焦虑也多一点，情况就是是这样。我有自知之明，我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威信，其他专家比我的威信高得多。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这个建议能够被中央采纳，个人的意见微不足道，专家组的意见的理论大了多少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专家主动同意，我们的终南山组长1月20号的书面总结材料，概况了封城的建议，现在我还保留着。其他专家，也可能也做了幕后的工作，我不否认人家做的贡献，我也不知道湖北省是不是有人也提出同样建议，更不知道中央智库是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被国家采纳变成行动了，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且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历来如此，不管对错，只要是被决策者采纳了就不属于专家了，就属于党和国家的行为，就是错了也由国家承担责任，对了当然是国家的成绩。。我在SARS提出过那么多重要的建议，包括封闭人民医院、把病人转移到远郊区建立小汤山医院的建议，也包括给中央政治局讲课提的建议。没有写一篇论文，没有一点影响因子，没有一个成果，但这正是我们公共卫生专家平生最欣慰之处！
非常棒的是，我们党和国家采纳的武汉封城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执行得这么果敢，是超出提建议的人能够想象的，这么大的措施是以联合的组合拳。把体制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我们这些公共卫生的人和医学专家所能想到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历史上确实是这样的，绝不能否认其他人的贡献，但是我觉得说是专家组的共同建议，比说是个人的更确切一些！
沈群红：首先要感谢曾老师，曾老师您好，好久不见，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曾光：群红，你好，又见面了。
沈群红：我能感觉出来，曾老师您对疾控体系，对公共卫生体系感情非常深。所以，我想知道，在您心目当中您想的医防融合，能够更好的应对公众健康当中各种风险的医防融合，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你能简单给我们描绘一下吗？
曾光：我觉得有点跳跃。
沈群红：不跳跃，公益体制您肯定是要做医防融合的。
你的问题很重要，因为一开始我就说了，新冠病毒肺炎的防治是非常特殊的公共卫生问题，谈论胜负的话都局限在这个特殊问题上，而不代表我们对中国公共卫生整体上的认识。
因为医防结合是非常大、非常关键的问题。国外有些国家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特别是搞医疗保险。据我所知，很多做医疗保险是这样的，这个社区医生全科医生都要参与的。他们的工作好坏的关键指标是少发病，就做出成绩了。这样的医生可能受到表扬，会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如果只看病只开处方，特别是开大处方，花费的医疗资源多，取得的效果就不好，这就是很好的医防结合的典范，促进做临床的人去重视预防。我觉得这个力量太大了！不论中国老百姓还是外国老百姓，他们相信临床大夫。临床大夫可以给他们解决痛苦，所以崇拜的也是临床大夫，要感谢的也是临床大夫，几乎没有人对公共卫生大夫表示感谢，出了什么主意，甚至一个城市全国老百姓获利，没有人给你送红包，甚至没有人给你说声谢谢。
但是，临床大夫就是这样的。临床大夫在给他们治病的同时，要把他们参与公共卫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种调动不是一般的鼓励，而是从机制上建立起来，形成一种首先是对病人有利，对于服务对象有利，服务对象少得病，医生也获利。
另外，对医疗的投资方有利，可以少花钱解决同样的问题，对国家也有利。同时，对个人也有利，这样的机制可以持续性的，我认为这个方式是促进医防结合很好的方式。
沈群红：我们其实也是觉得真正意义上应该主动健康，然后要像深圳、安徽一些地方，建立以服务人口为单位的总额预付的方式，这样调动医疗机构主动防病的积极性。所以曾光老师那一点踩到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从支付制度，支付制度的管理，医疗机构的评价包括对民众的补偿和奖励。不得病的人，得慢病的人应该从医疗保险当中返回一笔健康方面的奖励，这样可能会更好地调动大家关心公共卫生，关心自己疾病的主动预防，谢谢曾老师。
我要跟你介绍一个名词叫“医学侦探”。在一个原因不明的疾病发生时候，在我们公共卫生工作经常遇见这样的事，就是探索。这个探索过程有时候确实是进入迷宫似的，没有一个明确的道路可循，比如一个疾病到底由什么引起的，在我的工作中经历过多次，比如以前原因不明肺炎的传播，最后发现是肺鼠疫，可是它又不典型，甚至检查肺鼠疫的实验室检查都是阴性的，给我们的诊断造成非常大的困难，这不是说局外人所能够想象的。因为一批一批的专家组可能都没有诊断出来，需要思维方法，需要矛盾进一步暴露，还要诊断发现有时候不是传染病，比如说2007年发生一次药害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全国各地突然二百多白血病病人全都瘫痪了。一般的检查要么查不出问题，医生也查不出问题，可是病人就是在不断的瘫痪，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类似很多问题，我们全都参与了，这是有科学探索的过程，这确实需要时间。在探索的过程中要允许我们提出各种假设，很多假设自己提出假设，需要一些过程。但是最后的结果出来以后，可能大家知道原来如此。就像猜谜语似的，最后觉得就是这样的事，可能看得很简单。但是探索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很艰辛的，跟福尔摩斯侦探一样，我们也叫医学侦探。现在新冠病毒肺炎早期中，确实在探索，不可能马上就能够说出答案，说出传染性多大，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即使你知道人传人，也未必能马上就能够控制住。有一个问题，零号病人到底在哪？可能永远不知道。武汉发现的那些病人之前，也许就已经传播开了，可能我们不知道感染者都在哪。但是这些人对最后的大传播发挥了大作用，这些都不可知。所以我还是讲，在中国武汉这种情况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探索、发现它的传染性，还能够克服某些阻力，不该发生的阻力能够探索出来，我觉得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且探索出来还能够进行控制，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也可能是他们是医生，就可以不经过探索阶段吗？就直接集中精力得到答案了吗？
沈群红：肯定要经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还要人类共同探索，谢谢曾老师。
（此处省略其他嘉宾发言）
曹文炼：谢谢。下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好几个问题都提到了，好几个人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请曾光教授回应一下。
1、想请教一下，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现在的国际卫生公共体系，有没有完善的应急机制？有没有应急机制？
2、下一步应该怎样完善？现在美国对国际卫生组织表示不满，要退群，曾光专家怎么看？想听听对国际公共卫生体系的看法。
国际公共卫生体系，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世界卫生组织平常都在做什么？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关注点是发展中国家，其专家主要来自欧美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制定的很多东西，一些路线图，一些策略，实际上都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基础上，是对发展中国家去普及的。
有没有应急体制？应该说有。应急体制的话主要体现在2005年，就在中国SARS爆发以后，它建立IHR，《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规则，就是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了可能是对国际公共卫生产生影响事件，比如说有传染病或者其核泄露等，一旦发生必须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要向邻国通报，向其他国家通报。这就是一个国际信息沟通的机制，而且各个国家当时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包括中国都做了承诺，所以这一点是有的。
另外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直属它的，国际应急反应的专家委员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定期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是有这么个机制的。过去我本人也曾经做过中国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以后我的学生去了，就是这样。
另外，有个不是直属世界卫生组织，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组织，叫TEPHINET。培训各国公共卫生应急的队伍，这个队伍还是起源于美国。1951年，美国EIS，实际上就是疾病流行的情报服务局，应该是这样的。它是给美国疾控中心培养人才，美国疾控中心是两年全投产的，一种高级的博士后教育。两年毕业以后，大多数人补充到美国CDC的队伍中去了，这个机构以后形成国际的机构。这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在其他发展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中国是2001年建立的，我是中国项目的发起人，已经坚持了19年。我们培养了大批的学员，也是专业两年制的，每年都参加TEPHINET国际大会，每年都有一次全球或是区域的大会。我本人也在这里做过TEPHINET代表西太区的理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体制是不是完善的？与世界卫生组织根本性质有关系，它有指导建议权，不会强制各国做什么。
另外，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从人员构成来看，通过这次事情来看，我认为它缺少高级别专家组。高级别专家组预见大势以后，能够有高级别专家组出面说话，可能比干事长和那些人解释的话更有说明力，因为是跨国应急的。各国参加了不一定是一流专家，可能就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一些骨干参加。我认为这点应该注意。
另外，为什么美国和欧美国家有点不满？特别美国过去一贯指导别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从来不是指导他们的，有很多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他们不认真听。觉得自己的成熟经验，现在被指导了，就不习惯，甚至对世界卫生组织反感。
另外，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的摄入，所以对世界卫生组织不满，特别是觉得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关照中国这么多？问题是首先中国发现的问题，首先在中国发现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关心中国是应该的，而且中国完全配合。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很多专家是美国疾控中心做主导的，这次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就包括美国疾控中心组的专家，也包括欧洲、日本的很多专家。
我觉得要求改革的话，其实刚才也提出改革，但是改革目的，一个是完善，一个是加强。通过这个事件，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多边的组织，来更好地领导全世界疫情的防控。平时应该做什么，战时应该做什么，应该发挥更有权威力的机制，把更优秀的专家吸收到那里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各国派的未必是一流专家去，因为一流专家离不开国内工作，在美国一流专家也是不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所以，有些人到世界卫生组织当成一种职业，不一定是最出色的。也确实应该加强。但是有人相反，无理攻击，拒绝交会费。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对西方国家起到主导作用，他们应该想一想，世界卫生组织说的是对的。如果早听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很多国家可以少吃亏。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不要总是惯性思维，觉得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我就是教师爷之一，现在反过来管着指导教师爷了，因此不太听得进去，忘了该组织其中很多专家是自国家己的。
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表现相当好，我特别赞赏谭德塞，他虽然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专家，但是他的全球观很好，而且掌握节奏、分寸也很好。当然我不说他是绝对没有缺点，换了谁在那，这么大的事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我觉得他应该是得九十分以上，这是我的看法，应该充分肯定，帮着补台。这样的话，世界才能够更好。
另外，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欠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会费的国家应该交上去了。中国支援2千万美元的经费，你还有意见。大家把会费全都交了，那不更好吗？应该共同反思一下，大家心平气和地来考虑，需不需要这个机构？是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好？还是你一个超级大国领导好？我觉得是世界卫生领导好，因为现在是多边的世界，需要引导多极化，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几个国家的集团，也不是G7，甚至不是G20，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性更好。
另外，其实在IHR基础上，通过这个事件以后，又该总结有没有新的制定出现。这里发现很多问题，有些国家在防控中互相封闭，甚至互相抢资源，抢口罩；有的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互相抢。每个州口罩、呼吸机多少钱？哪个州出的价钱高，卖给你，出现这样的事，互相竞争。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考虑，国家之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协调物资的问题。
总而言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非常不赞成某些国家对世界卫生组织做的一些拆台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