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全球经济“停摆”。有研究指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超过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我认为，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在不确定性之中又有不少确定性。要准确把握疫情后全球经济大趋势，必须仔细研究这些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全球经济未来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疫情过后全球政治、经济将发生很大改变。但改变的深度与广度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疫情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由三个不确定因素导致的。第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的最终规模与影响难以确定。第二，人类何时能够开发出应对病毒的疫苗或特效药不确定。第三，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不确定。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是否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停摆”将持续多长时间与产生多大影响等不确定。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短期看仍较低。
由于全球经济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我们在判断全球经济走势时须谨慎研判，做好不同情景的预案很重要。
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全球化深度调整的可能性加大。全球供应链将重组，但重组的深度与广度不确定。这取决于疫情后各国公共政策大讨论与最终决策结果。
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发达经济体对医疗防护物资与药品过度依赖中国等国供应的担忧明显上升。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将明显上升，从而将导致一定程度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的角色至关重要。美国一些药品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阿奇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尽管印度也是世界最大药品出口国之一，但其70%的原料药依赖中国，在关键的抗生素、退烧药等方面，印度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程度将近100%。显然，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凸显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不可避免。
经济全球化在经过高歌猛进的30年发展后，国内舆论环境与政治基础都已发生较大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危机后美国等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明显抬头，2016年特朗普当选即是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掌握权力、扭转经济全球化方向的体现。经济全球化本身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各国国内政策失当，导致全球化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美国经济债务负担重，贫富悬殊严重导致社会撕裂，美国的基尼指数倒退至100多年前，这才是美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原因。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党斗争、政治极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将扩大，全球化及其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将在全球疫情的新环境下受到进一步的批评。
此外，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其他一些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确定性。第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较大调整。价值观偏好将发生很大变化，对安全与秩序的重视程度将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治理模式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强。第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将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并决定各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疫情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科技与商业模式竞争将加剧；欧洲担心成为中美所谓的“数字殖民地”，将采取更多的反制与自强措施。第三，大国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将重构世界范围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版图。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不同地区都将出现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重构的现象，美国影响将进一步下降，地区合作与竞争将表现出新的形式。
中美关系走向将是影响疫情后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政治经济关系调整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性、全局性的。可以说，没有过去30年中美两国共同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同样，如果两国经济与科技“脱钩”，也将彻底扭转全球化的方向。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转变。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转至以大国战略竞争与意识形态竞争为主的关系趋势进一步增强。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原因大体包括：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不甘心霸权地位的衰落而打击竞争对手；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模式，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功与影响的扩大，加深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担心，制造各种借口，指责中国处理疫情不当、信息不透明等，混淆视听，打舆论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较快，《中国制造2025》计划威胁到了美国经济技术的支配地位。当然，这是美国强硬派有意夸大中国的力量，为遏制中国发展制造借口。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出现对华“三派”合流的现象，即贸易鹰派、安全鹰派、人权鹰派都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当前，一些美国声音更提出将向愿意迁回美国本土或迁至其他国家的企业提供补贴。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有可能形成两条平行的国际供应链，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中美可能继续打贸易战，结果导致关税提高、技术交流障碍增加，中美两个大市场之间的联系有可能逐步削弱。不过，不能确定的是，美国推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幅度有多大。
中美的政策选择将对疫情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影响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走向，以及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挑战是双方缺乏战略互信与政治互信。中美作为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有责任保持全球化发展势头。我认为中美关系的出路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双方必须重新确定对中美共同利益的认知；第二，开展有效的文明间对话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对话；第三，中美应当扩大在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过去80年间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在最近10年且爆发频率升高。国际公共卫生与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才有可能成功应对。中美在这方面应当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可以借助非传统安全合作平台，增加战略互信与政治互信，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