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历久弥新的文明的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血脉相续地延续至今，与极具凝聚力、向心力、范导性、引领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相关。譬如，中华民族自强不信、厚德载物，和谐互助、团结奋进，乐天达观、共克时艰等观念和精神，在时下的抗击疫情斗争中就有充分表现。
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
从根源上讲，民族精神属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孕育、形成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民为邦本、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成仁取义、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孝悌忠信、重义轻利等思想和精神就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见素抱朴”的尚朴精神、“上善若水”的谦下精神、“勤而行之”的实践理性精神、“和光同尘”的韬晦精神、“无为而治”的治世精神、“至人无己”的逍遥精神等就与道家思想密不可分。还有墨、名、法、兵、阴阳等各家各派，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哺育都有重要作用。
民族精神属民族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哲学思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其民族精神是该民族文明内涵、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民族精神赖以滋生的根基是该民族的本体思想。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就失去了精神和灵魂，就像一座徒有华丽外表而没有神灵的空庙一样，就不能是一个文明、进步和有长久生命力的民族。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蕴含民族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内容和有生命力的精神是什么？这至今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定、厘清的问题。总体而言，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在哲学性质、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诸方面有质的不同。西方传统哲学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和对象性、概念化的形上体系或本体理论。中国传统哲学则不然，它是悟性的、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和当场生成、当场显现着的活的情境式的形上体系或本体理论。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追求的是被提离开了事情自身的、以概念形式确立和表现的本原、本体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捕捉的则是活在事情本身中的、当场构成着和显现着的本原、本体。中国传统哲学形上本体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存在论的思想理路“暗通款曲”。
比如说孔子的“仁”思想。“仁”是什么？当然可以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但作为概念的“仁”只是人理性上、思想上的一个对象、一个观念，这种东西其实是死的。《论语》中“仁”有109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仁”都与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情境相关、相通。譬如在《论语·阳货》中，当孔子说宰予“不仁也”时，正是从基于人的血缘根基的子女对父母的亲情感而言的。这种亲情感不是被提离开当场情境的一个概念，而是当场生成着的活生生的情境、境域，当一个人有了对父母的爱这种观念、念头时，就当场、当下在言行举止中表现、体现了出来，就如好好色、恶恶臭那样地付诸行为表现中，绝不是一个思想上、理性上的观念、概念规定。当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时，也是此种活灵活现的境域、情境。《说文》说“仁，亲也，从人二”。说的就是“仁”的情境、境域性的亲情、情感性的实质。
还有老庄的“道”，也是境域、情境性的存在，不是人思想上的那种死概念。《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明确指出，若将“道”道说出来，就成了人思想上、理性上的一个对象，就成了概念，就不是那种存在于事情本身的活生生的道了。所以《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就说得很明确，“道”是恍恍惚惚、惚惚恍恍的存在，这就是并只能是境域、情境。庄子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文风，所用的那种“重言”“寓言”“卮言”的表意方式，都与“道”的情境性、境域性息息相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孔子的“仁”、老庄的“道”，还有孟子的“心”、郭象的“独化”、禅宗的“自心”“自性”、陆王的“心”等均是情境性的本原、本体。这种形上本体原本就与事情本身活生生地相即相生着。
正是这种活的、情境性的形上本原、本体，深刻地成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践理性”的性质和特色。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不是那种理论理性的思和辨，而是体现、表现、凸显、融贯在人的点点滴滴的行为和方方面面的生活中的行和做，是知与行的一体同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等民族气质和精神，正是哲学思想的生动表现。
民族语言：民族精神的外在表达
作为民族文化系统，民族精神不仅要深刻地体现、表现在民族生活中，还要体现、展现在民族思维和民族语言中。有深厚中国传统哲学底蕴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以“实践理性”的“知行合一”的特质和方式体现、表现了境域性的形上本体，而且以“让语言自己说话”的“道言”思维方式和方法来予以表达。所以，中国的汉字和汉语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
中国传统哲学在先秦这一源头处就避免了使用那种概念化的语言，而用的是让语言自己说话的“道言”方式。譬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怎么理解“君君”等之谓？流行的解释是把“君君”仍作为一个“君”来看待，即君就是个君或曰要像个君。其实这样理解并不确切。这里的“君君”实际上是“君—君”，在这两个“君”字中，有一个是名词，即君主、君王；另一个则作动词，即正在君临天下、正在做着一个君主所要做的事情。这两个“君”字中哪一个是名词或动词呢？两个“君”均可，若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这是说所谓君主就是正在君临天下的那个人；若反之，则是说一个正在君临天下的人就是或才是真的君主。很明显，这就是让语言自己说话，而不是像人解释“君”字那样替它说话，替它说三道四地道说一番。人替语言说的弊端，就在于会把这个语言弄成一个光秃秃的对象，还可能会把这个语言说错。而让语言自己说话就是语言自身的当场开显、显现，这表达、传递的难道不正是那种活在当场的生成着、构成着的形上本体吗？不仅孔子的“君君”之谓是让语言自己说话的“道言”法，老子那种“玄之又玄”的“玄玄”、“损之又损”的“损损”法，庄子的“重言”“寓言”“卮言”的“三言”法，郭象“遣之又遣之”的“双遣”法，僧肇“默耀韬光，虚心玄鉴”的“般若无知”的思想和方法，还有禅宗的诸多“公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都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让语言自己说话的思想和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情境性的本体思想相通的，正是这一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表现和成就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情境本体思想。
如果具象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何以让语言自己说话？一句话，这与中国的汉字有深层关系。汉字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方块文字，是一种象形字，同时能传达两个信息，即有两个信息量，这就是汉字的形和声。而汉字以外的许多文字均是拼音字，只有声音这一个信息量。还有，其他的拼音文字在构型上均是一维的线性结构（宽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而汉字是二维的平面结构，可直接表意，而汉字以外的拼音文字则要人来赋意。正是中国这种非常古老厚实的象形化的汉字，深层地孕育、培育、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