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出现的重大变革对西方边界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由此兴起的批判边界研究在“流动”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命政治边界”的理论取向，开创了全球化时代边界研究的新路径，继而确立了民族志在边界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本文对批判边界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以西方学者关于美国-墨西哥边界以及加纳边界的实证研究为例，呈现批判边界研究的应用与特点，由此提出西方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边界；批判边界研究；全球流动；生命政治
作者简介：赵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刘玺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20世纪9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革：苏联解体催生了众多新兴民族国家；以欧洲为代表的、不断加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对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发出挑战。在此相向的双重趋势下，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组织形式和基本单位面临新的转型机遇。围绕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角色和地位，西方学术界形成了诸多讨论，其中一大议题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将会走向“消亡”还是“强化”。
20世纪末，试图走出这种二元化框架的西方边界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被称为批判边界研究（critical border studies）的尝试：基于“边界”本身的现象转变和内涵变迁，从空间、时间、实践、视角以及主体等多个维度发展新的边界研究框架，明确将全球流动作为边界的内生动力而非外在的对抗要素，最终对民族国家边界进行重新界定，提出以一种“拓扑学”（topological）而非“地形学”（topographical）的空间架构把握边界的时空维度。在此过程中，作为边界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民族志不仅把符号建构和日常生活与边界相联系，更是从多主体实践和主体性塑造的角度将边界重新界定为一种自局部展开的、流动的和竞争的“权力关系”实践，从而为理解全球流动时代的民族国家转型提供依据。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如何在极具中国主体性的边疆学建构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方批判边界研究成果，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判边界研究的转向过程、理论取向和方法论选择进行梳理，旨在说明边界概念如何从“边界”（border）向“边界化”（bordering），并进一步向“边景”（borderscape）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界内涵改变和以民族志为标志的方法论革新。第二部分依托由国外批判边界研究者所完成的民族志案例（美国-墨西哥边界、加纳海关），展现边界研究的具体应用与特点。第三部分回归中国语境，尝试指出西方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中国边疆学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理论与方法革新：西方批判边界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一）边界研究的转向
现代意义的边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对“国家有机体”的讨论及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围绕帝国边疆的思考。按照大卫·纽曼（David Newman）和安西·帕西（Anssi Paasi）的解释，该时期的边界研究在现实层面直接受到殖民帝国之间疆域划定的影响，在观念层面指向了“国家之间的边界为政治和地理之间的大范围联系提供了一种最为明确的显现方式”；换言之，边界往往被视为国家之间静态的、稳定的界线，是“国家领土权力‘结束’的地方”。二战结束，现代领土边界由“扩张”转向“内收”。无论是此前源于帝国扩张而形成的具有“离心性”、作为“生存空间”的边界，还是战后以稳定的国家间关系为基础、具有“向心性”的、作为“权力集装器”（power?container）的边界，本质上皆建基于民族国家主权-领土-人口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前者以殖民经济和领土控制为目标；后者以国民经济和国家治理为主旨。在此共识之下，以明确主权国家地理界限为目标、以军事和政治防卫为职能的边界及研究路径被归纳为“地缘政治路径”或者“领土主义”路径。
随着20世纪90年代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以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边界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传统的地缘政治边界在时空层面的改变：一方面，边界可以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以各类文化符号的形式出现在非边境地带，例如学校课堂、电视传媒以及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随着生物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边界所承载的安全功能广泛地在非边境地区展开，比如机场、车站甚至是网络登录端口；因而也生产出“处处是边界”（everywhere is border）的激进认知。但批判边界研究者并不认为边界的扩散现象是对领土边界的复制，也不强调边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转而关注边界的暂时性和非连续性；在功能上不再聚焦于我者与他者的绝对区隔，而是关注潜在风险的筛选、评估和预判。在此语境下，一些批判边界研究者为了突出边界时空扩散的复杂性，采用了“组装”（assemblage）这一概念，认为边界一方面是国家治理装置的一部分，以符号和象征的形式在非边界地区出现并发挥作用；同时，人口流动以及流动治理的需求使得边界的时空形态和内涵不断发生移动和变化，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尼克·范霍-威廉姆斯（Nick Vaughan?Williams）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从固定领土向人口流动的转向，明确提出边界研究应从“地缘政治”向“生命政治”（bio?politics）转型，这一类型的边界和边界视角可命名为“生命政治边界”。
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对以领土为中心的传统边界研究路径展开了普遍反思，边界研究因此开始从地缘政治边界转向生命政治边界，批判边界研究的理论起点由此构成。边界不再是地理上区分国家的界线，而是随着人口流动及其治理需求不断出现，由符号、话语、装置和技术所“组装”而成的知识与实践体系。批判边界研究的时间节点基本上被学者们划定于20世纪90年代，是为了强调苏联解体以及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知识界在边界观念和研究路径上促成的根本性转型：边界的界定与研究从以领土划分为基础转变为以人口流动为中心。
（二）流动：批判边界研究的理论基石
从地缘政治到生命政治，从领土到人口，反映出流动概念在批判边界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流动与边界两者之间关系得到了新的解读，其重点在于流动不再是边界的对立面，反而是边界不断再生产的动力，甚至是边界得以“批判”的关键。
首先，在现象层面，流动本身已经成为边界现象的基本特征。边界不再处于某种稳定而静止的状态，相反，边界在不同时空范畴内不断“涌现”和弥散。学者们注意到在空间上，通过国家间协定、职能外包和执法裁量权下沉等形式促成了“离岸边界”（off?shore border）的形成，边界扩展到领土界限之外；同样，凭借移民治理的罪犯化（criminalized）、“公民侦探”（citizen?detectives）的动员以及“驱逐性”（deportability）而非驱逐的内化等手段，边界深入到移民在领土内部的日常生活中。此外，流动也在时间上受到重视。针对在边界治理中生物识别技术和信息技术愈发受到依赖的现象，“电子边界”（iborder）概念被提出，强调“算法”而非“法律”构成边界治理技艺的转移：不再“应对”而是在既有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预测，关注边界在时间上的前后延展。
其次，在驱动力层面，边界的流动性并非来自边界自身，而是人口的流动促成边界的流动。批判边界研究者不认为边界是先在的，而将其看作流动的“效果”。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指出流动的意义不在于管治边界（policing boundary），而在于生产边界（producing boundary）。德·杰诺瓦（Nicholas De Genova）直接将边界比作是“一个动词，标志着一个边界生产过程……涉及生产性的活动、工作以及劳动”。乔西·沃特金斯（Josh Watkins）认为此类边界的生产与建构因流动主体及治理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并非某种单一的流动或治理造就了边界流动，而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一个具有张力、矛盾和竞争的生产性过程。批判边界研究的重心由此也从“空间问题”进一步过渡到“主体性问题”。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要追问与解答的是：什么样的主体以怎样的流动方式生产出不同的边界。
最后，作为主体性问题的延伸，在规范和价值层面，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既表现为一个不断合法化的过程，也同时不断被问题化。在批判边界研究者看来，全球化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流动性的释放，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流动能力分化的过程，一部分群体享受到了全球流动带来的福祉，另一部分群体却遭到“圈定”（enclosed）；那些流动能力受限的群体所面对的显然不是所谓的去边界化（debordering），而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和军事化（militarisation）。一个依循群体差异而非空间一体化的“全球流动体制”（mobility regime）出现了。在此基础上，批判边界研究对全球化带来的差异性结果进行反思和批判，关注全球流动如何造就了全球性区隔，关注流动性在世界范围内的释放如何相反地促成了流动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针对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愈发重视流动治理如何被嵌入政治经济学之中，沦为制造“非法性”（illegality）以实现劳动力剥削的工具；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则建基于对国家中心论的超越，将流动处理为一个竞争性因素，尝试揭示全球化时代“图绘”（mapping）与“反图绘”（anti?mapping）之间的主体性竞争。简言之，面对国家日益灵活的边界治理，民众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发挥着自身能动性，边界成为一种“竞争性的边界”（contest borders）。
不难看出，流动与边界在关系上的转变激发了西方边界研究的再次发展，围绕以人口为中心的生命政治边界，批判边界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逐步走向成熟。这些学者不再使用某种“领土主义的认识论”（territorialist epistemology），而是寻求在拓扑空间中的“关系性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提倡一套“替代性本体论表达”（alternative ontological registers）。这一立场最终集中体现在批判边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强调在规律、类型、模式和社会过程等四种研究路径之上形成“边界志”（border biography）研究，即民族志与批判边界研究的结合。众多批判边界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使边界真正成为一种“实践效果”而非“先在事物”，边界作为一类从局部、边缘和具体场景中展开的策略与技术得以摆脱“方法论上的国家中心主义”，进而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权力组织形态与运行逻辑提供新的见解。
（三）民族志：批判边界研究的方法论
批判边界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选择和创新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关注点转向：“过程转向”（processual shift）与“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用以修正传统的国家边界研究，而正是这两次转向将批判边界研究推向了民族志方法论。早期的批判边界研究者已经定义边界不再是一个地理事物，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安西·帕西（Anssi Paasi）是最早将边界定义为建构过程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政治边界是一个过程，它出现并存在于边界生产的实践和话语中，可以在不同层面被具体化和象征化”。在相关学者看来，边界在空间层面不再是预先固定于地理边缘，而是生成于领土边界内外的各个区域；在时间层面，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历史持续演进的产物；边界研究被理解为从“意识形态、象征、文化协调、话语、政治制度、态度”呈现边界在客观化（objectification）、民族化（nationalizing）和秩序化（ordering）的过程。学者们主张以“边界化”（bordering）研究代替边界（border）研究：边界化概念能够凸显边界的“去自然化”效果，使边界研究不再单纯地聚焦于边界本身，“边界化”研究关注的是建构并言说边界主体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考察边界，发掘其内涵如何在话语中生成和展演，如何作为仪式过程而表达，以及如何不断被形塑以发挥差异化的功能。
但是，随着批判边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发现仅仅强调边界作为过程并不能完全超越传统边界研究中所秉承的“国家中心主义”，因为边界化往往依旧被放置于由国家主导的边界划定和话语表达之中，即表现为一个由上至下的单向度和线性传递的过程；这与批判边界研究者的初衷相悖，他们希望呈现出一个流动的和竞争性的过程，从而实现对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批判。由此，一些学者提出诸如“边界工作”和“边景”（borderscapes）等替代性概念，对边界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和修正。这些尝试构成了“过程转向”之后的“实践转向”。在笔者看来，其为边界化研究增添了三重意义：其一，边界化过程并不是由国家或某个单一主体所主导，也并不依赖于某种单一性策略，而是多元主体及策略不断进行互动和竞争的结果；其二，由于对多元主体的强调，边界化不能被视为权力中心的意图性结果，而是具有开放性和偶然性，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意外；其三，边界化过程不再是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而总是局部的、实践的和策略性的，其具有制度化和机构化的趋势和可能性，但根本上是以“行为作用于行为”的方式展开，无法被简化为支配、霸权、反抗或者统一的文化体系。
正是在上述的研究探索中，人类学研究尤其是民族志方法逐渐被接纳，形成了批判边界研究的方法论。首先，如前文所述，批判边界研究已经将视角聚焦于人口，而且落脚于个体和群体两个范畴上的流动性与主体性塑造；同时，作为过程的边界化，其研究重点在于各类主体的各种话语和非话语的行为，致使边界研究愈发聚焦于针对边界不同主体的日常实践。因而，以日常生活为根基的民族志可以作为方法为具体的边界建构和实践过程提供案例和材料。在《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和《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主流的边界研究刊物中，民族志已经被确定为基础性的研究方法。
其次，民族志使得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真正得以凸显。例如，在巴以边界研究中，边界以人口流动作为驱动力，成为一个针对个体的塑造装置，也被视为针对不同群体的筛选、分类和处置的过程。边界化过程在塑造什么样的公民？哪些群体会被允许自由流动？哪些群体又会受到流动限制？不同群体在差异化的情境下又会面对怎样的规训和“安全装置”（security mechanisms）？这些受到批判边界研究广泛关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通过民族志方式得以完整呈现。民族志对于日常生活中主体性的强调（主体如何被塑造以及主体自身能动性的发挥）使得边界研究最终得以揭示出边界化过程中个体和群体所遭遇的规训与筛选，从而实现批判的目标。
最后，批判边界研究所主张的边界工作和边景总是需要在具体情境中，以特殊主体的具体策略的形式展开。恰恰是这些差异性的策略和实践以“组装”的形式呈现出边界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批判边界研究中持有相当激进态度的路易斯·阿莫尔（Louise Amoore）将以“风险监控”为代表的边界化过程看作是“一种具有惊喜和不可预测的生活”，认为边界化充满了“奇点”（singularities），边界治理也必须理解为“通过偶然性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ontingency）。“主权企业家”（sovereignty entrepreneurs）概念的提出，表明边界生产的中心地带并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是机构和制度的边缘；不同行动者之间各种意图和行为的交错共同编织了一套不稳定的和个人化的边界体制。正如塔里·哈图卡（TaliHatuka）对“边界的易变本质”（mutable nature of borders）的研究所显示，策略（tactics）和语境（context）以及具有竞争性的身份认同（identity）构成了理解“边界制造过程”（process of borders’ place?making）的三个维度。正是在这一层面，民族志之于批判边界研究具有了明确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只有在民族志方法之下边界才能够以日常策略的方式被考察，边界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差异化实践所产生的互动、矛盾以及意外性的结果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基于地缘政治边界向生命政治边界的转向，本文洞察了在批判边界研究中流动何以作为边界的本质性特征构成其理论基石。简言之，批判边界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已从领土控制转向人口流动，立足于个体和群体的主体性问题，即多主体参与下的主体性塑造。主体性问题彻底解放了边界内涵和边界研究的主流思路，边界不再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单一主体意图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于局部和边缘出现，并在具体场景下展开的差异性的策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志成为批判边界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因为民族志能够完整呈现出全球流动时代边界的生产与运行过程，揭示出其中所内含的矛盾和变迁。
二、实证案例：西方批判边界研究的具体应用
流动生成了边界，同时也将重塑国家权力的形态和逻辑。批判边界研究者所完成的如下两个案例，以国家的边界治理为主题，将边界的建构过程和多元主体的差异性实践放在了核心的位置，显示出边界治理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这两个案例以流动为研究内容，前者是对结构的反映（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政治经济差异），后者是对变革的反映（加纳自身的政治经济改革），共同指向全球流动如何塑造了一个松散、矛盾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边界。
（一）美国-墨西哥边界
19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美墨边界一直是批判边界研究及人类学边界研究的重点，美墨边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如何塑造出一个边界社会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有学者强调美墨边界构成一种反抗主流文化叙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混合文化；有学者则认为美墨边界强化了双方文化上的区隔。也有学者认为，混合与区隔在美墨边界同时存在，并且最终结果是一种“联合而非均衡”（combined and uneven）社会的形成。边界流动既可以看作是“联合而非均衡”的结果，也可以视为流动边界的再生产。所以，作为“全世界边境研究和边界类型的模板”，美墨边界的研究不仅反驳了开放（混合）或是关闭（区隔）二元化论断，更展现出非均衡流动如何将边界塑造为一个复杂的“组装”。
早在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阿瓦拉兹（Robert Alvarez）便以“虚拟高墙”（virtual wall）定义了美墨边界复杂的边界体系，认为其是在三个关系网络共同作用下编织而成，并审视三者所构成的边界实践。一方面，可以看到政府、企业以及反移民精英在利用法律作为治理技术上所达成的一致，即为移民贴上非法性的标签，以此既保持了经济上的活力同时也在政治上获取选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三个关系网络之间的冲突，企业对于廉价非法移民劳动力的需求与政党在获得选票上存在冲突。基于阿瓦拉兹的研究，德·杰诺娃（Nicholas De Genova）提出美墨边界在治理上呈现为一种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状况：美国政府明知非法移民主要是由境内非法滞留所造成的，但对在领土内部开展针对相关企业的检查缺乏兴趣，而始终采取强化边界线控制的措施。上述共同表明了边界治理虽然存在具体的意图，但是其真实形态却难以预料，表现为多元主体之间竞争的结果。最新的研究成果则不仅注意到意外性结果的出现，进一步关注到主体性塑造过程中的自我否定：即被贴上非法性标签的移民在美国国内的反复出现本身就对美国主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表现出一种“主权亲密性”（sovereign intimacies）下的“主权脆弱性”（sovereign vulnerability）。边界治理中主权的自我否定决定了非法移民群体也可以变成边界构建的参与者。以新自由主义作为美墨边界研究的基本语境，相关学者一方面承认凭借去管制化和私有化，美墨边界治理凸显了作为“国家治理化”的边界化的市场主体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边界化的主体性塑造不再是某个单一主体支配下的单向过程，而是借由非国家主体的参与而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下，移民非法化行动受到猛烈批评和抵抗，促成了“人道主义边界”（humanitarian border）的诞生。
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埃曼（Josiah Heyman）指出，与其将美墨边界理解为美国政治高层与大企业之间的阴谋，更应当将其解读为海关官员与非法入境群体之间基于相互遭遇的合谋。以“自愿性遣返”（voluntary departure）为代表的边界治理技术显示出，美墨边界在日常治理中存在中央政府与海关官员之间的利益矛盾，而自愿性遣返不仅满足了政府对非法移民治理的统计学要求，还为移民的反复越境提供了便利，海关人员也可从中牟利。在埃曼看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从打击非法移民效果上看不能称得上成功的边界体系必须得到维持：因为其既来自于安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需求之间的相互纠缠，也来自于各级官僚、企业家和不同移民主体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甚至表现为国家层面的反移民政策可能并不是由上至下制定和实施，而是反过来由下至上，从局部向全国推延，不断地进行合法化与制度化。
美墨边界的民族志研究，一方面说明了围绕边界两侧政治经济如何促成了一种非均衡的流动，另一方面表明了这一流动的产生以及治理很难看作是国家意志的结果，而是在多主体参与下边界两侧不断互动和竞争的效果。边界治理的具体实践无法划归为国家权力中心的投影，而存在着具体的情境逻辑，并且这些局部的、偶发性的边界实践甚至可能不断扩散和向上成为更为制度化和机构性的边界治理技术。
（二）加纳海关
经历了私有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加纳如今已经成为非洲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模范生”。加纳有限的工业基础以及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使得加纳海关成为国家经济收入乃至政治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基于这一特殊性，查尔芬（Brenda Chalfin）将视野聚焦于加纳海关，希望通过“机场民族志”考察全球商业对边界管理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在全球化和其他塑造边界管理的因素（地方和区域的整合、边境官员的经验和国家监督）之间建立联系。
与美墨边界的分析相似，查尔芬也没有将加纳边界看作是民族国家整体性的一部分，而看作是由“众多特别主权”所构成的“马赛克”。在他看来，加纳海关所代表的边界治理体现了边界的“马赛克”效果：海关职能的外包行为，或者说“海关产业”（custom industry）的出现，其重点在于私人公司介入海关管理所引发的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主权国家所设计的海关管理系统（比如新加坡设计的SNS）如何成为一种“国家品牌”（national branding），逐渐在其他国家传播和应用，由此引发主权权力的转移；加纳海关作为边界不再是整体的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而是在私人力量（海关产业）和国际力量（国家品牌）影响下被不同主体所分享。
查尔芬在对加纳科托卡国际机场（Kotoka International Airport，KIA）的民族志研究中诠释了边界如何呈现出一种组装的形态：“国家会将权力让渡给那些最终控制着具体的公民和领土的公司。”随着加纳对KIA国际机场定位的变化，要吸引货物，要吸引投资，不得不加强自己与国际海关体系的对接，迈向“全球官僚合理性”（global bureaucratic rationalities），接受WTO和WCO所指定的规则成为数量众多的双边海关和贸易协定的一部分。在查尔芬看来，结果并非是实现了一个无边界的世界，而是“世界之中的所有边界，都依据能为各自的优势而制造流动性的同一条款而运作”。在另一个与通关检查直接联系的案例中，查尔芬谈到了加入WTO给加纳海关带来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权威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则是估价规则的改变和进口商品类型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估价体系难以维持。在日常实践中，当出现无法直接利用《海关估价协定》（Customs Valuation Agreement）的情况时，海关人员只能依赖于个人能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量高科技产品进口所带来的挑战，例如如何界定产品是商用还是个人使用？如何为这些商品估价？而这些海关人员则自行创建出一个估价数据库（database of values），其中不仅包括官方信息，还有英国电子产品分销商的折扣信息、戴尔公司的广告册、互联网上的推销甚至是亚马逊的价格信息。因此，当WTO从顶部分享主权的同时，底部的海关人员也在分享主权。
在上述案例中，国家边界治理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边界在个人化实践中得以生产，其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说明了边界作为治理策略正是在局部场景中，经由流动的发生而不断出现。反之，查尔芬也注意到这种局部性的策略也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在对加纳特马（Tema）港口的研究中，查尔芬指出，表面上与跨国公司进行的主权分享最终却促成了国家对海关日常管理的强化和国家权威的重塑。一方面，扫描设备揭幕仪式中频频致辞的国家领导和缺席的海关官员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使得扫描设备的引进打上了极深的国家烙印；另一方面，依赖人力的、开放的和海关人员个人能力的传统检查制度转向了依赖于电力的、封闭的和标准化程序的检查制度。不论这种转变是否变得高效，大型扫描仪器的使用重新将主权从肉体化的个人身上抽离而变得不可见和抽象，而且还通过机器的信息搜集和共享将控制与管辖的权限从地方海关人员手中归还到国家手中。查尔芬呈现了在边界地带多元主体参与的情境下，权力关系在边界的反复重组，以往国家主权所有的层次分明的科层体制演变为交错分布的状态。
综上所述，不论是美墨边界政治经济结构下的非均衡流动，还是加纳边界在政治经济变革下呈现出的边界“马赛克”形态，全球流动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挑战及其各自的应对方式业已浮现。正如托马斯·利马克（Thomas Lemke）所说的，在多主体互动中，主权进行着不断的重组，显现出传统意义下“韦伯式”主权国家向现代“福柯式”治理国家转型的过程。
三、西方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批判边界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对以流动为根基的研究路径提出批评。首先，对于边界流动性的强调，尤其是“处处是边界”的主张使得学者们开始怀疑是否还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定义。事实上，在无限的时空伸展中边界概念已经变得极为模糊、难以捉摸。进而言之，由于过分强调从局部、边缘和日常来把握边界，批判边界研究在案例积累上愈发冗杂，且在一般性边界理论构建上推进迟缓，出现了是否需要统一的边界理论的争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区域的边界研究之间的比较和对话，甚至带来了失去创建结构化理论而转为案例归纳的担忧与风险。此类问题、争议和困境也直接使得批判边界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研究体系乃至命名方式，更无论提出一个全新的边界研究范式和学科架构。
在上文中，笔者已对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评析，其衍生于从地缘政治边界向生命政治边界研究迈进的学术脉络中，诉诸全球流动这一重要的现实背景而建立自身的知识体系，并逐步将民族志吸纳其中，发展出批判边界研究的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批判边界研究所要回答和解释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转型与国家治理的调整和重组。尽管批判边界研究与中国边疆研究在概念界定、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问题意识上都存在较大差别，但对前者的反思性思考亦有可能为中国知识界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边疆研究带来积极影响。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边疆研究可追溯至清朝末年的西北舆地学和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政治学，而当前国内社会科学界的边疆研究在早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为主要依托的中国边疆研究体系。在分支领域中，历史学的边疆研究聚焦于通过历史事实对中国疆域的空间变化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梳理；民族学擅长在民族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和关联性进行考察；政治学则更加着眼于当下，关注如何通过边疆治理实现国家空间的整合和地缘政治竞争优势的获取。可以说，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特殊性（漫长的王朝历史）以及当前在全球竞争中的政治经济诉求（对内的多元一体身份认同塑造以及对外的大国博弈），中国边疆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主体性和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
相较于边疆学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外边界研究尤其是批判边界研究的引介则相对较少，基于此而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笔者看来，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中国边疆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知识意义：
第一，批判边界研究对边界的流动性而非固定性的强调有助于扩展边疆学研究的时空范畴。中国边疆学研究非常强调边疆形成历史的过程性，尤其是如何理解边疆作为一个互动地带的流动性。而批判边界研究以全球流动为出发点为边界赋予了以人口为中心的基本特征，揭示出边界的形态和内涵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将有助于实现一种将古代边疆与现代边界相关联和比较的可能，推动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疆观念更新。
第二，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人口流动和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可以为边疆研究拓展问题意识。批判边界研究借由主体性塑造问题将边界研究与民族国家权力组织形式结合在一起，由此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转型构成反思，这将有助于我们在边疆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当代中国在治理主体、话语、形式以及技术等方面的转型。例如，尝试将边疆治理理解为多主体差异化实践的组装，借以解释和分析国家作为效果的持续调整与转型。
第三，在方法论上，批判边界研究对民族志的重视可以丰富中国边疆研究的路径，不单是将民族志看作边疆研究的资料搜集方法或是进入日常生活的工具，而是能够从民族志出发将边疆理解为一个由具体主体在具体情境下展开的不会终结的过程，由此形成一种从局部和边缘理解与把握边疆的新路径。在这一路径下边疆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可能性也将得到更为完整的呈现。
总之，在与批判边界研究的持续对话过程中，中国边疆学亦将日益扩充自身的研究范畴、发掘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推动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并在学科主体性与创新性的基础之上，对于我们正在共同面临及思考的议题做出中国的回应，最终推动边界与边疆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和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