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chard Nathan Haas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
原载：Foreign Affairs网站2020年4月7日，转自微信公众号“世界在变”
翻译: 川Sir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面性的大危机，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将是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新冠病毒——COVID-19出现以来的几个月里，分析人士对该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方式产生了分歧。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正在进入的世界将同以往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有人预测，这场病毒大流行将带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新的世界秩序；也有人认为，这将引发中国崩溃。有人说它将结束全球化；也有人希望它将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还有一些人认为，这将加剧民族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并导致各国或上述所有国家的政权更迭。
但病毒大流行之后的世界未必与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COVID-19与其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向，不如说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病毒大流行及其应对措施揭示并加强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因此，这场危机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而是将成为过去几十年以来世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小站点。
现在预测危机何时结束还为时过早。无论是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内，时间的长短将取决于三方面：一是人们遵守社交距离准则和卫生习惯倡议的程度；二是快速、准确和负担得起的检测、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可用性；三是向个人和企业提供的经济救济的程度。
诚然，可以预见的是在这场危机中所劫后余生的世界样貌——美国领导地位下降，国际合作摇摇欲坠，大国竞争。在COVID-19出现之前，国际环境就已显现这些的特征，这场病毒大流行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而在此之后的世界里，这些特征只会更加显著。
后美国世界
当前危机的特征之一是美国明显缺乏领导能力。美国没有与全世界团结，从而共同努力对抗病毒及其引发的经济影响。美国也没有号召全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从而在国内解决这一问题。其他国家正在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或求助于已过感染高峰的国家，例如中国。
但是，如果这场危机之后的世界将是一个美国所占主导地位日渐式微的世界（几乎无法想象今天有人在写一个“单极时刻”），那么这种趋势几乎算不上什么新鲜事。至少近十年来，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说的“其他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的结果，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增长，但这种崛起导致了美国相对优势的下降。但更重要的是，这是美国国家意志动摇的结果，而不是美国国家能力下降的结果。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监督了从阿富汗和中东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则主要利用经济实力对抗敌人。但他基本上结束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并试图在阿富汗也这样做，也许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对联盟或维持美国在解决重大跨国问题方面的传统领导作用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
这一变化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讯号，其承诺是若美国减少在国外的行动，而把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将会更加强大和繁荣。该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国在世界上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浪费的、不必要的，而且与国内福祉无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次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强化这一观点，尽管事实上，它应该强调国内福祉如何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们（许多美国人）会说，美国必须集中精力纠正自己，将资源用于内需而非外需——要黄油、不要大炮。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这个国家能够同时负担得起两种选择，人们对此争论不绝于耳。
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榜样力量。早在COVID-19摧毁地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经急剧下降。由于持续的政治僵局、枪支暴力、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管理不善、鸦片类精神药物滥用等等，美国所代表的东西对许多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联邦政府对这一病毒大流行反应缓慢，缺乏连贯性，而且常常是无效的，这将强化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
无政府社会
病毒大流行始于一个国家，然后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全球性的挑战。这也进一步证明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这一次病毒大流行肆虐了全世界各个国家，无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也无论贫穷的还是落后的，更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而唯独缺少的是任何有意义的全球响应迹象。（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显然已经不起作用了。）世界卫生组织本应处于应对当前威胁的核心地位，但它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这也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窘境。
但是，尽管病毒大流行使这一现实变得尤为明显，但其潜在的趋势早就出现了：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成功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即便是世界组织往往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会力不从心。诚然，全球问题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种病毒大流行爆发的规模。可悲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尽管“国际社会”一词似乎已经存在，但它大多是雄心勃勃的，适用于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些方面。这不会很快改变。
对这一病毒大流行进行响应主要是在国家级层面或甚至是地区级层面，而非国际级层面。一旦危机过去，重点将转向国家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到人们对应对气候变化有多大热情，特别是如果人们仍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遥远的问题、并搁置起来，转而选择去解决短期的问题。这必然是错误的。
造成这种悲观情绪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应对大多数全球性挑战所必要的，然而美中关系多年来一直在恶化。这次病毒大流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摩擦。在华盛顿，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这归咎于中国政府数周来的掩盖和不作为，包括未能及时锁定疫情爆发的武汉市，以及允许数千名感染者离开而进一步传播病毒。中国现在则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成功应对这一病毒大流行的典范，并以此为契机扩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这只会深化美国的敌意。与此同时，当前危机也绝无可能改变中国对美国的看法——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一个历史反常现象，也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在贸易、人权和台湾等一系列政策上的不满。
在病毒大流行之前，中美两个经济体“脱钩”的观点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观点产生的原因在于美国担忧自身对许多基本商品过于依赖潜在对手，并且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过于敏感。这次病毒大流行将会加快“脱钩”，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中国的担忧。人们将重新关注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以及刺激国内制造业的需求。全球贸易将部分恢复，但更多将由政府管理而非由市场进行调节。
这一病毒大流行还将加剧发达国家对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抵制，而这个趋势至少在过去五年里就已显现了。其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输入传染病风险的担忧，还有部分原因是高失业率将使社会对接纳外来人口持谨慎态度。即使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且将继续大幅增加，因为其所在国经济已无法再支撑这么多人口，这种反对情绪仍将继续增强。
其结果既造成广泛的人类痛苦，又给负担不起这些痛苦的国家带来更大的负担。几十年来，弱势国家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但这次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造成更多弱势国家和失败国家。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必将加剧这一状况：界许多地区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债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在医疗费用和救助失业人口方面的开支将导致债务猛增。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无法满足大规模要求的问题，而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在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提供其帮助还有待观察。印度、巴西和墨西哥以及整个非洲都有可能发生影响全球复苏的余震。
COVID-19在欧洲的传播也凸显了欧洲一体化失去了动力。欧洲各国在应对这次病毒大流行及其经济影响中则往往各自为战。但早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就已经失去了动力，英国脱欧尤为明显。“后病毒大流行”世界（post-pandemic
world）的主要问题是，随着欧洲各国质疑在国境内做好防控能否减缓病毒的传播，那将必须在布鲁塞尔（译者注：欧盟总部）和各国首都之间做出的选择。
这种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加剧过去15年来明显的民主衰退。人们将呼吁政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限制人口流动还是提供经济援助。公民自由将被许多人视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危机中所无法提供的奢侈品。与此同时，一旦疫情终结，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构成的威胁依然存在。事实上，其威胁很可能因其他国家集中关注病毒大流行而得以持续增加。
一个更加失序的世界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名为《失序时代》的书，描述了一个大国竞争加剧、核扩散、弱势国家、难民潮激增、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同时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日渐式微的全球景象。病毒大流行将改变的不是“失序”这个事实，而是其程度。
理想的情况是，这场危机将使各国重新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秩序，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为将近3/4个世纪所带来的促进和平、繁荣和民主。这样的秩序将包括在监测传染病的爆发并处理其后果方面加强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愿景、为网络空间制定规则、援助移民、应对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问题。
但这场全球灾难过后，几乎没可能看到历史重演。当今世界根本不利于被塑造。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分散。多数情况下难以达成共识。新技术和新挑战的进展已经超越了能够与之抗衡的集体能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享有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次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目前也无力承担国际领导的角色。即使像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这样的外交政策“传统主义者”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国会和公众的抵制也将阻止美国以高昂的代价全面回归国际角色。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中国，都没有意愿和有能力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权力真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需要，促使美国公众支持其国家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曾说过一句名言：美国政府必须让论据“比事实更清楚”，才能让美国人民和国会接受遏制苏联的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利用“中国威胁论”同样可以在今天激起公众的支持，但基于对抗中国的外交政策则很难应对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也很难呼吁美国人民把解决国际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可以参照先例不是二战后的时期，而是一战后的时期——一个美国参与度下降且国际格局激荡的时代。剩下的就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了（Therest, as they say, i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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