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晚，“中国与世界”专题讲座的第一讲“疫情下的中美关系与国际大变局”于腾讯会议成功举办。本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和各学院研究生会联合主办，目的在于帮助大家更加有效清晰地理解中国、世界现在所处于的位置和可能到来的变化。首场讲座由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联合主办，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为主讲教师。约400名人员参与讲座，气氛热烈。全文如下：
一、疫情的蔓延与全球经济的影响
这次疫情可以说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而且这次危机的形式非常特殊，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这种“停摆”情况未来会更加严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团结起来共度难关，称新冠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跟联合国秘书长通话的时候表示，“新冠肺炎病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习总书记本人多年来在国际场合上倡导的，是中国贡献国际社会的非常宝贵的政策思想，展示了中华文明“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期许。
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证明了全球化意识的重要性，然而人类的意识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挑战。在今天线上活动结束半小时后，我将与美国主要智库进行连线，就中美关系、经贸关系、中美与WTO、世界贸易组织等相关话题进行对话并做专题发言。通过与类似这样的沟通，希望能够促进美国同事、美国朋友们朝着这样的思考方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一些人近年来一直在推动中美之间经济和科技“脱钩”，人文和社会“脱钩”，这是非常不现实的，逆全球化潮流的，损人不利己，其他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会遭受损失，也同样损害美国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全球疫情至少有三次冲击波
第一波主要是在中国，疫情在中国的大规模爆发。对中国而言遭遇的是第一波的冲击，对全世界的经济而言冲击的是全球的供应链即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波主要是疫情在欧美大规模的爆发，冲击的是全球经济，全球的股市暴跌等等。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加快复工复产，但是我们出口的产业却面临没有订单、没有需求的问题。因为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4月3号美国确诊病例累积是245,000人，到4月6号已经到33万多人。病例的高速增加说明检测手段的发展，同时也从侧面说明美国在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非常有可能至少将一些新冠肺炎病例当成普通流感来看待了。奇怪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公布的病例数据都是来自美国的学术机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并未发挥很大的作用。现在面临的是新形式的全球危机，有人说其冲击力度超过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大萧条导致金融危机，同时伴随大规模失业，失业率超过35%，也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的状况。
第三波可能是发展中世界，尤其像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疫情持续大规模爆发，感染人数可能会更多，全球卫生危机会进一步扩大。由于存在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未来疫情可能会有更多的冲击波。疫情有可能在南北半球不同国家间之间来回循环，有可能对人类生活造成持续长时间的影响，除非人类开发出疫苗或特效药。
美国经济的走向：美国与全球股市大跌的主要因素
3月12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引发了美国股市大跌，至少发生了4次熔断，距离美国股市最高峰时期，估值已经跌去了百分之四十多。美国政府采取几轮救市措施，包括美国推行基本“零利率”的政策，无限额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绕过金融机构直接购买美国公司债券，相当于美国一些重要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由国家接管了。3月底，美国国会推出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受益者既包括大企业，也包括中小企业与个人家庭。现在又开始讨论是否有必要推出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计划。
美国经济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中国及东亚地区差别比较大。股市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是一个以股市融资为中心的经济，也是一个建立在信用、信贷基础上的经济。疫情不断扩大有可能触发美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疫情与金融等问题叠加在一起，有可能重演2007年次债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但是，美国政府吸取了2008年的教训，政府救市措施一步到位，首先保证市场上的流动性，政府采取的上述诸多措施就是为了安定投资人的信心，避免恐慌和抛售，这些救市举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因为疫情走向不明，美国股市表现是暴涨、暴跌，与股市最高峰时相比还是跌去了20%左右的市值。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给普通民众发钱，因为美国的个人与家庭储蓄率非常低，美国40%多的人或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现金，这是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尤其是一些领周薪的中下阶层，在疫情影响下没有工作、工资，如果不给他们提供生活费用，后果不看设想。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还在继续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超过“大萧条”时期。如果政府不集中发钱的话，美国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暴动，对经济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加。
（一）投资人担心疫情大规模扩散
投资人担心股市大跌，美国经济不好，担心疫情大规模的扩散，尤其在美国扩散。美国前一阶段准备不足，医疗物资短缺、检测有限、防控不得法，可以说耽误了我们用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牺牲生命为全世界赢得的宝贵的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现在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民主党方面的批评。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党派斗争会进一步激烈。按照相关研究，美国的疫情达到峰值可能要到5月底6月初，现在还是在上升的过程中。
（二）美国股市泡沫多，调整迟早会到来
上一轮的金融危机以来(2009年后)，美国的股市始终处在一种牛市的状态，不断的往上涨，加之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一直将做好股市作为保证他连选连任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股市出现了长期结构性风险，股票估值过高，股市虚假繁荣，比如说美国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成分公司的远期市盈率一度达到18.9倍，是2002年以来最高值。一些成长类股票“虚胖”更为明显，如亚马逊和字母表公司等的平均远期市盈率为29.5倍，特斯拉的市盈率超过50倍。
（三）油价暴跌，引爆股市剧烈下跌，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
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俄罗斯两家斗法，谈判破裂，3月9号开始打价格战引发油价暴跌。刚好油价的暴跌在前，美国股市暴跌在后，一个是3月9号，一个是3月12号，油价暴跌触发了美国股市的大跳水。
现在油价定价机制与1986年之前不一样，现在主要是靠金融、期货定价，实际上由金融机构来决定油价。金融机构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定价权，结果油价暴跌必然导致一些投资投机机构遭到财务困难。此外，美国十年来发生能源革命，大举开发页岩气、页岩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因此，油价暴跌，美国能源业将遭受实质性影响。
实际上沙特阿拉伯这次打油价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拉进来。另外，从石油成本来看，沙特阿拉伯最低，每桶原油在20-25美元之间，俄罗斯是40美元，美国是70-80美元，因此我们看到打了油价战以后，美国的一些企业就开始垮了。他们主要是靠银行的借贷、金融机构借贷来进行生产，而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美国经济的一大问题是债务，政府与家庭债务都很高。美国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在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时期迅速恶化，贫富差距是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已经倒退了100年，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时的水平。
目前来看，美国的救市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安定了投资人，尤其是解决了市场美元短缺的问题，至少在短期之内缓解或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经济稳住了，全球经济就可能稳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将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现在还是相对较小一点的，不过今年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肯定会出现“衰退”，但是否会进入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萧条”还无从预知。
二、中美战略竞争与经济科技“脱钩”
在当前疫情下，中美关系的性质进一步发生根本转变，从以合作为主的关系转到以竞争、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中美发生“新冷战”甚至“热战”的可能性在升高。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包括：1、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改变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国家，他们当然不甘心。2、他们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发展的模式挑战了美国和西方的模式，应对疫情进一步扩大了彼此的分歧。中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这次严峻的挑战，而欧美却陷入一片混乱，他们中的一些人找各种借口来混淆视听，打舆论战，指责中国处理疫情不当、信息不透明等。3、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攀升太快，《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威胁到了美国经济技术的支配地位。此前，美国政府甚至悲观的估计，如果《中国制造2025》这一高科技发展计划实施成功，给予美国产业的时间只有1-3年，美国很多行业连一年的优势都无法保留。当然，这是美国某些人有意夸大中国的力量，为遏制中国发展制造借口。
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有三派：1、贸易鹰派。认为中国市场不开放，中国跟美国的贸易不公平，他们要求所谓的公平竞争打开中国市场，美国很多公司以及特朗普本人都有这个看法。2、安全鹰派。安全鹰派主要来自共和党的保守派与极端保守派，他们把中国视为美国中长期最大的威胁，美国要维持霸权地位，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而不是俄罗斯。3、人权鹰派。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左派，民主党人为主。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所有的国内问题上价值观与意见都针锋相对，特朗普上台之后这种对立更加不可调和，但是，他们唯独在对中国问题上意见统一，即都要求采取强硬态度。疫情期间，美国的强硬派利用疫情推动与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脱钩”，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中国第一波疫情中推动制造业回流，落井下石。即使在欧美国家发生第二波疫情大爆发之后，这些鹰派分子也罔顾美国人的生命，继续推动中美“脱钩”，在口罩等防护物资上做文章。比如，为了应对疫情，特朗普宣布实施《国防生产法》，强制命令企业生产防护设备，特别是呼吸机等。特朗普任命纳瓦罗作为《国防生产法》实施协调人，此人是一个对华安全鹰派、贸易鹰派，是一个对中国心怀极度偏见与仇恨的人。美国抗疫现在急需口罩，但是他上任之后却将中国的KN95口罩排除出美国政府紧急认证清单，即如果不改变这一决定，中国的KN95口罩就不能出口到美国。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在美国社会的压力下，又重新接纳KN95。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美国当前面临这样一个关键的生死时刻，某些极端死硬分子还在打贸易战，损人不利己。我们也看到，美国一些温和派呼吁结束对华贸易战。
那么中美经济与科技在疫情下是否加快“脱钩”呢?
疫情让很多国家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公共卫生安全正成为美国推动中美“脱钩”的新借口。第一，未来的世界经济有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国际供应链，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其间中美两个市场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因为未来中美可能继续打贸易战，提高关税，设置技术交流的障碍等。一些企业想进入到美国市场，但是在中国布局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就很困难，反之亦然。第二，公共卫生产品生产也会进行一定的调整，减少对中国等生产大国的过度依赖，这种供应链的调整有一定的合理性。最后，不能确定的是，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幅度会有多大？欧美有不少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要摆脱中国制造必然大大降低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美国人、欧洲人准备好了吗？答案肯定是没有。因此，我认为所谓“脱钩”、供应链重组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疫情后有可能加快，现在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
三、中美舆论战与防攻
（一）病毒来源与名称引发争议
围绕着这个病毒的来源、名称，众所周知，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的很多个人、团体都在推动一个所谓的“中国病毒”的说法，不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命名（COVID-19）的规定。这种政治化的操作是不道德的，目的在于转移美国国内批评政府的视线，但它却激发了种族主义的仇恨。选举政治与民粹主义结合，正在导致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此外，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也容易导致金融危机与保护主义，进而引发货币战、贸易战，在过去美国100年的历史上反复上演。
（二）大选年国内政治的压力与特朗普“摔锅”
由于特朗普前期忽视疫情、淡化病毒威胁，未做什么准备，致使美国错过了防御的最佳时间窗口。为了推卸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炒作“中国威胁”、炒作“中国病毒”于他来说政治上是最方便的。但是，这种做法进一步破坏了中美政治信任与两国关系，对美国也不利，显然，美国现在抗疫最需要借助中国的帮助，在某种意义上，控制住疫情的中国正成为各国抗疫的“兵工厂”。
观察美国应对疫情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中心，来往美国的人员数量巨大，容易造成世界性的传播，尤其是对拉美、欧洲的疫病传播。美国前期防控工作不佳，轻慢病毒危险，结果导致美国不仅成为疫病大流行新的“震中”，而且成为世界病毒传播的中心。据报道，澳大利亚总理指出，澳大利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传染病例来自美国。中国武汉“封城”后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就采取了对来往中国航班与人员的严格管制，但美国对自身防控未采取及时有效措施，结果使得美国成为一个传播病毒的来源。
（三）媒体战、舆论战
这次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保守势力利用疫情对中国发起舆论战，《纽约时报》的文章宣传中国疫情爆发是“国家治理的失败”，而保守派媒体《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对疫情中的中国冷嘲热讽，落井下石，其实是中美之间贸易战的继续。随着美国疫情的爆发扩大，中美舆论战加剧，据报道美国政府就对华舆论战进行协调，批评中国对疫情不透明，要为世界疫情大流行负责，显然在美国政府抗疫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攻击中国来“甩锅”，转移国内视线。在美国政府的协调下，舆论战全面展开，像谷歌、脸书、推特等美国网络公司也加入了“战斗”，比如从谷歌搜索有关中国的新闻，基本上都是“负面”消息，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指控基本一致。谷歌等互联网公司过去鼓吹自身价值中立，实际上在关键时刻还是会变成国家的对外政策工具。这里也有法律规定与政治认同等复杂问题。当然，美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媒体及一些前政要，批评特朗普政府炒作“中国病毒”、煽动种族主义仇恨的做法。
在经过前一段时间舆论战之后，两国代表进行私下沟通，实际上为中美紧张关系起到了降温作用。3月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参加G20的特别峰会，次日两国领导人通话，讨论疫情与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表示，中国同情美国并愿意提供帮助，但同时也提醒美方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从当前情况看，我的判断是美国这届政府因为抗击疫情的需要，会在策略上发生调整，因为它确实需要中国的帮助，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医疗防护用品与装备。但是，其对华战略基本方向难以改变，因为美国力图维持在国际事务当中的霸权地位，它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妥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但同时又呼吁美国要加强努力，维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与支配地位，矛盾显然是针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
四、疫情应对与中美制度之争
（一）中国抗疫展示中国制度的力量
第一波疫情发生时，我们对中国采取封城、严管、动员措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有一定疑问的。但是，当我们现在看到疫情在欧美大规模爆发，因未能早期采取严管措施引发严重的灾难时，通过比较我们才真正认识到中国防疫策略的正确性。中国的抗疫策略与经验也得到了WHO和很多国家的肯定。这种做法也展示了中国制度的力量以及中国制度在应对大危机上的巨大优势。
（二）美国对中国抗疫的意识形态解读
在不同的阶段，美国的一些媒体、一些政治人物，倾向于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中国的抗疫努力进行解读。比如说，前期把中国的疫情视为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失败，甚至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内容可能讲的不一样，但是这些媒体专门要挑刺激人们敏感神经的标题。这种情况反映出了他们的理念，他们多么地走极端和不可理喻。媒体有选择性的报道、评论，歪曲了受众眼中的中国抗疫措施。
美媒体对中国抗疫有意做意识形态的解读的一个结果，是耽误了自己的抗疫准备，他们没有能够认真地研究中国的抗疫经验和抗疫模式，美国如何借鉴，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也显示媒体摘掉“有色眼镜”是多么的重要，希望这些媒体吸取教训。
（三）中美制度竞争与战略竞争
依我之见，未来“去美国中心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速。过去，人们更多地将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思想、流行文化作为世界的标杆来看待。但是，通过这次疫情、这场考验，实际上使得世界对美国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美国好的方面，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会继续去学习借鉴。我们国家现代化道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未来一定不是把美国作为我们的标准，而是要更多地注重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其中包括重构我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形态等。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应当是开放的，面向世界的，我们要有信心，应该相信我们能够对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五、中美关系和国际大变动
第五个这个方面就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大变动，这个方面大家可能很关注。
未来国际格局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美国的一些评论家、学者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纽约时报》专栏专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这次疫情把世界分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世界将做价值观的大改变。基辛格也说，这次疫情改变了世界的既有秩序，不可能再回到疫情前的国际秩序了。
之前中国疫情发生时，一些西方的媒体说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是国家治理的失败，疫情将导致整个国家的瓦解。也有很多人说，这次疫情是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1956年英国和法国联手干预埃及事务，并出兵控制苏伊士运河，而美国动用“美元的力量”进行干预，迫使英国让步，大英帝国从此彻底衰落，将中东地区的权力拱手让给美国，美国从此走上世界霸权的道路。
目前世界的局势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今天在这里，我们谈三个不确定性。
第一，世界疫情什么时候得以控制是不确定的。目前，各国在疫苗、特效药的开发方面竞争十分激烈。究竟什么时候研制成功？疫情什么时候能得到控制？欧美国家疫情什么能控制住？会不会进一步蔓延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定。
第二，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不确定的。这里面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是否会爆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停摆”多长时间？产生多大影响？现在经济学家，包括各种权威的投资机构都有一些评估，但是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美国等疫情国家采取类似于中国的防控模式，进一步增强防控力度，那么美国等的疫情人数会骤然下降，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但是完全采取中国的办法看来很困难。
第三，全球秩序朝哪个方向发展是不确定的。当前的局势下，我们还不能肯定的说，病毒疫情就会带来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我们可以参考这些说法，但是我觉得需要作进一步观察，才能下初步的结论。
但是我觉得世界局势未来的发展有四个确定性。
第一个确定性是公共卫生会被当成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在未来公共政策的讨论当中会越来越重要。公共卫生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包括生物安全等。
第二个确定性是围绕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目标，重构过去30年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特别是一些国家现在通过这次疫情的发生，感觉到药品、防护等装备非常重要，要把它更多地进行本地化生产，不能过多依赖于其他国家。这种调整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会首当其冲，因为这些医药物资主要集中在中国生产，特别是原料药（高污染的产业）。实际上，供应链的调整不是从这次疫情开始，最近两年中国地方加强环境保护的整治力度，已经对全球的药品供应产生较大的影响了。
第三个确定性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会发生一个较大的调整。比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会寻找一个更好的平衡，会更强调秩序与国家权威的价值。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会上升，中国模式的影响会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也会有更多的人主张借鉴中国的模式，与中国展开竞争。
第四个确定性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地缘政治竞争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大国之间的较量，围绕着战略、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较量会更加突出。应对全球疫情需要国际合作，但从现在情况看，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中国是不是要帮助美国？
我觉得要搞清楚，中国需要帮助美国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美国，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全球危机需要全球解决方案，只有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才能最终控制全球疫情的蔓延。那些对帮助美国持有消极态度的朋友主要是无法接受此前中国疫情严重时美国政府一些人，一些媒体的“落井下石”；担心中国帮助它之后，美国会缓过来后再伤害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做 “东郭先生”，我们记住“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
我们帮助美国抗疫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个理由，我们存在于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国家之间是相互联动的。美国疫情缓解，经济好转，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中国疫情严重时，很多企业转产转型，加大防疫物资生产，现在加大出口，既是帮助美国抗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制造”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
第二个理由，美国不是“铁板一块”，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不一样，当前联邦政府对中国防范、敌对，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需要我们，愿意跟中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美国的不同利益集团对华立场与利益也是不一样的，一些集团希望和中国保持密切合作互利。美国是由不同的方面所组成的，我们在认识美国时要心明眼亮，要以复杂的眼光看美国，不能简单化、一刀切，要看到美国体制不同的声音。
第三个理由， 就是不能让中国所谓“拒绝”帮助成为美国国内“枪口”一致对华的借口，尤其是不给美国极端保守派这样一个口实。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与中国沟通良好，但是，我们读他最近的文章，能够感到他对美国可能失去领导世界地位的深深忧虑，这种情绪在美国精英层是十分普遍的。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经济的领导力和防疫的科学领导力，借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说实话，和当年的美国不一样，这两点美国现在都做不到了。
第四，中国继续发展，需要一个可持续的和平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是其中的关键。疫情下中美竞争更加激烈，需要我们找到解决化解大国间恶性竞争的智慧。国家间关系与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通过合作抗疫表达善意，有助于改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站的更高来看，人类要继续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一战、二战和冷战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要超越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实际上，抗疫首先是救人，这一点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自己疫情刚刚好转的时候，就派了那么多的医疗专家帮助了那么多的国家。从目前情况看，只有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才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境界，也才有这样的能力。 希望世界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温暖与善意，我们都要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
文明间的对话，治理模式的对话非常重要。中美之间，中国与西方的分歧，很多是由于相互不理解造成的。不同体制文化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世界发展才能更加丰富。我觉得，我们不能自满，还要继续学习借鉴。同样，美国也要意识到其治理模式当中的问题，要学习借鉴中国一些好的做法，但是他们是否会形成这样的认识是对他们自己的挑战。
另外，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之间可以而且应当加强合作，这实际上是人类的共同的挑战，而且气候变化和疫情增多是有密切关联的。我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80年发生的20多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发生在本世纪，8次集中在最近10年，而且爆发的频度越来越高。这与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气候变暖使得病毒等越来越活跃，与人类越来越近。所以说这实际上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
好的。我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谢谢大家。
Q&A环节
Q：在国内疫情结束之后，国际形势仍旧会对企业供应链产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冲击，造成劳动力的过饱和。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我国恢复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现象，它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吗？
A：现在我们在加快复产，但是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复工率上去了，但需求受到海外疫情的很大影响。最近几年中美之间打贸易战，我们很多企业，特别是沿海省份的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还是很高的，南方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的对外依赖程度更高。当前，全球经济停摆，全球有二三十亿的人呆在家里，学校不开门，飞机、车辆都不走，这种情形必然引发我们的问题，出口不好，经济不好，最后引发失业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就业压力很大，特别是今年的毕业生。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害怕，中国有体制的优势，中国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很强，我们总是有办法消纳新增的就业人口。为了克服出口下降带来的问题，我觉得下一阶段最重要的是重新启动中国经济，要加强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基建建设，这是一个发展的好时机。
疫情之后新技术的应用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我觉得，结合互联网的创业会有更大的商机，各式各样的创业机会都有，同学们的就业会有更广阔的空间。比如，有同学说发展跨境电商，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Q：请问您如何看待，有人说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将会由以美国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
A：我也看到这种说法，过去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中心，但现在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中心的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有一点应该提出，“中国为中心”会与“美国为中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所谓的“中国为中心”，就是中国的文化与体制、中国人在全世界的影响的扩大，包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和和价值观，中国特色的审美观等在全世界的影响肯定会进一步扩大。
但是，我们影响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和”的文化，因此中国可能会更多地把“和平”、“和谐”、“共建”、“共享”这样一些理念、一些做法向全世界传播，尽中国所能，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贡献。在这方面，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他是从中国文明的特性、中国历史的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中国对未来世界影响的。汤因比提出，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中华文明在未来可能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能会对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Q：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外媒体是否是选择性的报道？如果美国媒体报道的更加全面，是否会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态度有所改观？反观中国是否也是同意？
A：这个问题也不错。现在媒体在社会生活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传统的媒体与现在这些社交媒体、自媒体的竞争非常严重。第二，媒体实际上都是有意识形态的。媒体本身是国家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比如，美国媒体说是推崇所谓的“新闻自由”的观念，所以说要独立报道。但是实际情况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美国的媒体主要由资本集团、私人资本集团控制，你想象一下它会为谁说话？资本的利益必然影响媒体的看法，必然代表资本集团的利益。美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枪支犯罪、种族主义偏见、贫富悬殊等问题，媒体在促进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值得探讨。此外，它们对中国等国际问题的报道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报道容易失真，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衡量、要求报道对象。所以我想这次疫情过后，世界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中国的媒体坚持一个理念，即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和谐以及对外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能够坚持这些理念，弘扬正能量，我觉得这样的媒体也没问题。
所以说，媒体必然会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报道的功能，就是事实与真相的传达。另外一个是宣传的功能。我想中外媒体概莫能外。当然学新闻的同学可能对这个问题更了解。
注：以上文字均来自讲座录音整理，并已经王勇老师审核修改。
来源：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