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肇始以来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语境与翻译政策的演变为线索，将阿拉伯文学汉译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发轫期、活跃期、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和稳定期五个阶段，分阶段对阿拉伯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历史梳理，指出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事业历经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融合式发展，也见证了译者的翻译动机从服务于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到服从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计划，再到致力于艺术审美与文化交流的转变。

关 键 词：阿拉伯文学  阿译汉  译介史  Arab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Arabic to Chines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始于部分穆斯林学者对《古兰经》部分章节及颂圣诗《天方诗经》的翻译，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在20世纪的100年间，我国对东方文学的译介开始从印度佛经文学翻译向东方各国纯文学翻译转移，在这一时期的东方文学汉译活动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及其他中东各国文学的中译本数量位居第三位，仅次于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①纵观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史，在特定时期翻译政策影响下，在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呈现出不同的表征，译者的翻译选择与各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翻译政策保持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契合。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事业经历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融合式发展，也见证了译者的翻译动机从服务于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到服从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计划，再到致力于艺术审美与文化交流的转变。

关于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史的分期，研究者们的意见不尽相同。根据不同时期阿拉伯文学汉译现象的特点，综合仲跻昆、朱威烈等权威专家的观点，笔者将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发轫期(17～19世纪)；活跃期(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后期)，即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二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稳定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②

一 发轫期：经释著作中的零星节译

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在《古兰经》传入中国约700年后，苏州、南京等地出现了一批汉学造诣颇深的穆斯林经学家，如王岱舆(约1570～1660)、马注(1640～1711)等。在当时已有注释本的基础之上，他们“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在自己编译的伊斯兰教经释著作中零星节译了部分所引用的《古兰经》段落，由此开启了中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历史。

此后直至19世纪中叶，许多穆斯林学者又对《古兰经》进行了重点选译，出现了大量《古兰经》的选译本，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刘智(1669～1764)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

19世纪中叶，云南的经学家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对通译《古兰经》进行了初次尝试。马德新的译著《宝命真经直解》前5卷成了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此外，1867年，马德新还首次将一首阿拉伯宗教颂圣诗——蒲绥里的《衮衣颂》(今通译作《斗篷颂》)初步译成了中文。他的译文采用四言句式，系模仿我国的诗歌经典《诗经》，故称《天方诗经》。《天方诗经》于1890年经其弟子马安礼(1820～1899)整理、润色后于成都木刻刊行，成为我国最早译为中文的阿拉伯古典诗歌，为国人最初欣赏阿拉伯诗歌、了解阿拉伯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翻译文本。1957年，《天方诗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再版。

17～19世纪是中国译介阿拉伯文学的肇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宗教文本的译介上，译者绝大多数为穆斯林学者，他们汉译阿拉伯文学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可以说，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肇始于穆斯林学者对宗教文本的解读与翻译。但囿于宗教文本本身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及当时中国传统社会以佛、儒为主流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时期众多穆斯林学者的翻译并未形成规模，以抽译、节译为主，以释为译的也不在少数，其译文的影响也仅限于少数穆斯林之间。不过，可贵的是，这一阶段有限的阿拉伯文学文本的汉译活动均是从阿拉伯语直接翻译而来，而未经其他中间语的介入。

二 活跃期：西学东渐的副效应

鸦片战争以来愈来愈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眼中，译介外国著作成为了解异域世界的窗口和开启思想启蒙的途径。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清政府改变了以往对待西方文化的保守态度，接过了变法革新的口号，开始尝试推行新政，鼓励并大量派遣留学生，报刊业也迅速繁荣，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新高潮。外国文学翻译事业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现”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为传播西方文明新思想、塑造理想国民从而解除民族危机，以梁启超为首的晚清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的价值上升到了可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乃至“新人心”、“新人格”的高度。③于是，小说成为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主流选择。除政治小说以外，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等也纷纷被译入中国。《一千零一夜》最早就是在此背景下被介绍至我国的。

新中国成立前，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了解仅限于《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的片段故事。④据李长林、盖双(葛铁鹰)和仲跻昆等学者的研究与考辨，将《一千零一夜》译为中文的第一人应为周桂笙(字新庵，1873～1936)。⑤1900年，《采风报》刊登了周桂笙从英文转译的两则故事：《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和《渔者》(今通译作《渔翁的故事》)。译文采用平易活泼的文言译出，颇受时人推崇。1903年，周桂笙的翻译作品集《新庵谐译初编》(凡二卷)由上海清华书局出版，其第一卷即为对《一千零一夜》的节译。在《新庵谐译初编》的自序中，周桂笙谈及自己对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和译者的认识，认为翻译具有“觉世牗民”“开智启慧”的社会功能。

这一时期，《一千零一夜》这部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引起了不少中国译者、学者的关注。除周桂笙的译本外，1903年5月至9月，《大陆》报第6～10期连载了《一千一夜》，译者佚名(一说此人实为严复⑥)。同年5月20日，文明书局出版了钱楷所译的《航海述奇》(今通译作《辛巴达的航海故事》)，转译自史谷德的英译本。

此外，1903年10月20日起，半月刊《绣像小说》连载了《天方夜谭》，共选译故事14篇⑦，译者未署名。1905年7月25日至1906年1月19日，《东方杂志》于第6期至第12期连载了译名为《天方夜谭》的几则故事⑧，译者同样未署名。后据学人考证，上述连载译文的译者与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的译者奚若(1880～1915)实为同一人。⑨奚若的译本选译《一千零一夜》故事50篇，约35万字，用文言译出。译文脍炙人口，风行一时，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不仅被收入《说部丛书》和《万有文库》，且再版重印过十余次。

1904年8月起，《女子世界》杂志分四次连载了故事《侠女奴》(今通译作《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译者署名“萍云女士”。1905年，《侠女奴》单行本由小说林社和女子世界社共同出版，并于1906年3月再版。据考，“萍云女士”实为著名作家、翻译家周作人的早期笔名，《侠女奴》是他的第一篇译自英文的翻译作品。周作人曾自言《侠女奴》中存在不少有意而为的“误译与删节”，他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易名为《侠女奴》，易位故事主角，在译文中凸显女性魅力，并以女性笔名公开发表译文，“删”去了不合礼教的封建糟粕，“补”上了女性独立自由的女权呼声，译文语言虽是文言却通俗易读，不乏“欧化”色彩，表现出文学语言逐渐向白话文靠拢的特征。

在此后四十余年中，中国出版了多种《一千零一夜》的译本。它们或刊载于报纸杂志，或单独成书出版发行，其间也间或有相关的评介文章问世。《一千零一夜》的译文逐渐从文言过渡到了白话，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几乎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代名词。⑩据葛铁鹰教授考证、统计，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一千零一夜》的译本至少有37种。(11)其中，多数译本转译自英文，仅有两种译自阿拉伯文。其一是马兴周(马俊武)所译的《桑鼎拜德航海遇险记》(今通译作《辛巴达的航海故事》)与《阿里伦丁》(今通译作《阿拉丁》)，收于1936年12月世界书局出版的《阿拉伯故事丛书》；其二则是1940年2月至1941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天方夜谭》，由著名回族翻译家纳训(1911～1989)译成，共5册，是这一时期字数最多、最为完整的《一千零一夜》译本。(12)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一千零一夜》的发现始于“开眼看世界”和“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需要，属于当时知识分子为求社会变革与民族富强而开始向西方学习的偶然所得。然而，鉴于《一千零一夜》故事在西方几近家喻户晓，被我国知识分子所认识并译介入我国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早期出现的《一千零一夜》译本大多以英文版为底本，或从日文转译。译者的翻译活动大多带着“开启民智”的诉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学革命，同时也推动了外国文学译介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涌现了不少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新文学社团，它们既是原创文学社团，又是翻译文学社团。“五四”之后，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史中的许多重要翻译作品是由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译成的，包括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周作人、谢婉莹(冰心)和朱湘等。

1923年，著名作家茅盾(1896～1981)先后在《努力周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了8篇散文(13)，译自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英文散文诗集《先驱者》(TheForerunner)。继茅盾之后，张闻天(14)、沈泽民(15)、赵景深(16)等人也都选译过几首纪伯伦的散文诗，发表于《文学周报》和《创造周报》上。

中国第一部纪伯伦作品的全译本是刘廷芳(约1892～1947)所译的《疯人》，1929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此外，刘廷芳还翻译了纪伯伦的另两部散文诗集——《先驱者》和《人之子》，堪称近代中国译坛译介纪伯伦作品最多的译者。但其对纪伯伦译介的影响并不及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1900～1999)。1931年，冰心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先知》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此后长达半个世纪，中国几乎没有纪伯伦作品的新译本出现。(17)

尽管经过茅盾、刘廷芳、冰心等诸多名家译笔的努力，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由零到整，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和喜爱，在当时引起了一轮“纪伯伦热”，但因当时的译介活动主要集中于纪伯伦的英文作品，所以他的阿拉伯属性很少为中国读者所知。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对阿拉伯译介史上的第一本《古兰经》中文通译本，译者为李铁铮。该译本转译自坂本健一的日文译本，并参考了约翰·罗德威尔的英译本，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

阿拉伯古典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初步的发展。1927年，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郑振铎(1898～1958)在其所著的《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谈及阿拉伯古代文学时，从英文转译了4位阿拉伯诗人(18)的9个片段，当数首位在中国译介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诗歌的译者。在《文学大纲》的“叙言”中，郑振铎指出：“文学没有国界，也没有古今界；研究文学、欣赏文学不应有古今中外之观念。”正是在此种世界文学统一观的观照下，该书中，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和中世纪的印度文学并列一章，未缺略对东方文学的译介。

阿拉伯文学的源头——《悬诗》的价值与魅力则因其艰深而久久不为国人所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回族学者马宗融(1890～1949)首次由法文转译介绍给中国读者。1934年5月1日，《文学》月刊第2卷第5号刊载了马宗融所译的民间传说《鸟语》，他为此文撰写了一篇“译前记”。在译前记中，马宗融不仅概述了阿拉伯文学的发展状况，还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磨阿拉加诗集》(即《悬诗》)，并节译了盎塔拉(今通译作“昂泰拉”)的部分诗句，有百余字。(19)此为目前可考的中国最早的《悬诗》译文。

就阿拉伯古诗而言，20世纪上半叶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欣赏性最强的相关译文当数新月派诗人朱湘在其译著《番石榴集》(1936年3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中所译的4首阿拉伯古典诗歌。《番石榴集》汇集了各国诗作，集内分上、中、下三卷。(20)集内上卷“亚剌伯”条目下有4首阿拉伯古典诗歌，篇名分别为《莫取媚于人世》《水仙歌》《永远的警伺着》《我们少年的时日》。(21)

另外，阿拉伯小说也于这一时期开始译成中文。目前笔者视野所及最早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小说是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的短篇《留信待取处》(Poste Restante)，收于1929年5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她初次的忏悔》。该书封面署名朱泽淮著，版权页写明由新文化社编译。据笔者查证，该书底本应为1928年纽约多德-米德公司出版的短篇小说集The Best Continental Short Stories of 1927(22)，编译者为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原书收录有24篇各国短篇小说，中译本选译了其中9篇，并以第一篇即意大利短篇小说《她初次的忏悔》为书名。此外，在这一时期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小说还有刊载于1935年8月16日《世界知识》第2卷第11号的阿尔及利亚短篇小说《凯尔勃勃》，由茅盾从英文转译；另有回族学者马俊武的译著《童年的回忆》，系埃及现代文豪塔哈·侯赛因的代表作《日子》的第一部，1947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活动开始跳出了宗教文本的范围，萌发了新的生机。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的散文诗是这一时期的重点译介对象；此外，阿拉伯古典诗歌和阿拉伯小说也通过名家译笔进入了中国。除极少数通晓阿拉伯文的穆斯林学者能够将阿文作品直接译成中文外，这一时期中国译界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多数从西文(以英文和法文为主)转译而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而不是其中的诗学价值，主动从改造社会这一目的出发选择翻译那些切合当时国情的文学作品。中国译者对阿拉伯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可谓当时西学东渐的一个副效应，在此期间，阿拉伯文学极少作为独立的译介对象单元，更多的是作为外国文学众多分支中的一支被译入中国。

三 第一次高潮：“进步文学”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文学生产、组织、传播、评价的机构和机制逐渐建立并日益完善。为捍卫、巩固和建设新兴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支持、扩大和团结全球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重点开展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事业因此取得了明显进展，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高潮。原本与欧洲文学相比，在世界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文学作为“优秀文学”“进步文学”的代表，成为除俄苏文学外，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译介的另一个重点。

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七年间，我国对阿拉伯文学译介的重点落在了对阿拉伯现代作品的翻译上。十七年间，我国共出版译成中文的阿拉伯现代诗歌集或诗歌选22种。其中仅有个别诗集属单名诗人创作，多数是选取某一个阿拉伯国家或不同阿拉伯国家多名诗人的作品而形成的合集。有的诗诉说了阿拉伯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奴役下所过的悲惨生活，表达了诗人无比愤怒和憎恨的心情；有的诗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残暴迫害和疯狂掠夺的兽行，强有力地道出了阿拉伯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渴望自由的心声；有的诗……道出了阿拉伯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愿意献身于这美好未来的意志。(23)此外，十七年间我国也译出了不少现代阿拉伯小说(共16种)，以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现代小说为主。著名埃及文豪塔哈·侯赛因和“埃及的莫泊桑”迈哈穆德·台木尔由此更为中国读者熟知和了解；纳吉布·迈哈富兹(今通译作“纳吉布·马哈福兹”)、尤素福·伊德里斯、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等著名作家也由此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现代阿拉伯戏剧文本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阿拉伯语专业集体翻译的戏剧《代表团万岁》。该剧的作者为埃及的法耶斯·哈拉瓦，共9万字的中译本是我国出版的首部阿拉伯戏剧单译本，也是现今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埃及话剧单行本。(24)

这一时期中国译介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5))、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6))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国营出版社出版，所选译的作品体裁以诗歌和小说为主，政治色彩强烈，充满了炽热的民族感情。这一阶段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译介作品多从俄文或法文转译而来，以阿拉伯语为源语直接译成中文的作品数量很少，约占译介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马坚(1906～1978)所译的《古兰经》和林兴华(1919～1961)所译的《卡里来和笛木乃》。

马坚先生所译的《古兰经》，1949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这部白话文版的《古兰经》是日后在中国流传最广、使用最多的一个版本。林兴华先生所译的民间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1946年马坚先生于北京大学创立阿拉伯语专业以来，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相继又有七所大学(27)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一支能够以阿拉伯语为源语译介文学作品的专业翻译队伍于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为下一阶段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四 第二次高潮：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东方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中国出现了第二次译介阿拉伯文学的高潮。当时，我国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想了解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随着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全面复兴，东方各国的文学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翻译和介绍，其涉及范围之广、作家作品之多，可谓史无前例。(28)

为打破外国文学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许多高校开设了“东方文学史”课程，设有阿拉伯专业的院校也随之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及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同时，有几所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点。研究、翻译阿拉伯文学的人才队伍逐渐壮大。1983年10月，首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在京举办。1987年8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无疑促进了中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译介。

在此期间，有不少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有百余部。作品体裁也十分广泛，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其中译介较多的是小说，以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的作品居多。此外，不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也开始刊登优秀的阿拉伯中短篇小说。(29)

出于对文学作品“现实主义价值”的重视，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12)的短篇小说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被直接从阿拉伯语原文译成中文。(30)之后，我国对马哈福兹作品的译介一直未间断过，其作品多次出现在各种区域或国别文学专辑中。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民族性”的关注，马哈福兹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也纷纷在中国出版。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哈福兹的长篇小说中译本是李唯中、关偁合译的《平民史诗》，于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两年间，我国出版了多部马哈福兹的重要著作，分别有长篇小说《尼罗河畔的悲剧》(李唯中、关偁合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梅达格胡同》(郅溥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朱凯、李唯中、关偁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及长篇历史三部曲之一《最后的遗嘱》(孟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更是获得了中国阿拉伯语译界的青睐，对马哈福兹的译介活动更为积极和活跃，马哈福兹作品的复译本、再版本、新译本纷纷涌现。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马哈福兹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开罗三部曲”和“禁书”《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分别有了两种译本。马哈福兹的中译作品不仅成为中国的畅销书，还出现了易名盗版甚至莫名被书商列入其捏造的“世界禁书文库”的现象，其目的是制造卖点。马哈福兹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当代阿拉伯作家之一。

纪伯伦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小说、诗歌与散文也开始有了中译本。1983年6月，第一部从阿拉伯语原文译出的纪伯伦作品集《泪与笑》(仲跻昆、李唯中、伊宏合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纳训先生所译的《一千零一夜》六卷全译本也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除以马哈福兹与纪伯伦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为对象的经典译丛颇受译者与出版社的青睐之外，阿拉伯文学译介活动还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标准通俗小说”，它们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刷新了阿拉伯文学汉译作品一次印数的纪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当数《白衣女侠》(陶菲格·尤素福·阿瓦德著，马瑞瑜译，198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东方舞姬》(乔治·易卜拉欣·胡里著，李唯中、马瑞瑜译，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废墟之间》(尤素福·西巴伊著，李唯中、杨言洪译，198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部作品在当时的印数均超过10万册，《东方舞姬》更是在两年内印刷了七次，销量超过30万册，造成了“书商腰缠重金在印刷厂门口等书”的盛景。(31)

在诸多阿拉伯语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了对阿拉伯文学史的系统介绍，出版了三部外国权威文学史著作的译作(32)。

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又一次译介高潮。有学者评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阿拉伯文学、文化极为重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33)

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间，阿拉伯文学被视为能够与西方文学抗衡的东方文学的重要部分，对其译介活动具有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意义。在一切冠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亚非文学”的文学史、辞典中，有关阿拉伯文学的介绍已不再是空白，甚至有关阿拉伯文学的内容都占有相当大比重。(34)

这个阶段译成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大多从阿拉伯语原文直接译成，之前阿拉伯文学译介大多借助中间语转译的状况有所改变。译者绝大多数是通晓阿拉伯语的学者和高校阿拉伯语教师，有在阿拉伯国家留学数年的资深前辈，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培养起来的中青年翻译家。许多译者译介并举，且因语言便利得以与阿拉伯作家通信或当面交流。这一时期的许多译作卷首都载有原作者专为中译本所作的序文。

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译作数量激增，北京、上海、江苏、湖南等地的出版社均为组织翻译、出版阿拉伯文学作品做出了明显的努力。但总体而言，译品仍不成体系，略显散乱；鉴于当时国内阿拉伯语人才有限的状况，各大出版社无力专设阿拉伯语的翻译和编辑，故在译作校对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困难；较之同时期的西方文学，我国对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仍较为薄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译介活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标准较上一阶段有所变化，译者和出版社开始更加重视作家在阿拉伯文坛的地位和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活动又再次回到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功能之上，满足了人民审美需要，成为加强中阿文化交流的媒介。

五 稳定期：日趋成熟的规模化译介

199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众多出版机构的运作机制日渐规范。因国外文学作品的版权受到保护，阿拉伯文学作品的新译总量有所减少，故此后国内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译作大多集中在版权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之上，或为旧译新版。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一轮阿拉伯文学译介高潮逐渐退去，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事业步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纪伯伦作品的翻译热、出版热。许多高校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学者加入了重译、改译、补译纪伯伦作品的行列。1993年，我国出版了两种《纪伯伦散文诗全集》(分别由伊宏、李唯中主编)。1994年国内又连续推出了两种纪伯伦作品全集(分别由关偁、伊宏主编)。伊宏主编的《纪伯伦全集》分上、中、下三卷，将纪伯伦的阿文、英文作品及其书信结集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首次。上述几部全集颇受中国读者欢迎，后均数次再版。《一千零一夜》也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出版热点，除有三种从阿拉伯语原文直接译成中文的译本(35)外，各种冠以《一千零一夜》和《天方夜谭》书名的全译本、选译本、改编本等也层出不穷，据初步统计有上百种。纪伯伦作品和《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出版热潮一方面缘于广大中国读者对其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是出版社和译者面对版权保护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随着信息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国文学环境包容性的增加、21世纪以来对阿文化交流的繁荣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推动，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开始向纵深发展，呈现出选材多元化、出版规模化、组织制度化、运营系统化、政策导向与市场导向均较为明显等特点。

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在“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出版项目的框架下，以华文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出版机构对中国对阿拉伯文学译介事业的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阿拉伯作家协会评出的105部“二十世纪最佳阿拉伯小说”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亦称“阿拉伯布克奖”)的入选名单成为出版社和译者选择翻译文本的重要参考之一。

这一时期国内阿拉伯语译界对阿拉伯古典诗歌和阿拉伯现当代诗歌的译介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阿拉伯古代诗文选》(杨孝柏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与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合作编译)是国内首部较为系统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集，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阿拉伯古代诗歌和散文的全貌。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古代诗选》(仲跻昆译)是国内出版的内容最为全面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集，译者在“译本序”中对各时期阿拉伯诗歌的主题和特点进行了介绍和阐述，清晰地勾勒出了阿拉伯诗歌发展和流变的轮廓。

阿拉伯现当代诗歌也主要以诗选的方式被译介到中国。郭黎选译的《阿拉伯现代诗选》([埃]邵基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集有阿拉伯各国40位著名诗人的百余首诗。2009年，阿拉伯现代诗歌奠基人阿多尼斯的首部中文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由薛庆国教授选译出版(译林出版社，2009年)，自出版以来，阿多尼斯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界的推崇与广大读者的喜爱，每年都重印多次，现已成为世界诗坛的一个现象和奇迹”(36)。至今，阿多尼斯的中文版译作已有6部(其中包括5部诗选、1部文选(37))。2016年，巴勒斯坦抵抗诗歌的代表人物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歌也经薛庆国和唐珺的译笔集成《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拉伯文学译介活动向纵深发展还体现在独立成册的阿拉伯文学史的编撰与出版上。这一时期，除单纯翻译外国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外，我国还出现了学者自己撰写的阿拉伯文学史著作，较具代表性的包括以下三部：《阿拉伯文学简史》(伊宏著，海南出版社，1993年)、《阿拉伯文学史》(蔡伟良、周顺贤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阿拉伯文学通史》(仲跻昆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仲跻昆所著的《阿拉伯文学通史》堪称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文学通史。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学译介不再仅仅聚焦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国，而是放眼到整个阿拉伯世界，海湾文学、马格里布文学作品都开始译成中文，有了相应的中译本。但和世界主要大国相比，我国译介出版的阿拉伯语图书的种类及其发行量仍严重不足，这也是我国民众乃至知识界对阿拉伯世界缺乏深入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38)同时，因为成熟的翻译质量评价机制尚未形成，某些出版商为追逐虚名和经济效益，不惜牺牲译成品的质量，加之译者的翻译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作品的翻译质量遭到质疑，最终致使部分翻译出版项目沦为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

新时期开放多元的社会历史语境为阿拉伯文学汉译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出版推向了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氛围中，译者的翻译选择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却也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或自觉或无奈地通过改译、删节或增补等策略迎合读者喜好与出版社的需求。当然，“精神产品不能全部交由市场去调节”，季羡林在谈翻译时指出：需要合理规划翻译，“力求实现质量优良、机构合理的真实繁荣”。在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方面，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①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3页。

②参见朱威烈《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3期，第54～56页；仲跻昆《阿拉伯文学在新中国的六十年》，《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20页。

③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④仲跻昆：《阿拉伯文学在新中国的六十年》，《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20～22页。

⑤参见李长林《清末中国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第121～125页；盖双《千夜之花谁先采?——兼与李长林先生商榷》，《阿拉伯世界》1999年第3期，第60～64页；仲跻昆等译《一千零一夜》，华夏出版社，2007，第1～11页。

⑥盖双：《千夜之花谁先采?——兼与李长林先生商榷》，《阿拉伯世界》1999年第3期，第60～64页。

⑦《绣像小说》连载的十四篇故事篇名分别为：《三噶棱达五幼妇》《说妒》《苏培特记》《爱米记》《橐驼》《惰眼》《膳夫言》《犹太师言》《缝工言》《剃匠言》《剃匠述弟事》《龙穴合窆记》《海陆缔婚记》《波斯女》。

⑧《东方杂志》连载的故事包括《苹果酿命记》《荒塔仙术记》《黑继城大会记》等，与《绣像小说》上刊登的篇目并不相同。

⑨邹振环：《奚若与〈天方夜谭〉》，《东方翻译》2013年第2期，第36～43页。

⑩朱威烈：《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3期，第54～56页。

(11)葛铁鹰：《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77页。

(12)葛铁鹰：《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76页。

(13)茅盾发表的8篇译文包括：1923年6月17日刊载于《努力周报》第57期的《诗人》《全知与半知》《追悔》；1923年9月3日刊载于《文学周报》第86期的《圣的愚者》；1923年9月17日刊载于《文学周报》第88期的《批评家》《一张雪白的纸说……》《价值》《别的海》。

(14)张闻天于1923年10月28日在《创造周报》第25期发表了他所译的《波斯新诗人Gibran的散文诗》，包括《狂人》《我的朋友》《新年的快乐》，选自纪伯伦的英文诗集《疯人》。

(15)沈泽民于1923年12月22日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诗人》和《一知半解》，同年12月29日，他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愚虔者》，三首散文诗均选自《先驱者》。

(16)赵景深于1927年8月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吉伯兰寓言选译》。

(17)甘丽娟：《纪伯伦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7日，第B01版。

(18)郑振铎选译的4位诗人分别是阿巴耶特朝(阿拔斯王朝)的阿皮·诺瓦士(艾布·努瓦斯)、阿皮·阿泰希耶(艾布·阿塔希叶)、摩太那比(穆太奈比)和麦亚里(麦阿里)。

(19)李存光、李树江：《马宗融专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第248～249页。

(20)丁淑红：《异域的投影：阿拉伯古典诗歌翻译在中国》，《文艺报》2013年1月14日，第7版。

(21)《莫取媚于人世》标注作者为“塞维尔国王木塔密德”，有学者考证，其作者应为安达卢西亚诗人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1040～1095)；《水仙歌》标注录自《一千一夜集》；《永远的警伺着》标注作者为“夏腊”，其阿拉伯名称未可考；《我们少年的时日》标注作者为“无名氏”。

(22)R.Eaton,Best Continental Short Stories of 1927,New York:Dodd,Mead & Company,1928.

(23)《阿拉伯新诗选》编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转引自朱威烈《我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3期，第54～56页；仲跻昆：《阿拉伯文学在新中国的六十年》，《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20页。

(24)丁淑红：《阿拉伯戏剧翻译在中国》，《文艺报》2013年8月14日，第7版。

(25)作家出版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于1953～1958年、1960～1969年使用。

(26)1959年7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与其他两家出版社合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

(27)按照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时间顺序，这七所大学分别为：外交学院(1962年并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改为“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8)陈众议：《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60年》，《中国翻译》2009年第6期，第13～19页。

(29)《世界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阿拉伯世界》《译林》《译文》《春风译丛》《新月》等刊物都曾刊登多篇阿拉伯中短篇小说。

(30)目前可见最早的马哈福兹中译作品是两个短篇小说：《一张置人死地的钞票》发表于1980年第2期《阿拉伯世界研究》，译者范绍民；《木乃伊的觉醒》，发表于1980年第6期《外国文学》，译者孟早。

(31)晏如：《中国的阿拉伯文学译介》，《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1期，第15～17页。

(32)三部阿拉伯文学史的翻译著作分别为：《阿拉伯文学简史》([英]汉密尔顿·阿·基布著，陆孝修、姚俊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埃]邵武基·戴伊夫著，李振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和《阿拉伯文学史》([黎]汉纳·法胡里著，郅溥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33)元鼎：《十年辛劳，一园硕果》，《阿拉伯世界研究》1990年第2期，第3～5页。

(34)仲跻昆：《阿拉伯文学在新中国的六十年》，《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20～22页。

(35)三种从阿拉伯语原文直接译成中文的版本分别为：1997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一千零一夜》(葛铁鹰、周烈译)、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一卷本《天方夜谭》(仲跻昆、郅溥浩译)和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卷全译本《一千零一夜》(李唯中译)。

(36)王理行：《“阿多尼斯诗歌短章选”中文版书名诞生记》，《东方翻译》2018年第6期，第53～57页。

(37)除《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外，阿多尼斯在中国的诗选还包括：《我们身上爱的森林》(薛庆国、树才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时光的皱纹》(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阿多尼斯诗歌短章选》(薛庆国选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和《我怎么称呼我们之间过去的一切?》(薛庆国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此外还有一部文选，即《在意义天际的写作》(薛庆国、尤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38)樊文：《中阿出版合作需扎实推进》，《国际出版周报》2017年5月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