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比较完整的现代化观念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五四”以前，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萌芽于应对英国入侵的海防思潮，洋务自强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历经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和辛亥革命，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和探索仍然处于被动地位。“五四”以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学外国”发展到高潮，广大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逐步形成了涵盖物质、制度、文化、思想等重要层面的现代化观念。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找到了以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由被动转为主动。
关键词：近代中国；“五四”时期；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重要思想研究”（16CKS018）
作者简介：何海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
现代化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对一种新的“文明形式”的统称，它的内涵起源于资本主义，但在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中又超越了资本主义范畴。现代化的目标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型。作为一种动态地体现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的思潮，现代化特别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因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艰辛探索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振兴中国，从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到领导辛亥革命“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中国人在探寻现代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艰难摸索，一个方案失败了，又尝试新的方案。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市民、工商人士等社会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抗议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最终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变动和深刻的思想革命，即五四运动。“五四”前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重要历史转折期，“现代化”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一、“五四”以前的现代化思潮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很早就产生了现代化的萌芽，比如明朝中后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采矿厂和纺纱厂，雇佣了工人，突破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从16世纪开始，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势力的冲击下，中国与诸国还是有不少通商贸易往来的，并没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隔绝。但是，这样的萌芽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思潮。那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是从哪里萌发出来的？是在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中被动地发展起来的。 1793年正处盛世的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建立通商关系的请求，并在致英国国王书中写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诩，视“华夷之辨”为天经地义，不愿去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满足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把允许外国人来华贸易作为一种礼节性的恩赐。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量的方面再发达，也无法抵御先进的生产方式带来质的冲击。康乾盛世的落日辉煌和优越感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终于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 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就这样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进入长达百年的“危机——反应”发展路径。为了应对英国的侵略威胁，林则徐、魏源等统治阶级内部的先进人士奉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了解世界、从异国寻求卫国之法的新风气，这是中国社会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只不过这时的“长技”和“法”更多的指船舰和枪炮等，即所谓“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为防英国挑衅，从美国旗昌洋行购买了一艘千吨级的商船，后改装为兵船，装有34门大炮。通过对比，他还发现英国的帆舰优于中国的师船，因此决心仿制英国帆舰。有西方人士记述道：“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3〕除了购船和仿造船，林则徐还提出了加强海防工事、整顿水师、建立兵民联合作战体制等御敌方法。准确讲，这一时期“御夷图强”的思想还不属于现代化思潮，只是保家卫国的海防思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林则徐等人的主张没有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自然就不可能获得中国社会的普遍重视。他在向道光皇帝提出创建近代海军的密奏中称：“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加”，皇帝朱批曰：“一片胡言！”〔4〕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5〕由于内部不具备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条件，而外部的民族危机也没有严重到能够撼动整个封建体制的程度，因此，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先进思想不可能变为一种社会思潮。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到来，中国的内部阶级矛盾和外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晚清政府维持统治的压力更大，既要“靖内患”，又要“御外辱”， 一系列内忧外患不是购买或仿制一些西方的船炮就能解决的。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制度方案冲击着晚清的政制，同时，随着通商开放口岸的逐渐增多，与西方人打交道的领域扩展到贸易、传教、航运、语言文化等各方面，中西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更加频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资本主义以它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的民族，在侵略和扩张的同时逼迫中国改变数千年的传统封建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剧烈变化，反映政治经济变化的观念形态也必然发生变化，洋务思潮兴起。
“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变而来，“夷”字变“洋”字，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精神和价值的动摇。中国历史上的中外交往发展中，“夷”相对“华”“夏”而言，是对异族或外族的贬义称呼，到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人也被列入“夷”的范围。“夷”字代表着封建王朝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但是到了近代，中西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对外族居高临下的蔑视已经极不现实，部分开明的清朝官员开始主动使用“洋”“洋务”等称呼。另外，西方列强对自己被称为“夷”也颇为不满。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7〕这个规定本质上是列强用不平等条约要求的所谓“平等”。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8〕晚清政府和民间对“夷”字的弃用，意味着世界观的重大改变，这是现代化观念形成的基础。1840年划时代的意义，其实1860年代同样具有。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长达30年的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始了。自强以御外辱成为自觉意识，求富观念的变化，意味着统治阶级开始正视中西差距。洋务运动正式迈出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从“制洋器”“采西学”到办企业、创办新式文化教育等，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突破了军事化的狭隘认识，在经济领域移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领域新设同文馆等近代意义的学校、译介西学书刊、派遣留学生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朝顺乎历史潮流的方向发展。洋务自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为了应付“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晚清政府中的开明官僚总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9〕虽然“中体西用”的方案仍没有脱离封建主义的基础，但这是中国近代首个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现代化方案，承认中学具有不足之处，主张用西学来进行弥补，在当时的条件下，终究打开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大门。
1895年，舰船实力占据优势的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宣告洋务自强运动破产，中国人在实践中意识到，光靠器物层面的优势仍然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过渡。为什么数十年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拥有“坚船利炮”后还是不能御外辱？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不仅使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变法势力，而且促使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从制度层面来思考如何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因而有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一步。康有为提出要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变法，以为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后来居上，快速成为一个强国。但维新运动很快就失败了。秉持维新思想的一些人士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只靠变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对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维新思潮向革命思潮发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一步，但后续的历史发展令人悲观，民主共和的实践依旧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生机，所谓民主共和乃“共和其名，专制其实”。
至此，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次入侵和挑战下，从1840年至“五四”之前的近80年间，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步从变革技术发展到变革制度，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认识到，在大变局的时代必须进行大变革才能救亡图存。“五四”之前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现代化观念有三个特点：第一，起源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我们从魏源著《海国图志》的目的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0〕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于清朝的军事技术，例如从西洋购买船炮，或者更为进步的理念则是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根本目的都是抵抗侵略、战胜来犯之敌。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第二，启动于拯救民族危亡的自强运动。师夷长技的目的从“制夷”转变为“自强”，手段从学习和变革技术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变法，这是现代化观念的巨大突破，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运动正式进入早期阶段。但是，这种突破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框架内的量变，与儒学自强不息的思想实属一体，向西方学习是在华夷有别的排外情绪下被动进行的。第三，现代化的动力既来自于应对西方挑战，也包括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主要方面是回应西方挑战。
二、作为转折点的“五四”时期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五四”前后是中国“现代化”观念初步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议题都在这一时期得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也上升到新的高度。
第一，“五四”是中国近代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近代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破旧立新的过程。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实质是破封建主义的“旧”，立资本主义的“新”。在这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中，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五四”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取代封建专制主义；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1939年5月1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中国的革命队伍出现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11〕在他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五四”之前的革命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四”之后是无产阶级。此外，“五四”之后的革命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后来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2〕
第二，推动“学外国”走向近代的高潮，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3〕这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自强运动开始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取得的基本共识，但“学外国”并非易事。究竟要不要学外国？要学习哪一个外国，哪一种现代发展模式？在“五四”之前，中国学习西方首先是“睁眼看世界”，取代“天朝上国”闭关自守的观念。中国社会的普遍封闭是长期的和根深蒂固的，虽然最初有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一批介绍异国历史与文化的著作面世，但总体上晚清的整个统治阶级是不了解世界的，直到清末仍然如此。晚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大学士、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徐桐嫉恶西学到连算术都斥之为“洋鬼子的学问”的地步，鲁迅讽刺道：“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14〕在开始了解和接触西方国家的基础上，中国首先最想学列强的坚船利炮等器物和技术，后来进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依葫芦画瓢”却不得其果。因此，“五四”之后“学外国”就上升到深层次的文化方面了。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5〕这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指代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提出的“欧化”（即西化）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的学习思路，主张在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从文化层面改造中国、拯救中国。至此，对“学外国”的理解进展到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精神。虽然“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冲突的争论十分热烈，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是，“学外国”的共识普遍形成。因此，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的方案传入中国时，中国人亦不会感到惊讶而是热情拥抱。
第三，激烈地同中国“传统”决裂，以期进入“现代”。现代化，从字面上理解，本身就是要改变传统。但纵观各国的现代化历史，改变哪些传统、如何改变，却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邻国日本的现代化以“和魂洋才”“尊王攘夷”为口号，并没有与封建传统决裂，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许多探索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意识到世界的大变局和中国已处于大变局之中，过去简单向西方学习技术的认识转变为 “自强”、“自变”，这不失为巨大的观念进步，但不论是“制夷”，还是“自强”、“自变”，即使当时比顽固派要开明甚多的洋务派也认为国家根本的传统体制是不能变的，这才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中方案。到了维新时期，“保”依旧是该思潮的中心要义，在“保”的前提下才有“变”，和“中体西用”没有本质区别。辛亥革命之后，“中体西用”论走向衰落，但主张中西调和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五四”前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空前的、激烈的态度要“打倒孔家店”，以绝不调和的立场对待中西文化冲突。陈独秀说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16〕胡适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也大谈“西化”的必要性，充分肯定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当然，陈独秀和胡适推崇的“西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只是部分的西化而已，“五四”带来的结果也并非批倒了各种旧礼教、旧道德，而是在破除思想僵化的时候，形成了新思潮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既然是百家争鸣，那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不会缺席这场近代的大争论。
第四，拓展了现代化的基础议题，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现代化观念。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用来描述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巨大变革，不仅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还包括由于经济变革所必然出现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相应变化。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复杂现象。当然，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对它的认识也相应的是一个历史过程。“五四”以前，现代化意味着拥有西方先进的工业产品、技术等物质力量，后来认识到制度变革也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观念已经比较全面，除了物质和制度方面，还提出和讨论了若干重要的基础议题。一是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要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近代中国落伍了，要迎头赶上，就必须有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各国现代化的启动并不同步，工业革命首先发端于英国，继而传播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只有向先进生产力开放，才能步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五四”时期的思想观念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中心主义，开始建构一种有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即使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超出了合理范围，但至少从观念上改变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二是提出文化现代化问题。五四运动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之路，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一个深层次的、全新的历史阶段。以《新青年》的创办为开端，“打倒孔家店”、人性批评、社会改造等等，在反对传统主义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在重建现代价值，因此有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高举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体现了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又一次飞跃。三是人的现代化问题。从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压抑个人、缺乏个性解放、忽视个人权利，势必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等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口号，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已进展到中国社会的内在方面。陈独秀曾列举了“五四”时代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17〕从中可以看到，这已经是一个多层次的现代化观念了。
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结合
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从洋务自强运动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正式启动了，同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诞生并指导着欧洲的工人运动。相比较，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是比较晚的。据考证，1899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学》一文，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在中国人自己的报刊上最早出现社会主义一词是1910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该报刊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所著《近世政治史》，书中提及马克思、第一国际，并介绍社会主义是“均贫富、制恒产之说”。第一位比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是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孙中山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宋庆龄晚年回忆说：“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18〕最早在文章中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人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20世纪伊始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若干篇提及马克思或论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论>序》等。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比现代化思想晚了近40年。
“五四”时期，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潮结合在了一起，而且“五四”以后在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能偶见“现代化”一词。现在常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修饰与被修饰关系，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现代化方案而被中国接受的。如果说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那就是另一种含义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为何到了中国就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首先，社会主义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出路而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此，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学说是在作为实践形态的十月革命爆发后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普及。不论持何种政治立场，赞同社会主义或不赞同社会主义，大家都在讨论社会主义。从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长的条件与过程，正如胡绳所说：“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是可行的，而且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比如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19〕中国的现代化萌芽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实质上就是在寻找中国的出路。毛泽东曾生动地解释和描述了中国人为什么最终把目光转向俄国，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寻求的救亡图存的办法。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0〕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困惑苦恼之时，十月革命爆发了，原来未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俄国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
其次，社会主义满足了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搞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是经济发展问题，但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十年间，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国家重建与社会整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现代化国家从经济形态来说，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摧毁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分工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分工越细，社会的分化就越深入，人们就会逐渐建立各种组织来满足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宗教的社会需求，个人、社会、国家的整合进程得以推进，又保证了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因此，分化与整合是高度一体的。这是早期现代化国家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具有中央权威的民族国家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是现代化的基础。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在现代化开启之时，就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或王权。旧中国具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吗？答案是否定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落后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了，紧随其后的却是中央权威失落、国家被帝国主义瓜分、地方割据、社会失序，国家的分裂状态远甚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在中国的试验失败了。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希望。准确讲，是列宁主义满足了实现国家重建与社会整合的条件。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以及要与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根本原因，这是其他社会思潮和理论达不到的高度。另一方面，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政党才能在当时还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团结、动员和组织群众。列宁曾经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22〕。这位领导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人物，极其重视组建一个执行严格纪律的革命组织。“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促进下诞生了，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列宁色彩”十分浓厚，这恰好满足了整合中国的需要，中国革命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最后，由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现代化由被动现代化转变为主动现代化。近代中国是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在其中越来越边缘化的，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御外辱和抗强敌为目的，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故而有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但这样的现代化是被动的，落后挨打的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重大历史转折期。虽然五四运动最终失败了，因为“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23〕，但是，“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了。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4〕精神上“转入主动”，意味着找到了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们苦苦探索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意味着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意味着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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