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洪树，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与政党政治、基层治理与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政治传播研究；张茂一，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基层治理研究。成都 610207

内容提要：政治资源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依据资源属性特点，政治资源可分为硬性政治资源与软性政治资源。“资源禀赋理论”为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入推进应该强化与优化硬性政治资源禀赋，深度调适与建设软性政治资源禀赋，开发与培育新型政治资源禀赋，应该系统把握各类政治资源禀赋和充分发挥它们的集成优势。利用政治资源禀赋开发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在理论上丰富习近平新时代基层民主观的内涵，在实践上形成一条既适应国情又兼具民主特质的中国特色“良善治理”之路及现代民主发展之路。

关 键 词：政治资源禀赋/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基层民主政治呈现出了从草根民间创造到正式制度确认，再到机制创新的阶段性变迁特点。这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面对经验与问题，当前学界对基层民主发展呈现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认知和评估态度。一种认为，基层民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创造出了许多在全国推广的典型经验[1]；另一种认为，由于受到社会结构、教育文化水平、宗族势力等阻碍因素的影响，基层民主发展举步维艰，甚至发出“基层民主政治已死的哀叹”[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3]36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运行。针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预期，必须从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出发寻找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生机活力与适应性路径。本文将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视为政治资源，将这些条件的达成状态视为资源禀赋，进而构建起政治资源禀赋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有利于彰显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优势及生命力，更有利于勾勒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路径。

一、政治资源禀赋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在生产系统中，资源居于原材料输入的一端，而另一端是产品输出。生产系统输出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的资源输入。如果将政治视为生产系统，政治资源也会成为政治产品供给质量的关键依据，高质量的政治资源便构成政治发展的重要禀赋。

(一)政治资源与政治发展

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将“资源”“系统”等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多元民主理论集大成者罗伯特·达尔将政治资源作为一个核心变量分析政治过程，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4]47。他将政治资源具体理解为国家层面的权力、军队、生产等资源与公民社会层面的投票权等。我国学者将政治资源置于政治共同体中考察时，将其具体分为政治实体、经济实体意义上的政治资源与规范意义上的政治资源。前者表现为政治权力、政治组织、国家财政、国有企业等，后者表现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5]。从达尔关于政治资源的定义来看，手段转化为资源关键在于是否形成影响力。结合政治资源的“影响力”的本义而言，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能力也应该属于重要的政治资源[6]，尤其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与领导者的政治领导能力。虽然政治能力不具有直接规范意义，但却是主体运用规范产生影响力的政治表现。为了进一步厘清政治资源属性，本文尝试根据实体意义资源与规范意义资源的作用形式特点，将政治资源划分为硬性政治资源与软性政治资源，并将政治能力纳入软性政治资源予以考察。

政治是权威性分配资源的行为或互动过程[7]5，资源的输入与输出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环节。政治发展的质量，取决于相应政治资源是否具备并生长和积累，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否公平实现分配正义，政治资源是否服务于政治体系以实现民主和效能的价值追求。因此，特定政治资源的拥有与积累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性约束条件，政治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动态调适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政治资源禀赋与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资源禀赋”理论是20世纪初期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E.F.Heckscher)与其学生俄林(Bertil Ohlin)在批判继承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生产要素的多样性(非李嘉图的劳动唯一性)及生产成本的差异性而提出的，用来解释说明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生产、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理由。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林毅夫认为，“即使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8]，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各自国家的优势。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对经济的集中反映。同理，如果能从政治资源禀赋(即中国特有的某种品质或素质)出发探讨中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不仅能找到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比较优势，更能发现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制度、理论、文化自信的深层次依据。

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深刻实践”[9]，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10]。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基层群众在基层自治制度框架内以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依法直接行使“四个民主权利”(选举、决策、监督、管理)，实现“四个自我”(管理、服务、教育、监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硬性与软性政治资源方面得到了充分沉淀与积累，产生了丰富的基层民主样态，基层民主已经成为展示中国民主发展“后发优势”的重要窗口。进入新时代，基层民主发展开启了新的里程，丰富的政治资源禀赋(即比较政治资源优势)蕴藏了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逻辑与发展逻辑。基于政治资源禀赋，不断开发并充分运用这些资源，确定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资源富集点，据此明确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优先点，逐渐积累资源，以点带面，推动基层民主政治渐进有序发展，是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可资借鉴的新思路和新取向。

二、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当前，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面临时代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全社会正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国家财政不断反哺社会，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政治权力正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个层面进行重新配置，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滋养，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生活实践中的创造能力与参与能力不断得到锤炼与提高，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主体能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凭借丰富的个人基层政治阅历、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卓越的政治能力，尤其是以他为主要贡献者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谋划着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未来。因此，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硬性要素与软性要素兼具的综合政治资源禀赋优势特征明显。这些资源从不同侧面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着推动作用。

(一)硬性政治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1.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的反哺性回馈

国家财政是一个国家共同体拥有的重要政治资源，其收入与支出意味着资源的获取与使用，它直接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效能发挥。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相继制定与落实，这标志着国家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到为基层社会输入资源的转向，这必将对基层治理带来深刻的变革。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广大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经费、主要负责人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障等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进行保障，各地方政府也基本制定了对村(社区)自治组织及党组织运行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完善、城乡社区的财政投入持续加大。其中，直接关系城乡基层自治组织运行的城乡社区类财政支出，就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2012年为9079.12亿元，2017年为21255.10亿元，增长了134.1%。2018年的城乡社区类预算支出在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中更是与教育、社保就业支出一起位列前三位。除财政对基层社会重点投入外，工会经费改革也有实质性突破，要求“将全国工会经费全年收入的95%留在地方基层工会，本级工会经费全年收入的70%用于对下补助”[11]。这些举措平衡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经济资源分配，为新时代基层村委会、居委会、工会等自治组织的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2.政治权力面向基层社会及市场的有效性重构

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的制约关系，它是政治资源的积累状态，也是政治资源的运用过程，其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分配影响着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利益的实现。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在基层管理上采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造成了以国家权力强制性植入为主要特点的“农村国家化”[12]局面，社会活力减弱，效率低下。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基层群众自治的全面展开，国家政治权力开始从行政村收缩至乡镇，但是这种收缩却导致基层社会发展动力紊乱。针对这一问题，国家进行了基层治理逻辑的转换，党和政府通过各种组织技术和制度安排加强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建设，这表明国家政治权力重新向基层社会下渗[13]。这轮带着资源重组特征的政治权力“回归”使基层治理向着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村(社)自治组织中党组织的“政治性”权威增强与基层自治机构的“行政化”权威增强，并与“自治性”社会权威相协调。具体表现为组织成员的待遇来自国家财政，实行村(社)基层干部坐班制，加强岗位业务培训及绩效考核，设置村纪检小组(乡镇党委在选举基础上任免考核)加强“微权力”监督，通过向村庄派驻第一书记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另外，国家政治权力在市场方向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局面。在“退”的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增强了基层组织的活力，扩大了基层组织的自主活动空间；在“进”的方面，近年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范围内，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融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企事业单位的党支部基层建设与企事业单位发展的紧密结合，增强了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主活动的组织保障与民主参与的有序性。

(二)软性政治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1.马克思主义“自治民主”思想的真理性引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计蕴含了科学的普世政治价值，其系统的“自治民主”理论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一定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14]。这种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15]，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呈现出两种发展阶段，即初级阶段的间接民主和高级阶段的直接民主。直接民主的形式是自治，从而“把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返还给社会”[16]，形成社会自治。马克思主义的“自治民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内容：第一，未来社会民主政治一定是建立在普遍而平等参与的基础上；第二，未来社会民主政治一定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第三，未来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一定以实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状态为目的；第四，未来社会民主政治一定是在组织机构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可见，马克思主义“自治民主”理论是深邃而富有前瞻性的，其真理光芒在实践中照射着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

2.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长期性浸润

传统政治思想作为古人政治实践的理论凝练与经验遗产，为当代政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以供吸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重民，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17]。“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政之所兴在顺民，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思想是传统重民思想的经典表达，突出了百姓作为国家社稷基础的重要性，百姓的安居乐业才能带来国家的兴旺发达，“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在重民思想指导下，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针对性的治民之策，这些治民之策蕴含了很多有价值的基层治理思想。如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通过清静无为，实现基层民众自我顺化与提升；孔子也提出了重视基层民生问题的“先富而后教”(《论语·子路》)的主张。尽管古代上千年的重民思想与治民策略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其与当代民主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但又不得不承认二者在民心的顺从、民意的维护、民利的实现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甚至有的治民策略从当代来看仍具有价值。同时，“行德治，施仁政”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又一特征，并渗透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之中，注重道德教化与道德约束。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也融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通过地方的民风民俗、家族的家风家训、人群关系、矛盾调处方式、崇尚道德精英(乡贤)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理应从文化自信的立场观照现实，批判继承传统“重民”和“德治”等优秀传统政治思想并进行现代性的创造转换。

3.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随着时代变革不断完善

所谓制度禀赋，就是制度具有不断变革发展的内在素质[18]。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改革的调适而完成的，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调整。因此，制度的可变性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天然禀赋。正是有了制度的不断调整，我国政治发展不断迈向民主化与法治化。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基层社会逐步实现直接民主目标并于次年将群众自治写入宪法以来，我国基层民主在探索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中心的企事业民主三大内容，并最终在党的十七大上将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当前该制度依然在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完成了《工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基层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给新时代的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4.人民群众的参与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持续性提高

根据达尔的分析，政治资源能否形成影响力是关键。而影响力是个体行动者或集体行动者出于主观意愿采取行动对另一个个体或集体行动者施加影响的效果[4]37。这种行动在政治系统中大都表现为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对于政治民主而言，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工具。”[7]268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基层群众的积极参与有密切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特点。基层群众自治的最早探索就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广西宜山与罗城等地。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创造性地发展了恳谈会、议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民主形式。正是有了群众的主体创造性，基层民主政治的内容与形式才能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总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政治制度完善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基层群众个体理性得到充分释放，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基层群众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公共领域展现自己的政治行为并不断释放影响力，基层群众的参与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提高。

三、政治资源禀赋视角下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丰富的硬性和软性政治资源作为基础。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民主政治既面临基于经济、社会和教育变迁带来的重要发展机遇，又面临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挑战。如何进一步把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推向深入，这需要在马克思主义自治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基层民主观的指导下深入挖掘和开发各类丰富政治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动态调整与合理配置，以发挥禀赋优势的集成效应。

(一)在强化与优化硬性政治资源禀赋中发展基层民主政治

1.增加对基层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保障基层民主发展的物质基础

基层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经济性公共服务与社会性公共服务[19]。经济性公共服务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提供的设施建设、技术培训、信息发布等；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公共管理、人文与生态环境等领域。基层公共服务领域是基层民主发挥功能与价值的重要场域，两者彼此促进。发挥基层民主的制度功能，有利于基层公共事务建设贴近民众需求；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有利于参与主体的民主技能训练，提升民主素养。虽然近年国家财政对基层社会投入不断加大，但是与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相比依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当前广大农村面临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基础薄弱等严峻问题，人口老龄化、妇女化、儿童化严重。基层公共服务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非常有限，主要依靠有限的农村乡镇及县级财政进行支持。而单薄的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也无力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呈现衰退迹象[20]。公共事务治理的衰退导致了村两委的组织功能弱化，村民在经济理性作用下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集体“公意”很难在诉求多元且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形成，基层民主缺乏必要的参与纽带与共享基础。因此，国家应该建立对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的长效和持续性的财政投入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提高转移支付标准，加强项目资金监管，提高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基层民主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2.优化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加强党对基层民主发展的组织领导

当前我国行政村(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工资绩效来源于财政，这强化了基层自治组织与上级行政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自治组织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指令性的行政性事务，而对自身基层民主建设任务有所忽略。如何在权力延伸过程中使基层社会日益自发产生的自治力量更好地有序成长，这就需要党的基层组织的有力指导。党的基层组织是“国家协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21]，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自治民主”思想的应有之义。基层党组织要“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3]65。具体而言：首先，要创新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选拔与任用方式，积极吸纳民间精英进入党组织，尝试基层支部书记与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的“一肩挑”模式；其次，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效保证基层民主发展与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相一致；再次，要规范与创新基层组织生活，落实基层“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反对宗族势力对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最后，要完善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监督制度，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反对基层“四风”、遏制“微腐败”。

(二)在深度调适与建设软性政治资源禀赋中发展基层民主政治

1.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创造性转化传统“民本”思想，确立“人民中心”的政治理念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自治民主”思想强调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平等参与，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也强调国家基层治理对民意、民心、民利的维护与实现。新时代的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应该对两种思想的人本取向进行继承与发展，确立“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在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具体落到实处，回应基层群众的真实需求，就是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2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推动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首先，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实施民生工程，以利益的表达、维护和增益来调动基层群众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只有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了，人民群众的诉求才会从隐性走向显性，他们才有动力借助各种公共参与渠道走向利益表达的前台，并在基层民主实现形式上“敢试”“敢闯”。其次，要创设和积累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程序与规范来推动和保障基层民主制度的运行，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规制保障。再次，要全面从严治党，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强化“三严三实”，严格党的纪律，落实“两学一做”等，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民主素养，为基层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2.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运行机制建设，扩大人民有序的公共参与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认为，“自治”与“权威”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即民主参与一定是有序的。党的十八大把扩大有序参与作为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的重点。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3]37。扩大有序参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人民通过多样的形式与渠道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应充分利用我国制度的可变性禀赋，继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制度的运行机制建设。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基层自治组织运行的法治化、程序化建设，完善并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办法、条例的修订工作；在此基础上要加强制度运行的程序化建设(如建立签字、公开、表决程序等)，“只有程序安排才能够将机会性参与渠道变成有效的参与渠道”[22]。其次，要扩大有序参与还要通过机构的增设与平台的建立来丰富参与形式，扩张参与渠道，创造更加灵活高效的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机制。要搭建实体性与虚拟性的多元化沟通平台，吸引更多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民主讨论。再次，要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扩大人民有序参与。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有利于凝聚原子化的村民力量，从而成为村民的专项利益的公共表达与维护者。最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还需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大对基层恶势力的违纪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从而形成基层社会安定有序、长治久安的和谐局面。

3.加强民众参与能力与领导驾驭能力建设，为基层民主发展提供能力支撑

基层民众的参与能力与领导者的领导能力是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资源。市场经济发展与城乡的流动性加快使群众的主体理性意识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群众参与公共事务能够打破时空地域的限制，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基层群众的文化知识素养有很大提高，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基础，但这种能力基础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民主政治绩效。利益表达的非制度化、合作参与意愿不高、村(社)务监督不力是存在的主要问题[23]。这主要归结于当前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传统的村(社)两委的强势权威、基层社会的低组织化程度、熟人社会的行事规则等原因。基层社会事务主要通过少数精英依靠行政性指令来进行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众的参与能力主动或被动地屏蔽，造成基层民主有形式无内容。如何解决当前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有能力低绩效、富形式弱内容的问题，需要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对于群众主体而言，要加强群众的民主技能训练，以留守农村的中青年中坚农户为主要对象，对他们的表达、议事、监督等能力进行培训，并将民主技能置于民主实践程序中进行有效锻炼，进而积累更多民主参与经验。二是对于基层民主的领导者而言，要在思想上以习近平新时代基层民主观为指导，行为上树立人民公仆形象，加强对现代民主理念以及与基层民主运行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培训与学习，尤其是基层党组织要在基层治理多元力量中发挥平衡协调作用，提升宏观驾驭能力，为基层群众的有效参与提供政治保障。

(三)在培育技术与协商政治资源禀赋新优势中发展基层民主政治

1.开发快速发展的网络资源优势，以技术民主拓宽基层民主发展的新空间

政治资源并不是处于静态的绝对稳定之中，而是处于不断的动态挖掘与积累状态。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作为一种有效手段被政治系统不断地吸纳，使政治资源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与作用形式。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互联网重塑了政府和社会权力，对两者都起到了增益作用，这是一种技术赋权[24]。在不断扩大的网络公共领域内，逐渐成长的网络政治主体(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作为群体的社群、阶层)通过网络舆论形成政治议题对政府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运行环节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网络民主或技术民主。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把网络作为一种重要政治资源。2013年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不断推动互联网在政务领域的纵深实践。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农村网络的有效覆盖，“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25]。因此，在基层民主发展的实践中，基层党务、政务、村(居)务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扁平化管理应作为基层治理体制探索的重要方向，建立健全线上农村(社区)综合信息服务中心，把QQ群、微信群建设成为基层治理组织开展工作的主要渠道，从而开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空间。

2.利用协商在基层治理的特点与优势，把协商民主作为基层民主的发展重点

当前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不同利益主体出现诉求的交织与碰撞，社会矛盾突出；农业现代化所带来的城镇化变迁改变了居民的居住形态和交往形态，大量新型农村社区的形成带来了观念和组织关系等社会资本的巨大变迁[26]7，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系列严峻挑战。针对当前基层社会发展的新情势，“有事好商量”的中国式协商民主作为基层熟人社会的行事逻辑，正在成为基层良善治理的重要路径。因此，要充分利用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进基层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3]38。要利用协商形式的非建制化与建制化特点[26]177，将非建制化的灵活协商形式与建制化的规范协商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使协商民主在全国城乡社区走向深入，从而丰富基层民主形式和拓宽民众参与渠道。另外，协商民主也应被广泛运用于职场民主，保障和增益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和民主政治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监督引导下，全国应普遍建立工会与企业(或行业组织)的劳资协商平台。

(四)综合利用各种政治资源禀赋，把发挥系统效应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新动力

由于各种政治资源在基层社会并行存在，这需要采用系统优化策略进行有序安排，并呈现合理的结构，这样才能发挥整体功能，真正达到“治理有效”的目的。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性与整体性思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与实施，基本反映了这一思维正趋向成熟并为政策采纳。该《意见》运用系统优化思维塑造了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合力机制”。这一机制要求发展基层民主政治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统一。

1.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相统一

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基础性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该《意见》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所在，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强制度、政策供给力度，加大对农村的持续财政投入，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实施“三产”融合，发展现代农业。农村的产业兴旺势必会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经济，这将进一步强化农村各利益主体的互动，有利于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群众的公共参与动力。同时，《意见》指出，要继续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脱贫攻坚，让农民切实得到实惠，将农村发展与农民个人利益紧密相连。这将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夯实农民公共参与的物质基础。

2.将农村自治层面的公权力与其他治理力量相统一

在基层农村存在一个复杂的多元运行的权力网络，而且随着国家政治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下沉、居住社区和网络社区内社会权力的形成、农村经济精英影响力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兴起，这些社会力量与基层自治层面的公权力相互交织，基层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分化和共同参与趋势。如何理顺它们在治理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关系与边界，突破利益的藩篱，追求更大的共识，增强各种力量的黏合度，需要合理优化基层政治资源的禀赋结构。因此，《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27]19相互配套的多元现代治理体制，创新自治机制、构建多层次协商格局，完善各治理主体间的沟通协调机制。

3.将基层民主制度与基层群众的民主能力相统一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赋予基层群众在选举、决策、监督、管理等各方面的民主权利。这些权利的落实不仅需要外在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更需要主体的能力支持。参与主体能力的锻炼与提高，一方面在人才，另一方面在技术。在人才方面，《意见》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挥各界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自主培育与人才引进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这将极大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在技术方面，《意见》指出：“在村庄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站点，逐步形成完善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27]21，“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基层服务和管理精细化精准化。”[27]23互联网技术在基层事务中的广泛运用将提高农民信息获取能力与反馈能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扩大他们的民主参与空间。

4.将现代民主理念与传统文化价值相统一

对未来社会的民主政治构建，马克思主义主张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在秩序的范围内，民众主动参与实现自我权利，它与现代的多元治理理念具有高度的自洽性。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点的中国乡村，有传统村落的特殊性，具有基于传统文化特点的自我调节与利益实现机制。当前的乡村治理应该将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置于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的结合点上去思考，将民主化、法治化、德治化结合起来统筹，实现各种力量的民主“合力”。因此，《意见》强调要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强调自治与法治的同时，要以乡风文明为目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继承与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德治水平，从而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政治资源禀赋视角下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未来前景

尽管当前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从政治资源禀赋视角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在基层依然具有深厚的比较优势。硬性政治资源的强化与优化，软性政治资源的调适与转化，新兴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培育，各种政治资源的综合统筹性把握，有利于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彰显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巨大潜力。政治资源禀赋视角下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呈现的中国式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图景，是对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微观解读，是对“西方中心论”民主论调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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