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亚力克·布鲁斯（Alec Broers），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皇家工程院院士（FREng）（2001-06年为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议员。1965 年赴美国 IBM 开展半导体研究，是纳米技术的世界先驱，获评 IBM 院士。1984 年赴剑桥大学担任电子工程部主任。1990-96 年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1993-96 年任工程系主任，1996-2003 年任剑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期间大力推动大学现代化改革。2004 年，英国女王授予布鲁斯教授男爵爵位（Baron）与“终身贵族”（Life Peer）称号。

序

2016 年春，在剑桥举办的一次李约瑟纪念演讲晚宴上,我有幸与老校长布鲁斯教授相邻而坐，听他娓娓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真是一次难忘而又无比珍贵的经历。第二次见到布鲁斯教授，是在今年五月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午宴上，他作为研究所的理事参加宴会。当时我跟他聊到 “静一访谈” 的初衷，谨慎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实际上，对此我并没有报太大希望，因为布鲁斯教授虽已年过八旬，但每天都安排得非常紧张，过几天还要去中国开会。令我欣喜的是，他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即刻拿出 IBM 笔记本电脑，把我们的访谈填在了他满满的日程表里，并约好请我去伦敦上议院与他会面。

可以说，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布鲁斯教授是怎样一位大人物——他的一生足矣拍成一部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精彩电影。首先，他有着独特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他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与英国剑桥接受教育，并以出众的声乐才华加入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唱诗班。1964 年博士毕业后，年轻的布鲁斯即赴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 IBM 开展研究，在纳米技术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获 IBM 院士这一最高荣誉称号。在美国工作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他放弃高薪与养老金，毅然决定回到母校剑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后担任工程系主任、丘吉尔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校长。布鲁斯教授在剑桥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大幅度推进学术界与商业界的联系与合作，为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与活力。可以说，没有这位老校长，就没有剑桥大学今天的现代化发展。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一刻属于 “事业巅峰期”，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如他所研究的光束一样辉煌夺目，每一项重大决定背后都有一颗勇于探险、追求创新和美好生活的年轻的心。无论从事科研还是行政，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都在挑战自我，激流勇进。当然，老校长令我钦佩的远不止这些，还有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坚信 “文理不分家”，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在音乐、航海和滑雪方面，他都达到了近乎专业的水平，称得上是 “最文艺的工程师”。对布鲁斯教授来说，年龄只是一个符号，四十多岁的他照样可以放弃所有，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如今，八十岁的布鲁斯依然活跃于高校、业界以及英国上议院，书写着生动精彩的人生篇章。

2018 年 6 月 7 日一大早，我怀着兴奋而喜悦的心情在伦敦上议院与布鲁斯教授会面。上议院新的一天尚未开始，老校长带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连绵的历史长廊，轻声讲述一个又一个或惊心动魄或波澜不惊的故事……

一、中国的科技腾飞

静一：布鲁斯爵士，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我们先谈谈您近期的中国之行，可以吗？

布鲁斯：当然可以。我四、五天前刚从北京回来。这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跟我九年前去的那次比起来，北京城面貌焕然一新，不光是有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令我们一行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整个城区都变得更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道路中间还栽种着各种漂亮的花草植物。

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并做了将近一小时零二十分钟的演讲。令人欣慰的是，工程师们当天十分引人注目，因为那天安排的是中国工程院院长致开幕词，而不是中科院院长。习主席的演讲主题是围绕 “创新” 展开的。他在演讲中至少有几十次提到了 “创新” 这个词。他讲到：“现在我们要走得更远，要朝着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尤其是在纯科学领域。我们的工程师在未来肯定还会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我对习主席当天的发言印象极为深刻。接着，我们到中国工程院和院方代表进行了友好会谈，院长提到他们也想加强与海外人员的联系和交流。2017 年共有十余名外籍人士荣升院士，包括安道琳（Anne Dowling)，她曾任剑桥工程系主任，现为皇家工程院院长，还有比尔·盖茨，不过他那天没有到场。

静一：您之前负责比尔·盖茨奖学金的时候就见过他本人吧？

布鲁斯：是的，我认识比尔·盖茨。其实在设立剑桥比尔盖茨奖学金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他了，这对我为剑桥争取到奖学金帮助很大。

会谈之后，我在北京又停留了两天时间，期间参观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这家新公司刚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现有雇员 33 万人。公司下辖几十个发电厂，拥有自己的船舶和火车运输煤炭，并且在风能和太阳能开发方面也有大型业务开发项目。此外，公司自行安装了风力发电设备，可供电能 13 吉瓦。现在，英国还在为风力发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自豪，而实际上其可供电能也只有 8吉瓦。

风力发电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煤炭发电厂的污染。我们还去河北省参观了一家煤炭发电厂，那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之前参观过的发电厂不算多，直觉就是那里的环境肯定很差，尤其是烧煤炭的发电厂，估计到处都是堆积成山的煤炭。不过这次很不一样，感觉更像参观一家整洁的医院。我唯一看到的一点煤炭是在透过一扇窗户观察一条料道的时候，小块儿的煤炭通过料道上的传输带缓缓移动，最后送进熔炉里面。他们已经将燃烧产生的含硫氧化物和含氮氧化物含量减少了80% - 90%，并且正在争取将这两种污染物物质彻底清除。由此看来，他们对未来的估计是正确的，几年之内煤炭发电就会做到完全无污染。当然，燃烧还是会生成二氧化碳。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们还开展了许多二氧化碳存储实验项目，即对二氧化碳中的碳元素进行捕捉存储。在英国，我们也想将这项技术投入到所有的发电厂，不过成本太高了。当时在场和我交谈的中国工程师也提到了高成本这一问题。我的意见是，如果想进一步降低该项技术的成本，可以将工艺和液压破碎法结合在一起。

参观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期间，我还去了一所研究清洁能源的实验室。实验室建筑美观大方，从里到外都是崭新的，室内摆放着昂贵的设备，用以进行实验操作和数据监控。大批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在那里潜心钻研。

总而言之，这次访问让人难以忘怀。你能够真正体会到，习主席说得对——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二、80年代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静一：您上次去北京是什么时候？

布鲁斯：记得大概是08、09年的时候。我以不同的身份去过中国多次，第一次是 1980 年，那时我在 IBM 工作。受政府邀请，公司委派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去中国，其中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另一位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那时我的研发团队正致力于开发世界上首个纳米结构。事实上，我们的团队是全世界首个运用纳米技术替代微米技术的团队。我决定使用纳米技术而不是微米技术，是因为我将它视为一块纯科学领域，要与商业界区分开来，直到现在，纳米结构主要还是被物理学家用来作极限实验。你可以得到一个纳米结构，而由这个结构组成的导线非常小,小到当有电流流经该线路时，你能清晰地看到每个电子都在沿着导线向下流动，因为它们的能态都封锁在导线内。

那次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先是去了西安的半导体研究院。那时的中国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从广州入境的，每个人都带着妻子同行，所以一行总共有六个外国人，加上一个中国人。开始通知我们乘飞机去西安，但最后由于被告知座位不够，我妻子和另外一位女士只能坐火车前往。相比我们而言，她们的旅程可以说是 “人在囧途” ——一路上可比我们有趣多了。我们坐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上了飞机后发现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的。我们觉得很诧异，不是说没座位吗？然后问了乘务员小姐，她们说很多人会在长沙登机。可到了长沙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有一半是下飞机的，基本上没人上飞机。我们还了解到，当时航空公司并没有机票预订系统，所以乘务员不用费心思核查座位。那时候中国的情况大概就是那样。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坐在飞机中部，离乘务员准备食物的机舱很近。我一直谨慎地盯着旁边小煤气炉上正在烧开水的大壶，担心会出什么事。

最后终于到了西安，从机场出来后，我们叫了三辆车。路上挤满了人、骡车和自行车，我始终记得那时见到的人个个都很灵活，大包小裹，左右开弓。你会看到一个背着大衣橱的人还能自如地骑自行车。

之后我们还去了北京和上海，人们对我们特别友好，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时光。记得那时每个人都穿着毛式中山装。只要我们在一个村庄停留一小会儿，没几分钟就有一百多号人围着我们看。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后来我强烈要求，也买一套中山装穿上，然而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太“奇怪”了，就像动物园里的生物一样。那时候，西安的第一批兵马俑刚刚出土不久，就这一点来说，那也是一段特别的时光。

当时的中国人对一切都持有学习的态度。我当时是在一个陆军大会堂，或者说是教堂那样的一个地方演讲，台下坐着一百来号人。投影仪的光线投射在一面老旧的墙上，墙上的石灰都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了。我一边讲课，一边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翻译，他是一名电子显微技术专家，研究领域与我相似，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这位科学家的参与倒让我的课堂增色不少，因为当我谈到某些内容的时候，他会直截了当地说：“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 有趣的是在我们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头驴从后门探出头来，然后开始大叫，我的朋友用相机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照片。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后来再去就是 90 年代了，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我来往中国的次数更加频繁。在 04 或 05 年的时候，我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与纽约一家大型投资银行访问团同去，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我认为近些年最值得一提的变化是，北京城完全被打造成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大都市。虽然交通繁忙，但方方面面都运转得很流畅，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的道路收费系统都要做得好。

三、半导体与纳米技术的发展

静一: 中国在某些技术创新领域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过在其他领域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比如说在半导体研究领域。您觉得是这样吗？

布鲁斯：首先，作为半导体技术专家，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对。大陆在半导体行业的研究还有待提高。不过我认为这个受很多因素影响，有一些制约因素其实不单单是技术层面上的。不过我们先从技术问题谈起吧。毫无疑问，半导体制造业务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出的最为复杂的程序，比如说，制造手机芯片就多达五千多道工序。首先，要在微小的半导体芯片内部进行架构搭建，然后在芯片顶端和电源接入口铺上多层线路，完成之后还需将整个半导体密封处理，然后再用几十种光刻技术给芯片排版。排版用的设备使用起来十分繁琐复杂。随便一台用于拍摄芯片的照相机现在就能卖到大概 1 亿美金。而在我刚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照相机的价格还不到 1 千万美金。但即便如此，当时工厂的设备投入也耗资巨大，因为工厂光刻室至少要用到 10 台这样的照相机及相关设备。然后再说工艺，使用材料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因为知识产权的原因，相关的文献里涉及到研究材料的描述都不太清晰。

我曾经在 IBM 的半导体实验室工作，其实在 1984 年我离开之前，我主要负责的就是半导体业务。即便就当时来讲，我们制造的芯片内部也有多达成百上千的晶体管，存储芯片的则更多，晶体管数量多达几百万。在我刚加入 IBM 的时候，公司才刚刚决定要在单个芯片上放置两个晶体管。随着科技发展，晶体管的放置数量逐渐增加到现在的程度。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尝试突破极限，解决问题。起初我们尝试将晶体管数量由四个调整至八个，但是发现其在成品率方面出现了问题，然后我们进行分析核实，解决了问题。后来又慢慢从十六个增加到三十二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不在这一行，是很难进入到这个领域内的，毕竟这些都是商业机密。这一领域跟专利无关——如果你知道如何操作，就直接去做了，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反向工程进行验证。假设说你发现了一个好方法来切割导线，从而得到了更细更锋利的线，那么这一工艺的过程并非显而易见。芯片无法被切割开，一切都是商业机密。假如说你要制造新型汽车或是飞机，然后专利上写明了设计规范，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图省事儿就会直接照搬西方的设计方案。可是芯片的设计却是模仿不了的。再比方说，你刚提到的网络平台的搭建，这一过程也足够一目了然。但就芯片而言，你必须亲自制造才行。

你可以看到，台湾在芯片制造领域就十分出色。就目前而言，台湾在半导体设备制造生产方面仍然占据了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而除台湾以外，比如日本、韩国等等也掌握了相当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工艺和技术。美国、法国与德国仍然在做半导体业务方面的研发工作，而英国没有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时试图挽救英国的半导体业务，但没有成功。我还和撒切尔夫人发生了争执，因为她认为我们应该把钱投到日本，让他们研发然后把技术传授给我们，但我坚信这样不可行，日本很可能会退出。事实证明，十八个月后，英国政府投资的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果真退出了。

四、放弃 IBM 高薪职位回归剑桥

静一: 谢谢您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解释。现在，能否请您讲讲在剑桥的经历？我想这一问题您大概已经被问过多次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离开 IBM 回到剑桥的？

布鲁斯：不是因为钱，这是肯定的。

静一：是啊，当时您从 IBM 回到剑桥，工资削减了一大半。

布鲁斯：是的，工资一下子削减了很多倍，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多想。比起其他人，我算是很幸运的了。虽说有了钱能够做很多事，但我从来不是那种很喜欢积攒一大笔钱的人。我 1965 年从剑桥毕业，年初的时候就直接进了 IBM。其实 1964 年我就打算去，但是那时候论文还没写完。当我快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有几个试验结果不正确，所以又重回实验室进行了验证。我在 1965 年 3 月 14 日到了 IBM, 在那儿度过了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因为那时我做着一份年薪 14500 美元的工作，在当时来说，大概是我在剑桥大学当教授年薪的三倍，那时剑桥教授的薪水是 3000 英镑。虽说我们不是百万富翁，但是我和妻子玛丽生活过得倒也多姿多彩，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野营、滑雪等等。所以在钱这一方面，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不过后来我还是鼓起勇气回到了剑桥，当然那时我也存了一笔钱。

我离开 IBM 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做研究，做真正的科学研究。比如，我设计了一台新设备，用它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小的金属丝线，并且可以拿它来观察血细胞结构，看到其他人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用的扫描显微镜是最新的，因为我发明了一种更强的电子源，这意味着即便光束变小了，仍然有足够的电流进入其中，从而得到更高的分辨率。所以说我是真的喜欢做研究，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制造复杂的设备，然后让它更加流畅地运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其实 IBM 也想让我做这些，所以把我选为 IBM 院士。坦白地说，这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了。我得到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薪资，可以随心所欲做我感兴趣的事。我甚至都不用到 IBM 上班，只需要做一件事——每年年底的时候，写一份工作报告提交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他（那时候在这岗位上的都是男性，所以我指的是 “他”）我这一年都去了哪儿、做了哪些事情，等等。我在公司干了五年都没有被指派上级，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开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态就像给你戴上了一副用丝绸包裹的手铐一样。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整个公司大概只有 40 位 IBM 院士，可是工程师加起来有四万之多。公司每年也就选拔一、两个院士，所以这是一件 “大事”，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压力。你几乎总能听到人们在走廊议论，“就他？那个菜鸟，凭什么他能当选院士？” 所以一旦你被选上了，你就得证明自己行。IBM 研究实验室其实有点像剑桥，内部竞争十分激烈。我记得实验室有个日本研究员叫江崎玲於奈，他凭借超导体二极管研究荣获诺贝尔奖。有一天，有个 IBM 的技术人员朝着他走过来，问道：“利奥（其昵称），你最近出了什么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吗？” 所以说，IBM 院士就是一个经典案例——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事实上，你得顶住这些突如其来的压力，并且证明你能胜任这个职位的工作。

当我被评上 IBM 院士时，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当时写的新闻标题有些奇怪，大意是 “在高速公路边上野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你感觉很好，摩拳擦掌，准备开展学术研究，就好像大半夜在郊外露营一样。可是一觉醒来，你发现旁边有一条高速公路，而那条高速公路就是公司，你觉得必须参与到公司的运作中。所以说，当了两年院士之后，我又被调去了菲什基尔，在那里担任一个高级管理工作。作为实验室主任，我得每天四处巡查，看看大家的研究进展如何，然后给出自己的建议。这个工作责任重大，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总是沉甸甸的，我要确保菲什基尔实验室的顺利运行。

记得那时候我给装配组的成员演讲，大概有四百多人的样子。我说到：“我觉得科学研究就好像长途越野赛，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面对考验，你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起点拿把刀出来把别人的脚踝砍掉，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绕着赛场闲逛。要么现在就开始一起跑起来，奋力向前冲。我认为我们还处在第一种状态下。” 那时候有很多恶性竞争，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后来，我的偶像查理斯·奥特利爵士（Sir Charles Oatley）在剑桥大学的讲席教授兼电子工程主任一职空了出来。有人私底下告诉我这件事，并建议我去申请。在剑河边散步，建一个实验室，潜心做研究，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为什么不去？于是，我和玛丽开车直奔机场，我走进航站楼，几乎快走到售票窗口了。转念一想，这也太荒唐了吧，随即转身跑回车上。但玛丽劝我说：“快去吧，去买票。” 玛丽喜欢欧洲，她一直衷爱剑桥。所以最后我还是去了，并且如愿申请到了工程系讲席教授的职位。不过我去了那儿之后事情却又变得复杂了，因为当我回英国任职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去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 House，创办于 1611 年）上学了。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要超过一万镑，而那时我一年的工资是一万八千镑，所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之前提出辞职的时候，IBM 的人还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说：“我只想做纯学术研究。我热爱 IBM, IBM 是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公司，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当时四十五、六岁，但是要到五十岁才能拿到养老金。没办法，当我决定离开 IBM 的时候，就等于直接撕毁了一张四百五十万美元的养老金合同，也就是说我就没有了养老金。IBM 的人当时还极力劝说我以 IBM 院士的身份去剑桥。但是我想起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你要去一个新的国度生活，真正成功的秘诀就是，你得假装自己将永远在那里定居。你要说服自己过得好像要在那儿终老一样。”（我父亲有在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生活经历，我就是在印度出生的）然后我就回应 IBM 说，“别的剑桥教授年薪也就一万八，我拿着美国十二万的年薪在那里，这怎么行得通呢？”此外，我还想扩展我的视野，我不想只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那样视野太狭隘了。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原因。说到我去那边的薪资可能还不够糊口，IBM 对我真是特别慷慨。他们说，可以推举我成为 IBM 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我之前已经是企业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了，之前和这个科学咨询委员会也有联系，每年委员会有三、四次的会晤，每次两天左右，而通过加入这个委员会领到的报酬比我在剑桥当教授的年薪还要高。因此，IBM 开出的条件缓解了我们刚开始的困境。随后我在 GEC （通用电气公司）得到了一个顾问的职位，如此等等，我慢慢地学会了扩展我的工作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