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亚力克·布鲁斯（Alec Broers），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皇家工程院院士（FREng）（2001-06 年为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议员。1965 年赴美国 IBM 开展半导体研究，是纳米技术的世界先驱，获评 IBM 院士。1984 年赴剑桥大学担任电子工程部主任。1990-96 年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1993-96 年任工程系主任，1996-2003 年任剑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期间大力推动大学现代化改革。2004 年，英国女王授予布鲁斯教授男爵爵位（Baron）与“终身贵族”（Life Peer）称号。

序

2016 年春，在剑桥举办的李约瑟纪念演讲晚宴上，我有幸与老校长布鲁斯教授相邻而坐，听他娓娓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真是一次难忘而又无比珍贵的经历。第二次见到布鲁斯教授，是在今年五月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午宴上，他作为研究所的理事参加宴会。当时我跟他聊到 “静一访谈” 的初衷，谨慎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实际上，对此我并没有报太大希望，因为布鲁斯教授虽已年过八旬，但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过几天还要去中国开会。令我欣喜的是，他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即刻拿出 IBM 笔记本电脑，把我们的访谈见缝插针填在了他的日程表上，并约好请我去伦敦上议院与他会面。

可以说，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布鲁斯教授是怎样一位大人物——他的一生足矣拍成一部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精彩电影。首先，他有着独特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他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与英国剑桥接受教育，并以出众的声乐才华加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唱诗班。1964 年博士毕业后，年轻的布鲁斯即赴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 IBM 开展研究，在纳米技术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获 IBM 院士这一最高荣誉。在美国工作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他放弃高薪与养老金，毅然决定回到母校剑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后担任工程系主任、丘吉尔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校长。布鲁斯教授在剑桥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大幅度推进学术界与商业界的联系与合作，为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与活力。可以说，没有这位老校长，就没有剑桥大学今天的现代化发展。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一刻属于 “事业巅峰期” ，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如他所研究的光束一样辉煌夺目，每一项重大决定背后都有一颗勇于探险、追求创新和美好生活的年轻的心。无论从事科研还是行政，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都在挑战自我，激流勇进。当然，老校长令我钦佩的远不止这些，还有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坚信 “文理不分家” ，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在音乐、航海和滑雪方面，他都达到了近乎专业的水平，称得上是 “最文艺的工程师” 。对布鲁斯教授来说，年龄只是一个符号，四十多岁的他照样可以放弃所有，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如今，八十岁的布鲁斯依然活跃于高校、业界以及英国上议院，书写着生动精彩的人生篇章。

2018 年 6 月 7 日一大早，我怀着兴奋而喜悦的心情在伦敦上议院与布鲁斯教授会面。上议院新的一天尚未开始，老校长带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连绵的历史长廊，轻声讲述一个又一个或惊心动魄或波澜不惊的故事……

一、在古老学府推行改革

布鲁斯：在剑桥工作了大概 10 到 15 年后，之前在 IBM 的情况再次发生了。这一次我又感觉是在高速公路边野营，而这次的高速公路对我来说就是大学，因为在我看来，大学在工程与科学研究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太慢，并且和产业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外面的天空很广阔，如果你想发挥你的才智推进科技发展，就得与外界接轨、与业界合作，从而获得信息与资源。如果你能直接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推进某一项科技的发展，就可以更好地鼓励年轻人继续前进。当你站在讲台上，底下的学生就会说，“哦！是他发明了世界上最小的晶体管。” 正因如此，后来我逐渐参与到了学校的管理层面。

静一：可以说，您在大学推行了改革。

布鲁斯：后来我成为了工程系主任，然后又当上了校长。其实我没想当校长，记得当时心里还自言自语: “我并没有申请这个职位啊！” 不过，我还是当选了，因为他们看中了我的经历和背景。

选择校长的标准是这样的。首先，他们想要一个研究上有丰硕成果的人。那时我是皇家学会院士，又是皇家工程院院士，我也有良好的科研记录。其次，他们希望找一个充分了解剑桥大学及其学院制的人，而当时大家都知道，我正是冲着剑桥的学院制才回到这里的。我不想每天只和学工程的人打交道，我想在学院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共进午餐，历史学家、医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等等。第三点，他们希望担任校长职位的人具有大型学术机构的管理经验。那时我正是工程系主任，工程系规模占整个大学的 11% - 12%。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符合他们的要求。不过满足以上这些条件的不只我一个。还有一点其他人所不具备的，那便是候选人需要拥有在某个技术驱动产业担任负责人的经历，并且了解行业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于是，我就成为了那个最后被留下来的 “可怜人” 。这对于我来说真是最难做的一个决定，因为从事管理岗位就意味着结束我的研究事业。可我的研究建立在实验上，我的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我能使用他人完全没有的设备做实验，创造出比任何其他人研发的还要小的电子束。我一直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也很清楚校长的管理工作足以把我淹没。事实证明我说的一点没错，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的研究小组，放弃所有其他事情，全身心投入到校长工作中去。

静一：您的目标是将学术研究和产业相结合。这个理念和当时的时代相悖吗？或者说推行时有没有遇到阻力？

布鲁斯：其实那时剑桥已经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很长一段时间了。科研与产业的结合最早是在六十年代，一些人，像三一学院的财务主管约翰·布拉德菲尔德（John Bradfield），他们很早就这样做了。不过我上任后，给学校很大的一份助力就是我尝试着和一些大型企业合作，并让人们意识到，要真正做到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超越区区二三十人的剑桥小公司，去组建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团队。而且这项任务也需要和企业通力合作。

其实在我被任命为校长之前，剑桥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职校长。在我之前就任校长职位的是戴维·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虽说他后来担负起了全职校长的职责，但他最初并不是以全职校长的身份入选的。那时候，他从众多学院院长中被选出，任期满两年之后，谁来担任这个职位会再次进行选举。实际上当时剑桥大学主要是由三个人来管理，分别为秘书长、财政主管和教务主任。他们之间谁的个性更强一些，谁实际上就是校长了。

一般而言，正常的任命仪式是这样的，有一个人给你读一大段拉丁文，问你愿不愿意接手这份工作，然后你也以拉丁文的形式回答说 “我愿意” ，这样仪式就算完成了。不过在我接任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除了宣誓之外，我还和音乐系主任一同在剑桥大学议事厅（Senate House）表演了他写的歌剧，因为那时我也涉足音乐圈（注：布鲁斯爵士在音乐方面颇有成就，多年来一直担任澳大利亚音乐基金会主席）。

当天中午，我们一行到罗宾逊学院共进午餐。吃饭的时候我还做了一次以 “搭建桥梁” 为题的演讲，可以说，我在大学里挂起了一面旗帜。我们邀请各大行业的领军人物来大学参与讨论，然后宣布剑桥 “开门营业”，即准备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大概百分之四十几的人不认同我的做法。我还知道在通过全职校长提议这件事情上，当时也有百分之四十几的人投了反对票，因为没有人希望某一个人被赋予过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关于这一问题，当时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不过我没有参与，因为下属告诉我参与此类讨论多少会贬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当时的那些决策确实引起了争议，不过对于项目筹款却是大有裨益的。

二、设立盖茨奖学金的故事

静一：提到项目筹款，我想提及一点，当时我父亲申请来剑桥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获得了中国剑桥奖学金（China-Cambridge Scholarship）。他得知我要采访您后，说这份奖学金恰恰是您当时筹款设立的。

布鲁斯：说到那些奖学金，我们在资金筹集过程中也经历过不少有趣的事情。记得当时我们去了香港，见到了李惠雄（李锦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李嘉诚等人。那时候我们东奔西跑是想为奖学金项目筹集资金,使一些优秀的中国学生及博士后能够去剑桥深造。在北京，我们与中国的一位教育部官员共进晚餐。最后我问，“您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您赞同这样的方案吗？您看起来似乎有些顾虑。” 这位官员说道：“我并不赞同这个提议，也不会支持这个计划的施行。” 她又说道：“我们这边做了些数据统计，发现过去三年里有一千六百个年轻人去剑桥学习，但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据我们了解,也就五到十个人选择回国发展。所以，我们得制止这种人才流失的趋势。” 这段对话发生在 2000 年左右，而过去这十几年出现了留学生回国潮，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过我们还是去了不少地方并且筹到了钱，尤其是得到了基尔·彼得（Keith Peters）——一位医学教授的资助，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是在香港筹集的，李嘉诚资助了上千万，让我们开展不同领域的医学研究。其实最开始我把筹款目标定在美国，因为我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在我成为剑桥校长之前，我就在纽约会见过剑桥校友。当时牛津的校长也在城里聚集了一帮人筹款。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在筹款活动上出现了。美国人仍然认为英国所有杰出的研究和成就都来自牛津，他们告诉我说，“那个人在牛津取得了怎样怎样的成就。” 然后我就纠正他们说：“那是在剑桥！”

我们说，牛津有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那么剑桥可以有盖茨奖学金（Gates Scholarship），比罗德奖学金更现代。最初罗德奖学金的获奖者全都是男性，它注重的是运动能力。我说: “我们不要这样的评定标准，我们得要求这些年轻人展现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设立这个奖项不是为了培养书呆子或者是考试机器。这些获奖的学生必须和社会接轨、有公共生活，比方说在学生会任过职或者在医院当过志愿者之类的，总之我们要看到他们多多少少在为社会作贡献。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看到他们身上有出色领导力的潜质，我们希望他们过来留学能够拿到全额奖学金。” 有许多人是拿部分资助来剑桥读书，而盖茨奖学金都是全额的。

我们在商量设立这个奖学金项目的时候，对方的想法是只将奖学金授予来自美国的留学生，而且只资助 STEM 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图书馆研究。我不得不回去对他们说: “抱歉，在我看来，这个体系的建立必须是惠及所有国家的留学生，并且要对所有的科目开放，这一直是我们剑桥行事的宗旨。” 然后他们很不高兴，狠狠地哼了一声后离开了会议室。不过之后他们又返回来，开始同我们协商。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第一年奖学金获得者里美国学生占大部分比例，大概 30% 到 40%。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反对，因为我认为我们还需在美国建立起声誉，且美国确实很有潜力，所以我就接受了他们的条件。不过在对所有学科开放的问题上，我们极力坚持，而他们倒也没太过在意这一点。

三、英国上议院的运作方式

静一：下面，我们可否把话题转向英国的上议院（House of Lords）？您是这里的议员，请问它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我想中国读者对这一问题一定很好奇。

布鲁斯：上议院的议员大多是各党派人士，80% 的议员是受党派任命的，20% 的议员则是政治中立的，而我们（后者）就是那 800 人里的 200 来号人。在所有的 800 人当中，只有 600 人还算是活跃的，其他很多人都上了年纪，有不少已经九十多岁了。这是因为他们加入上议院的时候一般都已 60 岁上下，功成名就，有些人大半辈子都在从事其他工作，如律师、医生、科学家、技术顾问、学者，等等。一般来说，由政府来组织上议院的议程，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审查机构，我们所做的很多决定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提议。所以那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审查下议院提出的立法章程。

议员们作为选区代表来到这里。在过去，很多上议院的议员其实都是农场主出身，他们有着大片的土地庄园，管理着大批农民。不过和下议院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队伍里有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比如律师的作用就非常大。他们常常为我们起草法律法案，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上议院在这方面非常有用。在上议院，人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举例说明，关于英国脱欧法案，我所涉及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争取维持我们和欧洲大陆有关于核能开发方面的合作，确保一切都能持续正常运转。我们已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是几个带头建议要修订脱欧法案的人之一，其实昨天我还在议院演讲，说：“这是我们议院工作制度良好运行的一个极佳案例。我们共同商讨修订法案事宜，政府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将项目逐条修改，然后再回来同我们继续讨论。” 总之，这一系列的运作进行得很顺畅。之后我说，我天真地期盼着所有有关脱欧事宜的讨论协商都能按照这种合作方式进行，参会者都无奈地笑了。总之，我们负责审查很多这样的立法项目。

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在议院最对口的工作其实是委员会。我曾经在科学与技术委员会担任主席，一个人只能在这一职位上任职四年。这一委员会关注技术类的问题，包括核能开发、流行性感冒和流行病传播的风险，以及如何将科学技术运用到文物保护和老年群体的交流当中，等等。

委员会也会调查中小学的科学教学情况。比如我之前负责的一个项目试行了六个月，我们在收集大量的数据报告后，最后写出了一份评估报告，提出了大概二十几条意见，在上议院进行辩论。这些建议也会送到政府部门，他们逐条评估后给出答复，说明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收到政府的反馈报告之后，我们再根据这些提议和下议院一起讨论，指出政府哪些判断不合理，哪些决策应该通过，以及他们应该怎样做。一般来说，辩论后大家不会投票表决，但是如果我们强烈要求的话，还是能够推动一些事情的。

有一点很让人头痛。假设你是一名工程师，同公司董事会成员们一起开会，那么你们在一起讨论某件事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各抒己见，你也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说同样的话。而在上议院，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人们期待政治家活跃发言，所以媒体报纸会统计议员发言的频率次数，然后针对那些一言不发，或是只发表过一次到两次意见的议员列一张 “黑名单” ，出现在名单上的议员就会显得很不光彩。所以那天讨论脱欧的会议，下午三点就开始了，到了四点半，几乎所有能说的意见都说完了，可问题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发了言。所以，差不多等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的时候，直到会上六十还是八十个人都发言了，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四、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静一：谢谢您带我们 “走进” 上议院。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年轻学者的期许。您刚才提到学生应当具备社会责任感，请问您还有其他建议吗？

布鲁斯：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的兴趣爱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你是研究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学者，还是一名工程师，我的建议都是一样的：那便是培养一个你所擅长的兴趣爱好，比方说演奏一种乐器，成为一名业余的经济学爱好者，等等，总之，要找点学业以外的事情培养兴趣。你需要的是一个爱好，它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带你离开你的专业领域。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具备创造力的人并不是十年如一日般，每时每刻都投入在创造上面，那是行不通的。很多时候灵感会在你做其他事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闪现，就好像偶然间记起某个人的名字一样。我曾经会大半夜醒来，然后突然想到我要怎样解决显微镜的振动问题，便立马跳下床着手做研究，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灵感就不约而至。我们要做到从研究主题中脱离出来，再回到研究当中去。

如果你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就不会因为过分依赖于某一方面的投入而变得太过脆弱。如果你有多个兴趣爱好，甚至可以看到把副业变为主业的可能性，那么你的弓上便不只有一根弦，你在思想的层面便可以放松下来。拿我自己来说，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好的网球选手。其实，我之前滑雪滑得不错，曾经非常痴迷，尽管我起步比较晚。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拿到了一个在苏格兰当滑雪教练的工作机会，不过那时候我父亲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道：“接受了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最后你告诉我说，你只是打算踩两块破木板在某个山林子里滑来滑去吗？”

静一：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平衡时间做这些事情的？包括您的工作、您在唱歌、航海等方面的爱好，等等。

布鲁斯：有时候我想到要去做什么事，就直接去做了，比如说像航海、滑雪这些运动。即便在当上了校长之后，我还是时不时地去做这些事。在 IBM 的时候，经常要参加很多会议，会议气氛非常紧张严肃，而我却不慌不忙地坐在那里，计划我下次航海的目的地。可以说，我一直有很多爱好，这些爱好常常能为我提供另一种可能性。比如，当 IBM 想让我担任菲什基尔实验室主任一职的时候，我仍然维持着我在约克郡实验室的运作，因为那时我就意识到我得在我的弓上多添几根弦。即便我在 IBM 做管理，我也一直坚持做研究、做实验、写报告，正因如此，后来我才得以回到剑桥大学。如果那一年我没有发表 12 篇学术研究论文，我是回不去的。

所以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兴趣爱好没有定律可循，它可以是一百万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可以是瑜伽、乒乓球，或是收集某种东西。我所知道的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就有个一号人物，叫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 Grierson），他是个货币学家，喜欢收集各种不同的硬币。他经常与本科生一起打壁球，我还同他一起打过。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80 岁），还在和学生们打壁球。另外，他对葡萄酒也颇有研究，是法国舒伐利亚（Chevalier） 红酒机构的主席。总之，慢慢发展、培养多个兴趣爱好吧！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很悲催的事情就是，“研究” 有时会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从而导致与外界社会脱节，有时候他们甚至都忘了如何与他人沟通。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也要多去了解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经历。

静一：我觉得您的建议非常中肯。

布鲁斯：你看，你的这个爱好（静一访谈）就特别棒。

静一：是啊，“静一访谈” 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