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常说的“三农问题”？从发展经济学的原理出发，简单地说，发展就是从农业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其中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而不在于农业的份额是多少。一个国家城乡问题的根源在方式，而不在于比例。所以采取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方式，城乡转型的结果和行为就不一样，这是问题的本质。构建城乡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需要认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重新认识结构现代化。原来的结构现代化有两极，一极就是“乡土中国”，一极就是“城市中国”，这两极不能有机融合。我们认为结构现代化应该有三个阶段，一个是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终极阶段是“城市中国”，中间漫长的是一个“城乡中国”。把城市化作为终极目标，以为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就是两个阶段，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应该像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认识到中国将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处于“城乡中国”的阶段。城乡中国的基本特质就是要素的对流、城乡的平等、两个空间的发展，以及主体的平等，不能只有城市没有乡村。
二是重新认识结构变迁的方式与结构变迁的结果。不能单纯地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一定要研究变迁方式的选择。此前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把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忽视了结构变迁的方式对城乡转型的影响。
三是重新认识工业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甚至再绝对地说，任何一个地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没有一个地区不经过工业化，能够直接进入到现代化，原因在于工业化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工业化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发生改变，这里有传统的生产要素，也有企业家进入，也有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些生产要素的变化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转型升级，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一个地方没有这种工业化，也会有那种工业化。我们要正确理解工业化，中国现在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推进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这是比我们理解工业化更难的一件事，而且要注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四是“城乡中国”如何走向城乡融合，关键在于“通”“融”和“合”。首先是“通”，“通”以后才能“融”，“融”了以后才能“合”。中国城乡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两个板块的隔离。所以现在要把城和乡之间的这堵墙拆掉——如果城乡之间的墙还堵着，何谈城乡融合？城乡格局的新阶段先是拆墙，拆除桎梏性的政策；“通”了以后城乡才能“融”。“融”就是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流动，到最后才是“合”。“合”的结果就是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两个空间各司其职，城市起到城市的作用，乡村起到乡村的作用。
最后，要实现城乡融合，核心就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核心在于城市一定要向乡村开放。农二代已经不把自己当做农民了，未来的农三代天然地就不知道他是农村人。所以，另外，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不能将乡村当成传统的乡土社会，忽视农民的力量。乡村必须要向城市开放，城乡打通，才能形成城乡融合的结果。
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城乡转型问题，城乡转型不完成，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转型。城乡转型的核心是真正找到适合转型的正确方式，如果还是沿着原来的“城市中国”那条思路走的话，城市的问题会越来越累积，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当然，所幸我们现在的机会是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就是“城乡中国”的阶段。这个阶段为转变结构变革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能不能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和发展路径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