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来临
阿格尼斯·卡拉德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公共哲学专栏的系列文章之一。
或许这不是世界末日，但是新冠病毒疫情以看来指数级的速度在全球快速蔓延，它会杀死我们中的某些人，并影响到我们所有人。这场疫情只是人类面临的系列灾难中最近的、最突然的一个。我们在正见证难以控制的场景快速地替换我们天然的栖息地，这些场景一方面是由人类创造的，一方面被我们委婉地称作“气候变化”。在政治前线，过去十年已经见证了世界范围内公民反抗活动的崛起，很多国家的领袖已经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全球民主的前景感到比从前更加乐观不起来。鉴于技术越来越便宜，武器---包括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肯定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快速扩散。以上所有内容都是在经济增长减缓和工资收入增长停滞的背景下出现的，至少在世界上大部分最富裕的国家中是这样的。
我们或许还没有来到末日，但我们当然已经开始在思考末日问题了。医疗的、环境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问题似乎全都集中起来提醒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故事在某个时候可能要进入终结。这个想法非常令人痛苦，但它也是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萨缪尔·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介绍了这个问题，通过提到电影《人类之子》中的“不孕场景”。在电影中，人们不再能怀孕了，而意识到人类已经没有未来将产生一个灾难和冷漠共存的世界。我们见证对任何人来说，大规模的痛苦、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所有这些都没有真正的重要性了。
从表面看，简单地了解到“我们是最后一代人”可能导致伦理和政治彻底崩溃似乎有些难以置信。但是，谢夫勒相信这是可能的。他解释说，我们的很多实践---寻找治疗癌症的办法、建造新的大楼、写一首诗歌或哲学论文、为某项政治事业而奋斗、或给孩子道德教育并希望他们一代一代传授下去---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依靠这个假设，即在我们离世之后，这个世界仍然继续存在。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子孙后代，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将变得狭隘自私，很容易变得残忍无情，没有任何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冷漠以对。
从个人角度看，我能理解谢夫勒的要点：它让我心中充满了孩童般的恐慌，设想我儿子一代成为人类最后一代的可能性。我不能听任自己去想象人类惨遭毁灭的场景----哪怕是采用最温柔的手段---不孕不育症。
电影《人类之子》中最好的场景出现在电影将近结束时，在公寓内的一场血腥战斗中，当他们听到婴儿在被运走遭到杀戮时的哭声，人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他们停止打斗不是为了保护婴儿，也不是感受到了威胁，而只是要观看这个场景－－－他们发现这太精彩了，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宁愿听婴儿的哭声也不愿躲开飞来的子弹也不愿意拿刀捅向袭击者。婴儿是被引入到灰暗和冷漠世界的道德的残余，婴儿成为人类生活值得努力追求的可能性的微光。子孙后代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是此时此地的每代人的善恶可能性存在的必要条件。谢夫勒和这部电影要暗示的就是这个主题。但愿他错了。
因为这里是我们确定无疑知道的东西：子孙后代未必总是有，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算病毒不能把我们杀死，就算我们不互相残杀，就算我们能尽可能地让一切都可以持续下去，天空中的那个大暖球也可能会砸到我们头上。我们可以给自己讲述安慰人心的故事，如逃往另一个星球，但我们是有生命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是某种物质，从地质年代术语来说，它都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就像每个人都必然死亡一样，人类物种肯定也有最终消亡的那一天。
我们还能活多长时间？在最近的一次谈话节目中，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猜测的剩余时间是大概700年。谁知道呢？重要的是下面这个答案：绝对不是无限多年。永远太长了，人类不可能实现永生。
意义危机已经到来，这将进一步加深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末日临近之感。谢夫勒的大厦注定要崩溃。正如想到其他人可能在囤积食物就可能导致食品短缺一样，忧郁的、不满的、冷漠的、死气沉沉的遥远未来前景将会剥夺遥远未来赋予近期未来以意义的潜能，在一种反向的滚雪球效应中，直到我们的现在也变得忧郁、不满、冷漠和和死气沉沉。
最后一代人是整个系统的关键。但是，如果单单想到深渊就将人们送入恐慌和忧郁的崩溃状态，他们的生活怎么能够拥有意义呢？答案在于最后一代人将是由比我们现在人更聪明和更勇敢的人组成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学习如何让不可思议的东西变成可思考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采取最后的步骤。
在纪念9/11袭击的电影《93号航班》中，联合航空93号航班上的某些乘客采取了某种英雄壮举：他们在恐怖分子要将其当作人质时采取反抗，结果飞机没有撞上国会大楼而是坠机了。从某个角度看，你可能纳闷为什么这个举动令人印象如此深刻：如果明明知道自己必然死去，为什么不做点好事呢？但是，这可能是错误的。冲向抓捕者需要难以置信的能量、激情和信念，在面对必然死亡的危机时刻鼓起勇气行动起来是惊人壮举。勇气意味着有些事对你来说仍然很重要，即使你明明知道自己就要死掉了。勇气意味着看到了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确保生存，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还要在道德意义上活着。
现在，在某种意义上，与最后一代人相关，93号航班上的乘客让事情变得简单了。他们可以对自己说，“有些事仍然很重要－－－其他人和子孙后代的生命更加重要。”除了关心他人之外，还有什么力量强大到足以驱使人们将精力、工程、情感和承诺都投入到这个目标上去？谢夫勒说，在不孕不育的场景下，很多人类工程都失去了意义，这似乎是正确的。如果缩小一下规模，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出现，没有人会在去世前的几个小时举起小提琴，开始建造大教堂或者寻找治疗癌症的办法。所以，我们不得不询问，最后一代人充满激情地关心和在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答案存在。但是，我的确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能性退缩是因为懦弱，是因为每次我试图战胜困难时都会面对的恐惧。
我们生活在令人害怕的时代。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长地延续人类工程，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无限期地推迟对这个工程的价值提出质疑。这两个任务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群。
长期以来，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一直都在关心如何取得可以与科学媲美的那种进步。但是，我们不可能依靠科学来逐渐与自我达成和解，充分认识到我们根本无法取得无限制的科学进步这个事实。
人文学者从来没有真正从事取得进步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习得和传承人类体验的某些内在价值。这项工作的困难和重要性与意识到所有这些内容终将丧失成正比例关系。万一人类不孕不育的场景出现或者真的出现时，确保那些有意义的东西仍然对人类有重要意义恰恰是人文学者的任务。我们必须成为研究有限性的专家，研究丧失的专家，研究悲剧的专家。
在当今时代，每当一扇窗户打开之后，人类能看到的就是末日从未来冲向我们。人文学者应该成为拒绝闭眼的那些人。
科学家和政客必须致力于尽可能延迟最后一代人的到来。与此相反，人文学者则必须帮助我们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应对的准备。
译自：The End Is Coming by Agnes Callard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the-end-is-coming-agnes-callard/
作者简介：
阿格尼斯 •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学学士，2008年伯克利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目前是本科生教学部主任，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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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