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叙述：翁贝托·埃科的成功和毁灭之道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 吴万伟 译
在意大利，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词（dietrologia），其字面意思是“对藏在背后的意义的研究”，探索事物的隐藏意义的艺术，也包括最透明的意义。哪有透明这回事？总有阴谋在里面。《苹果日报》（La Stampa意大利现存历史悠久的报纸之一，也是意大利拥有国际声誉的综合性报纸，原名为《皮蒙特》---译注）将这种意大利人独特的痴迷描述为“想象力的科学，怀疑的文化和不信任的哲学，双重、三重甚至四重假设的技巧。”《新词语辞典》的作者可能对其不屑一顾，指它们是“对事件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努力要辨认出明显原因背后隐藏起来的真实意图。”探索事物隐藏意义的艺术（dietrologia）的确是非常严肃的事业。
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人肆意嘲讽它。有时候甚至连最严肃的意大利人如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 (1932–2016)）在诸如意大利米兰艺术节（La Milanesiana）等重大事件中嘲讽它。米兰艺术节是2000年创建的文化和创意节日，此后每年在米兰举办一次。在2001年到2015年期间，埃科被邀请参加了12次，并在艺术节上发表学术演讲（lectio magistralis）。毕竟，他是这个城市最近历史上最杰出的米兰人之一（虽然他并非出生在这里，而是后来移民到此的），使用米兰作为他很多成功小说的背景。他的第一场也是最具持久影响力的学术演讲的题目是“站在巨人的肩上”（Sulle spalle dei giganti），后来这个标题成为他死后出版的书的书名。现在，阿拉斯戴尔·麦克文（Alastair McEwen）翻译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2019），其中有很多文章都涉及到探索隐藏意义的艺术。实际上，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埃科都在进行一场反对最具意大利特征的科学的无情战争。他以嘲笑阴谋论为乐；有时候，甚至于到了炮制情节和阴谋策划者只是为了驳斥它们的地步。在他的整个成熟作品中，埃科一直在探索真正的意义，这让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相关意义的人。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许是对埃科的开放式著作（opera aperta）观念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虽然或许有些不正统。里面尽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研究，涵盖的话题之多令人惊叹，但是，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一部开放性的未完成的工程，有赖于读者个人来“完成”。当我们沉浸在埃科的著作中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象他的表演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其演讲不仅仅是中性的信息传输，而是本来就是打算观众面前表演的。它们的意图是要激发聚集在那里的米兰人的某种情感反应，提醒他们意识到他们与演讲者之间的亲密纽带，创造和维持一种思想共同体意识。在第一场演讲中，埃科说“迈迪（Medea）很难说只是拥有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护士学校的人。”在同一场演讲中，他谈及诺亚（Noah）和儿子哈姆（Ham）的冲突根源，埃科承认这位父亲是“在洪水之后还能喝点小酒的人”，观众中肯定有人一直在微笑、窃窃私语和听得见的快乐笑声，因此，产生了某种喜欢，表现出某种关爱，但都没有传递给读者。因此，如果要完成这本书，如果要从阅读中获得奖励，我们就必须将那种快乐还回去。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埃科。
在将近300页的篇幅中，我们发现处于自然生活环境中的埃科：它在当地餐厅（tra amici）的生活场景，被充满爱意的凝视、羡慕和同谋包围着。那是轻松自如、舒适随意的埃科，享受观察和重构的快乐的埃科。这位证明是罕见的人类奇迹：既非常博学又十分谦恭；既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名望，又喜欢自我贬低，既是高超的文学和思想世界的创造者，又是不爱炫耀不事张扬的人，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曾经在《试刊号》（Numero Zero (2015）中写到“失败者就像自修者一样，总是比优胜者知道得更多。如果你想赢，你需要仅仅知道一件事，不在其它任何事上浪费时间。一个人知道得越多，出错的机会也就越多。”你怎么能不喜欢他呢？
埃科毫无犹豫地向听众和读者显示自我的真实样子：自我怀疑，困惑不解、容易受伤，特别容易受伤。这本书有看得见的标志来表明这种容易受伤的特征。书中收录的第12篇也就是最后一篇演讲“神圣的代表”是为2016年的米兰艺术节准备的。埃科写完了，却没有办法演讲，在过去两年里他患上了癌症。死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在他身后越过肩膀凝视着他，就在他忙于思考神圣的和尘世的东西时，最终猛然一击倒地身亡。你能在书中追踪到这次袭击和生命陡然终结的踪迹。这是典型的表演者和狰狞的收割者(指骷髅状死神，身披斗篷，手持长柄大镰刀---译注）的故事。
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有另外一种表演者。在这些系列会议上，埃科重新回顾了他过去职业生涯中一直在研究的某些话题（美、丑、真理等）。在此过程中，他写出了一些很好的、独立的随笔如“美丽的火焰”和“论艺术的某些不完美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些系列文章围绕着埃科在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一直在追踪的若干主题线索编织在一起。这位哲学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生涯一直都在探索一些困难的问题：我们能知道多少？我们为什么要讲故事？秘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总是需要相信某些东西---上帝、《纽约时报》或最近的阴谋论？在埃科的著作中，这些探索往往变成模糊不清的同一主题---恼人的意义问题，这刺激了他的创造性，塑造了他的传记，使其成就了现在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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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科的演讲的开头直达问题的核心，我们的首要学术戒命应该是什么：首先是谦逊。因为无论我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似乎知道得比先辈更多一些，那不过是选择性的幻觉。即使有什么，我们很可能知道并没有多大价值。不过，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我们碰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有时候让我们比他们看得更远一些。我们站的位置并不配得到称赞，那不过是历史的幸运。埃科引用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苏格兰高级教士)（John of Salisbury）的话指出这种修辞的可能来源：“沙特尔的巴纳德（Barnard of Chartres）总是说，我们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矬子，所以我们能比他们看得更远，不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更毒辣犀利，或者我们的个子更高，而是因为他们的个头把我们抬高了。”
谦逊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行为美德---我们如何与上帝或邻居相处的问题。但是，它也应该被视为认识论美德---我们如何与我们能或者不能知道的东西相处---与世界、自我和他人相处的问题。自我反思的学者迟早会达到一种境界，无论她有多少知识和理解，都会意识到她不知道和不理解的东西有多么多。事实上，作为学者，她的见解越是深刻，无知和不能理解的维度就越多得吓人。侏儒恰恰就是学者诚实看待自我的自然状况。
这种启示常常受到非常具体的空间的推动：图书馆。身边被堆满了书的一架架图书包围着，我们可能感觉到被挤压得粉碎。但是，渐渐地，我们变得习惯于受到挤压的状态，甚至被吸引来到这个地方，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痴迷越来越强，我们徜徉在这个地方的冲动也越来越强。最后，我们把图书馆变成了家，彻底从世界上逃避了。等到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已经与图书馆形成一种严重反常的关系。
翁贝托·埃科对这种状况实在是太了解了。他痴迷于图书馆，成为陶醉于图书馆的书痴和幸福满满的奴隶。图书馆里填满了他的书。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的最佳部分有一节“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图书馆”，非常适当的是，其绝对统治者是一个恶魔和精神错乱的人豪尔赫·德布尔戈斯（Jorge de Burgos，这是埃科对他十分崇拜的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致敬的姿态）。埃科的个人图书馆也是一种传奇，单单在米兰的那个图书馆，据说就藏有三万册图书。
但是，这个数量无论多么大，都不是要点。因为图书馆能够告诉你的，不是那里有多少你可以阅读东西而是能够知道的东西是无穷的。图书馆的本质就是无限性。你花在图书馆的时间越多，你就越多地意识到你拥有的时间不够用，无论你多么卖力地工作，你永远也不能了解一切。伴随着你的有限性意识的是令人尴尬的痛苦。当你意识到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时，你与图书馆的反常关系就达到了极限，与图书馆的“正常”关系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说埃科---或者任何像他那样的人---是“如饥似渴的读者”其实没有说到点子上。如果有什么的话，他并没有贪婪地吞噬书籍，而是他被书籍吞噬了。图书馆首要提供的东西不是学习（你可以在网上学习），而是一种陷入深度存在迷茫的意识。图书馆的功能不是给你答案，而是用更多的问题把你吞没。你可能前往图书馆寻求启蒙，结果你会陷入彻底的迷茫之中。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教友（Brother William of Baskerville）在《玫瑰的名字》中注意到“图书馆是巨大的迷宫，是世界迷宫的标志。”“你进去了，却不知道你能不能走出来。”你进去的时候充满自信，豪气冲天，对书籍充满迷恋，当你出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出来的话，肯定已经是头破血流伤痕累累了，留下从前自我毁灭的阴影。
那可能是最好的部分。因为如果你在探索意义的话，被打得头破血流或许你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埃科就一直在探索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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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把自我重新拼凑在一起呢？你需要听一则美好的故事。意义首先是叙述问题。难怪宗教仍然是人类创造意义的最佳源头：成熟的宗教将一切叙述成存在，让事物存在，让它们成为故事的一部分。通过超级叙述的行为，宗教让混乱变成有序，让无意义的世界变得有意义。因为这样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此这样产生出的意义既有权威性又非常有效和灵验。在西方，这种对意义的叙述性理解通常十分重要，中世纪时，基督徒看待这个世界就像他们在阅读一本书---他们称之为“世界之书”（liber mundi）。正如教友威廉所说，“整个宇宙肯定像上帝手指写的一本书，其中说给我们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无限的善。”
虽然年轻时对天主教充满依恋，但埃科到了晚年不再相信它了。他总是开玩笑地说要感谢一个伟大的天主教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是他神奇地治愈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这位天使般的牧师教导他如何使用强劲有力的心灵，如何在理性和信仰之间达成和解，但是，埃科肯定走得太远了，因为两者在他的心里最终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他没有采取大部分人采取的宗教道路，但古老的教义仍然在那里，埃科能做的不过是扫掉其灰尘，拿来为自己所用。无论多么迷茫或不知所措，他总能叙述自己返回到存在状态。到了中年时期（48岁），埃科开始写小说。但是，正如他喜欢说的那样，无论是写符号学或哲学，美学或者专门从事中世纪研究的学术刊物（medievalia），无论是撰写学术著作还是随笔，报纸专栏或者其他应景性文字，他一直是在“叙述”。他是天生的讲故事能手，从事专业工作并没有改变他的思想生活太多。
在这方面，埃科身上有太多波多里诺（Baudolino）的特征。埃科的小说《波多里诺》中的这个同名主人公据说天生有两大本事：帽子一丢就能编造故事，外语听了一遍之后就立刻掌握了。据说来自埃科家乡皮埃蒙特的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 in Piedmont）。对这两位亚历山德里亚人，很难区分你的生活和你叙述的生活，两者总是相互映照对方，相互丰富对方。波多里诺注意到“我觉得只有到了晚上，我才算活着，因为那时我能够讲述白天我做了什么。”就像所有称职的讲故事能手，波多里诺是无耻的骗子（un gran bugiardo）---但是在这里，真理和谎言的区分总是非常复杂。他注意到“当你说你想象出来的东西，其他人说那正是事情本来的样子，最后连你自己也相信了。”如果一群读者赌咒发誓认定你的叙述的真实性，你作为可怜的作者能够做什么呢？事实上，看起来是虚构的小说在某些情况下让人感觉到比现实本身还更真实，这真的令人痛苦不堪。当波多里诺在他从虚构的普雷斯特·约翰（Kingdom of Prester John）王国逃走时丢掉了笔记本，他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虽然它只是想象中的情况，“就像丢掉了性命一样。”
在我们阅读《波多里诺》时，我们意识到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埃科在此为我们提供的不是引人入胜的小说，而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现实的去现实化进行的严肃哲学探索，是对小说的本体论地位的探索，是探索叙述在人类探索意义中发挥的作用。埃科的文学作品的质量或许并不平衡，有些小说写得更好些，但是，一直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贯穿其著作始终的这种思路仍然引人入胜。
在面对小说和现实的复杂边界而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真实存在的人）给年轻的波多里诺的建议或许是阅读埃科的个人信条：
如果你想成为文人，或许将来有一天写点历史之类的东西，你就必须学会撒谎和编造故事，否则你的历史将变得非常单调乏味，但是你必须行为克制。这个世界谴责那些谎话连篇的骗子，哪怕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但是，这个世界奖励诗人，他们只在最伟大的事情上撒谎。
埃科充满热情地遵从奥托主教的劝诫。他在讲故事的时候有一种身体快感，甚至是一种享受。他常常为那些每一两年就出版一部小说的辛苦创作的小说作家们感到遗憾－－－虚情假意讽刺挖苦。他说，“他们丧失了花费六七年七八年准备一篇小说的乐趣。”埃科在《玫瑰的名字》的后记中说，要讲一个故事，“你首先要构建一个世界，尽可能地布置完美，其中包括最微小的细节。”在他看来，那是最好的部分，是小说写作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最高形式的快感（jouissance）。这是他追求的要尽可能延长的快感。他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完成《傅科摆》。
因为很好的理由，因为有很多事要做。埃科在接受采访时说“我需要知道一段楼梯有多少个台阶，以便让我的小说人物爬上去。”他需要知道一切细节。如果他想在小说中毒死僧侣，他就得先看见这个人的脸。如果小说人物遭遇车祸，他要看到鲜血喷溅到马路上，感受那混乱和恐惧惊慌的场面。埃科需要看见、听见和闻见小说人物看见、听见和闻见的一切。他要用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眼睛：《玫瑰的名字》是用中世纪作家的方式写出来的（他使用了他作为中世纪研究专家的知识重构了短语的转换和说话方式）：埃科曾经到南太平洋旅行并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来感受体验《前一天的岛》中主人公过的生活。只有在你完全重新创造出来现实之后，你才能将现实进行去现实化。
在做所有这些事时－－－创造世界、让它住满了人，并管理这个世界－－－埃科可能想过，一个小说家通过神圣的叙述行为才能感受到上帝本人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感受到的东西。埃科或许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从来没有丧失对讲故事的信仰。他注意到“写小说是创造宇宙的事，就像创世记讲述的故事。”但是，扮演上帝不是没有戏剧冲突的，当扮演者不过是凡人－－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他不是宗教信徒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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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后来收录在《将钟表拨回去》），埃科谈到了死亡以及死亡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写道“我是一个并不怀念青年时期的人之一，因为现在我像从前一样充实和满足。”人们可能感到纳闷，让埃科感到功成名就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或许并不是他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当然那些著作对他来说很宝贵），也不是伴随着这些著作带来的世界性声誉，而是某种更加宝贵－－或许因为它更加脆弱：那是他自我的故事。这是死亡无法拆解的某种东西，根本不留下任何痕迹：
所有感受过的东西在我死亡时都会消失的想法令我感到痛苦和恐惧。在我之后到来的人将像我一样知道很多甚至更多的想法并不能让我感到安慰。花费几十年时间构建的生活体验，结果却一扔了之，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这就像将亚历山大拉图书馆付之一炬，或者摧毁罗浮宫，或者将美丽、富裕和聪明的亚特兰蒂斯送入海底。
我们编造的故事虽然或许引人入胜，不过是我们必然失败的表现，我们根本没有能力保存这值得保存的唯一故事。“无论我写了关于我自己的多少东西，流传后世了很多或者只有几页纸，即便我是柏拉图、蒙田、爱因斯坦，我也根本不可能将我的体验整体传送下去。”没有哪个作家用如此痛苦和流畅的文笔描述这个事实。
在遗嘱中，翁贝托·埃科要求在他去世10年后不要召开有关其著作的研讨会或者讨论会。在我们喧嚣的自我和自我推销的世界，这种自我忘却几乎是闻所未闻－－－真正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这不仅仅是谦逊，我们在这里或许应该看到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纪念性的研讨会从来不可能让自我苏醒。如果有什么，它们只能确认此人已经彻底消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都会死掉，我们的意义也随着我们一起烟消云散。
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到其他地方寻找意义。意义或许是某种集体性的东西，是比个人自我更大的东西，能够超越自我而幸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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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看，《傅科摆》是埃科最令人敬畏的小说之一，或许是最近人们记忆中的最优秀哲学小说。里面仍然有很多神秘不清的东西让这本小说更加引人入胜。为米兰一个小出版社工作的三位朋友，三人都非常聪明和充满想象力，但都被必须进行的数不清的课题申报厌烦得要死，很多涉及到完全不靠谱的阴谋论－－－他们决定自己找点儿乐趣，制造自己的阴谋论“计划”。这将成为所有阴谋的源头，是对所有阴谋论的嘲讽，因为它不过是所有现有秘密情节的怪异组合。方法非常简单，因为那是疯狂的方法：把所有无论多么疯狂的东西都扔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真想发现事物中的某些秘密含义，你就会找到。小说的叙述者卡索邦（Casaubon）也是三位主人公之一，注意到“幸运之神将奖励我们，因为在缺少联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联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在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任何东西都不是牵强附会，都不是违反逻辑的。最异想天开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可能非常有道理。在最随机性的电脑组合中总能找到某些神秘联系。但是，渐渐地，这个计划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它要求不断长大，需要越来越多细节的喂养，要求三位朋友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和关注。他们的传记故事与这个计划纠缠在一起，刚开始本来作为娱乐的东西结果将他们变成玩物了。
这个计划或许是纯粹娱乐设置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旨在满足的那种需要---我们对意义的根本需要---不是严肃认真的。通过做他们正在做的事，三位主人公嘲笑这种需要。三人中最初最愤世嫉俗者贝尔布（Belbo）意识到这样做的代价“你会跌落到这个陷阱中，你们胆敢改变世界浪漫故事的文本，世界的浪漫故事已经将你们纳入到它的网络中，编织在其故事情节中，而这个情节不是你指定的。”要千万小心你讲述的故事，你梦想的那些阴谋理论。
不是因为你或许最终相信这些玩意儿，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可能报复性地追着你跑，把你拉入它的故事情节中，把你变成小说人物，把你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当计划泄露之后，阴谋论者全都相信了。圣殿骑士团（Templars）、共济会成员（Masons）、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s) 和炼金术士等，他们全是西欧的狂热分子。他们（小说中的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绑架、谋杀和恐怖主义活动---来获得终极秘密。卡索邦反思到：
我们创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计划，他们不仅相信它是真的，而且说服自己相信他们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已经多个世纪了，他们认同这个胡乱编造出来的神话片断作为我们计划的时刻，加入到符合逻辑的、无法辩驳的类比、组合和怀疑的网络之中。
但是，如果你制订一个计划，其他人就当这个计划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付诸实施。
人们渴望追求意义---任何种类的意义---这恰恰是让阴谋论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传染性极强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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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科摆》提供了阴谋论思想的现象学描述，在埃科的所有小说中，难怪它或许是对当今读者来说最具有相关意义的。通过这本小说，埃科提出了一直在他内心深处萦绕不断的一系列话题：阴谋和阴谋论者，秘密社团和秘密代理人，伪造者和骗子。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至少两篇演讲涉及到这个主题，埃科的很多新闻文章和学术研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更不要提他的小说了（《布拉格公墓》、《试刊号》几乎全都是这方面的话题，无其他内容）。虽然嘲弄阴谋论是意大利的传统，但埃科指向更严肃的话题：影响当今时代的意义大危机问题，它的破坏性影响似乎看不到尽头。
贝尔布注意到“在宗教失败之处，艺术前来救场。”虽然似乎是随后说出的，但实际上指出了这场危机的根源。埃科认为我们的意义危机似乎是现代性的主要副产品之一：激进的世俗化。阴谋论思考最终来说不过是被转移位置的信仰。在《傅科摆》和其他作品中，他谈及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从此人身上获得的“社会阴谋论”诞生于放弃上帝，然后问“谁来代替上帝？”无论哲学家或许从上帝的古老观念中发现了什么缺陷，上帝合理地充当了意义的权威来源角色----无论是社会的还是认识论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无论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来世。上帝带来一种宇宙秩序意识，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
难怪当秩序消失之后，就好像它抽走了人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尼采谈到“上帝已死”是灾难性事件。在他看来，为了获得意义的新来源，类似的权威力量，只能依靠超人（übermensch）。但是，这个超人从来就没有到来，相反，我们得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西方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猖獗的不平等、气候变化、人们缺乏同情心变得极其普遍化---除非我们逐渐明白这场危机的真正维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傅科摆》的最杰出成就就在于它描述了无意义性能够带来的彻底和致命的破坏性。
埃科在阐述这个议题时并没有安全网，并没有传统信仰带来的安慰。他丧失了青年时期的信仰，后来再也没有找回，他不得不按自己的方式直面它的无意义性。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是被偶然创造出来的，我相信从特洛伊战争到现代的过去几千年来世界上的众多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或因为人类的一系列愚蠢错误造成的，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任何困难。
恰恰是我们的世界是靠偶然性创造出来的观念，一切就那样发生了---让很多人觉得难以忍受。如果上帝不能作为意义的源头，那么一切或者做任何东西都行。埃科喜欢引用常常归功于被称为“悖论王子”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Chesterton）的名言“当人们不再相信上帝的时候，不是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了，而是什么东西他们都相信。”但是，什么都相信会制造严重的麻烦，就像我们现在开始明白的那样。当人们对意义感到“饥渴”时，正如《傅科摆》中的人物说的话，他们将消费最难以置信的阴谋论。“你送给他们一个，他们就像饿狗扑向骨头一样冲上去。无论编造什么阴谋论，他们全都会相信。”正如我们的总统似乎再清楚不过的事，无论你编造多么荒唐的故事，人们都相信。因为你能剥夺他们的财富和自由，但你不能剥夺他们让人生值得过的东西：意义。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只要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承受痛苦，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受苦，承受无论多么可怕的痛苦。
探索事物隐藏意义的艺术（Dietrologia）或许出现在埃科的家乡，但是，现在它已经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就像他们对很多东西一样，老一代意大利人还能够开玩笑。但是当今，探索事物隐藏意义的艺术似乎已经成为在开我们的玩笑了。我们都在探索事物隐藏意义的艺术，我们都迫切需要找到解决无意义问题的办法。
译自：Always Narrating: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Umberto Eco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always-narrating-the-making-and-unmaking-of-umberto-eco/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文科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哲学系荣誉研究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