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危机感深重的国家日本来说，其相邻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时刻牵动着他们的神经。安倍政府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当作是一种“威胁”和压力也是尽人皆知的。中日今昔战 略实力的此消彼长，促使安倍政府潜意识里将中国当作东亚的“威胁”，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崛 起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巨大的“挑战”。在此认知的指导下，安倍上台后将战略方向首先调整为应对中国崛起。南海问题升温后，日本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场拉至南海地区，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海海域成为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场所。

2016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明显缓和迹象，在战略对话及安全防务方面也有所进展，但迄今为止，中日的缓和并没让日本官方及舆论界停止对中国南海行动的批评，甚至从军方及《防卫白皮书》上有关南海的措辞变化来看，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所实施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强硬。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思考。日本在南海地区究竟对华实施了何种策略？该策略如何界定？根据这一策略，日本南海政策又做了怎样的动态调整？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对冲”战略理论，通过考察影响日本南海政策走向的变量因素来具体剖析2015年后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实施的“对冲”强度变化及具体表现。

一、“对冲”战略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变量因素

（一）“对冲”战略的适用性及理论分析框架

西方国家认为，如何处理与崛起国或“潜在霸权国”的关系，是国家在民族生存和自治方 面面临的一个根本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要么会制衡崛起中的大国，要么会追随。然而，这种二分法逐渐不适合把握当今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实质，特别是这些主张可能无法准确描述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就像阿米塔夫·阿查里亚（Amitav Acharya）所说的“制衡—追随”这种二分法，“过于局限，无法捕捉到一个国家在应对崛起大国时的选择范围”。故而，随后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和政策出版物在描述国家结盟行为时，便开始使用“对冲”这个词来替代制衡和追随。它不仅被用来描述小国对大国权力上升的反应，也被用来描述大国的战略。

在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对冲”战略的界定后，本文认为王栋在研究大国“对冲”行为时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更适合于解释日本南海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对冲”战略是一组策略组合。

在实践中，“对冲”国在实施“对冲”战略时，并非会动用上述“对冲”策略组合中的所有工具（即接触、约束、牵制和制衡）。国家对这些工具的使用会根据“对冲”的强度大小而选择不同的“对冲”策略组合，或选择其中两项、或综合使用也可能在某时间段内只取其一。那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这一依据又是如何影响某一时间段内“对冲”强度变化的，这就需要找出影响“对冲”战略选择的一些重要变量。

（二）影响“对冲”战略实施强度的变量因素

由上可知，“对冲”国可能在不同时期对“潜在威胁国”施加不同强度的“对冲”战略，手段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在研究“对冲”战略时，王栋提出了影响“对冲”战略走向的变量因素包括威胁认知及相对能力。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信任程度的高低也可作为影响国家选择“对冲”策略组合强度的关键变量，它决定了“对冲国”与“潜在威胁国”之间可能的合作及合作程度。

1. 威胁认知

“威胁”是指在某种情况下，一国有能力或意图对另一国施加消极的举动。“威胁认知” 是客观威胁与主观认知的统一体，是对对方能力及意图判断而产生的认知结果，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应。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种政治权势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是威胁产生的体系层面原因。一般来说，威胁是概率性的，因为它们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对一国的威胁可以是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或文化威胁。而威胁大小取决于“潜在威胁国”的进攻性力量，特别是对方国的进攻性意图（是否释放出信号，展现足够的敌意）。此外，威胁程度还与军事进攻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在短期内对“对冲”国施加伤害的程度）、地理上的毗邻性、受威胁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等有密切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对冲”策略组合中的何种手段来应对“潜在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判定自身是否正在面临迫在眉睫或明确的安全威胁。即，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外界威胁的感知。在国际政治中，威胁最初主要源于对他国军事力量的恐惧，但学者们随后认为意图也应被视为独立于军事能力之外的威胁来源。其中信号和可信度是威胁感知的核心，也是一国采取行动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将特定行为者视为直接威胁，国家可能会对这一潜在威胁国采取平衡战略：其所有的战略资产将被动员起来以追求安全。相反，如果一个国家认为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更为一般、多方面和不确定，而且潜在国可以被当作是主要的援助来源国，那么追求利润将是其接触大国的主要目的。

威胁认知也与国际规范、一国的政治文化、国内公众舆论、国内官僚政治等有关。如国内一些团体或个人抓住一些可资利用的机会，对损害其利益的威胁做出反应，并积极影响决策者，这时候威胁就可能被有意扩大或减弱。

2. 相对能力

王栋认为，除了威胁认知外，使用何种战略工具还取决于“对冲”国与“潜在威胁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对比差距，即相对能力。“它决定了国家能够运用的战略资源以及可能的战略工具组合。”相对能力也解释了国家如何针对外界威胁构建出与实力相符的政策反应。米尔斯海默认为，相对能力包括了一个国家的陆海空力量、核武器、弹道导弹，也涵盖一国用来建立军事力量和攻击能力的全部社会资源。其中，国家的人口和财富规模是衡量其拥有潜在权力的重要指标。相较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一般能衡量国家物质实力的指标包括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的国防开支水平、武装力量的规模和构成、军事研发、人口规模和人口变化趋势、自然资源禀赋和领土大小。他们同时强调，一国的地理条件固然能影响其相对能力的大小，然而，当今时代互联网和电脑的发展也使得一国地理距离的效力在随之可能增强或减弱。与此同时，当它与竞争对手竞争时其所能调动和汲取的国内物质资源总和的政治和官僚手段的控制，也是衡量相对能力的重要因素。除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变化外，王栋认为，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也是影响“对冲”国相对能力变化的重要因素。相对能力也和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关，当体系内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衡时，处于不对称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会产生警觉。相反，实力较强的一方也可能担心权力平衡会发生转变，并对现状构成挑战。因此，体系结构和结构性调节因素决定了地位不同国家可能采取的战略选择的范围。

3. 信任程度的高低

信任程度的高低会指导或制约国家领导人以及负责政策制定的重要官员的选择。从某一方面来说，根据信任程度的高低，一国会综合评估其相对能力，考虑制衡的代价来选择“对冲”战略方式组合。信任问题决定了在威胁认知低的情况下，与“潜在威胁国”合作范围和程度的大小。学者通常在讨论国际冲突与合作时，习惯将信任问题作为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动因去进行分析，并强调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这种错误的认知可能源于人们在解释和预测日常事件时持有的普遍偏见。这时国家倾向于对崛起国采取积极的强“对冲”策略。那么两国关系中牵制和制衡的成分便会凸显，这时候国家会寻求采用内部（升级本国军备设施、增加国防开支）或外部（军事联盟）的策略来加以牵制和平衡某一国家的增长力，来抵消不信任感带来的威胁。如国家之间会冒较低的风险，通过达成一些小型协议来检测彼此间的真诚度，并进一步尝试建立起双方间的信任感。这时国家采取的就是温和的低强度“对冲”策略，国家便会通过改善双边关系和采用政策合作框架等各种接触措施，试图影响崛起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通过对以上影响“对冲”战略的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在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当体系变化时，相对能力的变化会自动引发实力较弱国家对威胁和国家间冲突的认知变化。此时，两国间的信任程度也会极大影响一国对威胁的感知，信任程度的高低可以让“对冲国”与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度加强，对冲力度变大，也可能会有助于加强彼此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这说明了后两个变量——相对能力与信任程度的高低可对威胁认知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第二，“一国威胁认知度高，相对能力强，信任程度低，其“对冲”战略的表现形态中诸如防范、牵制、制衡等竞争性元素的比例也越高。“对冲”战略中越来越倾向于突出牵制、制衡等具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硬对冲。”相反，威胁认知越低，相对能力弱的情况下，其“对冲”战略中牵制与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比例也越低，而接触性合作的比例就会提升。这时候“对冲”就表现为“软对冲”或“温和对冲”。这种方式的主导下，由于信任在逐渐增加，一国可能倾向于采取明合暗斗的战略手段，主要表现为试图说服区域内其他大国来平衡“潜在威胁国”的影响力，或在政治、经济和战略层面与潜在威胁国进行复杂的接触，说服或将其社会化，使之纳入国际规则和规范之中。还有一种手段是一项使一些区域大国卷入其中的一般性政策，以便与它们在稳定的区域秩序中建立一种利害关系。这不必发生公开对抗，承担过重对抗成本，改为通过政治、经济及国际安全框架与“潜在威胁国”间进行迂回博弈，其目的是最大化国家利益。

二、2015年后日本南海政策转向“强对冲”的变量因素

根据上述“对冲”战略的分析框架，威胁认知、相对能力及信任程度高低影响着对冲战略实施的强度变化和走向。以下将根据 2015 年后日本实施南海“对冲”战略时的外部环境变化一一对此三项变量进行检视。

（一）对“威胁认知”的考察

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日本注意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东亚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此日本的安全感急剧下降。安倍政府同时加固了内、外部的安全防卫力量，即对内升级了其防卫体系，对外注重强化与澳、印等印太国家之间的关系，足见其对安全问题的重视。

然而，日本加固其防卫力量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邻国政策和周边海洋安全政策正变得愈发强硬。一方面，在对邻国外交上，日本坚持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其“死揪不放”，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让步”，展现出史上最强烈的表态。而在“强硬”的背后，日本更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两国之间实力差距日益明显。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崛起为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时，日本自身经济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已从先前对日本经济奇迹的惊叹逐渐转向对中国的关注，日本心理上的不平衡感随 即加剧。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在海洋领域日益强硬的立场感到震惊。2013年，日本政府在制定其国家安全战略时曾委任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Tokyo Foundation)对“日本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国家安全挑战”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海上安全领域，而中国海军力量的快速扩展正对日本捍卫其在传统海上特权的能力产生明显影响。特别是随着东海局势的不断变化，日本自认在海洋方面对中国的应对愈发力不从心，这是其随后将南海问题和东海争端相互关联的关键理由所在。

因为海洋安全对日本的重要性，过去几年来，日本将中国在南海部分地区的存在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日本虽然不是南海主权争议的声索国，但多次在国际场合声称其在南海存有两大关切：第一，不稳定的局势有可能扰乱其资源和商品流动的海上航道安全；第二，如果中国在南海能够说服东南亚国家接受其声索要求，那么在东海中国可能也可以此种方式对待日本。

首先，从日本官方发布的《防卫白皮书》及国内舆论来看，日本的恐惧主要源于海洋。《防卫白皮书》中有关日本对中国南海行为的“危机意识”上文已经有所述及，诸如“中国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填埋、布置炮台等军事设施”“建造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类基础设施，推进军事据点化”“继续其高压行为，试图以力量改变现状”等的表述几乎贯穿全“书”。

另外，从日本学界及舆论界对此的认知来看，民众对中国海洋行为也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恐惧感。概括而言，这种“恐惧”主要存在于以下三类观点中：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力度在加强，“威胁”在升级。学者齐藤孝弘就曾指出，近年来，中国南海政策常被当作显示中国外交“强硬”化的事例来看待。另一学者汤泽武无不忧虑地指出，中国愈加强硬，在与南海主权争议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也在逐步升级，但从现状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管理能力正在大幅下降。暗含之意是东盟在这场海洋争端中处于劣势，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正是为了阻止中国这一“无理”的、以力量改变现状的意图。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目前在南海正在将军事和经济战略合二为一，日本对此应予以警惕。学者安倍宏行尖刻地指出，中国正巧妙地将“一带一路”这一经济领域的战略和安全保障相结合到一起，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吉布提。即使在偏远的非洲，中国也在稳步推进海外军事基地建设，而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阿曼的杜克姆港、吉布提等一带却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基于以上认知，安倍宏行向日本各界“谏言”称，日本在运输 90%的石油时，油轮多是从中国填埋的（南沙群岛）人工岛旁边经过，因为南海是日本的生命线，确保日本的航道安全非常重要。

第三种观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及南海仲裁案方面。军事专家北村淳妄称，中国以强大的海洋军力作背景，以用于非军事攻击为由，在南海已经打造了7个人工岛，并在这些岛上建设跑道、灯塔、港口等，打造人工岛基地群、推进人工岛基地军的建设，对南沙群岛确立实效控制。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正是在以这种无言的、“军事威压”的形式向越南、菲律宾展示着强大军力。而在南海仲裁案方面，有学者警惕地指出，“仲裁案裁决结果形成了东盟今后应对南海问题的新前提。对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各国来说，中国在南海的强 硬态度已成为他们安全保障方面的一大顾虑”。

官方对中国海军能力的增长及其所夸大的增长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日本舆论界的这类认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随着南海形势的发展，日本官方及学界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度在逐日累增。在南海问题上，建议日本政府对中国实施有效的强制衡和对抗战略的民意基础已经形成，日本南海政策调整日后受学界、舆论界影响、牵连的情况也已出现。

（二）对相对能力的检视

总体而言，2015 年后，安倍政府介入南海问题的相对能力的提升主要包括安倍“强首相”与“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日本总体陆海空等军事力量的增强，在南海地区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能力的提高等三个方面。

首先，安倍“强首相”与“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是其能调动和汲取国内物质和人力资源相对能力的重要体现。安倍上任以来实行了以首相为中心的“官邸主导”型决策机制，为政府在安保、外交和情报领域顺利实施代表安倍个人主观意志和强大个人价值取向的政策提供了可能，同时对其在政策决策、政策确立及实施方面获得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由于安倍晋三在任期间，反对党日渐衰落，自民党内部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再加上其实施的“安保三箭”（即国家安全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及以对美关系为核心的首脑外交等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取得了成效，安倍成为日本任期最长的政治领导人，打破了历史纪录。安倍的这种长期任期一方面使其可继续建立相关制度〔如 2013 年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及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下级附属机构主导重大政策方针的确立〕巩固以首相为中心的首相官邸在外交及防务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使其得以不间断地按照自我意愿推行各式各样的改革，帮助扫清执政道路上的障碍，同时也巩固个人执政地位，扩大作为首相的个人影响力。

其次，日本所拥有的陆海空力量、核武器、弹道导弹、国防开支水平、军事研发等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分别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方面提升了其涉入南海问题的相对能力。

安倍自二次上台执政以来，致力于重振日本经济和强化防卫力量。继而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东京不断致力于有机地整合所有领域的防卫能力，包括传统领域和新领域。这方面通过与美国共同推进军事装备及技术研发，研究及迅速更新了包括驱逐舰、武器库、努力建立海上和空中优势，加强日本抵御陆海空、导弹综合防御以及远程海洋协同作战能力，致使日本整体的军事能力和攻击能力大大提升。与此同时，不放弃太空、网络等新领域，以扩大协同和整体作战优势。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足以对抗任何类型的威胁防御态势，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保卫日本国领土。

作为上述防卫整备努力的一部分，为适应日益“严峻”的安保环境，防卫省还更新了防卫指导方针和中期防御计划，包括《新安保法案》及《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等的修订，很大程度上为其今后向南海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甚至军事干预南海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由于《新安保法案》存在界限模糊和扩大解释之嫌，且取消了“日本周边”的地理限制，日本可在南海行使多项行动。如一旦南海发生冲突，日方完全可将其判定为“危机存亡事态”，与美国或菲律宾等联合作战。同时，鉴于日本已将南海列为“重要影响事态”，意味着过去只能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日本目前已具备为美国及第三方提供后方支援的条件，包括共享情报、提供基地、协助搜救等。防卫法的修订增强了日本政府向南海地区派遣自卫队的能动性，佐以其急剧提升的海洋军力，日本未来基于海洋安全形势和自身海洋利益的判定，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问题的危险性正在增加。

在研究开发领域，虽面临严峻的财政吃紧状况，防卫省依然宣布“要根据自卫队需求，确保研发和防卫能力整备的绝对优先顺序”。具体政策是“推进以防卫技术战略为基础的中长期研发工作，强化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活用民生技术，开展民生领域的防卫技术，确保在战略重要领域中获得完全的技术优势。”其目的是要形成官民一体化共同努力推进 国防装备及技术合作的态势，建设超智能社会“社会 5.0”。据日本 2019 年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出具的报告显示，2016 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 GDP 的 3.1%（2014 年占比最高，为 3.4%），日本研发经费虽有所降低，但依然很高。

最后，日本整体相对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从其对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方面来考察。日本安倍政府近年来在外交上十分活跃，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招牌，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遍访东盟国家、打入南亚、远涉非洲，在美国退出后仍坚持“复活”TPP 成为 CPTPP。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凭借其有限的经济优势和实力，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实现其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协调，在当前的区域地缘经济环境中建立自由贸易网，增加日本在大国外交博弈中的筹码，拓展日本在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空间。与此同时，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下，安倍政府还联合美国等亚太盟友，以维护海上通道为纽带试图建构一个海洋国家的协调体，战略性加强与其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跨领域、多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以此引入多领域防御力量，在南部海域进一步实现有效的防卫能力。这些显性外交行动背后，蕴含着日本几十年来战略思想和战略行为的一次重大转型。日本似乎要一改美国大佬的跟班形象，自主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的战略维度。

（三）对信任度的审视

自日本安倍 2016 年提出要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以来，中日双方关系改善的势头持续强劲。中日目前也正是在借由经济、民间交流甚至安全领域等尝试开展各类合作，在除去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绊脚石的同时，推动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奠定民意基础，促进信任度的提升。然而，实际上，这种努力背后的结果仍然差强人意，两国之间继续维持着最低限度的信任感。

2019 年 9 月，日本的言论 NPO 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对中日两国上千名18 岁以上的人群进行了第15次民意问卷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自2016年中日关系改善以来，在双方高层和各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民众间的好感及双方互信度虽然均有所提升，然而，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的亲近程度和信任度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民调显示，相比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人普遍对日本较有好感，而日本方面的很多民众对中国的亲近度及信任度依然差强人意。

正如结果中所显示的那样，中日之间的亲近度，对对方的身份认同感依然在低区间内徘徊。这一结果是导致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尽管这一民意调查结果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上述结果也说明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不亲近和不信任主要源于日本政府和舆论所渲染的中国“侵犯”钓鱼岛；而中国方面的原因则在于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可见，两者间共同的不信任源是海洋争端问题。此外，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结果还揭示了另一现象，即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方面对日本人的印象已经大为改观，而日本方面可谓“一如既往”。这说明中日之间的信任症结目前主要来自日本方面。

此外，日本人对其邻国的迅速崛起感到不适应。日本固执地认为，中国比以前更有能力或意图实施对日本自身造成利益损失的任何战略，且这种损失或许不可估量。特别是东亚地区权力政治格局变迁，体系内中日之间地位出现反转后，日本人敏感的神经再次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崛起并非宣传中的“和平”而更多的是“强硬”的展现，甚至中国在南海进行正常的岛礁建设都被认为是影响到日本民族的生存。这种错误认知使得日本所实施的对华战略中，牵制和制衡的成分凸显，对抗性明显增强。最明显的一个事件是日本政府多次利用国民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在东海主权争议及南海问题上牵强附会，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根本上破坏了中日关系。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的崛起再次强化了日本对中国原有的偏见和歧视，这种偏见更多源于日本人内心潜在对中国的恐惧感。

在不信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一旦彼此间因为某一事件引发分歧和矛盾，中日双方都会倾向于根据自己已有的观念来选择性解读对方的种种行动和事件处理方式。结果是有时两方都倾向于对事件的结果不做沟通，而只是做最坏的打算，有时即使一方单方面愿意以和解的行动传达和平意图，因为不信任关系的存在，另一方也可能会揣测其中暗含的潜在动机，怀疑这是一种骗局或仅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观念认知一旦构建，在最初观念的驱使下，双方在此次事件的处理和互动中不断提示和强化着这种信任的缺失，最终使得这种意念内化为一种确认。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曾一度怀疑中国与东盟各国就“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诚意和速度；处处打压中国，竭力炒作并介入南海问题；支持东南亚各国声索权益，给他们提供对付中国的海事武器；大肆宣扬和夸张引申中国在南海正常进行的民事建设活动，以上日本的种种行为无疑激化了矛盾，同时也加深了中国对日本合理的不信任感。总之，“利益上的矛盾，信任上的缺失，使得中日关系时而变冷，时而结冰，颇具对抗性。”

三、2015 年后日本南海政策中的对华“强对冲”表现

从政策内涵来看，2015年后安倍政府关于南海政策的调整部分沿袭了之前的某些政策，譬如，继续为东南亚各声索国提供巡逻船、“多边化”南海问题、将东海与南海问题相关联等。但同时也根据南海周边事态的发展，对以上政策进行了深化且重新呈现出以下7个方向的调整倾向。

（一）政策上予以强化

纵览2010年至今的《防卫白皮书》，有关南海形势的描述在2015年后变化最为明显。主要表现在：1. 篇幅量急剧增加。2015 年以后的《防卫白皮书》中多处增加大量大肆渲染和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及南海形势的内容。以 2015年的《防卫白皮书》为例。有关南海的描述性文字共计可达约263行（2018 年甚至多达 272 行），在个别章节几乎达到“随处可见”的程度。从这方面来看，日本政府刻意强调、凸显、重视南海问题的意味不言而喻。2. 表现出强烈的危急意识。第一，将南海问题视为地区危急课题。2015年后，与朝核问题一样，南海问题似乎被视为了与日美、日美澳等同等重要的安全议题，是要加强“合作”应对的地区危急形势之一。第二，对中国海空军进出南海重点关注。如 2018 年《防卫白皮书》中提及，南海仲裁案后，中国空军的 H-6K 轰炸机在黄岩岛附近的海空域实施“巡逻常态化”的打算，防卫省的关注表现出对中国进出南海行为很强的戒备和警惕之心。第三，大量“危急”词句的频繁使用及措辞强度的变化。2015 年《防卫白皮书》中出现的“加剧紧张程度”“推进既成事实化”、2016年中“南海成为东亚最不稳定的地区”“推进军事基地据点化”；2018年中不断出现的“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加大”“中国东海、南海行为将导致不测事态发生”“推进诸如炮台等军事设施和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2019年中“中国明确表示无意服从此判断”“如果中国的航空母舰进一步扩大的话，将来有可能设定‘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等诸如此类的表述在白皮书中屡见迭出。上述词句的使用无疑为中国南海造岛增添了愈加浓厚的“军事化”色 彩。3. 对中国南海行为研究的愈加仔细和深入。为凸显前后南海岛礁建设变化，白皮书在“围绕南海主权动向”的文字部分配以多张中国在南海进行“填埋”图片。

（二）平衡力度的升级：由间接介入到直接参与的方式转变

从以往日本对南海安全事务的介入情况来看，日本的介入方式主要以间接性参与为主，即暗中或隐性帮助东南亚各声索国，向他们提供情报、人员培训等服务；2014 年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日本向菲、越出售、租借甚至免费赠送巡逻艇、常规潜艇等武器装备。

然而，自2016 年 9 月美日防长会晤，日本同意接受美国的“邀请”，与其一道派遣舰艇去南海联合巡航以来，这一介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迄今为止，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分别于2017年6月与2018年8月从本国军事基地派遣直升机准航母“出云号”及“加贺号”在南海地区进行了为期 3个月和 2 个月的航行。巡航期间，“出云号”及“加贺号”虽然并没有像美军一样公然闯入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但曾停靠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国港口显示存在感。与此同时，还见缝插针地参加了与印度、美国等的多边联合海上演习。

日本向南海直接派遣大型准航母的行为表明其涉入南海的方式已由间接性介入变为直接参与。与此前派遣军舰进行联合军演或模拟训练大不相同，这种介入是正式以日本的名义直接参与，可谓是战后以来日本实施对南海干预深度的历史性突破。而且，从日本两度派遣舰艇巡航的时间来看，日本有意将这一军事行动发展成为一项定期机制固定下来，即每年都对南海、印度洋地区定期化实施“航行自由计划”，在南海周边地区对中国进行动态遏制。对日本而言，这一对南海问题的直接介入一则能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二则可通过港口访问让这些国家习惯日本在此地区的访问及常态化巡航，以此构建起在南海周边的军事战略根基。照此进程进行逐步推进的话，未来日本极有可能直接借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军事基地派遣直升机航母进行巡航，届时日本对南海干预的强度将进一步升级。

（三）牵制力的加强：地区“借力者”的增加

为反制中国的“强硬”态度，日本正在在南海周边地区快速扩建其安全网络。相比介入之始频频联合东南亚各沿岸国家来说，日本目前已集结了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太平洋岛国等广大地区的海洋国家共同参与到制衡中国南海行为的行列中。

首先是澳大利亚、印度等太平洋、印度洋重要海洋国家先后涉入南海海洋争议中，“四方安全对话”（Quad）由此复兴。外界的一个普遍观点是：四方的重建与日美印澳在南海地区制衡中国密切相关。在一次于印度召开的国际论坛中，美国戴维森指挥官指出，“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我们不能创造一个让强国为所欲为，让弱国服从的海洋环境。”日本军官称，“印度洋—太平洋水域免费向所有国家开放的价值观可在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之间共享，但这一价值观念与中国不相容”。澳大利亚坎贝尔指挥官更是表示，“单方面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并强烈“谴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四方的出现是日本拉拢“帮手”成功的证明，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东京方面的期望，即共同致力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对抗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有研究认为，日本朝着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发展态势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安全合作方面，美日澳有将东盟纳入其“圈”的趋向，以此形成更强抗衡中国东南亚广泛存在和影响力的阵势。如 2018 年 2 月，由美日澳参加的“对抗北方”（Cope North）联合军事演习邀请了东盟各国观看人道主义救援、救灾的演习。

2017 年后，这一包围圈再次呈扩大趋势，英法等欧洲国家先后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宣布派遣航母到南海争议海域进行“巡航”。2019年5月，美法日澳四国舰艇在印度洋举行了大型联合军事演习，法国航母“戴高乐号”和日本“出云号”航母等 12 艘舰艇都有参加。据法国当局透露，这是自 2001年以来，法国海军参与联合军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指挥法国舰队的司令官称，“我们相信，这次演习能够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带来稳定。”2018年英国向太平洋海域部署了多艘军舰，英国护卫舰“萨瑟兰”号还与澳大利亚海军举行了演习并穿越南海海域。日本拉拢上述国家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借力牵制”的行为。通过拉拢地区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这一争端中，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海洋力量，最终达到牵制和消耗中国精力的目的。

（四）约束力的再增强：在地区多边框架中加大外交威压

在外交领域，日本对多边外交对话机制的运用可以被视为是其外交平衡中国的一种表现。这其中有许多安全机制还带有“排中国性”的特点，如 G7。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将特定的规范和规则强加于中国，无形中更能以“外交威压”的形式约束中国行为。同时可以在他们之间通过构筑沟通和信息交流渠道建立起信任的包容性机构，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政治联盟。因而，也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进行外交资源集结的重要渠道。

过去几年中，通过双边或多边外交场合渲染海洋主权争议，进而将中国纳入国际性（如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及地区性框架（如东盟外长会议）中，已成为日本在插手南海安全事务中的一贯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借助这种级别较高、影响力较强的多边场合炒作南海问题时提到这一议题的频率越来越高、言辞愈加强硬，完全不避讳对中国的谴责，完成了从“含蓄提及”到“严厉抨击”的转变。在这方面，每年 G7 峰会上所发表的涉及南海问题的声明是最好的例证。

2014 年 6 月 G7 各国首脑在布鲁塞尔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对南海事态发展的担忧。2015 年 G7 联合声明中涉及南海问题的表述如下，“根据国际法，维持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对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心”“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以及大规模填埋活动”，

总文字数约5行。相比之前的声明，2019年4月在迪纳尔发表的《G7 迪纳尔外长会议联合声明》中，中国受到了“异常”关注，且本次声明对南海的“关注”变为了“严重关切”。其中有两大段（近25行）都在“谴责”中国南海行为，“谴责”内容与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如出一辙，诸如“使用武力威胁，推进以军事目的的基地建设，进行大规模填埋”，声明还再次重申“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行动，包括提高紧张程度、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国际规则的海洋秩序”。

不仅是G7峰会，在其他以地区安全为主导的会议上，日本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时所用言辞强度也在不断刷新。2017年9月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会上以及8月份东盟地区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日澳称声明不赞成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声明支持国际法庭 2016 年对中国主张作出的裁决。由此可见，日方利用国际会议从舆论上对中国施压的强度有突飞猛进之势。

（五）制衡范围的扩大：从“亚太”到“印太”

作为战略对接，“印太战略”是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在较强危机意识引领下、对其处于战略不利地位的情况下主动塑造的有利于自我目标实现的一种产物。

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后，南海问题明显降温，且南海局势出现了向利于中国方面偏移的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及其他域外力量本该随之退去，然而，为继续保持在此地区的战略存在，安倍政府在同年正式引入“印太”这一区域概念，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自“印太战略”“面世”以来，安倍就将它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战略进行推动，安倍本人一度成为这一战略最积极的游说者和代言人。在安倍的鼓动下，特朗普政府也开始频繁使用“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术语”。然而，安倍对其态度积极并非毫无缘由，主要体现在这一战略的提出对日本涉入南海问题意义重大。

首先，为日本在南海事态平息后可以继续插入南海安全事务提供了保障。由此一来，南海问题便能放在整个印太大战略下继续被讨论。如若可以，经日本推动，南海问题或可成为“印太战略”中最核心的安全议题。

其次，最大限度地将日本之前联合起来的“制华”力量通过这一战略框架固存下来。在此基础上集聚从西太平洋到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地区的多股力量，建立起一个涵盖范围更广、参与者更多、更具战略层次的“对华包围圈”以强化制衡。就如岩屋毅所希望的那样，基于“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通过结合多国的力量，促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这样将能够阻止任何威胁并对抗任何形势。

最后，集团力量的增加同时满足了安倍政府要扭转在大国博弈中对华战略不利地位的迫切需要，如削弱中国方面向海洋方向投射的影响力以及维持所谓的战略均势，防止中国主导或控制南海局面。日本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难以改变南海局势向有利于中国转向的趋势。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没有实施明确东南亚政策之际，日美同盟再加强的程度十分有限，日本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打造一个针对中国的“新地缘战略圈”。

另外，作为域外国家，“印太战略”提出以前，日本其实并没有拿出足以让国际社会信服的理由和立场涉入南海争议中，甚至说这种涉入有违国际法规。而“印太战略”涵盖了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外交、防务、安全乃至经济战略，不仅让日本的介入更加“名正言顺”“合乎法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在其中找到自我角色定位，其南海诉求也借由“印太战略”的强大内涵得到了最清晰而具体的表达。

（六）内部平衡：强化军事威胁力度

2015 年以来，日本的防卫重心由北转向西南，日本通过制定新的防卫政策和放松对自卫队活动的政治限制，加强了内部平衡力度。具体而言，安倍政府通过努力加强日本对周边海洋状况的把控能力，对各种紧急情况作出无缝回应。

在防卫力整备方面，日本除不断在九州等西南海域进行水陆机动团联合实战训练外，航空自卫队在 2016 年1月还增编第 9 航空自卫队，组建了西南航空方面力量部队，强化日本最西段的战略要地。在与那国岛沿岸部署远程岸舰导弹及开设新的雷达站。安倍政府先后从美国处购买了F-35战斗机、鱼鹰倾转旋翼飞机、新的驱逐舰、更多两栖作战机和新的海上巡逻机。2015年末，继2013年“出云号”“问世”之后，又建造了第二艘大型直升机航母“加贺号”。

作为军队向西南方向转移的一部分，安倍政府正在寻求增加其在西南海域的驻军。2018年日本成立了陆上总队，这是战后日本自卫队的重大变革，有利于提高陆上部队间与第三国的协作效率。同年 3月，在“海洋安全保障”作为其防卫重点调整方向的情况下，防卫省成立了具有水陆两用作战功能的水陆机动团，负责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边缘岛的行动防务，并在这些海域大量部署上述新买到的武器装备。防卫省的这类举措无非是要力求在事态发生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海上优势和航空优势。实际上，甚至日本自身都对防卫力量增强的事实供认不讳。日本国内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统计，为了应对离岛防卫、南海航道防卫等海外任务，日本舰艇变得愈益大型化。经测算所有舰艇的基准排水量，1988 年为 267千吨，而2018年则提升为488千吨。由此可见，日本当前军力水平远超自卫，更多地呈现出了“进攻性”海上力量的特点。

国防支出预算方面，在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日本大大扭转了此前国防支出下降的趋势。国防支出的变化包括 2014年增长 2.9%，2015年增长 2.8%，2016 年增长 1.5%。据防卫省白皮书显示，2018 年度的防卫相关费用比前年度增加 392 亿日元，达到 4 兆 9，388 亿日元。其中用于海洋防御的花费较之前有大幅提升。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货币数字变化本身并不一定代表日本实际军事能力的正向提升，但它们表明了日本未来的潜在军事能力，包括潜在的内部平衡力量。

（七）有限的经济接触

作为其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对中实施强“对冲”战略外的“再保证”部分，2016 年以来，安倍政府选择超越日本的传统角色，与中国进行经济接触，在东南亚地区共同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这种合作并非真诚，对于日本而言，更多是在面临经济战略压力下而做出的选择，其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合作与竞争并存。东盟互联互通是 21 世纪以来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议程之一。近十年来，日本认为中国一直在与其争夺东南亚“连通性”建设的主导权，认为两国都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促进本国经济，保护战略利益和加强东南亚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但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日本在与中国竞争基建方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为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不至于损失惨重，日本选择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竞争”的方式来处理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关系，规避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地区不确定性。

第二，日本认为，中日间有关区域经济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明显。一直以来，“日本坚持以多边贸易体制为轴心，以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轮辐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近年来，日本认为，中国与印度太平洋国家的经济联系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深化，对其开展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形成巨大挑战。美国和日本虽然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保持着强大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但随着中国的地缘经济作用和影响力一直在迅速增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涉及对印度洋沿岸的经济和安全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包括在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吉布提等国。未来，中国的影响力可望继续增长，特别是在东南亚，因为它在高科技产业和数字标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目前已经成功推动了 CPTPP，除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的考虑外，日本认为这是一种手段，可以限制中国在该地区崛起的经济领导地位，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日本作为地区经济领袖的地位。

第三，防止东南亚国家过度依赖中国。安倍推动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在于推动“安倍经济学”，为本国经济坍塌做未雨绸缪的打算。最重要的是，中国连续 9 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国，是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竞争对手。作为贸易大国，日本想为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合作伙伴上提供更多选项，以避免这些国家过度依赖中国。

由此看来，中日在东南亚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中日从表面上看是合作大于竞争，而实质上是竞争的成分远超合作的意愿。日本在选择与中国合作的同时暗含私心，这种私心的存在决定了中日间合作是有限或暂时的。

概言之，当日本在 2015 年后认为中国正在南海“推进军事据点化”“单方面以高压的姿态改变现状”时，日本判定它在海洋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其对中平衡的程度因而出现了变化。同时，认识到特朗普政府下对美国的重大安全依赖并非一个可靠的选择，日本明显升级了其防御体系，并通过制订新的防卫政策，放松对自卫队活动的政治限制，加大了对中的内部平衡力度。与此同时，日本与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地区国家建立安全网络机制，集结安全资源，在反制中国在南海所谓“强硬”态度的同时，也在竭力“对冲”美国减少承诺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至少在安全方面对中实施了“强对冲”。另外，从经济层面看，日本通过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进行有限经济接触的行为可被视为“安全平衡”之外的“再保证”，日本实则是希望通过经济接触将中国纳入当前的国际秩序，利用经济手段“对冲”中国南海“军事威压”。总之，虽然 2016 年以来日本表面上已经开始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对中进行接触，但在南海问题上其基本战略姿态一直是在暗自加大对中国的平衡力度。考虑到日本目前的军事能力限制及其面临的种种战略困境，日本缺乏在南海地区对中实施“强制衡”的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保障，至少其实施“强制衡”的条件还没有完全达到。

四、结语

随着中国南海岛礁建设被广泛炒作及日本国内法取得关键性突破以后，日本对南海形势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威胁认知度提高，进而加大了内部和外部的对中安全“对冲”力度。与此同时，在此过程中，日本对中国实施“强对冲”的相对能力也在稳步提升。同时，通过“多边化”南海问题，改变南海介入方式，密切与其他区域国家的安全联系，频繁在南海地区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演，日本实现了对南海军事介入力度的关键性突破。综合来看，2015年后日本南海对华策略实施中更多是制衡和牵制占据主导。

日本将来在南海实施何种战略手段，仍取决于精英或领导阶层合法性基础的优先顺序及对中国的认知。日本近年来广筑外援、内强国防，努力成为“正常国家”，“战略自主”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实现这条“自主”的道路上，日本不可避免地会重视经济战略手段对军事安全的缓冲作用，由此会将经济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选项。在日本看来，目前，中国崛起的成分中“海洋”占了很大一部分，随着中国的日益成长，日本日益感受到来自海洋方面的中国战略压力。

鉴于以上考虑，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认为，拖缓最好是制衡中国海洋崛起力量，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海洋秩序仍是日本干涉南海的重要目的。同时，在这样一个权力转移时期，日本南海战略行为也是为促进其在政治上的自主权而服务的。确切地说，日本正在利用它的地缘战略地位，“作为对抗崛起国家咽喉的匕首”（而非崛起国的壁垒），制定现实而谨慎的大国竞争策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大化。

沈海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玉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