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学，甚至于整个教育体系，恐怕已经属于“旧时代”，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了。
我这里说的“旧时代”当然不是指“解放前”，而是指“自然人类文明”；而所谓“新时代”则是指“技术人类文明”，或者可以说“人类世”（Anthropocene）。地质学家们认为，从地层证据来看，大致以1945年为界，地球进入一个新的地质世代，即“人类世”。
我们知道，194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恰好是原子弹爆炸之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年。而原子弹本身正是这次地质世代更替的标志性事件。紧接着，哲学家们也跟进讨论，开始谈论更广意义上的“人类世”，他们不再像地质学家那样讲地层证据之类的，而是讲文明之变、文化的大变局。
在“人类世”里，人类文明样式和生活世界已经切换了，我们关于生活世界的经验也需要随之变化。然而，由于各种制度结构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人们经常来不及调整和改变，经常还会以旧的尺度来应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经验，这就会犯错，甚至会失常——我甚至想说，以旧尺度理解新世界，是今天人心动荡、人群中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计划讨论两个主题，一个是大学如何塑造未来，另一个是未来如何塑造大学。大学塑造未来，就是说大学创造未来，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单位的大学对于人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未来塑造大学，意思是指大学为未来所引导和规定，实际上大学只能以未来为定向。
今天大学的处境是越来越令人担忧了。我们知道，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9世纪早期规定下来的，其中最基本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自由的教和自由的学，二是研究与教学的统一。今日大学依然坚持着这两个原则，或者说努力在坚持这两个原则，虽然在全球各地的大学里，它们被坚持和被贯彻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洪堡教育理念的背后，是他构造的古典主义的“完人”理想。但这个属于自然人类文明的“完人”教育理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几乎难以维持下来了。加速发展的技术工业已经彻底改造了人类的文明和生活世界，人类知识体系正在被快速重塑，而大学的学科建制和教学方式未能跟进改造，变得不合时宜。我曾经不无严肃地指出，今天的大学可能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某些专业的学生被招进大学读书，毕业时发现这个行业已经消失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大学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本文的主题为 “未来之人与未来之学”，其实人的未来与学的未来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学以成人”。所以我想从“学”开始讲，主要是讲“学”。要知道“未来之学”，就必须先弄清楚过去的“学”，过去的“学”有两种，我们不妨称之为“模仿之学”和“数之学”。再说，过去的“学”——无论是“模仿之学”还是“数之学”——也没有过去，而毋宁说，它们持存着，依然是“未来之学”的构成要素。
“学”是人类的天性，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古今中外，人人都在“学”。但什么是“学”，我想还未必是不言自明的。
“学”的本义是“模仿”，第一种“学”是古典的“模仿之学”。“学”就是“模仿”，这在中西方两方面都是一样的，对于其他民族文化来说也应该一样。汉语动词“学”意为“效仿”；“习”从“从羽从白”，意思是“数飞也”，就是小鸟反复试飞。可见中文“学”的原初意思就是“模仿”。同样地，古希腊文的动词“学”（manthanein）首先跟“模仿”（mimeomai、mimesis）相关。“模仿”就是“跟着做”——跟着自然做，或者跟着他人做。这在手工艺中是十分平常的事，我们学手艺，就是跟着师傅做，师傅甚至用不着言语，徒弟自己看着，然后跟着做就是了。
但是对于“模仿”或者作为“模仿”的“学”，我们得有更深入的和更具体的了解，否则它难免受到歧视。什么是真正的“模仿”（mimesis）呢？
首先我想指出，“模仿”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因而是普遍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看不起“模仿”，以为它是低级行动，达不到普遍的“相”或“理念”（idea）；但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为“模仿”正名，说“模仿”属于天性（自然），人生来就喜欢“模仿”，并且从“模仿”行为中获取快感。天性即自然，怎么可能是低级的呢？
其次，“模仿”是自然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模仿”是劳动和艺术（techne）的本质，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来理解他们的“艺术”的。就此而言，“模仿”决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更不是贬义的抄袭，而是一种普通的日常的行为，间或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人类不“模仿”不行。
第三，“模仿”传达了“技艺”（techne）与“自然”（physis）的亲密关系。所谓“模仿”就是人向自然学习，表明古典时代自然人的自然理解和自然关系，即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应相即的关系。古希腊的医神希波克拉底特曾说，医生的职责是当好自然的助手，帮助自然（身体）达到自己的目的，仅此而已。这与今天把人当作机器的医术观念当然是大异其趣了。
有人会问：“模仿”不是古人的行为吗？今天我们还要“模仿”吗？当然，即便在今日的技术时代，即便我们已经成了被理论化和被科学化的现代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日常生活和艺术活动的主体部分还是以“模仿”为主。“模仿”并没有湮灭和消失，不光幼儿、儿童和青少年们要“模仿”，要进行“模仿”的“学”，我们所有人都多半在“模仿”，在“模仿”中学习、游戏、工作和创造。简而言之，“模仿”至今依然是人类基本的“学习”方式之一。
虽然“模仿”之“学”是普遍而持久的，但从欧洲近代以来，另一种“学”兴起了，而且通过技术工业占领了全球，成为全人类的“学”。这种新的“学”就是作为今日科学典范的“数之学”。
作为“数”的“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在别处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我们知道柏拉图的学园里有一句名言：不晓几何学者不得入内。这是强调数学（几何学）的重要性。这个意义上的“学”与“数”相关。根据20世纪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看法，“学习”的古希腊语动词manthanein不光有“模仿”之义，还有另一层意义，是与希腊文名词的mathesis（学习、认识、经验）相联系的，而后者又与“数学的东西”即“数”（mathemata）相关。
更为关键的是，作为“数”的“学”被当作认识前提：我们“学”的是“3”这个“数”而不是具体的“3个物”，比如3个苹果或者3棵树。或者说，可学的是完全抽象的、纯粹的“数”，具体的“物”是不可学的。
有了“数之学”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认识物。这个“学”的传统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但要到现代才成为主流的“学”。古代数学（几何学和算术）向现代科学的过渡，可视为数学世界的建立。与古代科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现代科学具有数学的特征，数学成为现代科学的标准，这就是当时欧洲盛行的“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理想。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这个理想已经在全球得到了全面实现和展开。
这里也触及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区别。起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到底与古代科学有何异同——特别是有何差异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也是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道难题。我在这里只想讲两点。
其一是运动观有异，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在运动观上有很大的差异，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学说基于古典的自然观或存在观，在他看来，“物”“位置”“空间”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空间是包容着物体的边界”，可见他把“空间”理解为具体的和多样的，每个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空间”。与之相反，牛顿和伽利略的现代科学的运动观则基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观，他们把物、空间、运动都形式化和抽象化了，物被理解为质点，空间被把握为三维抽象的绝对空间，运动不再是按“本性”的运动，而是被视作质点的直线运动。总之，现代科学对自然和运动做了一种形式——数学的抽象。
其二是形式科学的实验化。古代科学中也生成了形式科学（几何、算术和逻辑等），但还没有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艰难而不无趣味的问题：源自希腊的形式科学（数学）是如何可能被实质化（具体化），即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是按“本性”运动的，重的物体向下运动，轻的物体向上运动；如果两个物体一起下落，则重的必定快于轻的。伽利略反对此说，认为一切物体下落速度相同，下落时间的差异只是由于空气阻力，而不是因为不同的内在本性。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伽利略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然而，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到底有没有成功，是颇有争议的。有一种说法是它并没有成功，不同重力的物体从塔上下落时并不是绝对同时的，而是有细微的时间差异的。但这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实验表明：形式-数学的世界是可实验的。形式科学由此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了。这才有了现代科学和技术工业，有了今天这个最数学——普遍数学——的技术时代。
那么，如何理解今天人们热议的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以我的理解，“深度学习”本质上是“数之学”的普遍化和极端化，也可以说是“数之学”的极端泛化，可视为现代“普遍数理”理想的实现。令人担忧的“人工智能”（AI）技术已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几年前已经引起恐慌和热烈讨论的谷歌阿尔法狗（AlphaGo）只不过是“弱人工智能”（ANI）的代表，但进展神速。最新报道已有机器人自制出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这表明人工智能已进入“强人工智能”（AGI）阶段了，后面还有“超人工智能”（ASI）。时至今日，通过“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将在整体上超越自然人类的智力这件事已经毋庸置疑。
前面我们概述了历史上的“学”的两个基本样式，即古典的“模仿之学”和现代的“数之学”。“模仿之学”大体上与下列词语相关：直观/直觉、感性、诗性、想象、体验、理解、创造，我们不难设想。“模仿之学”差不多就是艺术人文之“创造之学”。表征“数之学”的主要是下列词语：抽象、理性、知性、论证、逻辑、说明、计算。我们同样可以把“数之学”理解为主要是由数理科学来实现的“计算之学”。这样的说法并不严谨，可能属于粗糙简化的二元区别，但意义方向是明确的和合乎实情的。
如此说来，“学”有三种：模仿之学、数之学、未来之学。前两种“学”都不难理解，如今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基本学习方式；但“未来之学”却不易了解和解说，因为它还在生成之中，我们对之还无法做出完全的预判。诚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是“数之学”的极端化完成，它可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知识体系和学习，它可能对“未来之学”具有规定作用，但它还不是“未来之学”的本体和主体。如果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成了“未来之学”，那就已经到彻底技术化的世界状态了。人类确实面临这样的风险，也就是霍金的预言：人类终将被机器人消灭。
确实， 人类的“ 学” 是不断变异的，“学”的内容和方式也总是不断变化，而与之相应的就是“人之变”。人类的基本样式和状态也可分为三种：自然人、理论人（科学人）与技术人（未来被计算化和技术化的人）。尼采就说，自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科学乐观主义产生，欧洲人都成了“理论人”。进而在哲学－科学－技术工业时代里，全球人类完成了从“自然人”向“理论人”的转变；而今天，我们正处于从“理论人”向“技术人”的过渡阶段——这是我对未来人的一个想象。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四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