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七十年唐宋文学研究的总体观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经验范式的总结分析：一是文学思想性主导的经验范式，以建国初十七年关乎诗国“盛唐”气象的学术争鸣和有关宋诗选注标准的钱锺书话语为典型现象，启示我们深入思考文学本质规定中的政治思想问题；二是思想方法创新思潮主导的经验范式，以方法趋新和学术固本的优势互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相互生成为学术语境，启示后人注意方法创新对于文学本质发现的意义；三是学术争鸣关乎中国特色文学体系建构的经验范式，以《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争鸣和中国文章学体系成立于何时的争鸣为典型现象，启示学界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体系构建的文学性这一本质问题。
关键词：时代思潮 文学本质 历史启示 经验范式
作者简介：韩经太，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出版过专著《中国审美文化焦点问题研究》等。
建国七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当然，这不能仅仅是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的计量叙述，而应该从中找到规律性的经验范式，然后用为未来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参考。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建国七十年唐宋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时代思潮递变背景下文学本质发现的三种经验范式。显而易见，我们用以审视历史并作出判断的学术理性，基于我们的文学主位立场，以及建立在这一立场之上的文学本质追求。而之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坚守文学主位立场和文学本质诉求，又是因为在如此丰厚的历史积累面前，今天的人们却感觉无法说清文学究竟是什么！于是，就希望我们这里的学术回望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文学本质性问题并真正有所收获。
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如同现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旧学商量兼新知培养，关键是评价事物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此，作为过来人的钱锺书，有过深刻的历史叙述：“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就改变了解放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要写文学史，必然要研究社会发展史；要谈小说、戏曲里的人物，必然要研究典型论；要讲文学与真实的关系，必然要研究反映论；其他像作者动机和作品效果——德·桑克提斯强调的‘意图世界’和‘成果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和作品内容的矛盾，都是过去的评点家、笺注家、考据家可以置之不理或避而不谈的。”［1］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一整套思想方法开始对古典文学研究主体发挥规范作用，从最核心的社会发展史基本规律和唯物主义思辨方法，到审美反映论和艺术典型论，钱锺书的总结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有一点是他没有考虑到的，那就是新中国文学价值观来源于新文化运动的“西学”之道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苏学”之道，并且在中国化的思想实践中统一于“劳动”主题和“人民”主体的思想体系。与当今时代相比较，七十年前开始的那个时代，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应该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始终处在每一个研究者学术思维的核心位置，并因此而使当时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形态透明而未免单调和精神纯粹而未免单一的时代特征。
学术争鸣乃至于学术斗争，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常态的学术生活。
如果说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缘乎十七年特定时代“形象思维”的核心命题而产生崇唐抑宋的整体倾向，那么，在唐诗名家之间，李白诗歌风格的当代阐发，因为与“盛唐气象”的阐释密切相关，一时间成为学术争鸣的“热点”。1958年1月，林庚先生写出了《盛唐气象》一文，应该说是有着特殊的代表性的。文章指出：“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如果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说法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人民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李白是盛唐时代最典型的诗人，整个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里反映了这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人民所喜爱的，它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2］林庚先生的观点表述，既是对历史上诗国高潮的形象描述，也是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积极回应，而其中隐然有所针对的那个辩论对象，则是敢于与师长论辩的青年裴斐。裴斐《什么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精神》《谈李白的诗歌》《谈李白诗歌讨论中的一些分歧意见》连续发表于1955—1956年［3］，他认为李白作为一个卓越诗人出现时，并不是在“上升发展的”“阶级矛盾十分缓和的时候”的“大唐盛世”，相反，“是出现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由繁荣走向崩溃”的“黑暗时代”。李白不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少年的解放精神”的“盛世”的歌唱者，而是“那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者”。时至今日，具体到“盛唐”时代的历史确认以及“盛唐气象”如何阐释的学术问题，人们仍然可以从容探讨。这里只是想强调指出，作为师生两代的唐诗研究者，林庚先生和青年裴斐的学术思维显然都接受了新中国时代思潮的深刻影响，青年裴斐对阶级分析方法的高度自觉，恰恰对应于林庚先生对“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的诗意把握，相比之下，他们两位究竟谁才真正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呢？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仅仅着眼于阶级矛盾分析还是不够的，同时需要另一种着眼于人民大众实际利益的社会和谐思维来作补充。
关心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矛盾，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批评界用以定位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标准，中唐白居易等人所主导的新乐府运动及其新乐府诗创作，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学术界关于唐诗精神阐释的重点之一。白居易新乐府诗自觉传承的“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写作范式，若从文学写作有效发挥社会功能的角度看，自有其凸显主题和阐明主旨的特殊作用，而若从诗歌创作讲求艺术形象的角度看，当年霍松林的批评便不失为中肯之言：“但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做诗的‘诗人’，他们不去创造足以表现诗的思想性的形象，只在一大篇苍白无力的描写或枯燥乏味的叙述之后安上一个思想性的尾巴，而李嘉言先生就把这作为一种‘写作方法’，作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肯定下来，加以赞扬，不知是什么意思？”［4］文章提到要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的历史背景，值得大家注意。作者另有《典型问题商榷》等系列论文［5］，足见“典型”论和“形象思维”论乃是当时文学思潮的核心规定，也正是这种实际上来自于苏联文学思想界的“形象思维”讨论，以其讲求典型化的形象思维的文学本质论，驱动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界围绕“思想性”和“形象性”两个旋转轴心而展开的学术回旋。其中，关于对白居易新乐府诗写作方法的不同概括，其实涉及到如何总结和提炼中唐新乐府运动作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之自觉传承的艺术精神问题，当时辩论双方的意见，未尝不可以参融互补。
缘乎“思想性”和“形象性”的时代冲撞，唐诗研究界涌现出关于司空图“韵味”诗学观以及诗意含蓄美的理论阐发。1962年9月号《新建设》发表吴调公《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认为司空图总结了唐诗“不同流派”的“浑融醇厚”的艺术经验，“能充分发挥诗歌的形象特色，把灵感和想象联结起来”。雷履平《诗的含蓄美》认为司空图要求表现“生活本质但又不是把生活现象简单化的典型感受”（《四川文学》1961年8月号）。尽管类似论点很快就遇到反对纯粹艺术论者的批判，但我们仍然感受到了特定时代思潮主导下文学研究的丰富形态。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更以其独特风貌凸显于当年的丰富形态之中。
夏中义《反映论与钱锺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理论模式的第三种方式》（《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一文认为：考辨一个学术名家有否思想家的独立品格，关键是看他在特殊历史时段能否于思维方法层面规避强制性主潮，而为学术史留下难得的独立思考成果。今日再读写于1957年6月的《宋诗选注·序》，耐心品味字里行间的诗学意蕴，虽则无所不在的小调侃其实影响了学术文字的雅洁简明，但话语巷道曲折婉转之间的思路走向，仍然是异常鲜明的。“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如此话语，并不是在支持“唐宋转型”说，而是在申述“唐宋一体”观。宋诗是唐诗的精密化的延续，而其成就又高于元明清诗，所以，《宋诗选注》的编选标准自然也就延续着唐诗的标准。
是的，十七年唐宋文学研究的著述体量并不大，整体的学术脉络呈现出可以理解的偏执和单调。但是，留给今天人们的历史启示却是格外深刻的。
二
我们把1977年至今，看作是建国七十年来唐宋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1977年这个年度的选择当然是有所寓意的，因为那是恢复高考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一大批“读书种子”有幸进入高等学府，同样有一大批“学术大师”重回讲坛，于是薪火相传。更何况，那是一个以反思历史为开端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时代。凭借“反思”的时代精神，“新时期”首先呈现出重新审视传统阐述体系的学术锐度。这里我们以新时期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的处女作《黄庭坚“夺胎换骨”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为例，该文内容提要的第一句话就是“本文是一篇驳难之作”，而结束语则是“应该推倒千余年来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对黄氏的这一谬评”。是的，“新时期”的唐宋文学研究就是从“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开始的。比如李白与杜甫的比较评判问题，又比如“豪放词”与“婉约词”的词史地位问题，如此等等，蔚为大观。“反思”必然意味着重新构建，而重构的眼光所向，已然不是封闭的世界，于是，“新方法”“国际化”成为时尚话题。上世纪结束之际，大量世纪回顾性质的论述，对此已有全面扫描式的综述。仅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如蒋寅《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杜晓勤《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历程回顾》（《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及其《新时期宋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等，均出于专家眼光，照顾全面，切中要领。这一切，相信学界同仁早已熟知，无需重复述说。
当时的世纪回顾，已然注意到了“美学热”和“鉴赏热”的相互作用所带动的文学作品审美细读倾向，而这种文学细读实际上又和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反思文学”相呼应，赋予自身以重塑文学史的学术深度——接下来果然生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时代自觉。“重写文学史”的酝酿过程，实际上伴随着“新方法论”和“宏观研究”的双重自觉，而“新方法”的讲求和“宏观研究”的倡扬，并不单纯是理论界的自觉行为。
而今回想起来，上世纪的80年代，充满了学术激情和思想活力，“新诗潮”“新方法”的诱惑所引起的学术躁动，固然产生了一大批带有实验性质的学术成果，但其中也不乏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功之作。如果说吴调公《论李商隐诗的朦胧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的选题，多多少少都与当时“朦胧诗”的兴起有所关联，那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兼论作家灵智活动的物化形式及其文化意义》（《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便与符号学的新批评方法论相互契合［6］。与此相近，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的语言结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也不难从文章小标题中发现新思维范式的迹象：一、句法——逻辑的引进与打破；二、章法——对立冲突的辩证结构；三、对偶——远距异质原则；四、拗律——反心理预期的声律脉动；五、语词——语言的陌生化效力；六、字眼——意象“力的式样”的显示。如果说以上例证属于直接参照新方法，那赵昌平的《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诚如作者后来的自我回顾，则是对新理论纷至沓来的一种积极回应。作者想对当时热议的外部因素转化为文本内含的中介问题作一回答，于是有如葛兆光之所言，题目逐新而内容其实是中国的传统的。赵昌平从一开始就具有深沉的诗史意识，尽管最终遗憾地未能完成《唐诗史》这一规划中的著作，但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始终具有把握诗史演进规律的学术关怀。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方法热”其实并没有遮蔽坚持“传统方法”的学术创造。葛晓音的文学研究方法论自觉，强调“吸取新方法应以传统方法为本”［7］。从论文《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和专著《八代诗史》开始，她总是要求自己对文学史实有更深入的了解，总是追求对作品文本的精深解读，参考各种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而使传统方法的本体更加丰满，数十年如一日，以其坚实的学术足迹为当今学界作出了示范。
《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程千帆先生以“小中见大”亦即“以大观小”的学术方法，精密考察《春江花月夜》自初唐而至于现当代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的文学接受史轨迹，其中包括他对闻一多和李泽厚之评说的分析，精到细密。即使到了文学接受学蔚成风气的21世纪，程千帆先生此文依然可以视为典范。其中，缘乎《春江花月夜》是否“宫体诗”而展开的讨论，引出陈后主和隋炀帝两个文学传统以及隋炀帝双重性的问题，程千帆指出：“隋炀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二重性。他是宫体诗的继承者，又是其改造者。”“作为乐府歌辞的《春江花月夜》虽然其始通过陈后主等的创作而以宫体诗的面貌出现的。但旋即通过隋炀帝的创作呈现了非宫体的面貌。而张若虚所继承的，正是隋炀帝而非陈后主等的传统。作品俱在，无可置疑。”基于此而重新思考隋唐文学一体论述的问题，正是近年来唐诗研究领域的新动向，而程千帆先生的智慧启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现出来。
周勋初先生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与程千帆之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周文指出：“严羽和明人虽然都推崇盛唐诗歌，但实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严羽推重的唐诗，是指那些保留着很多汉魏古诗的写作手法而呈现出浑朴气象的诗歌；明人推重的近体诗，是指那些写作技巧全然成熟而表现为精工的作品。”“到了清代，明人的意见更是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其实，这种对诗歌技艺成熟的讲求，在宋初欧阳修所推介的梅尧臣“意新语工”的批评标准中，就已有充分显示了。江西派黄庭坚对杜甫到夔州以后诗的欣赏，以及其有关“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方法论讲求，包括“活法脱胎换骨”的方法论自觉，都说明在严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明人的诗学意识。所以，这与其看作是宋人和明人的差异，不如看作是宋人内部的不同追求。再进一步，“意新语工”而又“浑然天成”，不正是“不烦绳削而自合”吗！由此可见，富于方法论探索意义的“小中见大”，其“接着说”的空间既深且广。由此亦可见，如是“小中见大”的研究方法，不正是“微观研究”而又具有“宏观研究”的学术穿透力吗！
《文学遗产》杂志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文选载”栏目，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陈伯海先生近年在回顾当年倡扬“宏观”之初心时指出，宏观研究后来转型为文学史观的探讨，更提升为文学史学的构建，其意义不可低估。众所周知，当时古典文学界兴起的“方法论探索”和“宏观研究”热潮，是文化界掀起的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本学科领域的回响。虽然这两次学术热潮，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淀、大的文化气候的变迁等复杂原因,没有留下多少经典性的成果并滋生了一些不良的学风而广为学界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革新了数十年的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视野，重新调整了研究格局，确立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古典文学研究因此而实现了艰难的转型。这两次颇具革新意义的学术思潮,给我们的启示是：新方法、新理论虽不能“点铁成金”,却常常是摆脱困境、开拓学术新境的重要途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对这两次学术热潮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表达深深的敬意，犹如我们同时应该向那些在新思潮风起云涌时坚持“传统方法”的学者致敬！
从学术史的“宏观轨迹”上着眼，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倡扬的“宏观”研究，接下来转型为“文学史观”的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历史如此演进的内在驱动，可以看作是整体观照所具有的历史感诉求——包括唐宋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原本就是一种历史存在——的必然结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感诉求，契合于“新时期”的反思文学精神，实际上赋予古典文学研究主体以特殊的历史使命感。
罗宗强先生晚年的学术编年，从1979年说起，这本身就富有历史感［8］。在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罗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是从反对绮艳开始的，最后却又复归绮艳。虽然唐末五代的崇尚绮艳，与初唐承袭的南朝绮艳之风在表现形式、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最主要的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反对功利主义文学思想。三百年间，走了一个大回旋。这个大回旋很像是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小断面。从这个小断面，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各种脉络（如它与王朝盛衰、士人心理状态、创作的发展变化的关系，它自身起伏变化的轨迹等等），似都一一可寻。这些脉络，实际上涉及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些规律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为什么历史上的绮艳之风都伴随着对功利主义文学的否定？即使到了今天，罗先生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学界深思。这只是唐代文学发展的规律，还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有没有普遍性的文学本质规定的内容？想必类似的问题当时已经回旋在罗先生的脑海里。
对这样的问题意识，傅璇琮先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一文中，傅先生说：“我很同意罗宗强先生的看法：‘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文风的变化上，而且他们的文学思想，还深远地影响着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傅璇琮先生重申罗宗强先生如是理念，可谓用意深远。“正确的指导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代思潮”，一般性思潮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被接受也可以不被接受，但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因为它需要被自觉接受。一般说来，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不相一致，我们看作是文学内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指导思想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究竟是文学外在生态环境的问题，还是文学内在的核心原理问题，希望当今的人文学者能够给出一个深刻的回答。
为此，我们就需要关注文学生态环境与文学发展规律的关系，而这实际上也正是傅璇琮先生的学术追求。世人皆知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文献考据，以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这本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复苏后的发轫之作为标志，傅先生在文献考据和古籍整理领域的自身贡献和组织能力，是学术史上不可缺少的浓重一笔。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傅先生文献考据的基础工作是寄托着终极关怀的。《唐代诗人丛考》“前言”开篇说道，“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研究”，“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的活跃的精力成比例的”。这意味着，《唐代诗人丛考》的研究方法，含有某种艺术哲学的隐性元素。二十年后，傅先生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在突出资料性和实证性的基础上，把唐代社会的文化政策、作家活动、作品产生、作家交往、文学论争，以及相邻的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乃至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择取有代表性者，逐年加以编排，以求“立体交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地体现当时的文学面貌及其生态环境。学术界充分肯定这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文学史范型价值，认为这是“宏观”研究的学术理性注入文学史观构建的相应产物，是真正“大文学史观”指导下的“大文学史”。
1997年初版的“宋代研究丛书”之一的《宋代文学通论》，尤其是以“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标题的《绪论》，是该书主编王水照先生开启“新宋学”［9］事业的标志性论述。以“宋型文化”这一特定范畴为标志，宋代文学研究从此开拓了新空间。当然，同时也要看到，另外那些并不标注“宋型文化”的研究成果，同样把捉到了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的整体脉搏。比如，周来祥、仪平策的《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已然指出，宋代审美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之典型，既有古文运动与诗文革新，又有专门讲求句法格律的“江西诗派”，既强调“明道致用”，又讲求“唯造平淡”“不涉理路”“高其韵味”“妙悟”，如欧阳修，一方面是古文革新之领袖人物，另一方面又讲究“闲和严静之意”“萧条淡泊之趣”，如此等等。吴调公在建国初十七年时代就阐述过司空图的“韵味”诗美理想。新时期启动了他的再阐释热情，《心灵的远游——诗歌神韵论思潮的流程》（《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将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确认为“三位远游人”，整体阐述诗歌神韵论的历史思潮，因为三位远游人中的两位，正好是唐宋时代的诗学家，所以这里的神韵论思潮实际上是对唐宋诗学思想的一种特殊阐释。吴调公指出，神韵诗美源自儒、道、佛的互补之境，“司空图的雄浑的本体论混合着孟子的养气。他要用‘养气’纠正他所认为‘都市豪估’之类的元稹、白居易笔力不够遒劲的弱点。这是偏于儒家的‘内充’。但当他赞美王维、孟浩然的‘澄淡精致’而‘岂妨道学’时，显然他又认为这两位诗人之融佛理于诗，不但没有妨碍创作，相反地还有助于他们的风格的空灵澄澈。显然这儒家的‘养气’又和禅宗的要‘心悟’而不要‘外求’相结合”。不难发现，周来祥的“双重”说和吴调公的“神韵”论所强调的儒、道、佛互补之境，都与王水照“宋型文化”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成熟型范的判断相契合，只不过王水照着眼于整个文化形态，周来祥着眼于文学艺术整体上的审美追求，而吴调公着眼于诗学之内在精神就是了。
总而言之，“新时期”四十年唐宋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需要大量的篇幅来综述介绍，这里所例举者，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任何一种例举都是为了说明某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而本文所想说明的问题，也正是四十年学术实践所提供的特具学术启示意义的经验范式：学术方法的创新如何才能真正有助于文学本质的发现。如此言说，有着特指当代时尚的用意，想必世人都已经意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赐予当今学术以极大便利，往昔学人需要穷尽一生之力去搜求的资料，如今可以在鼠标点击的几分钟内完成，而问题恰恰在于，技术条件的强力支撑如若不是进一步追求文本精读基础上的科学推理和审美感悟，或者是对材料积累的贯穿性审视考量，那就只能是大家一窝蜂去建“数据库”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现在是“数据库”有余而“思想库”稀缺。
三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新时期”唐宋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引起学界持久关注而又足以引发未来学术讨论的学术争鸣，应该是以下两项：一是关涉中国韵味审美和神韵诗论的司空图诗学思想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学术争鸣，二是关涉中国散文这个文学本质性问题而具体落实在文章学体系建构问题上的学术争鸣。这里所谓未来的学术讨论，自然是指关系到中国特色文学体系建构的学术讨论，基于唐诗宋词的韵味诗学和基于唐宋古文的文章传统，是整个古典文学中的华彩乐章，也是当代学人自觉建构中国特色文学体系的灵感源泉和思想基础。唯其如此，我们才在四十年众多学术争鸣中选取这两项来作重点考察。
陈尚君和汪涌豪合作推出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10］，从一开始就具有文献考据和理论辨析相互依存的特征，其辐射效应也因此而格外值得关注。其实，《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争鸣，之所以可视为四十年来唐宋文学研究的某种经验范式，首先是因为司空图的诗学思想，从新中国建国初十七年开始，就被那些认为文学的本质规定在于艺术审美的学者所重视，尽管在当时的学术生态下曾被评判为唯心主义，但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就像词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反思实际上意味着为“婉约词”正名一样，诗学批评乃至于美学领域在“新时期”的新动向之一，恰恰也是对“神韵”论美学思想传统的发掘和阐释。惟其如此，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著作权的质疑，就不仅仅是一本书的作者问题，实质上也引发了对一种贯穿唐宋两代而延伸到整个中国审美文化史的思想传统的质疑。要知道，这一学术争鸣活动所处的学术史时期，恰值所谓“理论热”与“文献热”的交替时代，尽管人们都知道所谓这个“热”转化为那个“热”的说法未免过于情绪化，但关注点的转移毕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事后人们对“理论热”的批评态度，大都来自对“空疏”学风的反思，某种程度上，即便没有陈尚君等人基于文献考据的质疑，诗学理论界也有必要反思“神韵”论阐释的“过度阐释”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这一学术争鸣的关注，自始便具有文献考据与理论推断交织一体的特殊意义。再者，司空图诗学思想被苏轼所阐发，无论如何也具有唐宋一体而论的学术讨论价值，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将“唐宋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按理应有其内在的学理逻辑，而苏轼对司空图诗学思想的自觉接受，缘此而有深入发掘的潜在价值。要之，基于以上理由，今天我们对前此争论的总结，恰恰是以推动其进一步深化为目的，只有这样，才真正是对某一经验范式的总结。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王运熙先生的自我阐述：“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至于《二十四诗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目前很难下结论，尚须继续探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有的同志说，如果《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是否会严重影响司空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固有影响，但不严重。我认为司空图诗论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思与境偕’等言论，它们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诗歌的艺术规律，推动了意境说的发展。这些言论均见于他的单篇论文。”“我认为，《诗品》的理论价值实际并不比《与李生论诗书》等单篇论文高，它的特受后人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运用韵语写作，运用大量比喻，本身是富有文学意趣的诗歌。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文人。”［11］言语不多，意味深长。一方面准备放弃传统说法，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目前很难下结论”；一方面说司空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指出《诗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以诗品诗的艺术魅力。当然，人们也不难从中体会到《诗品》之价值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的言外之意。而这恰恰提醒我们回过头去重温《辨伪》一文开宗明义的话：“近代以降，凡述古代文学史者，皆推崇此书，各种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专著,也多列专章论述之。研究该书的专著，已出版十余种,有关论文更多不胜举。”从“皆推崇此书”到“理论价值实际并不比《与李生论诗书》等单篇论文高”，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发生在《辨伪》论点提出而王先生也准备放弃传统说法之际，这无疑是一种学术理路上的调整，降低《诗品》的影响力而维持司空图的批评史地位，这样一来，整个诗学思想史的阐述体系不至于因此而动摇。
数年过去，同样关注此一论题的赵福坛提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鸣集》有曰：“蜀本但有杂著，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诗格尤非晚唐诸子所可望也。”［12］赵福坛文章所提供的文献信息，应当已经引起了人们关注的兴趣吧！不管这一条信息能否成为《二十四诗品》出自司空图之手的有力证据，都希望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推动讨论的深入。说到这里，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即便是在质疑之说提出之后，坚持《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并进而视其为唐代诗学思想之精华的论著，依然不断出现。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每一种以司空图和《二十四诗品》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必须直面应对《辨伪》的质疑，但学界如此这般而对某一引起争执的问题视若不见，一旦这种“冷漠”成为普遍存在的学术常态，就未免有些不正常了。希望前辈王运熙先生“继续讨论”的希望不要落空。
《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讨论的经验启示之一，是“通检资料”之“通”。与此相关，旨在大而全的文献整理，便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而对于唐宋文学研究来说，《全宋文》的编纂出版，意义自然重大。从1985年发凡起例，直至2006年全书出齐，历经二十年。作为《全宋文》主编之一的曾枣庄先生感慨万千地说：“二十年前《全宋文》初上马时，学术界一般还不太赞成上大型项目。现在上大项目成风，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似乎是应当适当加以控制的时候了。”［13］的确，近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之“重大”，很多时候是依靠“体量”来显示的，至于这些大体量的文献整理是否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反倒在其次了。曾枣庄先生以其二十年主持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项目的经验所发出的感言，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经验范式的生成。陈尚君尝言：“清代编成《全唐诗》和《全唐文》，带动了近两三百年间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我相信，《全宋文》的出版，将对21世纪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总体水平的提升，对宋代文史研究开创全新局面，产生无以估量的巨大作用。”［14］这种无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之一，便是与文本总集的整理出版相互驱动的“文章学”研究。与《全宋文》的编纂出版相协调，王水照先生编纂出版《历代文话》，而伴随着《全宋文》和《历代文话》的出版，遂有中国文章学体系究竟成立于何时的学术争鸣。
王水照、祝尚书一批学人主张中国文章学体系成立于南宋之世［15］。因为宋代以来，文章批评大量涌现，而且体裁完备，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学著述的所有类型。宋代文章学初步建构了文章批评的理论统系，奠定了文章学论著的体制基础，形成了一套具有适应于文章特点的批评话语［16］。然而，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把文章学局限于修辞学与章法技法之学的话，那么，在文章学的系统性、整体性与重要性诸多方面，《文则》恐怕仍不能与《文心雕龙》相比”［17］。吴承学在其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而推出事关中国古典散文之整体认识的焦点问题。
面对如此重大的学术讨论，本文以有限之篇幅绝不可能有深度参与。本文值此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在刘勰所论三十多类文体中，论及诗歌、辞赋和各体骈散文，而其重点则为诗、赋，因而《文心雕龙》应定位于研究‘杂文学’整体的理论著作，与一般所称的‘中国古代文章学’是有区别的。”［18］同时又有：“从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立场看来，《文心雕龙》只是‘杂文学’的理论著作，并非‘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著作。不过，从逻辑上讲，‘杂文学’是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与‘中国古代文章学’之间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中国古代文章学’本身就是‘杂文学’理论。如前所述，宋代文章总集把六朝以来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先秦汉代的经、子、史的大量内容吸纳到文章系统之中，大大扩展了‘文章’的内容。可以说宋代以来的文章学系统，甚至比魏晋南北朝的更‘杂’。”“自西学东渐，西方文学理论引进之后，中国文坛发生鼎革，‘文章学’才在一定程度上被‘文学’所取代。”［17］显而易见，既然争鸣双方都免不了以“杂文学”之“杂”以及“更杂”相互批评，那就说明，中国文章学曾被赋予“杂文学”的特性而与“纯文学”构成对应关系。须知，包括诗赋在内的古代文章体系，实际上是被当作西学视域下的“文学”来看待的，缘此而生出“纯杂之辨”的百年话题，如今正值中国特色文学体系建构之关键时期，搁置“纯杂之辨”而维护传统，还是穿越“纯杂之辨”而自我阐释，其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时代课题。
陈伯海先生近年来指出过，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缘情”观，意味着政教本位向情感本位的转移，“缘情绮靡”的诗学命题泛化为各类文章的普遍规定，“情采”一语即其概括，而这一规定性恰好构成古代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可借以会通古今文学观念并展开中西文论间的交流对话［19］。陈伯海先生1986年发表的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格》中明确提出“杂文学的体制”（《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尽管源自西学的“纯文学”概念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也遭遇学理阐释上的困境，但绝不能因此而忽略以“纯文学”为参照系而说“杂文学”的特殊意味——某种关于“非文学性”的价值判断。意识到“杂文学”的“非文学性”，从而探寻其“文学性”之存在，当然是一种路向选择，但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诚如吴承学所言，新文化运动以来“文章”被“文学”所取代，如果视此为历史发展之必然，则“杂文学”的判断就代表着否定性的价值倾向，如若不然，似乎只能选择“文章”与“文学”的互不干扰。但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这会割裂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倘若有可能将陈伯海先生致力于“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确认的学术追求引入中国文章学之历史生成的讨论，以此而赋予我们的文章学研究以文学研究的本质规定，情形将会如何？
于是想到王水照先生的学术回忆。他参与其事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于1962年7月出版后，胡乔木曾专门就散文问题发表过意见：“散文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那么高，现在我们把大部分作品都加以拒绝，说它们不是文学，这恐怕是一个缺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从历史观点来考虑，值得研究；二、从文学观点来考虑，也值得研究。”［20］胡乔木之所以要求从历史观点和文学观点同时展开思考，如今想来，是兼顾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文化视域下文学的一般原理，如是之两点论，显然需要一个相互包容的结合点，而这理当成为今天中国文章学的文学研究或曰文学学科的中国文章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以上两个学术争鸣的焦点问题，前者涵涉建国七十年来关于诗歌神韵之品味的艺术阐释，并以司空图为中介而连接起王维与苏轼的特定线索，一方面造就了唐宋文学之当代接受的诗情画意阐释学传统，另一方面也规范着通古今之变的文学本质阐释学意向；后者包容了建国七十年来围绕古文运动所正面展开的思想与文学讨论，道德文章和自由散文的双重内涵，决定了儒家文化复兴背景下文章学术的文学性自觉，自成一种历史集成和精神超越相互生成的特殊境界。感谢真正推动了如是学术讨论的当代学人，正是这种看上去还没有定论的面向未来而开放自己的学术论辩，赋予当代的文学研究以不愧于时代的独到造诣。
［1］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1978年7月。
［2］林庚《盛唐气象》，《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3］参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5年7月24日、1955年11月13日、1956年11月11日。
［4］《评〈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光明日报》1954年1月9日。
［5］《典型问题商榷》，《新建设》1955年3月号；《关于典型问题的商榷》，《新建设》1955年6—7月号；《试论形象思维》，《新建设》1956年5月号。
［6］文章提到的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于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赵毅衡《符号学与符号学的文学研究》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7］《吸取新方法应以传统治学方式为本》，《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
［8］参见罗宗强《因缘居存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所附《学术编年》。
［9］“新宋学”的话题，对于当代学术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经久不衰而又耐人寻味的话题。复旦大学缘乎宋代文学研究和“宋型文化”阐释而创刊《新宋学》杂志，极具创造精神。笔者对于“新宋学”的理解，未至成熟境界，无法充分阐释。
［10］1995年9月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会议上，《辨伪》一文的宣读已然产生轰动效应。1996年3月，《文汇报》披露陈、汪辨伪观点，同年在浙江召开的唐代文学年会即展开讨论，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有转载，影响及于海外。1997年《中国诗学》第5辑特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专栏”，刊载王运熙、张少康、王步高、汪涌豪、张伯伟、张健、蒋寅、束景南、陈尚君文章。
［11］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赵福坛《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及其作者辨伪综析》，《广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12期。
［13］曾枣庄《编纂出版〈全宋文〉感言》，《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14］陈尚君《古代文化积累和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15］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16］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收入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156页。
［17］吴承学《中国文章学的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18］《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156页。
［19］陈伯海《释缘情绮靡——兼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6期。
［20］参见《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转引自王水照《走马塘集》之《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